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待近些年日益兴起的尊曹贬刘现象？
近些年，“尊曹贬刘”的现象确实在网络上乃至一些文化讨论中愈发显著，这背后其实折射出了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历史认知以及文化审美的变化。要理解这个现象，我们得掰开了、揉碎了，好好说道说道。
现象的观察与表述：
首先，得承认，确实有一批人，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对曹操的评价越发正面，甚至带有崇拜的色彩。他们推崇曹操的政治才能、军事谋略、文学造诣，认为他是一个被历史误读的“雄主”，一个在乱世中力挽狂澜的“能臣”。相对地，对刘备的评价则趋向负面，或者至少是“理性化”的批判，认为他“仁德”的形象是被过度美化的，甚至是虚伪的，他的成功更多依赖于运气、诸葛亮等人的辅佐，以及他“善于收买人心”的手段，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圣主”。
这种“尊曹贬刘”并非空穴来风，它往往伴随着对《三国演义》原著的“反思”和“拨乱反正”的呼声。很多人认为，《三国演义》中的“尊刘贬曹”基调已经深入人心，但这种文学创作带有强烈的“拥刘反曹”倾向，过滤和塑造了历史人物的形象，我们需要回归历史的真实，还原更复杂、更立体的人物。
“尊曹”的理由与逻辑：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开始“尊曹”呢？我们可以从几个维度来分析：
对“乱世枭雄”的普遍崇拜： 现代社会，尤其是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人们更容易被那些在逆境中崛起、敢于打破常规、有魄力有手段的“枭雄”所吸引。曹操恰恰具备了这些特质。他出身不高，却能凭借自身能力在汉末乱世中闯出一片天，统一北方，奠定魏国基业。这种“白手起家”、“逆天改命”的故事，在很多年轻人看来，充满了励志色彩。
对“能力至上”的推崇： 相比于刘备被描绘的“仁德”和“理想主义”，曹操展现出的是一种更接地气的、更务实的“能力至上”。他能够知人善任，不拘一格降人才，吸引了众多谋士武将为他效力。他对于制度的改革，如屯田制，也显示出他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一些追求效率和结果的现代观念下，这种能力显得尤为突出。
对“政治家”的重新解读： 历史学家和普通读者对政治人物的评价标准也在变化。过去可能更看重“仁义道德”，现在则更关注政治手腕、战略眼光和国家治理能力。曹操在政治上的远见、对权力的掌控以及在军事上的出色表现，都让他成为一个更符合现代政治评价标准的“强人”。
对“文学滤镜”的反思： 很多人认为《三国演义》对曹操的脸谱化处理——将其描绘成奸雄、乱臣贼子——是对历史真相的扭曲。他们试图通过解读史书（如《三国志》）来“拨乱反正”，认为曹操并非像小说里那么坏，反而有很多可取之处。
“反套路”心理： 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也倾向于挑战和颠覆既有的权威和认知。《三国演义》作为一种深入人心的经典，其“尊刘贬曹”的基调也成为了一个可以被挑战的对象。对曹操的正面解读，本身就带有一种“不走寻常路”的酷劲。
“贬刘”的理由与逻辑：
而对于刘备，这种“贬刘”的倾向则主要体现在对他“仁德”标签的质疑：
“仁德”背后的政治考量： 批评者认为，刘备的“仁德”并非全然出于天性，更多是一种经过精心包装的政治策略，是为了收拢人心，赢得士人和百姓的支持。他的“三顾茅庐”可以被看作是“求贤若渴”，也可以被看作是“做足姿态”。他的“汉室宗亲”身份，也成为他政治合法性的重要依仗，但这种依仗有时也被解读为“挟名以自重”。
“运气”和“团队”的因素： 许多人认为，刘备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诸葛亮、关羽、张飞等人的卓越才能和忠诚。没有诸葛亮的呕心沥血，刘备的政权难以稳固；没有关羽、张飞的勇猛，蜀汉难以立足。因此，他的个人能力和领导力被相对弱化。
“小气”和“固执”的标签： 一些人会抓住刘备在某些事件上的表现，如他对关羽的信任甚至纵容，导致蜀汉失去荆州；或是他在夷陵之战中的一意孤行，导致惨败。这些都被视为他“仁德”表象下的“固执”或“非理性”一面。
