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黑格尔认为『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

1

通俗地讲，黑格尔认为：

• （1）但凡过去的事情，一般意义上当然都可以叫历史；但只有进步、发展、人实现自身的历程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
• （2）中国自始至终并没有真正的进步、发展。

结合（1）、（2），这意味着：

• （3）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历史”。

换而言之，结论（3）是黑格尔历史观（1）与中国观（2）结合的产物。以下稍稍展开，每个小节回答一个分问题：

• 黑格尔（在1822-23年讲课时）真的说过“中国没有历史”么？——应该没有（§2）。
• 黑格尔对中国了解多少？——不少（§3）。
• 黑格尔的问题出在哪里？——知道一些，但以为自己都懂了（§4）。
•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还有意义么？——有（§5）。

2

黑格尔究竟有没有说过“中国没有历史”？这其实是个文献学、版本学问题。

黑格尔就世界史哲学进行了一系列演讲，黑格尔在世的时候并没有出版他的讲稿。他的手稿中，目前只找到1822-23、1830-31年的导论部分。黑格尔到底讲了什么？主要依据是当时听课学生的笔记。1822-23、1824-25、1830-31，都有详细的笔记存世。以1822-23年的课程为例，我们至少有四种学生笔记：

• （1）Heinrich Gustav Hotho
• （2）Karl Gustav Julius von Griesheim
• （3）Friedrich Carl Hermann Victor von Kehler
• （4）Karl Rudolf Hagenbach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基于不同的笔记（那些不完善的摹本），我们可以尽可能接近黑格尔演讲的原貌。这是多么柏拉图的想法呀。更稳妥的做法，当然是选择其中最好的笔记作为底本，参考其他笔记，出一个笺注本，尽可能地保留不同笔记间的差异。基于Felix Meiner出版的黑格尔全集（HGW）第27.1、27.2册，我们可以追索1822-23、1824-25的学生笔记。我粗粗浏览了下，只有（2）von Griesheim在笔记上写了：

Es hat insofern keine Geschichte. 它（中国）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历史。

（2）von Griesheim其实以喜欢在笔记中加入自己的想法著称（见Brown and Hodgson，第5页）。这句话很可能是他自己的归纳发挥。并且，即使在这里，（2）von Griesheim还是强调，中国在一个特定意义上（insofern）没有历史，即外部入侵不会影响她的本色。

对比其他几种笔记，黑格尔会讲“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和中国没什么关系；（Es kann also von einer eigentlichen Geschichte nicht die Rede sein.）；或者，中国本质上是一个“不历史的帝国”（so ist es ein ungeschichtliches Reich）——这里的“不历史”，有时翻译成没有历史，但结合语境，更好的理解可能是“历史变革没有触及的”、“没有历史变迁的”。不加限定的“中国没有历史”，至少1822-23、24-25的课堂笔记中是找不到的。

我们知道，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可以指过去发生的事情，也可以指对过去事情的讲述与研究。黑格尔强调，在这两个意义上（rei gestae, narratio rerum gestarum），中国当然有历史。甚至，基于他的阅读，他认为最古老的信史是从中国开始的（HGW27.1, p.104）。

3

关于中国，黑格尔到底知道多少呢？罗素《西方哲学史》中讲到黑格尔的历史观，有这样一段话：

World history, in fact, has advanced through the categories, from Pure Being in China (of which Hegel knew nothing except that it was) to the Absolute Idea, which seems to have been nearly, if not quite, realized in the Prussian State.

这是说：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史就是一层层推进，从一个范畴到另一个范畴。最初是中国这样的“纯粹存在”，最终会实现的是普鲁士这样的国家，即黑格尔所谓的“绝对观念”。中间，罗素还调侃道，黑格尔对中国的认识，也就是知道有这么一个存在。

显然，罗素对黑格尔的了解，比黑格尔对中国的了解还薄弱。过去几十年里，研究黑格尔的学者们仔细追索了黑格尔关于中国的知识来源。基于Robert F. Brown 与Peter C. Hodgson的归纳，以下两种书尤其重要：

• 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les arts, les moeurs, les usages, etc des chinois ... ——《关于中国的历史、科学、艺术、风俗与习惯的备要》（巴黎：1776至1791，1814），全十六册，每册600页左右。
• De la Chine, ou description générale de cet empire——《论中国，或，对这一帝国的总体描述》，全七册（巴黎：1818至1820年）。

