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进程看，荆轲刺秦王的行为是否正确？荆轲是时代英雄还是狂徒？
荆轲刺秦王，一个被后人传颂千古的事件，至今仍是历史研究者和普通大众津津乐道的话题。它不仅仅是一次失败的刺杀行动，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折射出那个风云变幻、诸侯割据的战国末期，以及士人复杂的心境。那么，从历史进程来看，荆轲的行为究竟是否“正确”？他又是一个时代的英雄，还是一位孤注一掷的狂徒？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拨开历史的迷雾，深入探究其背后的时代背景、荆轲的动机、以及这次行动的实际影响。
时代背景：秦灭六国，大势所趋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荆轲刺秦王发生在公元前227年，此时的秦国已经统一六国的脚步势不可挡。燕国，作为战国七雄之一，地处东北，夹在强大的秦国和后起的赵国之间，生存空间日益逼仄。秦王嬴政（后来的秦始皇）雄才大略，步步紧逼，先后灭掉了赵、魏、韩、楚，燕国是其统一之路上的最后一道重要屏障。
在这样的背景下，燕国太子丹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燕国国力远不如秦，军事抗衡已无可能。传统的政治和外交手段，如联合其他国家共同对抗秦国，也因各国力量的衰微或自身的利益考量而收效甚微。太子丹作为燕国的实际掌控者，急于寻找一种能扭转局势、至少能延缓秦国吞并燕国步伐的方法。
荆轲的动机：忠义、勇气，抑或无奈？
荆轲本人，据史书记载，原名荆轲，卫国人。他年轻时曾游历各国，学习剑术，但也因其狂放不羁的性格，在一些地方并不太得志。他并非一个寻常的武士，而是有着某种理想主义和侠义情怀的人物。
太子丹招募荆轲，并赋予他刺杀秦王的重任，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寄希望于“奇兵”： 面对秦国的强大，太子丹可能寄希望于一次“奇兵”式的行动，通过刺杀秦王，能够动摇秦国的统治根基，至少能给秦国造成内部混乱，为燕国争取喘息之机。这种思维在古代并不罕见，将战争的胜负寄托于个别关键人物的生死。
“破釜沉舟”的决心： 燕国已经到了“破釜沉舟”的地步，再无退路。太子丹可能认为，即使是最极端、最危险的行动，也值得尝试。
荆轲的个人因素： 史书并没有详细记录荆轲为何会接受如此危险的任务。但可以推测，他对燕国的命运有着某种程度的同情或认同，也可能对秦国的强大和即将到来的统一有某种程度的抵触。更重要的是，荆轲自身可能也具备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情怀。他或许认为，即使失败，也要以自己的生命来表达燕国的反抗意志。
行为的“正确性”：历史进程的客观评判
从“历史进程”的客观角度来看，荆轲刺秦王的行为 并不“正确”。
未能改变历史大势： 荆轲刺秦王的目标是杀死嬴政，从而阻止秦国统一。然而，嬴政不仅没有被杀死，反而因此加强了对燕国的戒备和后续的进攻。燕国最终还是被秦所灭，统一的历史进程并没有因为荆轲的行动而改变。
行动的局限性： 刺杀行为本身带有极大的偶然性，成功率非常低。即便荆轲武艺高强，面对守卫森严的秦王宫，成功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而且，即使成功刺杀了嬴政，一个统一趋势已然形成的帝国，也很难因为一个人的死亡而彻底瓦解。
战略上的不成熟： 燕国寄希望于通过一次刺杀来改变国家命运，这是一种非常被动的、缺乏长远战略规划的应对方式。它更多地反映了统治者在绝境下的孤注一掷，而非理性的战略决策。
英雄还是狂徒：视角与价值观的冲突
那么，荆轲是时代的英雄，还是一个狂徒？这取决于我们站在哪个角度，以及我们用什么样的价值观去评判。
作为时代英雄的解读：
反抗精神的象征： 在一个被强大敌人步步紧逼的时代，荆轲的行动展现了燕国不屈的反抗精神。他以个人的生命去对抗强大的帝国，这种舍生取义的勇气，在那个崇尚侠义的时代，无疑会赢得许多人的尊敬。
悲壮的个人主义： 荆轲并非为了燕国的具体利益而战，而是以一种近乎悲壮的姿态，去对抗代表着冷酷力量的秦国。他的行为，与其说是政治策略，不如说是个人价值和尊严的极致体现。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很容易被解读为英雄气概。
对暴政的挑战： 从后世的视角看，秦始皇的统一带来的是中央集权、严苛律法，以及对旧贵族的压制。荆轲的行为，可以被视为对这种潜在的“暴政”的早期挑战，尽管这种挑战显得渺小而无力。
