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和杨广接手的都是富强的国家，为什么结局却不一样？
一、 执政理念与根本目标：汉武帝的“大一统”与杨广的“集权化”
汉武帝接手的是文景之治后国家实力蒸蒸日上的汉朝，而杨广继承的是隋朝，这是一个经历杨坚励精图治，刚刚统一并夯实了中央集权的帝国。
汉武帝： 汉武帝的核心执政理念是巩固和扩张汉朝的统治，确立“大一统”的格局。他深知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也看到了汉初以来“郡国并行”的隐患，更怀揣着一扫匈奴、开拓疆域的雄心壮志。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强大、稳定、统一的中央集权王朝，并以汉民族的文化作为统一的内核。为此，他推行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政策：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这不仅仅是思想层面的统一，更是为中央集权提供合法性依据和精神支撑。儒家思想强调君臣父子、忠孝仁义，易于被统治者驾驭，为后世统治者构建了一套稳定统治的意识形态体系。
推行郡国并行制下的“推恩令”： 这是汉武帝在继承了文景之治的政治遗产基础上，巧妙地削弱诸侯王势力，进一步巩固中央集权的精妙操作。虽然看似分封，实则通过不断分割，使诸侯王的权力日益萎缩，最终将权力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
对外扩张： 征讨匈奴，收复河套，开通西域，将汉朝的疆域大大拓展。这些军事行动虽然耗费巨大，但也提升了汉朝的国际地位，满足了民族的自豪感，并将周边地区纳入了汉朝的文化和政治影响范围。
杨广： 杨广即位时，隋朝已经实现了中国自南北朝以来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国家统一，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中央集权的基础也已初步奠定。然而，杨广的执政理念更倾向于高度的集权化和宏大的国家建设。他继承的是一个“新生”的统一王朝，急于展示其能力和王朝的威严，并且希望通过大规模的工程来巩固和彰显隋朝的成就。
大兴土木，劳民伤财： 修筑大运河、营建东都洛阳、三征高句丽等，这些工程在历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大运河连接南北，促进了经济文化交流；洛阳的营建提升了东部的控制力；但这些大规模的工程，尤其是三次征讨高句丽，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极大地加剧了社会矛盾。
强化中央集权： 杨广在继承父辈集权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例如实行“三省六部制”的完善，加强了对官僚体系的考核等。然而，他的集权方式往往显得过于严酷和急躁，缺乏足够的回旋余地，容易引发反弹。
对比来看，汉武帝的集权化过程是循序渐进、以“巩固”为主导的，而杨广的集权化则显得更为激进，夹杂着个人雄心和宏大叙事的色彩。
二、 治国方略与政策执行：汉武帝的“柔性”与杨广的“刚性”
虽然两人都致力于巩固中央统治，但在具体的政策执行和策略运用上，却显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格。
汉武帝：
经济政策： 汉武帝初期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轻徭薄赋，鼓励农业生产。在国家实力壮大后，他推行了“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经济政策，虽然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但并未对百姓造成过度的压榨。特别是“均输平准”，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稳定物价、调节市场的作用。
人才选拔： 除了世家大族，汉武帝也开始重视通过察举制选拔人才，扩大了官员的来源，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门阀的垄断。
容错空间： 汉武帝的统治并非没有失误，例如晚年因巫蛊之祸而产生的动荡，但他懂得反思，晚年发布的《轮台罪己诏》就是最好的证明。他有一定的容错空间，也愿意在错误面前承认并调整。
杨广：
经济政策： 杨广在位期间，大规模的工程建设导致赋役繁重，对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他推行的“募人造物”、“厚赐”等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商业，但也加剧了贫富差距，消耗了大量的国家财富。
政策的刚性与缺乏弹性： 杨广的政策往往执行得非常严苛，例如对律法的推行，对征兵的征发，对民间的盘剥，都显得过于急切和缺乏变通。一旦推行，就难以改变，留给百姓的喘息空间非常有限。
高压统治： 杨广的统治方式更偏向于高压和严苛，对不同政见者的打击不遗余力，这使得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
可以看出，汉武帝的政策相对更加灵活，能够根据时代和民情进行调整，而杨广的政策则显得过于刚性，且执行力度过大，忽视了民力承受的极限。
三、 个人性格与政治智慧：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与杨广的“好大喜功”