对“理想主义”的嘲讽： 在一个更加现实和功利的社会氛围中，刘备所代表的“兴复汉室”的理想，显得有些不切实际，甚至是被过度拔高的“口号”。这种理想主义在一些人看来，是空洞的，是脱离现实的。
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
“尊曹贬刘”的兴起，绝不仅仅是关于两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它更深层次地触及了以下几个方面：
1. 时代价值观的变迁： 现代社会更强调个人能力、实用主义、效率和结果。这些特质在曹操身上更容易被放大和欣赏。而过去传统文化中推崇的“仁义道德”、“德者居之”等价值观，在某些语境下，显得有些“过时”。
2. 信息传播方式的改变： 互联网极大地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格局。过去，历史叙事更多由权威机构和传统媒体掌握，而现在，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发布者和评论者。这种去中心化的传播，使得各种解读和观点得以汇聚和发酵，挑战传统认知变得更容易。
3. 对“草根”和“逆袭”故事的青睐： 现代社会中，大众对“草根”出身、白手起家、逆袭成功的个体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和认同感。曹操的出身和奋斗经历，恰好契合了这种心理。
4. “解构”与“重塑”的文化趋势： 许多文化现象都呈现出一种“解构”经典、然后“重塑”的趋势。对于《三国演义》这样的经典IP，进行新的解读和挖掘，试图展现出其“不一样”的一面，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创新和再生产。
5. 对“传统忠奸说”的反思： 过去，“忠奸”二元对立的评价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人们对历史人物的认知。但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和思想的解放，人们开始认识到历史人物的复杂性，不应简单地用“好人”或“坏人”来标签化，而是要理解他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选择和行为。
这是否意味着“尊曹贬刘”是绝对正确的？
当然不是。任何历史评价都应该基于史料，并且要认识到历史评价的主观性和复杂性。
《三国演义》与历史的距离： 需要明确的是，《三国演义》是一部小说，它的目的是“七分实三分虚”，是为了文学创作和娱乐大众，而不是严谨的历史记录。它带有作者的立场和时代背景的烙印。
历史的复杂性： 曹操和刘备都是那个时代叱咤风云的人物，他们身上都有闪光点，也有局限性。曹操固然雄才大略，但他统一北方也伴随着生灵涂炭；刘备虽然被誉为“仁德”，但他为了扩张势力也曾有过一些非常手段。简单地将一方捧上神坛，另一方踩入泥潭，都可能是一种片面化的解读。
评价标准的多元化： 评价历史人物，可以从多个维度出发。你可以欣赏曹操的治国才能，也可以欣赏刘备的仁德和对理想的坚持。将这两种价值观对立起来，甚至互相攻击，可能就失去了历史讨论本身的意义。
总结来说， 近些年“尊曹贬刘”现象的兴起，是现代社会价值观、信息传播方式以及大众文化心理共同作用的结果。它反映了人们对能力、现实主义以及“逆袭”故事的推崇，也标志着对传统历史叙事和文学解读的反思。
这股潮流并非没有道理，它让我们有机会更深入地理解历史人物的复杂性，跳出《三国演义》的“滤镜”去看待历史。但同时，我们也需要保持审慎，不应因为对某一个人物的欣赏而全盘否定另一个，更不能用现代的价值标准去苛求古人。最重要的，是保持开放的心态，去了解、去思考，去形成自己独立的判断。历史的魅力，恰恰就在于它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永无止境的解读空间。
现象的观察与表述：
首先，得承认，确实有一批人，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对曹操的评价越发正面，甚至带有崇拜的色彩。他们推崇曹操的政治才能、军事谋略、文学造诣，认为他是一个被历史误读的“雄主”，一个在乱世中力挽狂澜的“能臣”。相对地，对刘备的评价则趋向负面，或者至少是“理性化”的批判，认为他“仁德”的形象是被过度美化的，甚至是虚伪的，他的成功更多依赖于运气、诸葛亮等人的辅佐，以及他“善于收买人心”的手段，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圣主”。
