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为什么没有形成类似于我国古代的重农抑商现象？
欧洲历史进程中，确实没有形成类似于中国古代“重农抑商”这样一套系统性的政策和思想体系。这背后的原因错综复杂，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个层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要深入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进行剖析：
1. 早期欧洲的社会结构与经济基础差异
罗马帝国的影响与瓦解： 罗马帝国时期，虽然农业是基础，但商业和城市也扮演着重要角色。罗马的法制、道路系统、货币流通都为商业发展提供了基础。然而，罗马帝国晚期的衰落和最终的瓦解，导致了欧洲大陆长期处于政治碎片化和经济衰退之中。封建制度的兴起，是以土地为核心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在这种情况下，贵族阶层掌控土地和权力，而国王的权力相对分散。贵族的核心利益在于土地产出和农业劳动力的控制，而非商业税收或城市发展。
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 中世纪早期，欧洲大部分地区经济以庄园为单位，形成一种相对封闭的自给自足模式。庄园主拥有土地和农奴，农奴在庄园里耕作，为庄园主提供产品和服务。这种模式下，商品交换的范围有限，商业活动更多是区域性的，缺乏大规模、长途的贸易。商业的地位相对不高，难以挑战以土地为基础的封建贵族阶层的统治地位。
2. 商业传统与市民阶层的兴起
商业的长期存在与发展： 与中国不同，欧洲的商业传统从未完全中断。即使在封建制度下，城市依然是商业活动的中心，商人和手工业者作为独立的社会群体存在。尤其是在意大利北部、低地国家等地，商业传统尤为深厚，孕育了强大的商人阶层和商业城市（如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
城市自治与市民阶层的崛起：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逐渐获得了自治权，商人、工匠等市民阶层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摆脱了对封建领主的依附，形成了独立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市民阶层追求的是财富的积累、贸易的自由以及法律上的保障，他们对政府政策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这与中国古代农民和小农经济的普遍性形成鲜明对比。
工商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欧洲的统治者和贵族很早就认识到商业活动能够带来财富和税收。尤其是在城市逐渐繁荣后，城市提供的税收和贷款成为了国王对抗封建领主、维持国家机器的重要资源。因此，尽管存在一些对商业的限制或歧视性政策，但总体而言，欧洲的统治者更倾向于扶持和利用商业来增强自身实力。
3. 思想与文化观念的差异
基督教与罗马法的遗产： 欧洲文化深受古希腊罗马文明和基督教的影响。罗马法虽然复杂，但其中包含了财产私有、契约精神等对商业活动有利的原则。基督教在早期也曾对财富和商业持 काही怀疑态度（例如“富人的天堂门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但随着教会世俗化和中世纪晚期教会的商业化运作，以及对“因果报应”和慈善的强调，对财富的获取和运用并非完全否定，甚至可以通过慈善等方式实现精神上的救赎。
公会制度与行会文化： 中世纪欧洲的工商业发展伴随着发达的公会制度。公会保护行业利益、规范生产，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自由竞争。但公会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商业和手工业的组织化和专业化，而不是被简单地压制。工匠和商人在公会内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保障。
思想家对商业的看法： 欧洲的思想界对商业的看法是多元的。虽然也有批评商业逐利的声音，但更多的是对商业作为经济活动重要性的认识，以及如何规范和引导商业行为的讨论。例如，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框架下讨论了“公正价格”和商业的道德性，这本身就表明商业作为一种经济活动是被纳入讨论范围的，而不是被完全排斥的。
4. 政治体制与国家形成的演变
相对分散的政治权力： 与中国古代大一统中央集权的模式不同，欧洲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长期处于政治碎片化的状态。封建领主、教会、城市自治体等都拥有一定的权力。国王需要与这些势力博弈，通过发展经济（包括商业）来巩固自身权力。
国家对商业的依赖： 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和扩张，国家对财政收入的需求日益增长。商业活动能够带来关税、消费税等税收，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因此，国家更有动力去鼓励和管理商业，而不是压制它。例如，重商主义就是欧洲近代早期一种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政策，其核心是鼓励出口、限制进口，以积累财富和增强国力，这恰恰是重视商业的表现。