士人的风骨： 在战国末期，士人阶层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他们追求个人价值和精神自由。荆轲的行为，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部分士人对个人气节和尊严的坚守，即便这种坚守是以牺牲生命为代价。
作为狂徒的解读：
不自量力的鲁莽： 从理性的角度来看，荆轲的行为充满了鲁莽和不自量力。他以一己之力去挑战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其成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这种鲁莽，在追求实际效果的政治家看来，无疑是致命的。
徒劳无功的牺牲： 荆轲的牺牲并没有为燕国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好处，反而可能加剧了秦国对燕国的打击。从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角度看，这种牺牲是完全没有价值的，甚至是有害的。
政治赌徒的心理： 太子丹和荆轲可能都抱着一种“赌徒”的心态，希望通过极端手段来获得一线生机。然而，这种赌博是建立在对实力对比的严重误判之上，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冒险。
个人情感的宣泄： 也有观点认为，荆轲接受任务更多的是出于个人情感的宣泄，或是对太子丹恩义的回报，而非深思熟虑的国家战略。他的行为可能更多是个人情怀的爆发，而非政治智慧的体现。
结论：历史的悲歌，人物的复杂
总而言之，从历史进程的客观发展来看，荆轲刺秦王的行为 并非“正确”。它没有改变秦国统一的步伐，反而成为了燕国覆灭的催化剂之一。
然而，将荆轲简单地定性为“狂徒”也未免过于片面。他所处的时代，是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是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期。在绝望之中，他以自己的方式选择了反抗，以自己的生命践行了某种价值。
因此，更准确地说，荆轲是 一个时代的悲剧人物，一个具有复杂多面性的历史符号。
他是 燕国的忠士，为了国家危难，不惜舍生取义。
他是 时代的“不羁之客”，有着自己的骄傲和坚持，不愿苟活于强权之下。
他也是 历史洪流中的一滴水，虽然溅起了短暂的浪花，但最终被时代的大潮所淹没。
评价荆轲，不能脱离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也不能用现代的价值观去强行套用。他身上或许有狂徒的鲁莽，但更有英雄的勇气和悲壮。他用生命上演了一场震撼人心的刺杀，这场失败的行动，却成为后人反复吟咏的关于勇气、忠诚与命运的史诗。或许，正是这种“不正确”的正确，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决绝，才让荆轲的故事，穿越了两千多年的岁月，依然在我们的心中激荡。他不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但却是一个触动人心的悲剧英雄。
时代背景：秦灭六国，大势所趋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荆轲刺秦王发生在公元前227年，此时的秦国已经统一六国的脚步势不可挡。燕国，作为战国七雄之一，地处东北，夹在强大的秦国和后起的赵国之间，生存空间日益逼仄。秦王嬴政（后来的秦始皇）雄才大略，步步紧逼，先后灭掉了赵、魏、韩、楚，燕国是其统一之路上的最后一道重要屏障。
在这样的背景下，燕国太子丹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燕国国力远不如秦，军事抗衡已无可能。传统的政治和外交手段，如联合其他国家共同对抗秦国，也因各国力量的衰微或自身的利益考量而收效甚微。太子丹作为燕国的实际掌控者，急于寻找一种能扭转局势、至少能延缓秦国吞并燕国步伐的方法。
荆轲的动机：忠义、勇气，抑或无奈？
荆轲本人，据史书记载，原名荆轲，卫国人。他年轻时曾游历各国，学习剑术，但也因其狂放不羁的性格，在一些地方并不太得志。他并非一个寻常的武士，而是有着某种理想主义和侠义情怀的人物。
太子丹招募荆轲，并赋予他刺杀秦王的重任，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寄希望于“奇兵”： 面对秦国的强大，太子丹可能寄希望于一次“奇兵”式的行动，通过刺杀秦王，能够动摇秦国的统治根基，至少能给秦国造成内部混乱，为燕国争取喘息之机。这种思维在古代并不罕见，将战争的胜负寄托于个别关键人物的生死。
“破釜沉舟”的决心： 燕国已经到了“破釜沉舟”的地步，再无退路。太子丹可能认为，即使是最极端、最危险的行动，也值得尝试。