这种“尊曹贬刘”并非空穴来风，它往往伴随着对《三国演义》原著的“反思”和“拨乱反正”的呼声。很多人认为，《三国演义》中的“尊刘贬曹”基调已经深入人心，但这种文学创作带有强烈的“拥刘反曹”倾向，过滤和塑造了历史人物的形象，我们需要回归历史的真实，还原更复杂、更立体的人物。
“尊曹”的理由与逻辑：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开始“尊曹”呢？我们可以从几个维度来分析：
对“乱世枭雄”的普遍崇拜： 现代社会，尤其是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人们更容易被那些在逆境中崛起、敢于打破常规、有魄力有手段的“枭雄”所吸引。曹操恰恰具备了这些特质。他出身不高，却能凭借自身能力在汉末乱世中闯出一片天，统一北方，奠定魏国基业。这种“白手起家”、“逆天改命”的故事，在很多年轻人看来，充满了励志色彩。
对“能力至上”的推崇： 相比于刘备被描绘的“仁德”和“理想主义”，曹操展现出的是一种更接地气的、更务实的“能力至上”。他能够知人善任，不拘一格降人才，吸引了众多谋士武将为他效力。他对于制度的改革，如屯田制，也显示出他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一些追求效率和结果的现代观念下，这种能力显得尤为突出。
对“政治家”的重新解读： 历史学家和普通读者对政治人物的评价标准也在变化。过去可能更看重“仁义道德”，现在则更关注政治手腕、战略眼光和国家治理能力。曹操在政治上的远见、对权力的掌控以及在军事上的出色表现，都让他成为一个更符合现代政治评价标准的“强人”。
对“文学滤镜”的反思： 很多人认为《三国演义》对曹操的脸谱化处理——将其描绘成奸雄、乱臣贼子——是对历史真相的扭曲。他们试图通过解读史书（如《三国志》）来“拨乱反正”，认为曹操并非像小说里那么坏，反而有很多可取之处。
“反套路”心理： 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也倾向于挑战和颠覆既有的权威和认知。《三国演义》作为一种深入人心的经典，其“尊刘贬曹”的基调也成为了一个可以被挑战的对象。对曹操的正面解读，本身就带有一种“不走寻常路”的酷劲。
“贬刘”的理由与逻辑：
而对于刘备，这种“贬刘”的倾向则主要体现在对他“仁德”标签的质疑：
“仁德”背后的政治考量： 批评者认为，刘备的“仁德”并非全然出于天性，更多是一种经过精心包装的政治策略，是为了收拢人心，赢得士人和百姓的支持。他的“三顾茅庐”可以被看作是“求贤若渴”，也可以被看作是“做足姿态”。他的“汉室宗亲”身份，也成为他政治合法性的重要依仗，但这种依仗有时也被解读为“挟名以自重”。
“运气”和“团队”的因素： 许多人认为，刘备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诸葛亮、关羽、张飞等人的卓越才能和忠诚。没有诸葛亮的呕心沥血，刘备的政权难以稳固；没有关羽、张飞的勇猛，蜀汉难以立足。因此，他的个人能力和领导力被相对弱化。
“小气”和“固执”的标签： 一些人会抓住刘备在某些事件上的表现，如他对关羽的信任甚至纵容，导致蜀汉失去荆州；或是他在夷陵之战中的一意孤行，导致惨败。这些都被视为他“仁德”表象下的“固执”或“非理性”一面。
对“理想主义”的嘲讽： 在一个更加现实和功利的社会氛围中，刘备所代表的“兴复汉室”的理想，显得有些不切实际，甚至是被过度拔高的“口号”。这种理想主义在一些人看来，是空洞的，是脱离现实的。
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
“尊曹贬刘”的兴起，绝不仅仅是关于两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它更深层次地触及了以下几个方面：
1. 时代价值观的变迁： 现代社会更强调个人能力、实用主义、效率和结果。这些特质在曹操身上更容易被放大和欣赏。而过去传统文化中推崇的“仁义道德”、“德者居之”等价值观，在某些语境下，显得有些“过时”。
2. 信息传播方式的改变： 互联网极大地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格局。过去，历史叙事更多由权威机构和传统媒体掌握，而现在，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发布者和评论者。这种去中心化的传播，使得各种解读和观点得以汇聚和发酵，挑战传统认知变得更容易。
