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代欧洲没有类似中国的科举制度？如果没有那他们如何进行阶级流动的？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试着回答一下。

据我所知，正式的开科取士是在隋朝才出现的，这就说明，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也有个发展过程，可能也是很复杂的，但是这个问题我不懂。留待高人。

不知道有没有是否有人估算过，通过科举制度进入社会上层（如果可以划分出来的话）的人，究竟在农民中占多大比重。我怀疑是很小的。

应该对提问本身作一番审视。

有一些很棘手的问题：如什么叫阶级，什么叫阶级流动，为什么要阶级流动。

我想，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现代性的后果，因为阶级流动（我更倾向于说社会流动，包括垂直的和水平，当然，这里主要是指垂直的），在现代世界似乎是很正常的，而且可能是十分必要的。

但过去的人们，可能有着不同的认识。

20世纪中期，有个很有名的神话学家Georges Dumézil，提出过社会功能三分说：在几乎所有古代印欧社会，都有过关于社会功能的三重分类方法：祈祷、战斗和劳动。印度的种姓学说、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世纪的三个等级学说，都可以见到这种社会功能分工论的影子。

不过，这类理论，恐怕多不是鼓励“流动”的，而是叫人安守本分，各司其职，如此社会则在差异中达到和谐。

Roland Mousnier曾试图对历史上的各种社会分层方式进行一下归类。他认为，阶级社会实际上是非常现代的产物，基本是资本主义的结果，它的划分标准，主要看个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以及财富的多寡。19世纪后期的美国是典型的阶级社会。它的流动性是很强的。

但历史上还有其他类型的社会，如明清时代的中国是“文官优先型”社会，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法国是“武士优先型”社会，而古代印度则主要以“宗教纯洁性”来划分阶层高低。Mousnier的主要意思是，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划分的标准非常不同。对于欧洲中世纪中后期的等级-团体社会，虽然不乏阶层之间的流动，但总的来说，其流动性比现代阶级社会要差得多。因为这样的社会，职业的世袭性较强，比较强调血统。

毫无疑问，Mousnier的学说有很多漏洞，并且受到很多批评。不过，就我本人的了解，社会流动在中世纪后期和近代早期的法国，的确受到很多限制，包括意识形态上的束缚。比如，出身行伍的旧贵族厌恶由市民晋升为贵族的新贵族，他们认为贵族的本来职业是打仗。

这种行伍意识最初是很自然的事情。中世纪早期（公元1000年之前），除了加洛林时代短暂的秩序，整个西欧秩序混乱，文化衰落，缺少有效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权威；除了其内部的战乱，外来入侵连绵不绝。在当时的环境下，保障安全是第一要务。因此勇武善战者很容易出人头地，坐大为王为爵。最初的一些蛮族国王，跟土匪头目无异。卡佩王朝若往上追溯，最有名的祖先是西法兰克的统治者“强者罗贝尔”（Robert le fort），但罗贝尔本人的家族史看来并不显赫。而且，中世纪早期的王位继承，仍然有选举制色彩，这大概是日耳曼军事民主制的遗风，因此勇武善战有可能赢得同僚的拥戴。

同样的情形也见于封建诸侯。诺曼底公爵们的祖先Rollo，本是个北欧海盗头目。在公元千年之后的封建化过程中，法国出现了很多地方小诸侯。在秩序混乱的年代，大胆敢为、能保一方平安之人即为地方领导者。因此有人说，当时的社会组织，都是以地方军事安全为中心的。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有人能够接受农奴制奴役的原因。而在这样破碎动荡的环境中，实际上也不需要中国那样庞大的文官体系，因为连国王也只能直接控制一片并不辽阔的领地，从一个庄园到另一个庄园就食，而且路上还有可能遭受袭击。近代意义上的政府和国家根本不存在。

因此，类似的文官制度，是随王权的扩张而逐步出现的。王权的扩张，应该说从12世纪才真正开始。这与城市的复兴、大学的出现、商业行为和法学实践的发展有很大关系。

这个扩张过程，当然需要武力，但也需要文化，因为随着领地的扩张，国王的大臣不能再像管家管理某个庄园一样。再有，在同各方势力打交道的过程中，需要专业文化知识，如法学知识。在中世纪后期，国王身边已经出现一些出身卑微的顾问，他们应该是接受过教育的平民子弟，因为那时的贵族都是赳赳武夫，目不识丁。行伍出身的武士贵族看不起国王招募的这些下等臣仆，这种矛盾贯穿着整个整个近代早期的法国历史，如众所周知的“佩剑贵族”和“穿袍贵族”的矛盾。