除此以外，黑格尔还参考了大量关于中国的著作。详细见Brown与Hodgson所编译的Hegel: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World History, Volume I，第212页注2，这里就不一一搬运了。

4

黑格尔用到的文献当然主要是传教士编纂的，出版时间主要在十八世纪后期、十九世纪初——可以注意到他比较关注更新的资料。所以当时书籍介绍中国史的方式，会对他的中国认识产生很大的影响。

首先，对于许多传教士来说，中国历史悠久，传承有序，这是一件值得称赞的事情。尤其天主教徒有时会说自己的教会历史悠久，传承有序，显然是最正宗的。他们为了向欧洲知识界说明，到中国传教很有前途，往往夸大了中国文明的古老、稳定。黑格尔强调蒙元、满清都没有给中国带来真正的变化，这一观点是许多来华传教士在特定场合下归纳的。

其次，其实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初，欧洲出版的许多中国有关书籍，还是会讲中国有些怎样的变革。例如，1676年出版的闵明我（Domingo Fernández Navarrete）《论中国的历史、政治、习俗与宗教》（Tratados historicos, politicos, ethicos, y religiosos de la monarchia de China），就讲中国学术不断发展，到了宋代到处都有读书人，学术尤其繁荣。将近三百年后，陈寅恪也这么认为。

遗憾的是，黑格尔当然没有读到这些细节。一个原因是随着欧洲汉学的发展，十八世纪以后欧洲出版的中国史似乎也更加专门更加系统。这样一来，当黑格尔翻开中国有关文献，首先会读到的就是各种王朝表与年表，如下图——缺少耐心的读者，就会错过其中有趣的细节。

更重要的是，从一开始，黑格尔就觉得整个“东方”都是“神权专制政体”，统治者同时也是大家长、大祭司；人并没有自己的主体性（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355，1817）。他想象中的东方世界，有一点像我们看动物世界：蜜蜂王国的兴亡很壮烈；维吉尔甚至还为蜜蜂写了史诗，讴歌了他们的领袖，“以及整个民族的习俗、追求、部族与战争”（totiusque ordine gentis mores et studia et populos et proelia）。然而，即使我们读了维吉尔，我们也不会觉得普通蜜蜂有自己的主体性。某种意义上，很多人也不觉得蜜蜂王国们有真正的历史。

总之，黑格尔先有了这个认识框架，然后再读传教士的中国书写。这个过程大体就是不断误读细节，用以支撑自己的理论。总之，黑格尔并不是对中国全然无知，而是处于一种比无知更糟的状况。

5

回到黑格尔的中国：中国有上下5000年的历史；这5000年里，当然有太多的变化，尧舜禹禅让啦、蒙元满清易代啦——这些都是黑格尔都注意到了。但是，黑格尔认为，自己并没有看到有意义的变革。

上文中我们说了，如果黑格尔认真、仔细、虚心地阅读当时传教士的中国书写，他就会发现中国当然有有意义的变革。同时，我也想说，二十世纪不少中国史的研究，只是在一定程度超越了黑格尔的认识。比如对费正清来说，1840年以前，天朝体系就是一个稳定的系统；对伊懋可（2004）、黄宗智（1990）来说，大约1200年以后，中国就陷入了高水平陷阱，有增长无发展。甚至，对孔飞力（1990）来说，1768年的中国，本质上就是皇帝整官僚，官僚捣浆糊；这里根本不可能有普鲁士那样的制度发展。基于这些研究，黑格尔可以说，中国在1200至1840年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当然，90年代以来，中国史蓬勃发展。今天中国史的书写是否已经摆脱了黑格尔的幽灵呢？这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言归正传。尽管黑格尔的历史知识一塌糊涂，但黑格尔在努力思索一个问题：

• 历史中有太多变化，哪些才是重要的、有意义的呢？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由此展开。用今天的话说，黑格尔的回答或许是：自由、权利、公正的实现过程，总而言之，人的实现过程，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历史进程。因此，黑格尔大家Terry Pinkard在其新作中指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仍然是一种有意义的政治哲学（见氏著，Does History Make Sense? Hegel on the Historical Shapes of Justice——《历史有意义么？黑格尔论正义的历史构成》）。我们未必认同黑格尔的回答——或许这太辉格、太宏大叙事，又或许这太老生常谈。但我想，这依然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接续我的另一个回答：如何理解“历史哲学是历史学最坏的敌人”？）

