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朱棣不篡，那建文帝会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吗?
首先，我们得承认，朱允炆，也就是后来的建文帝，在登基之初，确实展现出了一些与众不同的气象。他不像他那位老爷爷朱元璋那样杀伐果断，甚至有些仁慈过头，这是他身上最鲜明的特质之一。他对儒家思想推崇备至，重视民生，强调礼仪和道德教化，这本身没毛病，也符合那个时代对理想君主的期待。史书上说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可见他在个人修养上是下过功夫的。
而且，他在位期间确实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减轻百姓的赋税，整顿吏治，这些都是为国为民的好事。他身边聚集了不少有学识、有抱负的文臣，比如齐泰、黄子澄等人，他们对建文帝的影响很大，也确实想把他塑造成一个与他爷爷不同的、更温和的君主。如果单看这些，那他确实有潜力成为一位好皇帝，一个能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民心安定的大明皇帝。
但是，问题就出在“但是”上面。
第一个“但是”：他的“仁慈”有时候显得过于理想化，缺乏政治上的现实判断。
您想想，他爷爷朱元璋当年怎么坐稳江山的？那就是铁腕手段，扫清一切可能威胁皇权的力量，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削藩”。朱元璋吸取了元朝藩王坐大的教训，把自己的儿子分封出去，但又处处设防，最终还是觉得不放心，搞出了“靖难之役”的前奏——削藩。
朱允炆呢？他看到了藩王们对中央集权的潜在威胁，这是对的。但他的削藩方式，可以说是“温柔”得有点过分了。他没有像他爷爷那样，找个名头直接把藩王们拉过来一锅端了，而是采取了一系列小打小闹，欲擒故纵，步步为营的策略。一会儿抓一个藩王，一会儿吓唬另一个，让藩王们感觉自己日子不好过，但又没有受到致命一击，反而给了他们反应和联合的机会。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周王、湘王、代王、齐王、岷王这些人，都被他用各种理由给削了，有的被软禁，有的被逼得没办法只能自杀。这种做法，说好听点是“诛心”，说直白点就是“惹人嫌”。它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反而让其他藩王更加警惕，更加团结起来。而他最重要的倚仗，那位有能力的大将耿炳文，在平叛初期就被他撤换了，换上了他认为更忠诚但能力不足的李景隆。这简直是给朱棣送人头。
第二个“但是”：他的“理想主义”没能打赢“现实政治”。
建文帝信奉儒家学说，强调君臣之间的道义。他对朱棣，这位自己的叔叔，始终抱着一丝温情，希望用“兄弟之情”和“礼法”来感化他。这听起来很美好，但放到冷酷的政治斗争中，就是一种致命的软肋。
朱棣呢？他是个久经沙场的军事家，更是一个深谙权谋的政治家。他早就看透了朝堂上的暗流涌动，也知道朱允炆身边那些文臣的“纸上谈兵”。当朱允炆想借故削藩，又不敢下狠手的时候，朱棣就抓住了这个机会。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而一旦风声传到他耳朵里，知道自己迟早会被动手，那他当然要先发制人。
从这个角度看，建文帝的仁慈和道德约束，在朱棣这样的对手面前，恰恰成了他的桎梏。他不敢像朱元璋那样毫不留情地动手，所以被朱棣抓住了破绽。如果建文帝能更果断一些，或者说，更“狠”一点，直接把朱棣这个最大的威胁给除掉，那后面的“靖难之役”可能也就不会发生了。
第三个“但是”：他缺乏足够的军事和政治经验。
朱允炆年轻登基，虽然受过良好教育，但毕竟没有实际执政和军事指挥的经验。他身边的大臣虽然有能力，但多是文臣，缺乏实际的军事指挥能力。当战争爆发时，他只能依靠这些文臣的建议，以及一些不怎么靠谱的将领。李景隆的几次关键失误，比如屯兵不前、夜袭失败，都让战机白白溜走。
反观朱棣，他长期镇守北方边疆，身经百战，对军事有着深刻的理解。而且，他身边聚集了宁忠、张玉、朱能等一批骁勇善战的将领，这些人跟着他南征北战，忠诚度也极高。所以，在军事实力和指挥上，建文帝一方是明显处于劣势的。
总结一下：
如果朱棣不篡位，建文帝是否能成为一位励精图治的好皇帝？可能性是有的，但实现的难度非常大。
