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世纪时的古藏语与汉语已经分离五千年左右，为什么还能帮助拟构比它早两千年左右的上古汉语？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从几个关键角度来剖析：
一、 语言是渐变的，并非瞬间的剧变。
想象一下一条河流，它从源头蜿蜒而来，流淌数千年，河道会发生变化，水流的速度和形态也会有所不同，但河流的“本质”——水的流动性，以及它所经过的地貌留下的痕迹，依然是存在的。语言亦是如此。上古汉语和七世纪古藏语之间并非突然断裂，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渐进的分化过程。它们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语言，这个祖先语言随着人类迁徙、社群分化而逐渐演变成不同的分支。
共同的祖先是关键： 上古汉语和古藏语同属汉藏语系。这个语系被认为是拥有共同祖先的语言大家族。即使经过了五千年的漫长分离，它们依然保留着来自这个共同祖先的一些基本语言特征。就像你看到一位远房的表亲，即使你们很久没见面，长相上可能有些许变化，但仔细辨认，你们的眉眼之间总能找到家族相似之处。
二、 语音系统（音系）是语言最“固执”的层面。
语言的各个层面，如语音、词汇、语法，在历史演变中的“稳定性”是不同的。其中，语音系统，也就是我们说话时发出的各种声音及其组合规则，是最为“固执”也最难彻底改变的。
音变规律的共性： 当语言发生分化时，音变并不是随意的。研究发现，许多音变是系统性的，即某种声音的变化会遵循一定的规律，而且这种规律在不同但相关的语言中可能表现出相似性。例如，一个辅音在某个时期可能普遍发生了浊化（清音变浊），或者一个元音发生了央化。如果七世纪的古藏语保留了上古汉语某个音在音变过程中出现的“中间状态”，或者某种特定的音变规律，那么通过对比和推理，我们就能反推出上古汉语原始的发音。
古藏语的“桥梁”作用： 七世纪的古藏语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文字记录，如梵文转写的音词、藏文文献中的词汇和发音信息。通过这些珍贵的材料，语言学家可以重建七世纪古藏语的语音系统。然后，他们会与其他历史时期汉语（如中古汉语、上古汉语）的语音系统进行对比。如果发现古藏语的某个发音方式，能够“解释”或“连接”中古汉语和上古汉语之间看似不符的语音演变，那么这个古藏语的发音就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举例来说（这是一个高度简化的比喻，实际情况复杂得多）： 假设我们知道一个词在唐朝汉语（中古汉语）中读作 /p/，但在更早的上古汉语中应该有一个清塞音。如果我们发现古藏语中一个与此相关的词，其对应的发音是 /b/，并且我们知道在那个时期，“浊化”是一个普遍的音变趋势，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测，上古汉语中的清塞音经过浊化变成了中古汉语的 /p/，而七世纪古藏语的 /b/ 可能代表了另一种不同的音变路径，或者保留了上古汉语某个未浊化的形式，或者两者都经历了不同的音变，但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共同祖先。通过大量的此类比对，语言学家可以勾勒出上古汉语更精确的语音图景。
三、 词汇的残存与借用。
除了音系，词汇也是承载语言历史信息的重要载体。
同源词的线索： 即便语言分化了，一些核心的、与生活密切相关的词汇，如亲属称谓（父、母）、基本动词（吃、走）、自然事物（山、水）等，往往具有较强的生命力，不容易完全消失。如果七世纪古藏语中存在一些词汇，其发音和意义与推测的上古汉语词汇非常接近，那么它们就是强有力的同源词证据，可以帮助验证上古汉语的词汇。
借词反映的文化交流： 在语言发展的早期，不同语族之间也可能存在交流和互动，有时会互相借用词汇。如果发现藏语借用了某些词，而这些词在上古汉语中也是存在的，那么这可能反映了早期汉藏民族在地理上或文化上的某种联系，并且这些词可能来源于共同祖先，或者至少是在分化后的一种传播。
四、 语法结构的相似性。