黑格尔的原文如下：

更令人惊叹的是，这个民族拥有自远古以来至少长达5千年前后相连、排列有序、有据可查的历史，记述详尽准确，与希腊史何罗马史不一样，它更为翔实可信。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拥有这样一部连续翔实的古老历史。这个帝国始终保持自立，始终像它以往那样存在着。以后，它先是在13世纪被成吉思汗、在[欧洲]三十年战争之后的时间又被满洲—鞑靼人占领，却从未因此而改变。在任何情况下，它都把自己的特性一直保持下来，因此它始终是独立的帝国。这样，它就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帝国，只是自身平静地发展着，从来没有从外部被摧毁。其古老的原则没有被任何外来的原则取代，因此说它是没有历史的，所以我们在谈论这个帝国最古老的历史时，并不是谈论他的以往，而是谈论它当今的最新形态。（印度也是如此）我们只是一般地讲述这个帝国的原则，它并没有超过它的概念，让人诧异的是，这只是一个国家的自然概念，它自身虽有发展提高，但并没有改变这个最初单纯原则，但是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是最高级的文明。

《世界史哲学讲演录》114,115页

当然还有一段：

第一个方面是国家。我们在这里必须考察，国家是怎样建立在家族关系的基础上的－它是这样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建立在父系操持的基础上，通过处罚、警告、责打来维持整体，这是一个平淡的王国，一个持久的王国，一种没有历史的历史，没有在自身之内具有理想性的对立，以至于这样[一种]状态的变化不是在自身之内，而是[仅仅]来自外部。[但]真正的变化值存在于内部；只有内部发生变化，一种外在东西才能突然来临。这样[一种]国家的形态存在于亚洲背部，主要是中华帝国的形态。这里存在的首先是空间上的不分轩轾的状态。

108,107页

我们要先了解黑格尔对历史的看法才能明白他为什么这样说，黑格尔是思辨的历史哲学代表，继承了康德《一个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的部分思想，他认为历史是精神的自我意识在时间中的发展，而这个过程可以分为四种，“其一是在最初的、直接的启示中的实体性精神，其二是优美的、伦理的个体性，其三是能知的自为存在向自身的深入，达到抽象的普遍性，成成为客观世界的无限对立面，其四是世界精神从无限对立返回到自身，是一切矛盾的到调解”（引自《世界史哲学讲演录》中文版前言第2页），有异曲同工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也继承了这个思想，认为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社会。

叔本华首先一针见血地指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一种粗糙、庸俗的唯实主义，是有机地构筑起历史。因为历史所涉及的全然是单一和个别的人或事，讨论的则是只存在一次，以后不再的东西，历史能做的只是罗列已知的事实。哲学探究的对象却是那永恒存在、永远不变之物。随后诞生的分析的历史哲学这代表了这个思潮，例如波普尔在《历史主义的贫困》中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没有规律可循的，因此也是无法预言的。而史学研究是解释和描述。

黑格尔就像中医黑。即使能看好病，只要不符合他心目中的“学术体系”，就不予承认。德国自认为汉学水平远超一切中国人的，也不是一两个。原因就是认为你的套路不是他们熟悉的那种。很多欧洲人跑到亚洲来，一看方块字，就不顺眼。法国人把越南的方块字改成了拼写字。接着某联人还想把汉字也改成拼音文字。---- 你们要理解黑格尔。欧洲人：天哪，方块字怎么能传递信息？你们还写书，写信？中国人之间大概相互误解了几千年了吧？中医黑：天哪？中医怎么能看好病？中国人真好骗，那帮江湖骗子，骗病人骗了几千年了吧？黑格尔：天哪，中国也有历史？那些事情不是从来就是一样一样的，不就是换了几个名字吗？光凭几个来华传教士想说服黑格尔？你说服一个中医黑给我看看？