荆轲的个人因素： 史书并没有详细记录荆轲为何会接受如此危险的任务。但可以推测，他对燕国的命运有着某种程度的同情或认同，也可能对秦国的强大和即将到来的统一有某种程度的抵触。更重要的是，荆轲自身可能也具备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情怀。他或许认为，即使失败，也要以自己的生命来表达燕国的反抗意志。
行为的“正确性”：历史进程的客观评判
从“历史进程”的客观角度来看，荆轲刺秦王的行为 并不“正确”。
未能改变历史大势： 荆轲刺秦王的目标是杀死嬴政，从而阻止秦国统一。然而，嬴政不仅没有被杀死，反而因此加强了对燕国的戒备和后续的进攻。燕国最终还是被秦所灭，统一的历史进程并没有因为荆轲的行动而改变。
行动的局限性： 刺杀行为本身带有极大的偶然性，成功率非常低。即便荆轲武艺高强，面对守卫森严的秦王宫，成功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而且，即使成功刺杀了嬴政，一个统一趋势已然形成的帝国，也很难因为一个人的死亡而彻底瓦解。
战略上的不成熟： 燕国寄希望于通过一次刺杀来改变国家命运，这是一种非常被动的、缺乏长远战略规划的应对方式。它更多地反映了统治者在绝境下的孤注一掷，而非理性的战略决策。
英雄还是狂徒：视角与价值观的冲突
那么，荆轲是时代的英雄，还是一个狂徒？这取决于我们站在哪个角度，以及我们用什么样的价值观去评判。
作为时代英雄的解读：
反抗精神的象征： 在一个被强大敌人步步紧逼的时代，荆轲的行动展现了燕国不屈的反抗精神。他以个人的生命去对抗强大的帝国，这种舍生取义的勇气，在那个崇尚侠义的时代，无疑会赢得许多人的尊敬。
悲壮的个人主义： 荆轲并非为了燕国的具体利益而战，而是以一种近乎悲壮的姿态，去对抗代表着冷酷力量的秦国。他的行为，与其说是政治策略，不如说是个人价值和尊严的极致体现。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很容易被解读为英雄气概。
对暴政的挑战： 从后世的视角看，秦始皇的统一带来的是中央集权、严苛律法，以及对旧贵族的压制。荆轲的行为，可以被视为对这种潜在的“暴政”的早期挑战，尽管这种挑战显得渺小而无力。
士人的风骨： 在战国末期，士人阶层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他们追求个人价值和精神自由。荆轲的行为，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部分士人对个人气节和尊严的坚守，即便这种坚守是以牺牲生命为代价。
作为狂徒的解读：
不自量力的鲁莽： 从理性的角度来看，荆轲的行为充满了鲁莽和不自量力。他以一己之力去挑战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其成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这种鲁莽，在追求实际效果的政治家看来，无疑是致命的。
徒劳无功的牺牲： 荆轲的牺牲并没有为燕国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好处，反而可能加剧了秦国对燕国的打击。从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角度看，这种牺牲是完全没有价值的，甚至是有害的。
政治赌徒的心理： 太子丹和荆轲可能都抱着一种“赌徒”的心态，希望通过极端手段来获得一线生机。然而，这种赌博是建立在对实力对比的严重误判之上，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冒险。
个人情感的宣泄： 也有观点认为，荆轲接受任务更多的是出于个人情感的宣泄，或是对太子丹恩义的回报，而非深思熟虑的国家战略。他的行为可能更多是个人情怀的爆发，而非政治智慧的体现。
结论：历史的悲歌，人物的复杂
总而言之，从历史进程的客观发展来看，荆轲刺秦王的行为 并非“正确”。它没有改变秦国统一的步伐，反而成为了燕国覆灭的催化剂之一。
然而，将荆轲简单地定性为“狂徒”也未免过于片面。他所处的时代，是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是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期。在绝望之中，他以自己的方式选择了反抗，以自己的生命践行了某种价值。
因此，更准确地说，荆轲是 一个时代的悲剧人物，一个具有复杂多面性的历史符号。
他是 燕国的忠士，为了国家危难，不惜舍生取义。
他是 时代的“不羁之客”，有着自己的骄傲和坚持，不愿苟活于强权之下。
他也是 历史洪流中的一滴水，虽然溅起了短暂的浪花，但最终被时代的大潮所淹没。
