问题

请教历史大佬,清朝的三个藩王都是亲王吗?另外一个孔有德是何爵位?

回答
说起清朝的“藩王”,这可是一个值得好好说道说道的话题。很多朋友一听到“藩王”,脑海里可能就浮现出明朝那种地方势力坐大、节制一方的王爷形象。但清朝的“藩王”和明朝的,性质上可就大不一样了,甚至可以说,他们身上的“王”字,更多的是一种特殊的荣誉和政治象征,而非绝对的权力实体。

先来说说清朝常被提及的几位“藩王”,尤其是您提到的三位。

一、 努尔哈赤的儿子们:早期封爵的“王者”

在清朝刚刚建立,或者说还在关外时期,努尔哈赤为了巩固统治,分封了几个儿子为王,这才是早期意义上的“藩王”。其中最主要的,可以算得上是:

大贝勒 褚英: 努尔哈赤的长子,最早被立为太子,封为“和硕额真”(这是满语,意为“大长官”或“大贝勒”,后来汉译为“亲王”)。在那个时候,这已经是极高的荣誉和地位了,代表着他对政务有很大的参与权,也是努尔哈赤之后的继承人有力竞争者。可惜的是,褚英因为性格骄纵,加上和诸位兄弟之间关系紧张,最终被努尔哈赤囚禁并处死。
礼亲王 戴善: 努尔哈赤的第四子。后来在清军入关前后,这个爵位一直延续。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亲王”更多的是一种祖制和家法下的封赏,尤其是到了后期,权力和实际控制区域已经与早期有所不同。
睿亲王 多尔衮: 努尔哈赤第十四子,是奠定清朝入主中原基业的关键人物。多尔衮的地位尤其特殊,他被封为“和硕达尔汗超勇亲王”(汉译“和硕亲王”)。在清初,多尔衮掌握了实际的最高权力,摄政王时期,权倾朝野,甚至超越了顺治皇帝。他的“亲王”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当时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

那这三位都是“亲王”吗?

褚英 被封的是“和硕额真”,在汉译中常被理解为“亲王”。
戴善 承袭的是“礼亲王”的爵位,毫无疑问是亲王。
多尔衮 封的是“和硕达尔汗超勇亲王”,同样是亲王。

所以,从封号上来讲,这三位(褚英、戴善、多尔衮)在不同的时期,都曾拥有“亲王”的封号。但他们的“亲王”含金量,尤其是在权力实际运作上,是很不一样的。褚英的亲王地位是早期的继承人培养,多尔衮则是摄政王时代的权力巅峰,戴善则是爵位的一种延续。

二、 其他的“藩王”概念:与明朝的差异

说起清朝的“藩王”,很多人还会想到清初镇压南明政权时,一些曾经属于明朝的藩王。比如:

唐王 李自成: 虽然李自成是农民起义领袖,但他曾在武汉称帝,封了几个“王”,如“永昌王”等。这些更多的是起义军内部的封号。
明朝的宗室藩王: 比如桂王、唐王、鲁王等,这些都是明朝册封的,在清军入关后,他们继续抵抗,但他们的“藩王”身份已经是被清朝视为叛逆,而非清朝承认的藩王。

所以,如果我们说清朝“自己册封”的“藩王”,那主要还是指努尔哈赤的儿子们以及一些后来的宗室亲王。

三、 孔有德的爵位:一个特殊的“开国功臣”

接下来,我们重点说说孔有德。孔有德这个人,和前面提到的皇族亲王们,出身和经历完全不同。

出身: 孔有德是明末清初的将领,最初是耿仲明的部下,后来在山东地区举兵降清。他率领部下投靠清朝,是清朝早期收编的一批汉族将领中的重要人物。
爵位: 孔有德在投靠清朝后,因为有功,被封为“怀远侯”。

“侯”是什么爵位?

在清朝的爵位体系中,亲王、郡王之上,才是国公,再往下就是侯、伯、子、男。

亲王/郡王: 这是皇族才能享有的最高等级爵位,象征着皇帝的直系血亲。
国公: 也是非常高的爵位,有时是赐予皇族,有时是赐予对国家有特殊贡献的非皇族人士。
侯: 侯爵是五等爵中的第三等,地位很高,但低于亲王、郡王和国公。

孔有德被封为“怀远侯”,这在当时已经是非常高的荣誉和地位了。他是以功臣身份被授予爵位的,而非皇族宗室。

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混淆?

