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全球通史》里关于中国史书的部分错漏百出却依旧有很多人将它推上神坛？
《全球通史》（A Global History）是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Stavrianos）于1970年出版的里程碑式著作，它试图以“全球视角”重新梳理人类历史的发展脉络。尽管该书在许多方面具有开创性意义，但其关于中国史的部分确实存在不少争议和错误，这引发了学界和读者的讨论。然而，这本书依然被广泛推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与其学术价值有关，也与社会文化背景、传播路径等密切相关。
一、《全球通史》中关于中国历史部分的“错漏”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1. 史料不足与视角局限
斯塔夫里阿诺斯本人是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研究主要依赖二手资料（如传教士记录、西方汉学家著作）而非直接一手文献。例如：
他对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中央集权制度描述较为简略，未能深入分析其政治结构与社会影响。
对唐宋时期的经济、文化成就（如科举制、商业发展）的评价常被批评为“表面化”或“西方中心主义视角下的简化”。
2. 对“中国停滞论”的误读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书中多次提到“中国自18世纪以来停滞不前”，这一观点延续了西方传统史观中的“东方专制主义”叙事，而忽视了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的实际变革（如人口增长、商品经济的发展）。
3. 对近代中国历史的片面性
他对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反应描述常带有殖民者视角的偏见，例如将中国抵抗西方侵略归因于“保守与落后”，而非分析其背后的复杂国际关系和国内矛盾。
4. 术语使用不当或误解
某些历史事件（如“戊戌变法”）被简化为“失败的改革尝试”，而未充分探讨其思想启蒙意义；对“儒家文化”的描述也常被批评为刻板印象，缺乏对中国哲学复杂性的理解。
二、为什么这本书仍然被广泛推崇？
尽管存在上述问题，《全球通史》依然在学界和大众中享有极高声誉。这种矛盾现象的背后有多种原因：
1. 开创性与跨学科视野的突破
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主流史学仍以国家史或区域史为主（如英国的“大英帝国史”、美国的“欧洲中心论”），而斯塔夫里阿诺斯首次系统地将全球史作为框架，试图打破地域界限。
他对经济、技术、环境等非政治因素的关注（如农业革命、地理大发现）为后来的全球史研究提供了新范式。
2. 可读性与普及价值
相比于深奥的学术著作，《全球通史》语言通俗，结构清晰，适合大众读者入门。它被广泛用于高校课程（如“世界历史”或“西方文明”选修课），成为许多学生了解全球历史的第一本教材。
其“问题导向”的写作风格（如提出“为什么是欧洲？”等经典命题）激发了读者的思考兴趣。
3. 时代背景与作者立场
斯塔夫里阿诺斯写作时正值冷战时期，他的全球史观带有某种“反帝国主义”倾向（例如强调非西方文明对世界历史的贡献），这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然而，这种视角也隐含了西方中心论的残余，例如将欧洲工业革命视为“现代性的开端”，而忽视其他地区的独立发展。
4. 学术界的“实用主义”与接受度
在许多高校和研究机构中，《全球通史》被视为一种“入门工具”而非权威教材。学者们承认其局限性，但认为它在教学中仍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对于非专业读者而言，这本书提供了跨越文化障碍的宏观框架，尽管细节可能有误，但其整体结构和问题意识仍有价值。
5. 传播与受众心理
在中文世界，《全球通史》被译介时往往带有“权威性”的光环。许多学者在引用时未充分辨析其缺陷，导致批评声音未能广泛传播。
大众读者倾向于接受“宏大叙事”，而对细节的准确度要求较低，因此即使存在错误，只要整体逻辑清晰、观点新颖，仍可能被推崇。
三、为何《全球通史》中的中国历史部分容易引发争议？
1. 西方中心论的惯性
斯塔夫里阿诺斯虽尝试打破欧洲中心论，但其叙述框架仍隐含对“现代性”的线性理解。例如，他将工业革命视为人类文明的“转折点”，而未能充分讨论中国在前工业化时期的复杂性。
2. 对中国历史的简化与误读
中国历史本身具有极强的连续性和多样性（如从秦至清的制度演变、儒释道思想的交融），但《全球通史》往往用“封建”“专制”等西方术语概括，导致对本土语境的误解。
3. 缺乏与中国学者对话
斯塔夫里阿诺斯未直接引用中国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如钱穆、陈寅恪的著作），也未充分结合中国本土史学方法论，这使得其分析容易陷入“外部观察者”的局限。
四、如何客观评价《全球通史》？
1. 承认其贡献
作为一部跨文化、跨学科的全球史尝试，《全球通史》在推动历史研究范式转型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
它启发了后来学者（如杰里·本特利）对全球史的更深入探讨。
2. 指出局限性
对非西方文明的描述常带有“他者化”倾向，中国史部分尤其如此。
作者缺乏对中国本土学术传统的充分了解，导致叙述碎片化或片面。
3. 建议批判性阅读
阅读时需结合其他文献（如费正清、柯文等学者的著作），对比不同视角下的历史叙事。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更应以“反向观察”姿态审视西方全球史中的偏见。
五、总结：为何《全球通史》被推崇但仍有争议？
推崇的原因：
其开创性的全球视野、通俗易懂的写作风格以及对非西方文明的初步关注，使其成为一部“启蒙式”著作。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如冷战时期的反殖民思潮），它具有重要的思想解放意义。
争议的根源：
西方中心论的残余、对中国历史的简化处理以及史料不足的局限性，导致其中国史部分常被批评为“表面化”或“误读”。
读者应有怎样的态度：