值得一提的是，黑格尔承认了中国有五千年前后连贯的历史……

这算是一大进步啊，目前国际历史学家们还不承认夏商来着，严格限定中国只有三千年历史…

除此之外啊，黑格尔也确认了中国这片大地上一脉相传的朝代更替，这个已经比很多中国“历史发明家”要进步了。

这意味着很多人一口咬定的“古中国不是新中国，新中国不是古中国。”就不成立了。

这么一看，黑格尔同志莫不是在曲线救国？

如果中国没有历史，西方连给历史提鞋都不配。

中国好歹逐步融合了56个民族，建立统一的中国，这是一部逐步壮大的过程。

西方的欧洲，到现在还是七零八落，从奴隶主到封建财团，到现在披着皿煮外衣但是实际上还是财团控制国家。

美国建国才几百年，根本没有经历过考验，那不叫历史。

黑格尔：中国是一切例外的例外 （转帖）

甘阳

现在要重新认识中国。重新认识也就是审视我们以前对自己对中国的看法。有些看法非常根深蒂固而且非常流行，但是这些看法未必站得住脚。不要以为自己是中国人就一定了解中国，不一定。我们需要重新来看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我们需要从全球的角度来看中国。

中国是一个西方很难了解的文明，是完全外在于他们的，西方也是中国很不容易了解的，两大文明之间的差异太大，因此凡是作中西文明比较而强调中国与西方如何有相似性的必然都是肤浅的。

中西文明自古无瓜葛中国文明是和西方文明最相异的，这是西方人的第一感觉。很多非西方的古老文明，如埃及、印度、波斯，和中国都是不一样的，他们都是从上古时代，就和西方文明糅合在一起。

例如埃及是四大文明古国，但埃及并不是到近代才和西方发生关系。埃及历史上有非常有名的女王克丽奥佩特拉，她和其整个家族统治埃及两三百年，但却都是希腊人，根本不会说埃及话。因此，埃及和西方从上古就已经纠缠在一起，这是因为西方文明发源地是在地中海一带，埃及、非洲原来都和西方文明糅合在一起。

另外还有印度，也并不是在英国人殖民印度以后才和西方发生关系。早在罗马以前，亚历山大大帝已经征服了印度。亚历山大大帝则对那时的欧洲没有兴趣，他从西往东打到印度，并最终征服。

还有波斯，也就是现在的伊朗和伊拉克一带，就更不用说了。对于中国人来说，“波斯湾”这个词是很中性的词，听了以后不会引起任何的历史联系。但是对于西方人来说，波斯湾引起的是整个2000多年历史的记忆。西方人会马上想起希腊和波斯之战，想到马拉松之战。

19世纪西方自由主义的鼻祖穆勒(J.S.Mill)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说以后欧洲和英国历史上所有的战役根本都不重要，惟一重要的就是马拉松战役，马拉松战役波斯人如果打败了希腊，以后整个西方文明就没有了。任何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西方人自然都读过希罗多德的《历史》，因此一提起“波斯湾”这个名字，马上就会联想起这些历史。美国人两次打“波斯湾战争”，心里自然就觉得好像自己就是从前的古希腊人和波斯作战那样在保卫西方文明。

阿拉伯人和西方的关系更是从头就纠缠在一起。我们知道，古希腊文明所有的文本都失传了，整个中世纪欧洲没有一个人懂古希腊文，从奥古斯丁到阿奎那都不懂希腊文，连文艺复兴最早的创始人也不懂希腊文。欧洲人重新了解古希腊思想文化首先是通过阿拉伯世界的，是阿拉伯人保存了古希腊文本，近世欧洲人最早是通过阿拉伯译本了解希腊的，因此研究中世纪欧洲政治哲学必须研究中世纪阿拉伯政治哲学例如法拉比的思想。阿拉伯人的历史从来和西方分不开。

肤浅的相似类比

举这些例子是想说明，在所有“非西方文明”中，中国与其他非西方文明是不一样的。中国在历史上和西方没有任何关系，是完全外在于西方的，西方也完全外在于中国。诚然有很多人在研究中西文明交往史或所谓交通史，但我想中国人不要像穷人攀富亲戚那样心理去夸大中西文明的交往史。中国和罗马之间或许有些非常间接的贸易，但绝对谈不上有任何关系，中国没有影响罗马，罗马也没有影响中国。

很长时间以来，不但中国不了解西方，西方也不了解中国。中国是完全外在于西方的，西方也是完全外在于中国的，没有任何亲戚关系可言，不必套近乎。

需要认识的是，中国是一个西方很难了解的文明，是完全外在于他们的，西方也是中国很不容易了解的，两大文明之间的差异太大，因此凡是作中西文明比较而强调中国与西方如何有相似性的必然都是肤浅的，没有多大意义的，尼采早说过，这类比较是心智弱的表现。