可能是因为在很多人印象中,“藩王”都是拥有一定地盘和军事力量的,而孔有德这样的人物,在镇压明朝残余势力(比如南明)时,确实担当了重要的军事角色,手握重兵,在地方上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在一些语境下,人们可能会把像孔有德这样掌握兵权的功臣,和“藩王”这个概念联系起来。

总结一下:

清朝早期,努尔哈赤确实有封儿子们为“亲王”的情况,比如褚英、戴善、多尔衮,他们都曾是亲王。
但清朝的“藩王”概念,和明朝有很大不同,更多的是一种皇族内部的封爵,权力受到更强的中央集权制约。
孔有德,是明朝降将,因功被封为“怀远侯”,他的爵位是“侯”,而非“亲王”。他是功臣封爵的代表。

所以,要严格来说,清朝的“藩王”更多是指皇室亲王,而孔有德是汉族功臣,爵位是“侯”。虽然孔有德在军事上有重要贡献,但他的“侯”与皇室的“亲王”在性质和等级上是不同的。

希望这样的解释能够够详细,也足够接地气,没有那些冷冰冰的AI味道。历史的细节,就藏在这些称谓和人物的命运里。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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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结论,吴、孔、耿、尚四藩中吴三桂与尚可喜先后进封亲王爵;在这之前,四藩从常朝、封赐、仪仗、俸禄、服饰、顶戴、世袭制度和王府侍卫等建制看,在吴三桂首次加俸之前,品级与宗室世子基本相同,高于郡王品级。与宗室诸王相比,四藩在土地、军事、人事上有更多自主权。

早在孔有德耿仲明投降时,皇太极命与八和硕贝勒同列,于第一班行礼,此时孔有德无封爵,皇太极已经赐予其宗室贝勒等同的地位了,这是封王的前兆。

初封三顺王的背景是皇太极先册封了宗室诸王,仿明制分亲王和郡王二级,在册封蒙古诸王同时册封了三顺王,与满洲诸王相比,相同点在于(1)三顺王世袭罔替,在承袭上享有与和硕亲王同等地位。(2)仪仗规格同郡王。随从仪仗贴金红罗一柄、卧爪一对、骨朵一对、吾仗一对、坐纛一杆、小旗八杆。

不同点在于:(1)孔有德等“三顺王”各有住地,虽然没有明确宣布为分封之地,但满洲各位亲、郡王,没有皇帝旨令,不能离开都城。而孔有德等“三顺王”不住都城, 等于各就其国。(2)有自己的军队。尽管没有调动军队之权,但与各旗亲、郡王相比,具有手握军权的相对独立性。(3)在军队内部,有一定的吏治管理权。(4)土地占有权。史载“三藩”以后,“不复以兵权、土地,世予臣下”就是证明。综合而论,孔有德等“三顺王”的权力与西汉初年、明朝亲、郡王相比,似有一定的局限性,譬如,其军队必须遵守国家制度和纪律,不能“藐视王章,乱我军纪”。但藩镇独立的基本要素,完全具备。

汉族藩王,从关外到关内曾经有过“三藩”、“四藩”、“三藩”的发展过程。 汉族“三藩”最后确立,经过3个发展阶段。满族入关前的“三藩”是孔有德、耿仲明和尚可喜。在关外3人地位排列顺序,按照两个原则,即职务高低和投诚先后。孔有德、耿仲明投诚在先。孔有德为都元帅,耿仲明为总兵官,孔有德居首,耿仲明次之。尚可喜稍候投归,虽与耿仲明同为总兵,但位在耿仲明之后。清军入关后,吴三桂封平西王,出现“四藩王”。排列名次标准,以功绩为上,吴三桂居首,所谓“异姓诸王,以佐命勋,分建大藩”,而以“平西为冠,恩礼殊特,跻于棕黄”。靖南王耿仲明自杀后,平南王尚可喜上升到第三位。顺治九年(1652年)七月,定南王孔有德殉国,“三藩”人选重新定位,平南王尚可喜上升到第二位,靖南王耿继茂排在第三位。于是,“三藩”名次、地位,最后确定。

(一)“四藩王”品级:顺治初年,“四藩王”尽管位次顺序有先后之分,但在生活待遇和品级方面大体相同。现举三个例子:

(1)仪仗相同。顺治四年(1647年)六月初三日,礼部为平西王的仪仗请旨,顺治帝下旨云:“平西王仪仗,著照三顺王仪仗制,贴金红罗伞一柄,卧爪一对,骨朵一对,吾仗一对,坐纛一杆。”可见,这是三顺王关外仪仗。