在接受全球史框架的同时，需保持批判意识，结合多角度研究（如中国本土史学、后殖民理论）来补全认知。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自己在后续版本中试图修正的那样，历史叙事需要不断更新与反思。
参考文献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970年英文原版；中文译本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等出版）。
费正清、柯文：《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关于西方汉学视角的批判）。
杰里·本特利：《新全球史》（对斯塔夫里阿诺斯思想的继承与修正）。
中国学者如钱穆、陈寅恪等的历史著作，提供本土化的解读视角。
网友意见
不是，承认全球通史只是本通俗向的，学术贡献很一般的著作，很难吗？把这书和布罗代尔并列简直是侮辱后者。
google学术引用量虽然在人文社科上面可能不那么准确，但也能看个大概的影响力吧？
这些东西加一块都没斯塔诺里阿夫斯自己写的巴尔干研究的引用量多。
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回到80年代初：
在历史学科乃至整个社会氛围百废待兴之际，《全球通史》是饱受摧残的前浪们呼吸到的第一批新鲜空气。
为什么偏偏是《全球通史》而不是其他著作呢？下面某位答主将《全球通史》与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相提并论，虽然我认为这两本都不够好（即使放在后者出版的1979年的语境下），但是这俩人的关联还是显而易见的：
而巴勒克拉夫的中文版是1987年出的。
至于为什么是巴勒克拉夫？
“《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是巴勒克拉夫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委托主持撰写的最能够体现作者关于当代史学问题的理解的著作。”
我们可以斗胆猜测，就是某一个或者某一群学者的审美观念，推动他们在看到巴勒克拉夫以后，引进了英语世界知名度不显的《全球通史》，就此，陈陈相因，改造了一代中国人的历史审美观念。
用我很喜欢的一位大V的话来说：
“我们国家社科领域的“西学经典名单”和“万神殿”在相当程度上不是某个学派或者学者确立的，而是由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名著”塑造的。”
只能通过间接方式被动地了解学术动态，或许这就是后发国家的一种代价吧。
BONUS：“推荐几本同样优秀的全球史书籍”
《全球通史》最早是作为高校内参书引入中国的。而《全》一书能在引入中国之后被学界重视，私以为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巴勒克拉夫在自己的专著里对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赞颂——在80-90年代对《全》一书的书评，几乎必提及巴勒克拉夫的书评。而巴勒克拉夫为中国学界所知就更早了，不晚于70年代末。而《全》一书的出版缘起大概可以追溯到1984年《世界史研究动态》上刊载的斯塔夫里阿诺斯的文章。
走红很大程度上和老一代学人在年轻时代受的影响有直接关系。老一代学人的趣味对后来人的影响往往很难用肉眼简单估量。比如张广智老师自述研究生时代的阅读，细心的人应该不难发现这些书后来在中国的命运：
《全》一书的爆红并非是一朝一夕，在90年代就已经是有名的畅销书了。95年北大书店里《全》的销量排名第一。可见并《全》并非没有独到之处。但是其学术价值如何就是另一回事了。
斯氏本人系希腊移民出身，主要学术研究对象也是巴尔干地区，在国外学界似乎并不以全球史方面的成果名世。《全》一书创作的初衷在我的印象里似乎是作为高等教育的教材使用，也非严肃的学术专著。但是无论如何，基本史实的错误终归是十分严重的错误，不能一笔带过。须知以论带史哪怕是放到本科生课程论文里都是足够不及格的错误。另外本书部分版本的编译并不算很好，错误未必出自斯氏的原文。
如果对当今的全球史书写感兴趣，推荐阅读：
实名反对@d'Anjou 的回答
熟悉我的观点的人都知道，我极其反对拿事实出入动辄攻击历史学价值的观点，然而斯这本全球史的学术贡献被高估是实际存在的事实。
这位答主写了一堆，无非就是想论证斯对“全球史”无与伦比的贡献，这是极其荒谬的，我不用提巴勒克拉夫这类其他国家的学者，单独把美国上世纪的全球史学者拎出来，斯在其中的贡献都不敢泯然众人矣，无论是如霍奇森的半球区际史理论，比较世界史的创始人菲利普·柯丁的文化模型理论，就算按时间来算，显然还是麦克尼尔比斯出了更早的全球史教材，有兴趣可以可以看我这两个回答。
其次，我还是要指出一点的是，所谓的全球史思维并非是上世纪20年代如喷井一样冒出来，而是西方史学固有的特点，也就是所谓的普遍史传统。
普遍史的起源可以最早归结到波里比阿，然而真正有代表性的还是基督教神学。弗雷森主教奥托（Bishop Otto of Freysing）的《双城：公元1146年之前的编年普世史》和雅克·贝尼格尼·鲍修埃（Jacques Benigne Bossuet）的《普世史》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在哲学上以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很早就系统论述了世界历史的构想。
世界史的历史也是西方大学历史系逐渐发展的历史，以19世纪的美国为例，流行的世界史教材就有威廉·斯温顿（WilliamSwinton）的《世界史纲》 （1870）、乔治·费舍尔（George Parkfisher）的《普世史纲》（1885）、菲利普·迈尔斯（Philip V.Myers）的《适用于大学和高中的通史》。
当然如果你硬要跟我说普遍史传统以及十九世纪的世界史和二十世纪的全球史不是一个东西，因为西方中心主义balabala，那我寻思这帐也不是算在斯头上，也是算在斯宾格勒头上，再往下数还有麦克尼尔的全球史教材，怎么就论道你这本全球通史算开辟人了。
还有一点要指出的是，我们谈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史，更多是一个理论以及研究路径的问题，斯这本全球史依然选择的是概念式欧洲中心主义，更何况这本书根本没有任何理论工具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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