评价荆轲，不能脱离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也不能用现代的价值观去强行套用。他身上或许有狂徒的鲁莽，但更有英雄的勇气和悲壮。他用生命上演了一场震撼人心的刺杀，这场失败的行动，却成为后人反复吟咏的关于勇气、忠诚与命运的史诗。或许，正是这种“不正确”的正确，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决绝，才让荆轲的故事，穿越了两千多年的岁月，依然在我们的心中激荡。他不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但却是一个触动人心的悲剧英雄。
网友意见
1、
在战争情况下，对敌方高级人员进行刺杀是一种十分正常的军事行动，目标可以锁定为：
·前线指挥官；
·高级部将；
·军队统帅；
·某些职位上的朝廷重臣；
·最高决策者。
至于能够达到多大的军事效果取决于被刺人物的具体情况及实际环境。
有关燕廷对这次刺杀行动的效果预期，太子丹曾这作以下表示：
诚得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侵地，若曹沫之与齐桓公，则大善矣；则不可，因而刺杀之。彼秦大将擅兵于外而内有乱，则君臣相疑，以其间诸侯得合从，其破秦必矣。
“诚得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侵地”的诉求应该完全是扯淡，到底是太子丹犯糊涂还是流出的机密信息有误再或者是某种政治语言不好说。
而“因而刺杀之”以后的诉求还是比较合理的，毕竟这一年秦王政也就三十出头，一旦遇刺身亡很有可能出现有幼主即位的情况出现，而秦王政的妻室是否能顺利控制朝局并不好说——假设由王弟即位的话，一定程度的乱象也不可避免。
更兼“秦大将擅兵于外”，秦廷会不会崩盘不好说，秦国的新占领地会不会崩盘也不好说，但最起码军事行动得放缓一阵子。
在这种情况下，燕、代、楚、魏有了一定运作的时间，而齐廷的变节重臣也不排除会有一定程度的动摇——虽然不一定能达到“破秦必矣”的效果，但最起码能带来增强一点点抵抗的力量。
所以，这件事本身是一件挺正常的事情，无所谓“英雄”或是“狂徒”。
2、
荆轲刺秦一事有一点最有意思，就是当事人被划入了“刺客”之列。
然而，荆轲本人其实并非这方面的专业人士。
荆卿好读书击剑，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
就现如今文艺作品中的“刺客”形象，大抵源自于“击剑”一词，不过从原文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荆轲真正的本事在于“术”。
在执行任务中，荆轲主要为公关工作：
遂至秦，持千金之资币物，厚遗秦王宠臣中庶子蒙嘉。嘉为先言于秦王曰......
就公开信息来看，至少公关了蒙嘉——这个人和蒙骜、蒙武、蒙恬是什么关系不清楚——究竟是只公关了这一个人还是冰山一角全看个人理解。
在得到了面见机会后，刺杀小队安排由秦舞阳进行刺杀任务：
秦舞阳奉地图柙
不过，待进行刺杀时出现了一点小插曲：
至陛，秦舞阳色变振恐，群臣怪之。
于是，荆轲代秦舞阳执行刺杀：
轲既取图奏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
待刺杀失败后，荆轲对这次刺杀行动的诉求作公开说明：
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
有点为自己没能刺杀成功找点借口的意思。
就个人看来，太子丹在深宫密谋时谈及的“诚得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侵地”，很有可能是时人根据荆轲公开宣称的这句推测而来的。
从整体来看，荆轲对这次刺杀行动的规划、公安及各方面的安排都是比较成功的，但对选择刺客的人选上不太理想（可能与太子丹的催促有关），最后只能自己亲自进行刺杀。
但从核心环节的安排看来，反正不算太好。
3、
单从文艺角度来看，荆轲刺秦一事更多反映出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色彩。
这一色彩也在东周时期的其他传奇故事中也有所体现，这也导致了很多朋友会有一种“周朝人为什么动不动就自杀”的诧异。
而荆轲刺秦一事无疑是最具视觉效果的传奇故事之一——这和刺杀对象有很大关系。
不过，在现代影视作品的演绎中，这一事件又被赋予了割据战争之间法理的讨论，于是让这一再正常不过的刺杀行动出现了一系列莫名其妙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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