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觉得历史总是在进步的，那为什么战国最后的获胜者是一个守旧的家康，而不是另一个推崇革新进步的信长？
这个问题触及了历史进程中一个非常核心的悖论：为什么看似更具革新精神的改革者，反而未能成为最终的赢家？而那个更倾向于“守旧”的胜利者，又为何能稳坐江山？这其中的原因，远比“进步”与“守旧”二元对立要复杂得多，也更具历史的厚重感。
首先，我们要重新审视“进步”与“守旧”这两个概念在那个时代的语境下。织田信长，确实是一位划时代的巨人。他敢于挑战传统，打破佛教寺院的政治经济特权，实行兵农分离，推广火枪的运用，并试图建立一个更加集权的幕府。他的改革，无疑为日本走向统一打下了基础，也带来了军事和经济上的革新。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确实是那个时代的“进步”象征。
然而，信长的“进步”也过于激进，甚至可以说带有一些粗暴。他对待反对者的手段十分残酷，例如烧毁比叡山延历寺，杀戮无数僧侣。这种做法虽然迅速瓦解了旧势力，但也埋下了深深的仇恨。他的改革触动了太多既得利益集团的奶酪，无论是地方上的守护大名，还是盘踞已久的佛教势力，亦或是某些传统武家，都对他心怀忌惮。信长追求的是一种颠覆性的变革，这在任何时代都难免会引发巨大的阻力。
再来看看德川家康。如果说信长是那个试图将日本从过去的车辙中硬生生拽出来的猛士，那么家康则更像是一位深谙如何顺势而为，并利用现有规则将自己推向顶峰的智者。家康的“守旧”并非简单的墨守成规，而是一种对时局的精准把握和对人性的深刻洞察。
家康的“守旧”是如何成为优势的？
1. “等待”的智慧与“收割”的时机： 信长在乐于革新的同时，也容易冲动，他的死（本能寺之变）就带有一定的必然性——他树敌太多，自己又过于轻敌。而家康，则表现出了惊人的耐心和战略定力。他在织田家内部，始终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不急于展露锋芒，但一旦有机遇，便能抓住。在信长死后，丰臣秀吉迅速崛起，家康也甘居其下，一边稳固自身领地，一边观察秀吉的统治。秀吉虽然统一了日本，但他对朝鲜的无端征伐，耗尽了国力，也激化了国内矛盾。秀吉死后，日本再次陷入权力真空。此时，家康已经积累了足够的力量和声望，并且在各方势力中都有一定的影响力，他才适时出手，以“守护大名”的姿态，顺应了大部分武士希望稳定局面的愿望，最终赢得了天下。家康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是他“等待”到了最佳时机，然后“收割”了前人打下的基础。
2. “妥协”与“融合”的艺术： 信长的改革是“断”，而家康的统治则是“续”和“补”。家康并非完全否定信长和秀吉的改革成果。他保留了兵农分离的制度，继续推广火枪，也承认了秀吉在统一过程中建立的一些政治经济框架。但同时，他又为这些“进步”成果披上了“传统”的外衣。例如，幕府的建立，虽然加强了中央集权，但形式上保留了天皇和幕府将军的职位，这是对历史传统的尊重。他严苛的身份制度（士农工商），虽然限制了社会流动，但在一个刚刚经历了长期战乱、极度需要秩序的社会中，却能有效地稳定人心，减少了社会动荡。家康深知，激进的变革容易瓦解旧的社会结构，而建立新的结构需要时间和认同。他的方式是渐进的，是融合了新旧，而非完全的否定。
3. 笼络人心而非制造对立： 信长虽然有改革家的魄力，但他对待异己的态度往往是“非敌即友”，缺乏对不同声音的包容。这使得很多潜在的支持者，因为恐惧或厌恶他的手段，反而疏远了他。而家康，虽然也有铁腕的一面，但他更擅长通过政治手段和利益分配来笼络人心。他善于结交各路有才之士，并给予他们信任和职位。在关原之战前，他能够争取到相当一部分原本属于西军（支持丰臣家）的大名倒戈，正是因为他在政治博弈中，展现了比秀吉更具吸引力的“稳定”前景和“可靠”承诺。他能够理解并利用不同大名对丰臣政权的不满，以及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