对外贸易的驱动： 欧洲各国之间的竞争和地理大发现，极大地刺激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对香料、丝绸、贵金属等商品的需求，催生了庞大的贸易网络和强大的商人群体。这股力量推动了欧洲经济的转型，也改变了社会的权力格局。
5. 对“重农抑商”概念的理解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并非绝对的“禁商”，而是一种政策导向和思想观念的体现。它强调农业的根本地位，认为“农者，天下之大本”，而商业则被视为“末业”，容易导致社会不稳定和贫富差距过大。因此，政府通过税收、户籍管理、对商人的社会地位限制等方式，来引导社会资源向农业倾斜，同时控制商业的发展。
而在欧洲，尽管农业一直是经济的基础，但商业的“末业”色彩并没有那么浓厚。更关键的是，欧洲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生态，使得商业及其代表的市民阶层有能力与土地贵族和国王进行互动和博弈，并且在国家发展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甚至成为国家实力的重要支撑。
总结来说，欧洲没有形成类似于我国古代“重农抑商”的现象，是因为：
欧洲早期经济基础的差异： 罗马衰落后的碎片化和庄园经济的局限性，但商业传统并未断绝。
商业传统与市民阶层的强大力量： 商业城市和商人阶层的崛起，以及他们对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力。
文化思想的包容性： 罗马法遗产和基督教观念对财富和商业的多元看法。
政治体制的演变： 分散的权力结构和国家对商业税收的依赖，以及对外贸易的驱动作用。
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欧洲走上了一条与中国古代截然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道路，商业在其中扮演了更加积极和主动的角色。
1. 早期欧洲的社会结构与经济基础差异
罗马帝国的影响与瓦解： 罗马帝国时期，虽然农业是基础，但商业和城市也扮演着重要角色。罗马的法制、道路系统、货币流通都为商业发展提供了基础。然而，罗马帝国晚期的衰落和最终的瓦解，导致了欧洲大陆长期处于政治碎片化和经济衰退之中。封建制度的兴起，是以土地为核心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在这种情况下，贵族阶层掌控土地和权力，而国王的权力相对分散。贵族的核心利益在于土地产出和农业劳动力的控制，而非商业税收或城市发展。
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 中世纪早期，欧洲大部分地区经济以庄园为单位，形成一种相对封闭的自给自足模式。庄园主拥有土地和农奴，农奴在庄园里耕作，为庄园主提供产品和服务。这种模式下，商品交换的范围有限，商业活动更多是区域性的，缺乏大规模、长途的贸易。商业的地位相对不高，难以挑战以土地为基础的封建贵族阶层的统治地位。
2. 商业传统与市民阶层的兴起
商业的长期存在与发展： 与中国不同，欧洲的商业传统从未完全中断。即使在封建制度下，城市依然是商业活动的中心，商人和手工业者作为独立的社会群体存在。尤其是在意大利北部、低地国家等地，商业传统尤为深厚，孕育了强大的商人阶层和商业城市（如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
城市自治与市民阶层的崛起：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逐渐获得了自治权，商人、工匠等市民阶层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摆脱了对封建领主的依附，形成了独立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市民阶层追求的是财富的积累、贸易的自由以及法律上的保障，他们对政府政策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这与中国古代农民和小农经济的普遍性形成鲜明对比。
工商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欧洲的统治者和贵族很早就认识到商业活动能够带来财富和税收。尤其是在城市逐渐繁荣后，城市提供的税收和贷款成为了国王对抗封建领主、维持国家机器的重要资源。因此，尽管存在一些对商业的限制或歧视性政策，但总体而言，欧洲的统治者更倾向于扶持和利用商业来增强自身实力。
3. 思想与文化观念的差异
基督教与罗马法的遗产： 欧洲文化深受古希腊罗马文明和基督教的影响。罗马法虽然复杂，但其中包含了财产私有、契约精神等对商业活动有利的原则。基督教在早期也曾对财富和商业持 काही怀疑态度（例如“富人的天堂门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但随着教会世俗化和中世纪晚期教会的商业化运作，以及对“因果报应”和慈善的强调，对财富的获取和运用并非完全否定，甚至可以通过慈善等方式实现精神上的救赎。
公会制度与行会文化： 中世纪欧洲的工商业发展伴随着发达的公会制度。公会保护行业利益、规范生产，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自由竞争。但公会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商业和手工业的组织化和专业化，而不是被简单地压制。工匠和商人在公会内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保障。
