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没有类似十字军东征亚历山大东征的XX西征呢？
中国历史长河中，确实没有出现过类似“十字军东征”或“亚历山大东征”那样，以宗教或特定意识形态为旗帜，大规模、有明确目标地向外扩张的运动。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从中国的历史、文化、政治体制以及地理环境等多个层面去剖析。
首先，我们得明白“十字军东征”和“亚历山大东征”的性质。
亚历山大东征：其核心驱动力是马其顿王国的军事野心、对既有波斯帝国霸权的挑战，以及亚历山大个人征服的欲望。虽然其中夹杂着希腊文明的传播，但其根本是一场建立在军事实力基础上的征服与帝国扩张。
十字军东征：这是一个典型的由宗教驱动的军事行动。欧洲基督教世界在教皇的号召下，以收复圣地耶路撒冷为名，组织了多次大规模的军事远征。宗教虔诚、赎罪、封建领主的个人利益、经济利益等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其独特的驱动力。
那么，中国为什么会走上不同的道路呢？
1. 不同的思想文化根基：
中国文化的核心，尤其是儒家思想，强调“内圣外王”。“内圣”指的是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外王”则是在治理好自身国家后，对周边施加影响，建立一种以“德”为中心的天下秩序，而非以武力征服为主要手段。
“德”的观念：中国古代统治者更注重“德政”，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征服和统治更多是通过“王道”，即道德感化、礼乐教化来完成。虽然也会使用武力，但武力往往被视为“伐交”或“征伐”的手段，而非日常的、以占有土地为主要目标的扩张。
“怀柔远人”：在处理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时，“怀柔远人”是一种重要的指导思想。通过册封、朝贡、和亲等方式，将周边政权纳入中国的朝贡体系，形成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松散但稳定的地缘政治格局。这与欧洲那种以武力征服、直接统治为目标的方式有很大不同。
宗教的差异：中国的本土宗教，如道教，更多是关注个体精神修养、长生不老，而非像基督教那样有强烈的普世传播和救赎使命感。佛教传入中国后，虽然也一度兴盛，但其传播方式更多是通过翻译经典、僧侣游历、寺庙建设等文化交流形式，很少演变成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且，佛教在中国本土化后，也更加强调因果报应、轮回转世，而非对外传教的急迫性。
2. 不同的政治体制与社会结构：
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虽然在不同朝代有强弱之分，但总体上倾向于巩固内部统治，而非鼓励地方军阀或宗教势力自行向外发动大规模战争。
中央集权与军事控制：中央政府对军队的调动和指挥有着相对集中的控制。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需要皇帝的诏令，并且调动的往往是国家正规军队，其目标也通常是维护国家安全、收复失地、或者进行有明确目的的战略行动。这与十字军东征由教皇号召、各国封建领主各自组织队伍的形式有本质区别。
对“外族”的态度：虽然历史上中国王朝也曾与北方、西方等民族发生过冲突和征服，例如蒙古灭宋、满清入关，但这些更多是民族间的征服与被征服，而非以特定宗教或意识形态为旗帜的“西征”。即便是有征服，其目标也是将这些地区纳入中华帝国的版图，进行直接统治，并接受中国的文化影响。
社会流动性与“封地”概念：中国封建社会虽然也有土地分封，但与欧洲的庄园制和封建采邑不同，中国的封建制度更多是一种权力与地位的象征，而非土地的实际所有权和独立的军事指挥权。因此，中国式的“封建领主”没有像欧洲骑士那样，拥有独立组织武装、发动大规模对外征伐的动力和基础。
3. 地理与战略考量：
中国的地理环境也决定了其对外扩张的方向和方式。
农耕文明的根基：中国是以农耕文明为主体，其生存和发展严重依赖于稳定的农业生产环境。稳定的国内统治和农业生产，是国家发展的首要任务。向外扩张，意味着要承担更多不确定性和风险，尤其是在那些不适合大规模农耕的地区。
战略上的“防御”重点：中国历史上长期面临来自北方和西方的游牧民族的威胁。因此，中国王朝的军事力量更多地被用于边境防御，修建长城、驻扎重兵，以抵御游牧民族的侵扰。这种“向内防御”的战略态势，使得大规模的“向外征服”相对较少。
“征服”的性质：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向外扩张的时期，例如汉武帝时期北击匈奴、唐朝的西域政策等。但这些扩张，其目的更多是为了确保边境安全、拓展贸易通道（如丝绸之路）、获取战略资源，或者将周边地区纳入中国的势力范围，并最终推行“中国化”。这些行动与十字军东征那种纯粹的宗教驱动、以夺取圣地为目标的性质是不同的。
4. 缺乏强烈的“宗教使命感”驱动：