君主的个人性格和政治智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治国的走向。
汉武帝： 汉武帝无疑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他具有极强的战略眼光，能够清晰地认识到国家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他勤于政务，善于用人，能够采纳不同意见，并且在关键时刻能够果断决策。虽然他晚年也有一些失误，但总体而言，他的政治智慧是毋庸置疑的。他懂得“笼络人心”，即便在对外扩张的巨大消耗下，依然能够通过一些措施安抚民心，维持统治的合法性。
杨广： 杨广同样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君主，在文化、艺术、工程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然而，他在政治上的“好大喜功”和“刚愎自用”成为了他致命的弱点。他急于在短时间内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却忽视了罗马帝国衰亡的教训——宏大叙事和过度消耗最终会拖垮一个帝国。他对民间的疾苦缺乏切肤之痛，对自己的决策盲目自信，听不进不同的声音。他更像是一位拥有强大执行力的“项目经理”，但缺乏对“项目”本身的风险评估和对“参与者”的关怀。
一个关键的区别在于，汉武帝懂得“驾驭”臣下和百姓，利用制度和策略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杨广则倾向于“征服”和“强制”，试图用个人的意志去主导一切。
四、 时代背景与历史机遇：汉武帝的“外部压力”与杨广的“内部脆弱”
历史的进程并非只由君主一人决定，时代背景和历史机遇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
汉武帝： 汉武帝所处的时代，虽然汉朝已经强盛，但北方匈奴的威胁依然是心腹大患。这种外部的压力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激发汉武帝改革和扩张的动力。他需要强大的国家机器来应对外部挑战，这也为他推行一些强硬的政策提供了合理性。同时，汉朝已经经历了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国力相对雄厚，能够承受一定的战略消耗。
杨广： 杨广即位时，隋朝虽然统一，但其统一过程中的矛盾并未完全消除。尤其是江南地区，对隋朝的统治尚有抵触情绪。而且，隋朝作为刚刚建立的王朝，其统治基础相对薄弱，社会整合度不高。杨广的大规模工程和对外战争，恰恰触碰了社会矛盾最敏感的地带，激起了各地人民的反抗。他原本可以利用统一后的和平时期，进一步稳固统治，发展民生，但他的急于求成，却将潜在的危机变成了现实的动荡。
总结来看，汉武帝是在一个相对稳定且有外部压力的环境中，通过一系列政策将国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而杨广则是在一个刚刚统一，内部矛盾尚未完全弥合的环境中，因为急于求成和过度消耗，反而加速了王朝的覆灭。
结论：
汉武帝和杨广都接手了富强的国家，但结局迥异，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核心的执政理念、治国方略的差异、个人性格的缺陷以及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
汉武帝以“大一统”为目标，通过“独尊儒术”确立思想根基，通过“推恩令”巩固中央集权，通过对外扩张增强国力，同时在政策上保持了一定的灵活性和对民力的考量。他的统治虽然有消耗，但整体上奠定了汉朝强盛的基础，留下了宝贵的政治遗产。
杨广则以高度集权和宏大建设为导向，虽然也有统一国家、促进交流的功绩，但其过于刚性的政策、劳民伤财的工程以及好大喜功的个人性格，最终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民不聊生，隋朝二世而亡。
可以说，汉武帝是一个能够“顺应天时，体察民情”的君主，而杨广则是一个试图“逆天而行，挑战极限”的君主。富强的国家只是一个基础，如何运用这个基础，以及君主自身的智慧和选择，才是决定历史走向的关键。
网友意见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哈。
一、从皇帝个人角度来讲，汉武帝的控场能力要强于杨广。
汉武帝在感受到流民百万，天下汹汹的时候来了个急刹车——《轮台罪己诏》。
全文如下：
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危须、尉犁、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食迎汉军，又自发兵，凡数万人，王各自将，共围车师，降其王。诸国兵便罢，力不能复至道上食汉军。汉军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载不足以竟师，强者尽食畜产，羸者道死数千人。朕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吏卒起张掖，不甚远，然尚厮留其众 。