4. “实用主义”而非“理念至上”： 信长似乎有更强的“理念”驱动，他渴望建立一个全新的日本。而家康则是一个极致的实用主义者。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能够长久延续的、稳固的统治。为了这个目标，他可以灵活调整策略，甚至在某些方面表现得“守旧”。他的“守旧”是一种策略，是为了赢得更广泛的支持，是为了让他的统治更容易被接受。他的“锁国”政策，虽然在后世被视为阻碍，但在当时，却有效地隔离了外部的混乱，保证了日本内部的长期和平。这种以安定为最高目标的实用主义，恰恰契合了战乱后日本人普遍渴望和平的心态。
总结来说，历史的“进步”并非总以最激进的改革者为起点，而是往往由那些最能适应时代潮流、最能整合各方力量、最能实现社会稳定的人来完成。
信长是一位伟大的改革家，他的思想和行动为日本的现代化铺平了道路。但他太超前了，他的“进步”无法在当时获得足够的社会土壤来滋养。
而家康，恰恰是那个能够将信长播下的种子，在最适合的土壤中，以最稳健的方式，一点点培育成参天大树的人。他的“守旧”，并非是对革新的抵制，而是对变革的审慎处理，是对人性弱点的理解，是对社会稳定需求的洞察。他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继承了改革的精髓，同时又给予了它一个“安定”的灵魂，从而赢得了那个时代的青睐，并开启了长达两百多年的德川幕府时代。
这就像一场赛跑，信长是那个冲在最前面、跑得最快、但可能因为体力不支或者路线选择问题而摔倒的选手；而家康，则是那个步调稳健、懂得合理分配体力的选手，他或许没有最耀眼的冲刺，但他最终能够坚持到终点，并且赢得胜利。历史的“进步”更多时候，是这样一种循序渐进、兼容并蓄、最终实现社会整体稳定的过程，而非一蹴而就的革命。
首先，我们要重新审视“进步”与“守旧”这两个概念在那个时代的语境下。织田信长，确实是一位划时代的巨人。他敢于挑战传统，打破佛教寺院的政治经济特权，实行兵农分离，推广火枪的运用，并试图建立一个更加集权的幕府。他的改革，无疑为日本走向统一打下了基础，也带来了军事和经济上的革新。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确实是那个时代的“进步”象征。
然而，信长的“进步”也过于激进，甚至可以说带有一些粗暴。他对待反对者的手段十分残酷，例如烧毁比叡山延历寺，杀戮无数僧侣。这种做法虽然迅速瓦解了旧势力，但也埋下了深深的仇恨。他的改革触动了太多既得利益集团的奶酪，无论是地方上的守护大名，还是盘踞已久的佛教势力，亦或是某些传统武家，都对他心怀忌惮。信长追求的是一种颠覆性的变革，这在任何时代都难免会引发巨大的阻力。
再来看看德川家康。如果说信长是那个试图将日本从过去的车辙中硬生生拽出来的猛士，那么家康则更像是一位深谙如何顺势而为，并利用现有规则将自己推向顶峰的智者。家康的“守旧”并非简单的墨守成规，而是一种对时局的精准把握和对人性的深刻洞察。
家康的“守旧”是如何成为优势的？
1. “等待”的智慧与“收割”的时机： 信长在乐于革新的同时，也容易冲动，他的死（本能寺之变）就带有一定的必然性——他树敌太多，自己又过于轻敌。而家康，则表现出了惊人的耐心和战略定力。他在织田家内部，始终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不急于展露锋芒，但一旦有机遇，便能抓住。在信长死后，丰臣秀吉迅速崛起，家康也甘居其下，一边稳固自身领地，一边观察秀吉的统治。秀吉虽然统一了日本，但他对朝鲜的无端征伐，耗尽了国力，也激化了国内矛盾。秀吉死后，日本再次陷入权力真空。此时，家康已经积累了足够的力量和声望，并且在各方势力中都有一定的影响力，他才适时出手，以“守护大名”的姿态，顺应了大部分武士希望稳定局面的愿望，最终赢得了天下。家康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是他“等待”到了最佳时机，然后“收割”了前人打下的基础。