如前所述，中国本土思想中缺乏一种能够驱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具有普世性的宗教使命感。
“天命”的内向性：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中的“天命”更多是一种统治合法性的来源，强调统治者要顺应天意、爱护百姓，其关注点主要在“天下”之内，而非将“天命”强加于外部世界。
“教化”的侧重点：即使有对外“教化”的倾向，也更多是通过文化和贸易，潜移默化地影响周边，而不是通过武力强制推行。
举例说明：
蒙古西征：虽然蒙古西征的规模和影响巨大，但其性质与十字军东征不同。蒙古西征是成吉思汗及其后代基于军事实力和征服欲望进行的军事扩张，目的是建立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并非以宗教为旗帜。蒙古本身是萨满教信仰，并没有强大的向外传播宗教的动力。
汉武帝对外战争：汉武帝时期对匈奴的战争，是为了解除北方边患，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这是一种战略防御和巩固国家安全的战争，虽然具有扩张性，但其目标是现实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而非宗教理想。
唐朝与吐蕃、突厥等民族的关系：唐朝与周边民族既有战争，也有和亲、册封等交往。其政策是希望将周边民族纳入唐朝的政治和文化影响范围，但这种影响是通过多种方式实现的，而非单纯的宗教征服。
总结一下：
中国之所以没有出现类似十字军东征或亚历山大东征的“XX西征”，是因为中国独特的思想文化、政治体制、地理环境以及历史发展轨迹。
思想文化上，儒家“内圣外王”的观念、对“德”的强调、以及“怀柔远人”的处世哲学，使得中国更倾向于建立一种以“礼”和“德”为基础的天下秩序，而非通过武力强行征服和同化。
政治体制上，中央集权和对军事力量的集中控制，限制了地方势力或特定群体独立发动大规模对外战争的可能性。
地理环境上，农耕文明对稳定环境的需求，以及长期面临北方游牧民族的防御压力，使得国家的军事重心更倾向于内部巩固和边境防御。
宗教驱动上，中国本土宗教缺乏像基督教那样强烈的普世传播和救赎使命感，也使得宗教成为大规模对外军事行动的驱动力变得相对较弱。
总而言之，中国文明的演进方向，更注重内在的稳定和秩序，以及通过文化和政治影响力来维系与周边世界的联系，这与西方历史上出现的几次大规模、有特定意识形态驱动的军事征服有着本质的不同。
首先，我们得明白“十字军东征”和“亚历山大东征”的性质。
亚历山大东征：其核心驱动力是马其顿王国的军事野心、对既有波斯帝国霸权的挑战，以及亚历山大个人征服的欲望。虽然其中夹杂着希腊文明的传播，但其根本是一场建立在军事实力基础上的征服与帝国扩张。
十字军东征：这是一个典型的由宗教驱动的军事行动。欧洲基督教世界在教皇的号召下，以收复圣地耶路撒冷为名，组织了多次大规模的军事远征。宗教虔诚、赎罪、封建领主的个人利益、经济利益等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其独特的驱动力。
那么，中国为什么会走上不同的道路呢？
1. 不同的思想文化根基：
中国文化的核心，尤其是儒家思想，强调“内圣外王”。“内圣”指的是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外王”则是在治理好自身国家后，对周边施加影响，建立一种以“德”为中心的天下秩序，而非以武力征服为主要手段。
“德”的观念：中国古代统治者更注重“德政”，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征服和统治更多是通过“王道”，即道德感化、礼乐教化来完成。虽然也会使用武力，但武力往往被视为“伐交”或“征伐”的手段，而非日常的、以占有土地为主要目标的扩张。
“怀柔远人”：在处理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时，“怀柔远人”是一种重要的指导思想。通过册封、朝贡、和亲等方式，将周边政权纳入中国的朝贡体系，形成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松散但稳定的地缘政治格局。这与欧洲那种以武力征服、直接统治为目标的方式有很大不同。
宗教的差异：中国的本土宗教，如道教，更多是关注个体精神修养、长生不老，而非像基督教那样有强烈的普世传播和救赎使命感。佛教传入中国后，虽然也一度兴盛，但其传播方式更多是通过翻译经典、僧侣游历、寺庙建设等文化交流形式，很少演变成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且，佛教在中国本土化后，也更加强调因果报应、轮回转世，而非对外传教的急迫性。
2. 不同的政治体制与社会结构：
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虽然在不同朝代有强弱之分，但总体上倾向于巩固内部统治，而非鼓励地方军阀或宗教势力自行向外发动大规模战争。