上帝不知道的中国

西方开始谈论中国主要是18世纪以后。整个西方的所谓近代历史学是从伏尔泰的《风俗论》开始的。

在他以前的西方历史都是按照圣经开始的，西方的所谓圣经上自然没有中国。18世纪以后西方知道还有这么一个中国，怎么办呢？西方的上帝据说要管全世界全人类的，现在突然有这么大一块土地没有在上帝的管辖范围之内，是很麻烦的。

如果把伏尔泰《风俗论》前面一百多页的导论拿掉(导论是后加的)，直接从正文开始，就可以看到非常清楚的脉络，即伏尔泰那里，人类历史是从中国开始的，然后是印度，然后是波斯，阿拉伯，然后是欧洲。但这些不同文明之间都是什么关系，世界历史怎么个说法，伏尔泰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只是说中国肯定是最古老。

这样一来，西方本身在世界历史中的位置就成了问题。这个问题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解决的。黑格尔这《历史哲学》如果去掉导论看，第一章就是中国，然后是印度、波斯，但黑格尔很高明，他论述说最前面最古老就是最低级最差的，因此最古老的中国是最低级的最没有价值的，波斯就比中国高级很多，因为波斯在黑格尔看来是西方的内在一部分，没有波斯也就没有欧洲和西方。（编者：就此观点鄙视黑格尔一下先）

学西方哲学的人都知道，西方哲学的源头是所谓“伊奥尼亚”学派，可是这“伊奥尼亚”并不是在希腊本土，而是在亚洲的，当时是波斯人统治的，因此西方学界历来有人论证“伊奥尼亚哲学”是受波斯文化影响产生的。

总之，从伏尔泰开始，突然有一个全新的世界出来了，这么大一个中国怎么摆，圣经上并没有讲过，圣经并不知道，因为上帝都不知道，这个事情比较麻烦。黑格尔来了一个从最低到最高，把它化解了，最早是最低级的，因此中国是最低级的最差的，最晚是最高明最好的，因此欧洲特别是德国是最好的。因此人类历史从中国开始，到黑格尔的德国结束。1990年代以来西方的所谓“历史终结论”，本是从黑格尔那里来的，不过把德国换成了美国而已。

这样一个西方中心论，今天的西方人是不会这么明说了，因为这种说法显得没有教养，显得非常可笑而不文明。不过不这么说，不等于就不这么想。今天的西方自然认为他们就代表正义代表真理，他们谈起中国来个个都像法官一样，还不如黑格尔至少要给个哲学的论证。

个人认为，西方人以西方为中心，并没有什么错，难道要他们以中国为中心？西方反对西方中心论的人可能更危险，因为他们以为自己免除了西方的偏见，是最公正的，代表全人类的。我宁可西方人老老实实主张他们的西方中心论，不要说他们是反对西方中心论而主张什么世界主义，他们说这话就表明他们是西方中心论，因为今天高谈阔论世界主义者恰恰就是西方中心主义，难道世界主义是说中国主义或印度主义吗？

中国是中国的中心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人看世界应该以什么为中心？中国人也应该以西方为中心吗？这就是今天的问题所在。 中国文明原先是自成一体的，西方也是相对而言自成一体的。西方最近数百年统治了全世界，一度想当然地以为中国也和其他国家一样，都要接受西方的统治，都必然被纳入西方的世界，西方在鸦片战争等也确实一度打败了中国。但今天的西方不得不开始认真考虑，中国今后到底会怎么样，他们不得不考虑，中国可能将按她自己的逻辑，而不是按西方的逻辑。

Ramo的“北京共识”说的就是这种西方看法的表现。这种看法认为，中国很多的情况都是按西方的逻辑解释不通的。如在中国晚清时代，整个传统中国文明彻底瓦解。按照西方的逻辑，一个古老文明在现代崩溃，就不可能再维持自己成为一个统一国家，比如说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等都瓦解成了无数国家。

看西方的历史地图，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有很大的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的钞票上要印二十几种文字，因为它包括很多不同的所谓“民族”，而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崩溃以后，这些“民族”都变成了独立的民族国家。