他有成为好皇帝的潜质：尊重儒学，重视民生，有改革的意愿。如果他的对手不是朱棣，如果他能更早、更果断地处理好藩王的问题，如果他能更明智地选择军事将领，那他很有可能能够稳住局面，并逐步推行他的改革。他可以凭借他的仁德和对百姓的关怀，赢得民心，巩固统治，从而成为一代明君。
然而，历史没有“如果”。他的“仁慈”在面对一个野心勃勃、实力强大的对手时，变成了软弱和优柔寡断。他的理想主义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显得过于天真。他缺乏足够的政治手腕和军事经验，最终被朱棣抓住机会篡夺了皇位。
所以，与其说他是否能成为“励精图治的好皇帝”，不如说他是否有能力在高风险的政治环境中，将自己的抱负和才能转化为实际的统治成果。从“靖难之役”的结果来看，至少在那个特定的历史关头，他未能做到。他的登基，更像是一场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的尝试，最终被现实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所击败。
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他的一些正面贡献。即使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他的一些措施还是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只是，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对于这位“如果”中的皇帝，我们只能留下深深的想象和讨论了。
网友意见
看完下面的大多数回答，我衷心的推荐这些答主们去好好的去读一本书——《殇魂何归：明代的建文朝历史记忆》，读完后再来谈论本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发现多数人并不了解一点，就是大家今天能看到的关于靖难史事的记录，一是来源自朱棣及其党羽苦心孤诣篡改编造的文献，比如《明太祖实录》和《奉天靖难记》。
二是出自弘治正德之后，明代文网松弛，所以对建文帝抱有同情心的以江南文士们为主编写的诸多私修史书，比如《姜氏秘史》和《建文逊国记》等。
所以啊，这两类文献的局限性非常明显。
第一种由于是靖难的既得利益者们的记述，当然会对朱标和朱允炆父子极尽丑化之能事，乃至将朱棣写成朱元璋一早中意的继承者。
第二种，由于距离靖难已过百年，很多资料被朱棣抹杀后再难还原，只能靠文人们的想象填补模糊的情节。另外，明朝中期的私修史书，对血腥暴力内容有着莫名的执念，建文忠臣那些惨不忍睹的死法，大多就出自这里，而并非事实。更尴尬的是，追念建文帝跟朱棣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最终导致某些人发明出了“建文逊国说”，称南京失守后，是建文主动避位。
换言之，本问题下赞数排前几名的答主，根本就不懂他们所见到的或引用的那些材料，基本都是出自政治目的而特地建构的产物。
既然如此，不加辨析的便利用它们来评价建文帝此人，岂不是南辕北辙？
就拿在本问题下被群嘲的建文帝改革来说，就是一个被刻意“荒诞”掉的问题。朱棣在篡位之后，除了革除建文年号外，对建文一朝的行政改革诸多内容，几乎采用“除忆”之举。消除原有记忆的同时，重塑一个为人荒诞不经的建文帝，以填补这段空白。
看到没有，什么叫建文改制的必要性？什么叫部分措施甚至在洪武年间便已获得太祖的肯定？
本问题下那些死命踩建文帝，恨不得把人家贬的一文不名的人，说白了只是随波逐流骗些赞同罢了。他们要是知道自己连着朱元璋一块怼了，估计得吓出一身冷汗，咱家可得罪不起啊。
那么朱棣对历史的篡改成功了吗？起码不能说是失败的。就拿我刚刚提到的来说，靖难之役中许多重要的问题，我们今天已经完全理不清了。这就是朱棣除忆的成果。
但是，事情也并没有完全随着朱棣的希望发展。因为民间对于建文帝的怀念简直日甚一日。永乐年间堪称大手笔之作的征讨安南，就是对这种追忆心理的反应：
“（出兵征讨安南）是为了转移永乐初年军民普遍怀念惠帝的情绪，并且藉这次动员机会来考验各地卫所军，特别是南京京军对朝廷的效忠程度，也可以通过军队的调遣与整合，瓦解南方卫所军对他篡位的不满情节之增长。”——郑永常《征战与弃守：明代中越关系研究》
甚至于，李新峰认为，包括郑和下西洋，都是由于朱棣对南方军队的不信任而举行的活动：