中央集权与军事控制：中央政府对军队的调动和指挥有着相对集中的控制。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需要皇帝的诏令，并且调动的往往是国家正规军队，其目标也通常是维护国家安全、收复失地、或者进行有明确目的的战略行动。这与十字军东征由教皇号召、各国封建领主各自组织队伍的形式有本质区别。
对“外族”的态度：虽然历史上中国王朝也曾与北方、西方等民族发生过冲突和征服，例如蒙古灭宋、满清入关，但这些更多是民族间的征服与被征服，而非以特定宗教或意识形态为旗帜的“西征”。即便是有征服，其目标也是将这些地区纳入中华帝国的版图，进行直接统治，并接受中国的文化影响。
社会流动性与“封地”概念：中国封建社会虽然也有土地分封，但与欧洲的庄园制和封建采邑不同，中国的封建制度更多是一种权力与地位的象征，而非土地的实际所有权和独立的军事指挥权。因此，中国式的“封建领主”没有像欧洲骑士那样，拥有独立组织武装、发动大规模对外征伐的动力和基础。
3. 地理与战略考量：
中国的地理环境也决定了其对外扩张的方向和方式。
农耕文明的根基：中国是以农耕文明为主体，其生存和发展严重依赖于稳定的农业生产环境。稳定的国内统治和农业生产，是国家发展的首要任务。向外扩张，意味着要承担更多不确定性和风险，尤其是在那些不适合大规模农耕的地区。
战略上的“防御”重点：中国历史上长期面临来自北方和西方的游牧民族的威胁。因此，中国王朝的军事力量更多地被用于边境防御，修建长城、驻扎重兵，以抵御游牧民族的侵扰。这种“向内防御”的战略态势，使得大规模的“向外征服”相对较少。
“征服”的性质：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向外扩张的时期，例如汉武帝时期北击匈奴、唐朝的西域政策等。但这些扩张，其目的更多是为了确保边境安全、拓展贸易通道（如丝绸之路）、获取战略资源，或者将周边地区纳入中国的势力范围，并最终推行“中国化”。这些行动与十字军东征那种纯粹的宗教驱动、以夺取圣地为目标的性质是不同的。
4. 缺乏强烈的“宗教使命感”驱动：
如前所述，中国本土思想中缺乏一种能够驱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具有普世性的宗教使命感。
“天命”的内向性：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中的“天命”更多是一种统治合法性的来源，强调统治者要顺应天意、爱护百姓，其关注点主要在“天下”之内，而非将“天命”强加于外部世界。
“教化”的侧重点：即使有对外“教化”的倾向，也更多是通过文化和贸易，潜移默化地影响周边，而不是通过武力强制推行。
举例说明：
蒙古西征：虽然蒙古西征的规模和影响巨大，但其性质与十字军东征不同。蒙古西征是成吉思汗及其后代基于军事实力和征服欲望进行的军事扩张，目的是建立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并非以宗教为旗帜。蒙古本身是萨满教信仰，并没有强大的向外传播宗教的动力。
汉武帝对外战争：汉武帝时期对匈奴的战争，是为了解除北方边患，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这是一种战略防御和巩固国家安全的战争，虽然具有扩张性，但其目标是现实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而非宗教理想。
唐朝与吐蕃、突厥等民族的关系：唐朝与周边民族既有战争，也有和亲、册封等交往。其政策是希望将周边民族纳入唐朝的政治和文化影响范围，但这种影响是通过多种方式实现的，而非单纯的宗教征服。
总结一下：
中国之所以没有出现类似十字军东征或亚历山大东征的“XX西征”，是因为中国独特的思想文化、政治体制、地理环境以及历史发展轨迹。
思想文化上，儒家“内圣外王”的观念、对“德”的强调、以及“怀柔远人”的处世哲学，使得中国更倾向于建立一种以“礼”和“德”为基础的天下秩序，而非通过武力强行征服和同化。
政治体制上，中央集权和对军事力量的集中控制，限制了地方势力或特定群体独立发动大规模对外战争的可能性。
地理环境上，农耕文明对稳定环境的需求，以及长期面临北方游牧民族的防御压力，使得国家的军事重心更倾向于内部巩固和边境防御。
宗教驱动上，中国本土宗教缺乏像基督教那样强烈的普世传播和救赎使命感，也使得宗教成为大规模对外军事行动的驱动力变得相对较弱。
总而言之，中国文明的演进方向，更注重内在的稳定和秩序，以及通过文化和政治影响力来维系与周边世界的联系，这与西方历史上出现的几次大规模、有特定意识形态驱动的军事征服有着本质的不同。
网友意见
请问我们是把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开除国籍了吗？没有吧，那他们应该也算是蒙古西征。
因为“中国”的“西征”叫国家统一
要是少民的也算的话，除了其他回答提到的蒙古人外，还有喀喇汗王朝的多次西征，最成功的一次名义领土西边可以到里海（消灭萨曼王朝后花剌子模统治者和钦察部落短暂称臣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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