思想家对商业的看法： 欧洲的思想界对商业的看法是多元的。虽然也有批评商业逐利的声音，但更多的是对商业作为经济活动重要性的认识，以及如何规范和引导商业行为的讨论。例如，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框架下讨论了“公正价格”和商业的道德性，这本身就表明商业作为一种经济活动是被纳入讨论范围的，而不是被完全排斥的。
4. 政治体制与国家形成的演变
相对分散的政治权力： 与中国古代大一统中央集权的模式不同，欧洲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长期处于政治碎片化的状态。封建领主、教会、城市自治体等都拥有一定的权力。国王需要与这些势力博弈，通过发展经济（包括商业）来巩固自身权力。
国家对商业的依赖： 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和扩张，国家对财政收入的需求日益增长。商业活动能够带来关税、消费税等税收，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因此，国家更有动力去鼓励和管理商业，而不是压制它。例如，重商主义就是欧洲近代早期一种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政策，其核心是鼓励出口、限制进口，以积累财富和增强国力，这恰恰是重视商业的表现。
对外贸易的驱动： 欧洲各国之间的竞争和地理大发现，极大地刺激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对香料、丝绸、贵金属等商品的需求，催生了庞大的贸易网络和强大的商人群体。这股力量推动了欧洲经济的转型，也改变了社会的权力格局。
5. 对“重农抑商”概念的理解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并非绝对的“禁商”，而是一种政策导向和思想观念的体现。它强调农业的根本地位，认为“农者，天下之大本”，而商业则被视为“末业”，容易导致社会不稳定和贫富差距过大。因此，政府通过税收、户籍管理、对商人的社会地位限制等方式，来引导社会资源向农业倾斜，同时控制商业的发展。
而在欧洲，尽管农业一直是经济的基础，但商业的“末业”色彩并没有那么浓厚。更关键的是，欧洲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生态，使得商业及其代表的市民阶层有能力与土地贵族和国王进行互动和博弈，并且在国家发展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甚至成为国家实力的重要支撑。
总结来说，欧洲没有形成类似于我国古代“重农抑商”的现象，是因为：
欧洲早期经济基础的差异： 罗马衰落后的碎片化和庄园经济的局限性，但商业传统并未断绝。
商业传统与市民阶层的强大力量： 商业城市和商人阶层的崛起，以及他们对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力。
文化思想的包容性： 罗马法遗产和基督教观念对财富和商业的多元看法。
政治体制的演变： 分散的权力结构和国家对商业税收的依赖，以及对外贸易的驱动作用。
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欧洲走上了一条与中国古代截然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道路，商业在其中扮演了更加积极和主动的角色。
网友意见
欧洲管那叫排犹
这是个多主体博弈的过程，看问题要从多个主体的视角看待。
欧洲新模式的萌发，至少从中世纪中期（11世纪左右）就已经开始了。
需要指出的是，一开始西方的君主其实也没那么有远见，但他们很难吃掉商人。
有些商人可以同时在几个国家和势力之间来回周旋。比如汉萨同盟的商人们，其实势力范围就铺的非常广，从俄罗斯的诺夫哥罗德到瑞典，再到英国的伦敦，可以说横跨十几个国家，几十个政治势力。这种商业同盟是很难被一个国家压制住的。
在反复的博弈里面，国王虽然不能完全垄断暴利行业，但通过和商人群体，和市民群体，和农民群体边打边和，进而使得商人，市民，手工业者乃至自耕农的自主性都增强了，各个群体都知道了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如何开拓自己的生存机会，如何实现有效的积累。
如此一来，他们生产的积极性和探索的欲望也就越来越大了，这样刺激出来的生产力是无穷的。
当然，优秀的国王也能引领各种群体，比如英国和法国的国王们也会征集商人的船和自耕农去异国作战，这样其他的群体在被调动一次两次以后，也知道如何在外谋利，如何和国内的腐朽势力做斗争了。
另外商人也有和国家合作建设财政税收体系的，法国的雅克科克就是典型。
任用这样有经商经验的人反而会大大增强中央集权，可以进一步对外开拓。
因此，到了中世纪后期和近代早期，各国的领导阶层都逐渐意识到，要扶植本国的商人群体，对抗强大的国际商人群体。比如英国的都铎王朝，历任国王就通过扶植英国本地商人的方式和政策，排挤打压之前的汉萨同盟和意大利商人。
总之这是个非常复杂的多主体博弈过程，但博弈以后每个群体都获得了比原来好很多的结果。
@查无此人 答主也有回答论述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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