中国：例外之例外

按西方的逻辑，中国在晚清瓦解以后如果分裂成很多国家，方才是符合逻辑的。但看今天的中国版图，除了台湾还没有回归以外，中国版图现在跟清朝几乎是一样的，这对于西方人来说很不可思议，在西方的逻辑中，中国整个近代历史是不正常的，不符合西方逻辑的。中国人似乎很自然地认为，中国历史从尧舜禹夏商周秦汉一路下来到现在，这整个历史是通的没有间断的，这也是西方人认为很奇怪的，因为西方自己的历史是断裂性的，是不连贯的。

例如古希腊和现代的希腊，根本就没有关系。我们知道，上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在希腊的雅典，口号是“奥林匹克重新回到雅典”，可是现在的雅典跟古代的雅典有什么关系吗？没有关系。现在的雅典和希腊是1830年独立，既不是从英国独立出来，也不是从美国独立出来，而是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独立出来的，这希腊七百多年是在亚洲人土耳其统治之下。希腊要标榜自己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七百多年的历史怎么办？就必须把这七百多年的历史先否定掉。但是问题是，即使否定了这七百多年，还有再前面这希腊属于拜占廷，也不属于真正的欧洲，因此这类国家的历史比较麻烦。

中国现在没有这个问题，只有晚清曾一度有过类似的问题，当时孙中山和章太炎要推翻满清，因此不承认满清是中国历史一部分。章太炎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认为中国在1644年就已经亡国了，他不承认满清是中国人，这是非常符合西方逻辑西方版本的。但这只是章太炎老先生一时糊涂，把两百多年的历史划了出去，后来满清推翻以后，他和孙中山都马上收回原来的论断，谈“五族共和”了。后来章太炎曾有一句很有名的话，说当时也没有想别的，只想着推翻满清，没想过推翻了以后怎么办的问题。

黑格尔说中国是一切例外的例外，逻辑到了中国就行不通了。这个事情比较麻烦，西方人因此心里会有很多疙瘩，他老想解释你，要解释得你符合他的逻辑。而他们可以这么做的本钱之一就是中国很多人也跟着他解释，西方人这么说，中国人也跟着这么说，西方解释不通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很多帮着他解释。

但严格说来，中国自成一个世界。我想提出一些问题跟大家讨论，中国的许多事不但是西方难以理解的，而且实际上有些也是我们自己都很难理解的。

不管中国今天有多少的问题，但是25年来改革的成就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实质性的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大幅度上升，这都不是假的，而是晚清以来，中国历代人梦寐以求的。

该文章来源于甘阳先生（简历附后）2005年5月12日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共识”论坛第四讲的演讲录音（也即《21世纪经济报道》系列报道的第二部分）。《21世纪经济报道》2005年以此为内容发表了甘阳先生“三种传统的融会与中华文明的复兴”系列报道（全文请参见链接）： 一、重新认识中国 2005-06-202； 二、西方逻辑解释中国：生硬的纠缠 2005-06-27； 三、“地方经济分权”奠定中国改革成功基础 2005-07-04! 四、穿透中国灵魂看西方精神 2005-07-11 http://www.plchinese.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Q4MnxhMTU3NzcwYnwxMzIzMDY3NDkzfDB8MTA2MTA=; “五十几岁的人，三十七八岁的相貌，二十来岁的举止与活力，这就是甘阳。”----南都周刊2006年甘阳专访中的描述。 “甘阳看得远，又不卖弄，文章背后浸透着作者的学养和气度。甘阳有立足点、有骨气、有独立见解，用他自己在序言中的话说，就是‘胸中自有泾渭’。”----引自书评《将错就错话甘阳》2002-07-24 甘阳，中国当代学者，被认为是中国大陆新左派的代表人物。 祖籍浙江杭州，出生于沈阳，曾为下乡知青。1978年考入黑龙江大学哲学系，1982年到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读研。1989年赴美国入读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博士班，十年后离开，未获博士学位。现为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兼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和中山大学哲学系客座教授，以及香港中文大学通识教育中心荣誉研究员。研究领域:政治哲学、西方思想史、大学理论。 近年论著: 《自由主义左右》，北京三联书店，即出。 《文明•国家•大学》，北京三联书店，即出。 《古今中西之争》，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 《政治哲人施特劳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年。 《将错就错》，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编著：) |)《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甘阳、陈来、苏力主编，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8月。 《中国大学改革之道》，甘阳、李猛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文化：中国与世界》（第1～5辑），北京三联书店，1987～1988年。 译著：《人论》，[德]卡西尔(Cassirer E.)著，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