下西洋军士多来自“南京及直隶卫所运粮官军”，乃至“外卫官军”，而据零星记载，军官有来自锦衣卫、水军右卫、金吾左卫、龙江左卫、宽河卫、府军右卫者 。金吾左卫、宽河卫乃靖难后由北军改建，锦衣卫、府军右卫乃洪武以来长驻南京的上直卫，水军右卫、龙江左卫则是洪武以来的专门水军单位 。不难看出，下西洋军队以皇帝最信任的宦官充任领导，南北方军官同为将校，而由南方军士构成主体。靖难战争后，出身于北军的“新官”勋贵，在军队中迅速取代了洪武、建文时期遗留下来的“旧官”阶层，残存的南军之中，最可能保持原有独立性、最不容易被习于骑射的北军官兵取代的，就是习惯南方环境、熟习水战技术的水军了。或许，新政权一直不信任这些不可替代的水军，所以每逢大军离京、皇帝巡狩，就要把这部分水军派遣到遥远的大洋上去，以销隐患。——《郑和下西洋的国内军事背景》
而对于建文帝同情者的追杀，则几乎贯穿永乐朝始终。到永乐十四年时，大学士胡广回乡奔母丧，回朝后还向朱棣提及自己家乡的惨况：
上问百姓所苦，对曰：百姓安，独郡县穷治奸恶外亲，蔓延为害。——《明太宗实录》
过去了整整14年，结果地方上的政治整肃活动还搞得如火如荼。
综上所述，建文帝虽然没有通过“削藩”的大考，但这样一个几乎成为朱棣终身梦魇的人物，如果说只是某些答主口中的愚蠢鼠辈，那他们无疑也是把朱棣的档次拉低了。
不大像，毕竟是深宫大院长大的公子哥，男人要有成就，必须吃足苦头，但反过来讲，吃成了苦命人，要成就干嘛？
人很矛盾。
其实建文帝除了削藩以外，在执政期间还颁布过很多其它方面关于国计民生的政策，而且他的这些政策很明显和历史上的另一个皇帝有着高度的相似性：
这个皇帝叫王莽。
这个相似之处就在于，建文帝登基后把全国上下的地名在短期内大量改成了古地名——不光大的府名要改，下面的县城名也要改，甚至卫所的名称都要改，而且有些地方改了一次不算结果还要改第二次，结果建文朝的整个行政机构大半力量都用在这项工程上面，很多地方章都来不及刻，而且改后的地名大家经常都反应不过来是哪，只好在公文上改后的地名旁边用注释标明这地方以前叫什么，否则没人看得懂。
另一个相似之处是推行恢复井田制。没错，就是周礼里面那个井田制，从孔孟时代宣告彻底破产后已经两千多年没人执行过了的井田制，规定农民们先共同耕种用来提供赋税和村内公益事务资金的公田，耕种完公田后才允许去耕种农作物归自家所有的私田。这个制度早在周朝时就已经显示出不合时宜了，孔子努力一生也没能成功让这个制度续命，后续的历朝历代除了王莽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君主想要恢复这玩意，结果到了千年后社会形态更不适应这套制度的明朝，突然皇帝说要重新实行这套不合时宜的制度……
除了效仿王莽，建文帝还有另外一些创举，那就是拆朱元璋留给他的摊子。比如建国时朱元璋考虑到北方由于长期经历异族统治导致儒学凋敝，加上作为官方钦定版本的程朱理学长期只在南宋境内讲学，所以朱元璋设立了南北两个榜分别开展科举考试，避免官员名额被某一地把持，为此还曾经闹过轰轰烈烈的南北榜案。而建文帝上来先把南北榜拆了搞成全国统一招录，然后又停办了北方各省的官学——干脆连学习四书五经的渠道都给断了，结果可想而知，朱棣刚起事附近北方各省的士绅们就纷纷凑上去给钱给粮送援助了。
朱元璋还曾经留下另外一个遗产，那就是精心筹备的水利人才体系，他从全国各地有水利建设经验的人当中选拔成立了一个人才库，并规定了这个人才库独立运作的规则。如果这个人才库还在，明朝不仅能轻松应对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的洪涝灾害，还能在陕甘等开始衰落的地区重新疏通汉唐时代那些被荒废的农田灌溉水系，让这些地区恢复往日的繁荣。
然后这个人才体系被建文帝解散了……解散了。之后明朝再想起重新建立一个类似的水利人才体系时，已经是万历年间，做什么事情都晚了。
当然，建文帝当政期间还是干过很多好事的，最突出的就是减税。只不过他这次选择减税的时机有点问题——刚好是前线与燕王军作战处于胶着状态的时候，结果当几场大的战役失败后，朝廷国库甚至凑不起钱来组织军队对燕军发动反击。我们都知道明朝最后的灭亡就是亡在这种有税收不上来上面，而朱允炆这一次……幸好和他争位置的是另一个朱家人，否则要是等到蒙古大军南下时朝廷口袋里没钱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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