2. “妥协”与“融合”的艺术： 信长的改革是“断”，而家康的统治则是“续”和“补”。家康并非完全否定信长和秀吉的改革成果。他保留了兵农分离的制度，继续推广火枪，也承认了秀吉在统一过程中建立的一些政治经济框架。但同时，他又为这些“进步”成果披上了“传统”的外衣。例如，幕府的建立，虽然加强了中央集权，但形式上保留了天皇和幕府将军的职位，这是对历史传统的尊重。他严苛的身份制度（士农工商），虽然限制了社会流动，但在一个刚刚经历了长期战乱、极度需要秩序的社会中，却能有效地稳定人心，减少了社会动荡。家康深知，激进的变革容易瓦解旧的社会结构，而建立新的结构需要时间和认同。他的方式是渐进的，是融合了新旧，而非完全的否定。
3. 笼络人心而非制造对立： 信长虽然有改革家的魄力，但他对待异己的态度往往是“非敌即友”，缺乏对不同声音的包容。这使得很多潜在的支持者，因为恐惧或厌恶他的手段，反而疏远了他。而家康，虽然也有铁腕的一面，但他更擅长通过政治手段和利益分配来笼络人心。他善于结交各路有才之士，并给予他们信任和职位。在关原之战前，他能够争取到相当一部分原本属于西军（支持丰臣家）的大名倒戈，正是因为他在政治博弈中，展现了比秀吉更具吸引力的“稳定”前景和“可靠”承诺。他能够理解并利用不同大名对丰臣政权的不满，以及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
4. “实用主义”而非“理念至上”： 信长似乎有更强的“理念”驱动，他渴望建立一个全新的日本。而家康则是一个极致的实用主义者。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能够长久延续的、稳固的统治。为了这个目标，他可以灵活调整策略，甚至在某些方面表现得“守旧”。他的“守旧”是一种策略，是为了赢得更广泛的支持，是为了让他的统治更容易被接受。他的“锁国”政策，虽然在后世被视为阻碍，但在当时，却有效地隔离了外部的混乱，保证了日本内部的长期和平。这种以安定为最高目标的实用主义，恰恰契合了战乱后日本人普遍渴望和平的心态。
总结来说，历史的“进步”并非总以最激进的改革者为起点，而是往往由那些最能适应时代潮流、最能整合各方力量、最能实现社会稳定的人来完成。
信长是一位伟大的改革家，他的思想和行动为日本的现代化铺平了道路。但他太超前了，他的“进步”无法在当时获得足够的社会土壤来滋养。
而家康，恰恰是那个能够将信长播下的种子，在最适合的土壤中，以最稳健的方式，一点点培育成参天大树的人。他的“守旧”，并非是对革新的抵制，而是对变革的审慎处理，是对人性弱点的理解，是对社会稳定需求的洞察。他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继承了改革的精髓，同时又给予了它一个“安定”的灵魂，从而赢得了那个时代的青睐，并开启了长达两百多年的德川幕府时代。
这就像一场赛跑，信长是那个冲在最前面、跑得最快、但可能因为体力不支或者路线选择问题而摔倒的选手；而家康，则是那个步调稳健、懂得合理分配体力的选手，他或许没有最耀眼的冲刺，但他最终能够坚持到终点，并且赢得胜利。历史的“进步”更多时候，是这样一种循序渐进、兼容并蓄、最终实现社会整体稳定的过程，而非一蹴而就的革命。
网友意见
历史方向不是进步，《自私的基因》一书中论述演化的规律:
自然选择的最初形式不过是选择稳定的形式并抛弃不稳定的形式。
这也是事物发展的最基本的趋势。分子结构如此，生物演化如此，人类的历史发展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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