佩剑贵族喜欢吹嘘说，他们的祖先最初曾追随法兰克的国王一起征服高卢，但实际上，大多数佩剑贵族的身世并没有那么古老，百年战争中，法国的贵族骑士损失了九成，佩剑贵族多是后来出现的。

但贵族身份的认证很有意思。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是个讲究习惯和成例的社会。一个人如果在某地享有领主权，他会坚持说自己是贵族，而且其权利来自其祖先的征战业绩；虽然他拿不出书面证据，但在大家的记忆中，他就是这里的领主，这反倒成了其家世久远的证据。

但穿袍贵族，即在国家司法行政机构中服务的贵族，与国王权威的成长关系紧密。前面有知友提到官职买卖（venality of offices），这是近代早期（16-18世纪）欧洲的一个十分广泛且重要的现象，法国尤其明显。有的官职能直接给购买者带来很高的地位，如高等法院的法官，以及贵族身份，或出任地方大员。

不过，很多家族上升到这一步花费了很长的时间。路易十四的军事大臣Louvois所在的Le Tellier家族，150年前是巴黎的一个商人家庭，起先它买了一个低级司法职位，然后一代代向上爬升，一个半世纪后，这个家族出现了好几位大臣。在17-18世纪的法国，司法、财政和行政系统中有一些著名的穿袍贵族世家，如Lamoignon，Joly de Fleury等家族，很多大法官、地方总督来自这些家族。

法国的官职买卖制度，有一个不同于中国文官制度的地方：官职是可以世袭继承的，只要交纳一笔税。 因此，一个商人的后代可以成为延续百年、枝繁叶茂的贵族世家。

这个上升过程，需要两个基本要素：钱，文化。实际上，不是有钱就能买到官职，有些职位需要一定的资质，如法官职位一般需要法学文凭，并经同僚们的认可方可后进入法院。

作一点尝试性的总结：中国历史有别于西方的一个重要之处，可能在于它很早就出现了一个庞大的文官官僚体系。这跟中国很早就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直接相关。这种国家形态，在中世纪以后的西欧出现得很晚，而且其性质和过程有很多不同。

不过，科举选官之类的上升，几乎完全系于政治组织形态。不应该仅仅从这个角度来考察。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变动，同样会引起社会流动。从这个角度看，大约在11-13世纪，西欧的确是个转折期，那时外来入侵基本结束，秩序开始逐步重建，城市和商业复苏，社会开始对文化有更多的需求。在这种背景下，更多的人有可能获得更大的自由、更多的资财、更好的教育，没有这些条件，不可能冲破僵硬的等级秩序好粗野的武人统治。

关于这个问题，首先推荐一本书《Institutional Revolution》。这本书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欧洲政治制度的演变，评说欧洲政治制度相对于当时技术、历史条件的合理性。

欧洲在工业革命以前，政府官员的选拔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卖官，一种是庇护/赞助（Patronage 我不太清楚中文学术的翻译，这里只是自己的一个翻译）。

卖官很简单，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官。也就是我国古代作为“王朝衰败”迹象之一的“卖官鬻爵”。当时很多军官头衔，都是自己买的。

庇护/赞助是说一个身在高位的贵族或国王，手握大量职权，然后把自己的一个官衔或自己手下控制的一个官衔交给一个贵族的担任。这个方式，在中国被称为“任人唯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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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欧洲要使用这些制度呢？

这是因为在古代，技术条件非常落后，当下属的工作出现差错时，上级很难判断究竟是这个人犯了错、贪污还是其他自然条件导致工作失败。

既然难以通过工作成效考察下属的能力，那么有些官职干脆卖掉，让买官的人自己来经营。比方说军队，军官打了败仗，上级也不知道究竟是偶然因素，还是这个军官太草包。干脆，把职位卖给军官。让军官去打仗。这样，军官花了钱，自然想要赚回来，如果战败，被撤职，自然就赚不回来，于是买了官的军官就会尽心竭力去打胜仗。