3. 对“草根”和“逆袭”故事的青睐： 现代社会中，大众对“草根”出身、白手起家、逆袭成功的个体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和认同感。曹操的出身和奋斗经历，恰好契合了这种心理。
4. “解构”与“重塑”的文化趋势： 许多文化现象都呈现出一种“解构”经典、然后“重塑”的趋势。对于《三国演义》这样的经典IP，进行新的解读和挖掘，试图展现出其“不一样”的一面，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创新和再生产。
5. 对“传统忠奸说”的反思： 过去，“忠奸”二元对立的评价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人们对历史人物的认知。但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和思想的解放，人们开始认识到历史人物的复杂性，不应简单地用“好人”或“坏人”来标签化，而是要理解他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选择和行为。
这是否意味着“尊曹贬刘”是绝对正确的？
当然不是。任何历史评价都应该基于史料，并且要认识到历史评价的主观性和复杂性。
《三国演义》与历史的距离： 需要明确的是，《三国演义》是一部小说，它的目的是“七分实三分虚”，是为了文学创作和娱乐大众，而不是严谨的历史记录。它带有作者的立场和时代背景的烙印。
历史的复杂性： 曹操和刘备都是那个时代叱咤风云的人物，他们身上都有闪光点，也有局限性。曹操固然雄才大略，但他统一北方也伴随着生灵涂炭；刘备虽然被誉为“仁德”，但他为了扩张势力也曾有过一些非常手段。简单地将一方捧上神坛，另一方踩入泥潭，都可能是一种片面化的解读。
评价标准的多元化： 评价历史人物，可以从多个维度出发。你可以欣赏曹操的治国才能，也可以欣赏刘备的仁德和对理想的坚持。将这两种价值观对立起来，甚至互相攻击，可能就失去了历史讨论本身的意义。
总结来说， 近些年“尊曹贬刘”现象的兴起，是现代社会价值观、信息传播方式以及大众文化心理共同作用的结果。它反映了人们对能力、现实主义以及“逆袭”故事的推崇，也标志着对传统历史叙事和文学解读的反思。
这股潮流并非没有道理，它让我们有机会更深入地理解历史人物的复杂性，跳出《三国演义》的“滤镜”去看待历史。但同时，我们也需要保持审慎，不应因为对某一个人物的欣赏而全盘否定另一个，更不能用现代的价值标准去苛求古人。最重要的，是保持开放的心态，去了解、去思考，去形成自己独立的判断。历史的魅力，恰恰就在于它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永无止境的解读空间。
网友意见
其实这是不对的，刘虽然跟曹并列，但还是可以说除了文学全方位都略强于曹的。
前赵太祖刘渊道：“大丈夫当为汉高、魏武,呼韩邪何足效哉!”
徐光夸赞后赵太祖石勒:“陛下神武谋略过于汉高,雄材卓荦超于魏武。”
刘曜常自比管仲及萧，曹，时人莫之许也，惟刘聪厚之，曰：“永明，汉世祖，魏武帝之流，数公何足道哉。”
东晋名将庾翼道：“吾欲为汉高，魏武，何如？”
刘文静夸赞李世民：“此命世才也，豁达类汉高，神武似魏武。”
姚察夸赞南陈太祖陈霸先：“高祖英略大度，应变无方，盖汉高、魏武之亚矣。”
唐朝名臣李德裕道：“皇帝以轩后之威神,汉高之大略,光武之雄断,魏祖之机权,合而用之,以定王业。”
丘迟：“朱鲔喋血于友于，张绣剚刃于爱子，汉主不以为疑，魏君待之若旧。”
杨坚：“昔汉高钦无忌之义，魏武挹子干之风，前代名贤，后王斯重。”
但也有些人看不起曹比如石勒说:“朕若遇汉高祖，当北面事之，与韩、彭比肩；若遇光武，当并驱中原，未知鹿死谁手。大丈夫行事，宜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效曹孟德、司马仲达欺人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
唐太宗说曹操：“临危制变，料敌设奇，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
说明曹操跟刘邦比确实还有一些差距，不能排在刘邦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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