注：转贴甘阳先生趣文一篇，还是东西方思想交锋方面的，对楼上那篇里的黑格尔观点算是一个 补充。 英译《论语》与其他 甘阳 2007-05-16 http://data.book.hexun.com/chapter-111-2-9.shtml晚近以来美国的大报小报、电台电视几乎都有点走火入魔般地大谈特谈中国。平地里突然冒出了一大群无师自通的“中国专家”。每谈及中国就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基辛格。然观其内容，则大多是所谓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之类，无非是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因此中国军费不断增加，因此中国民族主义日益抬头，因此中美冲突不可避免，等等等等。这种以“大批量生产方式”（mass production）制造的新闻固然有极高的传播效率，但其千篇一律性则实在已让人有不胜其烦之苦。 在这种畸形的中国热氛围中，陡然读到耶鲁中国史教授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在今年第六期的《纽约书评》（4月10日出版）上娓娓评点《论语》英译的文章，不禁给人以在闷热的夏天终于还能透一口气的轻松感。史文使我们想起美国毕竟还有一些真正的中国专家，毕竟还有一些对中国历史文化本身更感兴趣的读者，而《纽约书评》为史文所配的两幅古色古香的插图——1687年拉丁文版《论语》中所刻的孔子像，以及唐寅的一幅文人画，尤其使人不无怅然地想起了那个曾经与世无争、自成天下的老中国，而暂时忘却了目前这个已被卷进世界漩涡中的新中国。然而，从史景迁教授的文章中，我们也能马上感到，几乎从利玛窦（1552—1610）等最早的天主教传教士企图把《论语》等中国经典译介到西方世界开始，中国这古老文明对于许多西方人就成了一个“问题”。这问题就是如何才能把中国这异己的文明纳入到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解释框架之中。我们可以从1691年第一个英文版孔子言行录（尚非是《论语》的译本）的书名本身看出这问题对于基督教世界的严重性。按当时的习惯，一本书通常都有一个长长的书名，这本英语世界第一本孔子言述集的全名是：《孔子的伦理：一个在我们基督徒的主和救星耶稣基督降生五百年以前就已达思想巅峰的中国哲学家，其教导至今仍为中国那个民族奉为最佳人生指南》（The Morals of Confucius，A Chinese philoso单加pher， who flourished above Five Hundred Years be单加fore Our Lord and Saviour Jesus Christ，Being one of the Choicest Pieces of Learning Remaining of that Nation）。如果我们知道，当时基督教世界的通行历史教科书即柏叟（Bossuet）的《通史讲义》（1681）仍是恪守奥古斯丁历史神学的体系即从基督教《圣经》故事出发来讲全人类的“通史”（Universal History），那么我们也就不难想像上述这第一本孔子言论英译的书名对于大多数基督徒来说会是如何地震惊甚至愤怒：一个在基督降生五百年前已有自己成熟思想的哲学家，其学说不是歪魔邪说还能是什么?!一个在《圣经》以外的民族，一个连基督教是何物都不知道的民族，不是野蛮民族还能是什么?! 利玛窦等人翻译《论语》的工作不可避免地引发天主教会内的激烈辩论，也就不足为奇了。教会的卫道士激烈指责利玛窦等人背叛了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因为他们在翻译《论语》等中国典籍时竟然试图说明孔子的教导并不与基督教的教义相违背。而在卫道士看来，要坚持基督教信仰的纯洁性，那就必须首先强调孔子学说是“邪说”。史景迁教授不无感叹地指出，正是这种激烈的指责不但使得由利玛窦本人开始并由十七位各国传教士集体继续的拉丁文《论语》译本延搁了将近一百年才正式出版（1687），而且更使这个拉丁文版《论语》迟迟未能进一步翻译为西方现代语言。例如上述的第一个英文版《孔子的伦理》就并不是《论语》的翻译，而是由枯燥无味的八十段“格言”杂乱无章地构成，其中既没有孔子这个活生生的人出现，每句格言自然也没有任何上下文关系。