曩者，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匄若马。”又汉使者久留不还，故兴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与谋，参以蓍龟，不吉不行。乃者以缚马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成忠、赵破奴等，皆以“虏自缚其马，不祥甚哉”，或以为“欲以见强，夫不足者视人有余”。《易》之卦得《大过》，爻在九五，匈奴困败。公军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将，于鬴山必克。”卦诸将，贰师最吉。故朕亲发贰师下鬴山，诏之必毋深入。今计谋卦兆皆反缪。重合侯得虏候者，言：“闻汉军当来，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单于遗天子马裘，常使巫祝之。缚马者，诅军事也。”又卜“汉军一将不吉”。匈奴常言：“汉极大，然不能饥渴，失一狼，走十羊。”
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忧民也，今朕不忍闻。大鸿胪等又议，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赏以报忿，五伯所弗能为也。且匈奴得汉降者，常提掖搜索，问以所闻。今边塞未正，阑出不禁，障候长吏使卒猎兽，以皮肉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后降者来，若捕生口虏，乃知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
翻译：
以前曾有官员奏请对百姓每一口增收赋税三十钱，以接济边疆费用，这是要迫使老弱孤独者困苦不堪。可是现在又有人要求派兵到轮台屯田。轮台在车师以西一千多里，过去开陵侯攻打车师时，危须、尉犁、楼兰等六国的留在京城的子弟都首先回到本国，征集牲畜食物迎接汉军，又主动征发士兵，共几万人，由各国国王亲自率领，合围车师，降伏了车师国王。各国士兵因此精疲力尽，无力再到路上为汉军供应食物。汉军攻破了城邑，得到很多食物，但是，士兵们即使每人装得满满的，这些食物仍然不足以支撑汉军完成战事，强壮的军人吃尽了牲畜，体弱的军人死在路上竟达数千人。朕调用酒泉郡的驴和骆驼驮运粮食，前往玉门关外迎候军队。官兵们从张掖郡出发，路途不算很远，却还是前后人马分散，很多人因此滞留不前。
过去，朕不明智，因为军候弘曾上书说“匈奴人捆住马的前后足，放在城下，骑着快马说‘秦人，我把这些马送给你们’”，又因为汉朝使者在匈奴久留不回，所以就发兵，并派出贰师将军，打算借此为使者壮威。古时候，卿大夫一起谋议时，要借助于用蓍、龟占卜，不吉利便不实行。以前，朕将捆马书展示给丞相、御史、二千石级朝官、各位大夫和郎官中学问渊博的人，并拿给郡和属国的都尉成忠、赵破奴等人看，他们都认为：“敌寇自己捆住自己的马，再没有比这更为不祥的啊！”有人则认为：“匈奴人是想借此显示强大，用我们不足的东西显示他们绰绰有余。”查阅《周易》，找到《大过》卦的九五爻，从中得出推断：匈奴将要衰亡。公车召请的方士和太史观星望气，还有太卜用龟、蓍占卜，都认为很吉利，匈奴必定失败，时机不可再得。又说什么‘北伐遣将率军推进，在鬴山定能取胜。’为各将领算卦，结果是贰师将军最吉利。因此朕亲自指令贰师将军率兵下鬴山，诏令他绝不要再深入。如今，计谋、占卜和吉兆全都与事实相违背。重合侯马通俘获了敌寇的刺探情报者，他们说：“匈奴听说汉军将要到来，派巫者在汉军所经过的各条道上和水中预先埋下牛羊，用来诅咒汉军。单于向天子送马皮衣服时，往往叫巫者进行诅咒。把马捆住，是用来诅咒汉军的出兵行动。”另外，他们占卜的结论是“汉军有个将军不吉利”。匈奴经常说：“汉朝极大，但是不能忍耐饥渴，失去一只狼，便会逃散十只羊。”
后来，贰师将军失败，士兵们或死、或被俘、或逃散，此悲此痛，时常萦绕在朕心中。现在，有人请求在遥远的轮台屯田，想要建起烽火台，这是使天下人受惊和劳累，而不是优待百姓啊。现在朕不忍心听到这种话。大鸿胪等人又商议着企图召募囚徒去陪送匈奴使者，堂堂正正地将这种人封为侯爵，作为对匈奴愤怒的回应，就连五霸也不会做这样的事。况且匈奴得到投降者后，往往提取他们，进行搜身，盘问他们所听到的事。如今边塞涣散，有人擅自逃出塞外，竟无人禁止，堡垒的长官派士兵出去猎捕野兽，贪图皮肉之利，士兵被逼得困苦不堪，烽火陷于荒废，即使出现了以上过失，在送上来的文书中也不见反映，直到以后有投降者来，或是捕到敌俘，这才知道实情。当今正致力于禁止苛刻残暴现象，制止对百姓任意敲诈，努力发展农耕，贯彻对养马者免除赋役的法令，对军队只填补缺额，保证军备不荒废而已。望各郡和各王国二千石级官员将多献畜马的良策和补充边疆士兵缺额的建议进献出来，随同政绩报告一起，在朝廷进行对答。
整篇诏书读下来，两千多年后的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当时汉武帝悔过自新的诚意。与此同时，汉武帝也彻底改变此前略显穷兵黩武的国策，从此武帝一朝停止对外征伐，转向与民休息的“守文”国策。
反观杨广，终其一生从来都没有反思与检讨过他好大喜功、穷奢极欲、穷兵黩武的统治方式。到了隋朝末年，各地起义不断，他更是愚蠢地认为只有血腥镇压才能保住大隋朝江山。到了局面控制不住的时候，他选择了逃避现实，放浪于扬州的声色犬马之中。最终，身死国灭。
二、从权力结构的角度看，汉武帝搞出来的内外朝制，让皇权之外的势力变得很弱小。杨广接手的隋朝，关陇军事贵族在权力板块上仍占有很大比重。
汉武帝时代，丞相、御史大夫等位高而权不重，外朝官僚系统变成为了一个单纯执行政令的机构。内廷中的皇帝亲信，位轻而权重，几乎所有军国大事，都是由内廷与皇帝商议决策。但是，位轻者容易受制于皇帝。这样一来，汉武帝很漂亮地让内外廷皆处于被动听话状态，制约皇权的力量十分弱小。
隋炀帝时代，几个跳反大咖宇文化及、李渊、杨玄感、李密皆是关陇军事贵族出身。这波人在隋朝，不是身居要职就是世代贵胄，他们天然地分享了隋朝从中央到地方的权力，也培植出了自己的势力。只要天下稍有波动，这波人铁定跳反闹事。隋朝崩溃得如此之快，跟关陇军事贵族势力强劲有莫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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