虽然不如语音系统和核心词汇那么显性，但一些基本的语法结构，如语序、句子结构模式等，也可能在语言分化过程中保留一些共性。如果古藏语和上古汉语在这些方面表现出超越偶然性的相似，也能为它们属于同一语系提供支持，并且在推导上古汉语的语法特点时提供参考。
总结来说，七世纪的古藏语之所以能帮助我们拟构上古汉语，并非因为它直接“记录”了上古汉语，而是因为它与上古汉语同属一个古老语系的姐妹语言。通过对古藏语音系、词汇和语法结构的深入研究，并将其与汉语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语言材料进行严谨的对比分析，语言学家们能够：
1. 识别共同的祖先语言留下的痕迹： 就像在不同化石中发现相似的骨骼结构，证明它们来自同一物种的祖先。
2. 推断上古汉语的语音面貌： 通过对比古藏语的音系和汉语不同时期的音系演变，找出其中的规律和对应关系，填补上古汉语直接记录的空白。
3. 验证上古汉语的词汇： 发现同源词，确认一些早期词汇的读音和意义。
这个过程是极其复杂且依赖大量旁证的，它涉及到语言学中最前沿的比较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方法。七世纪的古藏语就像一位来自遥远过去的“见证人”，它用自己的语言 모습을，为我们描绘出上古汉语模糊的轮廓。没有这样的比较语言学研究，我们对上古汉语的认识将会更加局限和不准确。
网友意见
我覺得這個問題問得很好。應該說，目前所有關於漢藏語共祖時閒計算的文章都是基於詞彙替換的（如有疏漏懇請指正），不論是2019年張夢翰等人那篇、Sagart等人那篇還是2020年Zhang Hanzhi等人那篇，本質上都是基於同源詞的替換，用BEAST來計算的，區別主要在於使用的語種、認定的同源詞、使用的分子鐘假設和替換模型、替換率、標定年代用的具體參照點等。所有這些計算本身都沒有使用音變、語法類型之類的數據（同源詞的認定上面還是會依據音變的）。那麼這樣得出的分化年代（先簡化爲兩種語言，好理解一些）只是語言中詞彙實際分化的平均年代（因爲分化後各自又發生詞彙替代）。
實際的語言分化，假設語言A、B祖先自一次主要的分化事件 t₀ 分開，那麼在分化事件之後如果一方或雙方有了和其它語言（比如語系外的語言）混合的事件，導致詞彙替換明顯多於自然演變，則我們從今天的語言算出來的時閒 t 會早於 t₀ 。而如果分化事件之後的一段時閒A、B之閒又有了接觸，導致了相互閒新的借詞，那麼可能把計算出的分化年代 t 算得晚於眞實的 t₀ 。
對於漢藏語系，我們可想象，漢、藏分離之後又各自混合了很多其它族羣的遺傳成分和語言成分（比如漢混合了苗瑤、僮侗和阿爾泰成分，這點從語法上有跡象，雖然也不能定論；藏的祖先混合了高原上的採集狩獵羣體），而漢藏之閒的接觸從已知的歷史和攷古來說應該比上述和外羣體的接觸次要一些。那麼我們用詞彙替換方法算出來的時閒 t （不論5900年、7200年還是8000年前）應該是早於實際分離年代 t₀ 的。如果硏究者嚴格剔除了晚近的漢藏語系內借詞（以我所知張夢翰等(2019)依據的Matisoff的庫剔得並不嚴格），則這個算出的 t 就應該更早。（語系外借詞經常會被處理爲語支自己的創新而未被剔除。）
還有一些詞彙，比如“鐵”（*hliːk > thet），根據歷史和攷古，明顯是戰國到秦纔傳開的，藏語的同源詞（homolog，我說的“同源詞”含借詞和分化詞）*ɦljags > ltɕags（如有錯請指正）就只能是上古中晚期的漢語借詞了，這種詞的分化年代比語言主體分化時閒 t₀ 更晚，但仍有助於我們構擬上古漢語（晚期）讀音。
綜上，目前文章算出的漢藏分離年代 t 大概率都早於漢藏語言實際的主體分化時閒 t₀，而一些詞（比如可能的周人從羌人帶來的詞彙（目前還沒見誰仔細整理過哪些詞可能屬於這類，甚至有人說第一人稱代詞 ŋa 也是這段時期的借詞）和春秋戰國以後的文化詞）比語言分化時閒 t₀ 更晚。如果是對於只有兩三千年前的漢藏閒借詞來說，用於構擬上古音，應該就還能用了。而區分借詞和直同源詞（ortholog，即隨語言分化而分開演化的詞）的工作恐怕只能慢慢來了，不知道現在有沒有人能把漢藏同源詞按音韻對應來分層，就如同把漢越借詞、漢白同源詞、閩語漢語詞分層一樣來做。
应该注意到郭锡良的原文[1]：
[...] 难道设想的公元前四千多年的共同汉藏语到公元七世纪的古藏语“行、走”义动词，近五千年之间竟然还能保存共同汉藏语的原貌（或者说基本面貌吧）[...]