其结果如史景迁所言，就是不会有任何人对孔子还有兴趣。我猜想日后黑格尔断言孔子只不过有些人生格言，多半就是因为他读到的只是这一类《孔子的伦理》! 《论语》真正开始被严肃地译为西方现代语言事实上已迟至1861年。这就是苏格兰传教士和汉学家李雅各（James Legge）在香港出版的第一个学术版译本，《论语》在西方现在的通行译名Analects也是由李雅各开创。以后各种不同版本的《论语》西语译本可以说全都是以李雅各的开创性工作为基础的。目前英语世界较常用的有威利（Arthur Waley）1938年译本，香港中文大学刘殿爵（D.C.Lau）1979年译本。较新的还有道森（Raymond Dawson）1993年译本。史景迁文章评论的则是比利时裔澳大利亚汉学家西蒙•莱斯（Simon Leys）的最新译本。诚如史景迁所指出，李雅各之后不断有《论语》新译出现，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论语》由于其言简意赅，因此任何再完善的译本也不可能充分传达其含义的丰富性。不同译本不但可以互相补充，而且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译者往往会在细微处突出不同的重点，从而丰富扩大对《论语》的理解和解释。莱斯最新译本的突出特点在于他明确地主?古为今用、“中为洋用”的原则，因为莱斯坚信孔子提出的许多问题事实上往往对现代和西方社会有“直接针对性”。这种立场不能不说是颇不寻常的。但笔者必须坦白承认，我自己并不非常欣赏莱斯这种古为今用、中为洋用的翻译原则。这并不是说我不相信孔子学说有其现代意义和普遍意义，而是因为我相信这种现代意义和普遍意义不可能通过“直接性”地翻译为现代大众了解的语言就能透显出来，而只有通过“间接性”的转换工作，亦即只有通过对历史文化脉络本身的艰苦诠释工作，才能逐渐将对历史文化的意识转化为现代意识的组成部分。换言之，古代思想的现代意义并非像冯友兰当年所谓 “抽象继承法”那样似乎只有靠剥落其历史具体背景才能抽取，恰恰相反，我以为只有把文本更深入地置于历史具体脉络之中才可能从深层与现代相连接。也因此，我对钱穆先生和李泽厚教授等试图通过白语新译以使《论语》能“直接”进入现代中国人意识的努力虽然钦佩，但私心以为不可能成功。而就中西文化的沟通而言，我也不相信莱斯这种试图使《论语》“直接”为今所用、为洋所用的良好愿望就能使《论语》更吸引现代西方的一般读者。有时只怕是适得其反，因为这种译法不免会导致使《论语》过分现代化甚至过分西方化的情况。例如莱斯将“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句名言中的“志”译为“自由意志”（free will），这显然是把孔子太西方化了。相比而言，李雅各译“志”为“意志”（will）、威利译为“意见”（opinion）、刘殿爵译为“意图” （purpose），虽然都可圈可点，但似乎都比“自由意志”来得平实。窃以为向西方读者译介《论语》的真正着眼点，并不在于要使西方读者觉得孔子思想如何贴切于当代西方处境，而是在于要吸引西方读者通过《论语》去逐渐地了解中国文明这个不同的历史文化世界。同样，《论语》对于现代中国读者的真正现代意义，在我看来也并不在于如何使其现代化，而是在于如何使现代中国人能通过它去更多地了解并亲近《论语》本身所置身的那个古代历史文化世界及其无穷义蕴，否则是没有必要再读《论语》的（日人涩泽荣一所谓“《论语》加算盘”在我看来是纯粹多此一举!打算盘就打算盘，何必用《论语》装门面!）。总之，古典的真正现代意义，并不在于其对现代的直接有用性，而是在于它们提供了沟通古与今、中与外的历史文化媒介。也因此，《纽约书评》那两幅古色古香的插图甚至比史景迁的文章本身更引起我的情思。只是，这种“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的片刻陶醉毕竟只能是片刻的自欺。《纽约书评》刚刚刊出史景迁文章，紧接着下一期赫然又是长篇评介《中美冲突的即将来临》。看来，孔老夫子那与世无争的中国终究还是招架不住“冲突意识”太强的西方。当着中国之日益被卷进世界漩涡时，这个古老的文明是否还能保有她自己的历史文化意识呢?我不禁有点忧郁地这么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