(2)封赐一致。顺治十四年(1657年) 六月十一日,清廷册封诸王福金,定南王已去世,册封“三藩王”之妻的册文有:“册封平西王吴三桂妻张氏、平南王尚可喜妻舒氏、靖南王耿继茂妻周氏为福金”,分别有具体文告;十七年(1660年)三月二十九日,礼部遵旨拟定封号,皇室亲王、世子、郡王“正室曰妃”,同时拟定“平西、平南、靖南及外藩蒙古诸王、义王(孙可望)正室,亦日妃”。

(3)俸饷待遇相同。顺治十年(1653年)十二月初九日,给吴三桂加俸谕文中说,“于藩俸六千两,外加俸一千两”;十三年(1656年)闰五月十一日,给平南、靖南两王加俸时也说,“于藩俸六千两,外加俸一千两”。表明“三藩王”官俸待遇相同,甚至连各自官兵出操的赏银都没有区别。如八年(1651年)九月初九日,户部请旨云,每年给“四藩王”军前“赏银各四千两,续顺公军前三千两”。[1]从上述的事实中可以看出,“四藩王” 级别相同。但除次排列外,也有个别情况平西王高出其他“三藩王”,如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赐给诸王册印、鞍马时, 平西王册印、白金万两,“鞍马一,空马二”,其他“三藩王”没有。十一月十八日,“定诸王贡献例”时,“平西王三件,恭顺王、怀顺王、智顺王各二件”。[2]从总体上看,“四藩王”及孔有德死后的“三藩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享受同等待遇

(二)“四藩王”地位: 顺治初年,“四藩王”与宗室诸王地位相比较,可以了解“三藩”政治地位。现从常朝、俸禄、服饰和仪仗等方面,加以综合研究。

(1)常朝顺序。从顺治元年(1644年)到八年(1651年), 文献记载宗室诸王与藩王,一般都将平西王等“四藩王”放在郡王之后。如元年十月初三日,顺治帝在皇极门加封诸王时,前边有郑亲王济尔哈朗、肃亲王豪格、多罗豫郡王多铎、多罗衍禧郡王罗洛宏、多罗承泽郡王硕塞,以下是平西王吴三桂、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和智顺王尚可喜。八年(1651年)十月二十日,在确定三大节进献礼物时,列举的顺序是:“亲王、世子、郡王、平西王等四王。”如果从这两条资料看,“四藩王”地位肯定等于或低于郡王。但这时的郡王包括豫郡王多铎在内,是亲王降职为郡王,似乎有意将“四藩王”安排在多铎之后。 所以此时的“四藩王位次等于或低于宗室郡王。

(2)俸禄比较。顺治三年(1646年)正月二十九日在“定给俸制”中规定,“摄政王银二万两,和硕亲王银万两,多罗英郡王银万两,多罗郡王五千两”,其中英郡王是亲王犯错误降为郡王,仍拿亲王俸禄。多罗郡王实际俸禄是5000两。七年(1650年)六月二十六日,更定满洲诸王、贝勒俸银制度时,将和硕亲王与亲王分开,和硕亲王俸银万两,亲王6000两,多罗郡王4000两。前面提到,十年、十二年给平西王、两南王加俸时,他们的原俸都是6000两。相当于更定后的亲王俸禄,高于多罗郡王。此后再次更定满洲诸王、贝勒俸制,规定:亲王万两,世子6000两,郡王5000两。[3]按照这个标准,平西等四藩王原俸相当于世子俸禄,仍高于多罗郡王俸禄。