从审稿人的视角，这句话有两个问题。首先，声称“共同汉藏语”于公元前四千多年前（存在？产生？分化？）完全没有给出任何参考文献。作者说“设想的”只能理解为自己的猜测。如果是自己的猜测，按规范应该给出猜测的理由，可以在脚注说明，或者引用自己之前的相关文献。第二个问题是行文语言过于随意，使用“吧”这样的助词不是现代学术语言，除非你是赵元任吧。对于这篇文章有关语法化的讨论我没有什么看法，不过作为在《中国语文》上发表的论文，可能审稿环节出现了些问题，比如在引用规范、致谢规范上（脚注*中的致谢完全没有提到一个具体的人名）和行文上，都应该作出较大的修订。
相反Zhang Menghan et al (2019)[2]得出的距今5900年的结论，是通过计算得出的，是可以验证的。所以Zhang (2019)的5900年前和郭的6000多年前不能比较。虽然两个数字相差不大，但不是同一个概念。
下面开始谈一下题主的问题。题主问“为何古藏语可以帮助构拟上古汉语”。答案是上古汉语的构拟不应该被古藏语直接帮助，或者更广泛地说，不应该迎合其它汉藏语系语言，或者受到其它汉藏语系语言的影响。道理其实很简单，题主的目的是构拟上古汉语。正因为我们是在构拟上古汉语，我们应该专注于汉语内部的材料。包括古代文献、现代或者已有记录的汉语族语言、以及周边语言的上古汉语对音和借词。
但是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原始汉藏语，这个问题就要另说了。我们目前对汉藏语系的了解程度远远达不到构拟原始汉藏语的程度。在这里就不谈了，可以参考我过往的一些回答，如这里，和这里，以及这里。
现在来谈一谈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题主所提的问题可能隐含着一个更深层次的疑问：我们在构拟原始语言时，能否使用不同时期的语言材料，比如说在很年轻的语言中找到现象，并构拟到原始语言中呢？
很多人可能这么想问题：已知有两个语支，语支A有a, b, c三种语言，语支B有d, e, f四种语言。那么我们应该先把原始A构拟通过比较a、b、c出来，然后再把原始B通过比较d、e、f构拟出来，再比较原始A和原始B，从而构拟出最终的原始语。这个想法很有逻辑性，我们当然需要仔细了解每个语支的变迁，因为这对构拟原始语是有好处的。不过，构拟语言的实际操作永远不是如此教条的。教条的方法会让研究滞后，效果也不会比灵活的方法好。这就又让我想起了那篇Song (2014)[3]（可以看看这里）。
Song (2014)的脚注18中写道：
As an anonymous reviewer pointed out the chronology of WT and OC is not the same, as the former has a much recent time depth of seventh to ninth century. When using the WT data for the purpose of comparative reconstruction, this problem always deserves out [sic] attention.
正如一个匿名审稿人指出，书面藏语和上古汉语的时间不一样，前者更年轻，大约在七世纪到九世纪。我们在使用书面藏语的数据进行构拟的时候要注意。
“要注意”是一个百搭的建议，我们在做任何工作的时候都“要注意”。关键是注意什么。如果这位审稿人和Song (2014)都认为，古藏语和上古汉语不能相互比较，只因为他们的时间不同，那么他们就是错的。向柏霖曾在一篇博客文章中解释了这一点[4]：
Comme le sait n’importe quel étudiant en indo-européen ou en sémitique, on observe plusieurs cas où des langues à attestation ancienne sont moins conservatrices sur certaines points que des langues récemment attestées, et qu’ainsi toutes les langues, anciennes et modernes, doivent être prise en compte:
(a) l’akkadien a perdu quasiment toutes les consonnes ‘gutturales’ du proto-sémitique (*h, *ʔ, *ʕ, *ħ etc) et confondu les fricatives interdentales *θ et *ð avec *ʃ et *z respectivement, et conserve donc moins bien le système consonantique du proto-sémitique que l’arabe ou même les langues sud-arabiques modernes.
(b) le hittite (attesté au second millénaire avant notre ère), malgré certains archaïsmes indéniables, a perdu la triple opposition des occlusives (reconstruites traditionnellement comme sourde, voisée simple, voisée aspirée) qui est pourtant préservée, sous une autre forme, en germanique moderne et en grec moderne.
就像印欧语或者闪语的任何一个学生都知道的，我们观察到许多情况中，古老的被记录的语言还没有晚近被记录的语言存古。因此，所有的语言，古老的还是年轻的，都应该被考虑在内：
(a) 阿卡德语失去几乎所有原始闪语的“喉音”声母（*h, *ʔ, *ʕ, *ħ 等），并且混淆了齿间擦音 *θ/*ð 与 *ʃ /*z。因此并没有阿拉伯语和现代的南阿拉伯语在辅音方面更加存古。
(b) 赫梯语（公元前2000年前被记录），除了有一些不可否认的存古现象，失去了塞音的三分对立（传统上构拟为清、浊、浊送气），然而在现代日耳曼语和现代希腊语中以其它形式保留了。
所以，我们在构拟语言的时候，也不能放过非常创新的语言，可能这些语言中有那么一两个地方是极其存古的。记录于三千多年前的上古汉语和记录于公元七世纪的古藏语，对原始汉藏语的构拟都有一点点贡献。虽然我们会奢望它们被记录得早一点，但我们改变不了历史，所以有什么材料，就干什么活儿比较好。
正在写到这里的时候看到了 @H Zhang 的回答，感觉他解释得也很清楚了，尤其是有关题主的问题①，我的看法是一样的，为什么一些语言比另一些语言存古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应该探究的是它们在哪些方面存古。
参考
- ^ 郭锡良. (2005). 汉语介词 “于” 起源于汉藏语说商榷. 中国语文, 4.
- ^ Zhang, M., Yan, S., Pan, W., & Jin, L. (2019). Phylogenetic evidence for Sino-Tibetan origin in northern China in the Late Neolithic. Nature, 569(7754), 112-115.
- ^ Song, C. (2014). Stop codas in Old Chinese and Proto Sino-Tibetan: A lexical diffusion analy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1), 96-135.
- ^ https://panchr.hypotheses.org/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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