但是呢，很多职位不能这样做。比方说，公爵卖了个村长的职位，买官的人总想要尽可能多地获得收益啊，于是到村子里横征暴敛，最后引发民乱，那公爵可能还要武力镇压。因此，把官位卖出去，并不意味着卖官者就一劳永逸了。卖官的结果，有可能让卖官者得不偿失。因此，拥有大量权力的人，可能会选择自己信任的人来任用。这就是庇护/赞助。

庇护/赞助是一个树状结构。就是一个大贵族任用一批中贵族，然后中贵族再把自己手下的职衔赞助给一批小贵族。在欧洲，一个贵族的地位不单取决于他的头衔，更取决于谁是他的赞助人。因为赞助人地位越高，他的地位就越稳固。

在那个时候，官衔和财产几乎视为同类。官衔甚至可以用于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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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流动主要有三种途径。

最古老的，莫过于军功贵族。跟着贵族老大打仗，赢了战争，获得了土地，运气好能分点汤喝。后来也有，战争时期买个军官的官衔，然后打仗立功，被授予贵族头衔。

一种是给贵族做家仆，做得出色，贵族会让其操办一些事务（相当于庇护/赞助），逐步积累财富和人脉，渐渐进入贵族圈子。当然，家仆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的。做家仆能出头的，往往也是士绅子弟。比如说丘吉尔的先祖约翰·丘吉尔（第一代马尔伯勒公爵，又称万宝路公爵），之所以能发迹，是因为当年在詹姆斯二世手下当家仆。而之所以能走上这么一个“快速通道”，是因为丘吉尔家当年是保皇党，而且也是士绅（Gentry）（这个例子可能不是非常准确，关于这个问题可以看

的答案）。至于有人提到的“上大学”路径，这个是相对较晚才出现的（最早也要到13、14世纪了），其升迁路径和做家仆是类似的，都需要得到贵族雇佣并提携，而且也是要看出身的。

还有一种是先攒下大笔钱财，然后成为士绅，逐步满足贵族的入门条件，然后结交贵族，逐渐挤入贵族圈子里。这往往包括购买庄园，退出任何盈利产业，举办舞会、茶会等等社交活动，换言之就是烧钱（上面提出的那本书对这种行为的合理性有深入的解释）。有时候还要靠联姻来推动。第二种路径在后期实际上也要走这个过程，但是由于有大贵族的庇护/赞助，所以相对容易。

农民是没有可能像在中国一样一步登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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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有人拿中国的制度做比。我这里就不得不提一句。我觉得这些制度远远落后于中国的科举制度。

第一点，无论是卖官制度还是庇护/赞助制度，身处高位的主政者关心的是下属是否可靠，是不是会背叛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是否有才能。这意味整个政治结构的政治治理的能力是很有限的。

第二点，无论是哪种制度，官员都只来源于贵族，而贵族是当时社会极小的一部分人。一般人难以进入贵族圈子。即便家族非常有钱，也需要花费至少两代人的努力，要建毫无经济收益的庄园，要不停地花钱结交各个贵族，而且作为贵族，还不能有自己的产业。没钱的，基本就不要想了。由于基础人群的有限，官员的才华，本身也是非常有限（这就更别提中世纪贵族近亲结婚的问题了）。

相比之下，中国的科举制度，首先考虑的是才华（虽然评判才华的准则并不完全适合当时的需要），官员可以来自于任何人群。还设有专业官僚监督、考核各地官员的施政情况。卖官鬻爵和任人唯亲，在中国是被广泛否定的官员选拔办法。基于才华和监管的官员选拔制度，在英国要到1871年才正式确立。因此，我觉得中国的科举制度在古代是领先于整个世界的。欧洲古代官员选拔制度的落后，是因为现实压力不大。封建制使得每一个贵族需要管理的范围很小、事务也不多（一个大贵族，其直接管理的范围也往往不过就是中国的一个县），自己手下的贵族、士绅基本都认识，监督的工作往往自己就能完成。所以通过卖官和庇护/赞助，基本能满足其需要。一旦这些国家开始要管理更大的范围，或者实施中央集权，过去的那一套就不够用了。或者说，这就是“熟人政治”和“陌生人政治”的区别。这就像“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的区别一样。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层面的“熟人政治”终究是要退出历史舞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