(3)顶戴和仪仗比较。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十四日,定满洲诸王、贝勒等“顶戴式”。六年(1649年)五月十九日,定“四藩王”“帽顶”式制。其中亲王、“四藩王”和郡王帽顶镶嵌东珠的数额,除相同者外,不同的有四项,一是帽顶上下坐,各镶嵌东珠:亲王8颗,藩王7颗,郡王6颗。二是金佛镶嵌东珠:亲王5颗,藩王5颗,郡王4颗。三是帽后金花镶嵌东珠:亲王4颗,藩王4颗,郡王3颗。四是朝带每板镶嵌东珠:亲王4颗,藩王3颗,郡王2颗。从帽顶镶嵌东珠情况看,“四藩王”位在亲王之下,郡王之上。 顺治三年(1646年)五月二十七日,定诸王“卤簿仪仗”,共有14项,其中绣红罗曲柄伞、青罗孔雀团扇、绣团红罗扇、立爪、吾仗、条纛、马匹等七项中,亲王、藩王和郡王三者数量一致。亲王高于藩王和郡王的项目有:亲王有绣团红罗伞,藩王和郡王对应的是销金红罗伞;亲王卧爪2对,藩王和郡王l对;亲王有大纛2杆,藩王1杆,郡王没有;亲王旗10杆,藩王和郡王各8杆;亲王执大刀2口,藩王2口,郡王没有;亲王有枪2杆,藩王和郡王没有。显然,亲王地位高于藩王和郡王。藩王与郡王对比,藩王有大纛1杆、执大刀2口,郡王没有。可见,藩王地位高于郡王。 清朝制度规定,亲王世子地位,高于郡王。顺治九年 (1652年)七月初二日,定诸王世子大朝、常朝及京内行走仪仗,在8项仪仗指标中,世子与郡王有7项相同,只有马匹,世子4匹,郡王2匹。但当年十一月十六日,在定“四藩王”福金帽顶仪仗时,明确规定,平西、定南、靖南、平南“四藩王”福金,“帽顶、仪仗、车、轿,俱照世子福金例”。另外,十一年(1654年)六月初三日,定南王孔有德“榇还”,即尸骨运来北京,顺治帝命“和硕亲王以下,阿思哈尼哈番以上”[4]官员,都到郊外迎接。显然,出城迎接级别最高的是世子。事实证明,世子与定南王孔有德同级。换句话说,“四藩王”地位基本上与世子相同,高于多罗郡王,个别场合多罗郡王在前,可能与亲王犯错误被贬,或郡王资格较深有关,如英、豫两亲王被贬为郡王,入朝仍行走在前。当然,当平西王以功两次各加俸千两、提升亲王,两南王各加俸千两,平南王又提升为亲王,自然地位高于世子。

(4)藩府探微。上诉所论,“三藩”或“四藩”的诸多问题,如藩王地位、等级,已经有个基本面貌。同时,所有官员都世袭罔替。“四藩王”官员世袭应当从入旗那天开始,但史料记载有限。吴三桂部下投诚官员,授世职的最早记录是在顺治四年(1647年)十月十日,“授平西王吴三桂投诚各官世职”。七年至十年,《实录》记有承袭爵位的有:二等阿达哈哈番(轻车都尉)夏思新、俞弘声、刘兆祥、门文炳、张炳,三等阿达哈哈番潘如芳、张戬、孙文焕、谢喇楚、王璜、方成功、刘三重、刘方名、王奏捷等。[5]平南王下从八年(1651年)至十七年,受二等阿思哈尼哈番(男爵)的有总兵官全节、孙龙之子孙延龄、徐元勋、徐元舜、班志盛。靖南王下从九年(1652年)至十七年,有三等精奇尼哈番(子爵)曹得先。二等阿思哈尼哈番有曹仁先。三等阿达哈哈番洪之文、王汝库、张拱辰。[6]皇族藩王府内都有包衣佐领,“三藩”家口多在数百口,孔有德殉难家口共达227口,应当包括包衣人员在内。藩王按等级设有不同数量的护卫,叫做侍卫。顺治元年(1644年)十一月规定,摄政王30员、辅政王23员、和硕亲王20员、多罗郡王15员。侍卫分三等,譬如和硕亲王的20员中,一等6员、二等6员、三等8 员。藩王属下亦同。

从上述常朝、封赐、仪仗、俸禄、服饰、顶戴、世袭制度和王府侍卫等建制看,汉族藩王,在吴三桂首次加俸之前,品级与宗室世子基本相同,高于郡王品级。

以上节选自滕绍箴:《三藩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823-828页。

参考

  1. ^ 《滇事总录》上,第一页上(叙);《清世祖实录》卷32,第8页下;卷110,第3页上;卷133,第16页下;卷60,第10页下;卷79,第12页下;卷101,第10页上。
  2. ^ 《清世祖实录》卷10,第2页下;卷11,第6页下。
  3. ^ 《清世祖实录》卷10,第2页下;卷61,第4页下;卷22,第8页下;卷49,第6页上;卷79,第12页下;卷101,第10页上。《钦定大清会典》卷18,第1页上。《明清档案》A38-10(5-2)。《元功垂范》卷下,第12页上。
  4. ^ 《清世祖实录》巷18,第11页上下;卷26,第10页上;卷44,第7页下;卷68,第4页上;卷66,第1页上;卷84,第1页上。
  5. ^ 《清世祖实录》卷34,第14页上;卷48,第6页上、9页下;卷69,第7页下;卷64,第11页上;卷76,第17页下。
  6. ^ 《清世祖实录》卷61,第8页下;卷69,第3页下;卷135,第7页下;卷138,第10页下;卷64,第11页上;卷126,第13页上,第11页上;卷70,第9页上;卷124,第2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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