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教皇权势只手遮天，为什么欧洲没有大一统？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教皇权势的“一手遮天”指的是什么。在中世纪早期，随着西罗马帝国的崩溃，教会成为了欧洲大陆上最重要的、也是少数几个能够维系一定秩序和文化传承的机构。教皇作为教会的最高领袖，其权威逐渐得到巩固，体现在几个方面：
精神统治的绝对性： 教皇被视为上帝在人间的代表，拥有解释教义、发布教令、甚至开除教籍（将人逐出教会，意味着剥夺其宗教和社会地位）的权力。在中世纪，宗教信仰深入骨髓，被教会开除意味着灵魂得不到救赎，这是一种极其可怕的惩罚，足以让国王和贵族们恐惧。
政治上的干预能力： 教皇不仅仅是宗教领袖，很多时候也扮演着政治调停者、仲裁者甚至直接的政治参与者的角色。例如，教皇可以通过加冕仪式来合法化君主的统治，反之亦然，也可以废黜不听话的君主。十字军东征的号召，更是教皇能够动员整个欧洲基督教世界的有力证明。
经济上的资源： 教会拥有大量的土地和财富，通过什一税、捐赠等方式积累了惊人的财富，这使得教皇能够维持庞大的教会组织，支付军队，甚至资助政治活动。
然而，正是这些看似无所不能的权势，以及支撑这些权势的复杂结构，恰恰成为欧洲无法大一统的内在原因之一。
一、 宗教内部的权力制衡与分散：
尽管教皇是教会的最高元首，但中世纪的教会并非一个高度集权的官僚机构，而是由众多相对独立的实体构成。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挑战： 尤其是在中世纪早期和中期，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是教皇权力的主要对手。皇帝们视自己为罗马帝国继承者，认为自己在世俗事务上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与教皇在精神事务上的权威相互竞争。这导致了长期的“叙任权斗争”，皇帝和教皇之间为任命主教等关键职位而激烈对抗。这场斗争的核心是关于谁拥有最终的权威，皇帝在理论上拥有世俗的最高权力，而教皇则拥有精神的最高权力，但两者之间的界限模糊，冲突不断。神圣罗马帝国本身的性质也并非一个中央集权的王国，而是一个由众多诸侯国组成的松散联盟，这使得皇帝难以真正压制所有地方势力，也难以集中力量对抗教皇。
地方教会和修道院的独立性： 即使在教皇之下，各个地区的教会领袖（如主教、大主教）以及各个修道院，往往拥有相当大的自治权和经济独立性。他们有自己的土地、税收和军队，对教皇的命令并非总是完全服从。许多强大的主教（如美因茨、科隆、特里尔的选帝侯）同时也是帝国的重要诸侯，他们既忠于教会，也忠于自己的世俗领地，他们的效忠对象是多元的。
不同教派和异端运动： 虽然教皇拥有解释教义的权力，但中世纪历史上也出现过一些重要的教派争议和异端运动，例如卡特里派等。这些运动的出现，即使最终被镇压，也表明教皇的权威并非是绝对无缝的，而是会受到挑战和质疑。
二、 欧洲地理的破碎与政治力量的分散：
欧洲大陆独特的地理环境，也为大一统的形成设置了天然的障碍。
崎岖的地形和河流： 欧洲大陆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众多的山脉（如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和发达的河流系统（如莱茵河、多瑙河）。这些自然地理特征使得欧洲内部交通不便，信息传播缓慢，军事调动困难。一个中央政权要有效控制如此广阔且被自然分割的区域，需要极高的组织能力和军事力量。
多种多样的民族和语言： 欧洲并非一个单一的民族或语言区域。从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凯尔特人到拉丁民族，欧洲拥有极其丰富的民族构成和语言体系。即使在表面上统一的帝国（如查理曼帝国）存在时，各地依然保留着其独特的文化和语言传统，使得真正的文化和政治融合异常困难。
封建制度的天然倾向： 中世纪欧洲普遍实行封建制度。这种制度以领主与附庸之间的契约为基础，权力呈现出层层分封的特点。国王或皇帝的权力往往依赖于其强大且忠诚的诸侯。但封建制度本身就意味着地方权力的强大，诸侯们拥有自己的军队、税收和司法权，他们对中央权威的服从程度取决于领主与附庸之间的关系以及实力对比。一旦中央权力衰弱，地方诸侯往往会自行其是，甚至割据一方，这自然导致了政治上的分裂。
三、 欧洲政治格局的复杂性与竞争：
即使教皇权威高涨，欧洲也存在着多个强大的世俗政权，它们之间相互制衡，共同阻止了任何一个单一势力（包括教皇）的绝对统治。
各个王国的兴衰： 从法兰西王国、英格兰王国到卡斯蒂利亚、阿拉贡、匈牙利、波兰等王国，欧洲大陆上存在着多个拥有独立主权和军队的王国。这些王国之间为了领土、贸易和政治影响力而不断发生战争和冲突。例如，英法百年战争就是两个强大王国之间长期的拉锯战。
公国、伯国等地方势力： 除了王国，还有众多公国、伯国、侯国等地方政权，它们虽然名义上效忠于某个国王或皇帝，但在实际运作中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性。这些地方势力之间的争斗和结盟，使得整个欧洲政治格局更加复杂，难以形成统一的力量。
意大利城邦的特殊地位： 在教皇国所在地意大利，存在着众多富裕且独立的城邦（如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这些城邦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它们既不完全服从教皇，也不完全服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而是奉行独立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它们的存在进一步加剧了意大利地区的政治分裂，也对教皇的统一大业构成了阻碍。
四、 教皇权力本身的局限性：
尽管教皇权力看似巨大，但这种权力也存在内在的局限性。
教皇的选举与内斗： 教皇并非世袭，而是由红衣主教团选举产生。这一过程常常伴随着政治交易、派系斗争甚至贿赂。历史上，教皇的选举曾多次出现争议，甚至出现过“对立教皇”的情况，这极大地损害了教皇权威的统一性。
教皇对世俗事务的直接控制能力有限： 教皇的直接统治范围主要局限于教皇国。虽然他可以通过宗教手段影响其他国家的政治，但其直接派遣军队、征收税赋的能力远不及一个强大的世俗君主。当教皇试图通过宗教手段压制过于强大的世俗君主时，常常会遇到顽强的抵抗。例如，教皇英诺森三世虽然是教皇权力的巅峰，但他之后，教皇与法兰西国王腓力四世的冲突，以及迁都阿维农事件，都标志着教皇权力的衰落。
总结来说，中世纪教皇权势的“一手遮天”更多地体现在其精神和潜在的政治影响力上，而不是实际的、全面的世俗统治能力。 欧洲之所以未能大一统，是因为：
1. 宗教内部的权力制衡：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挑战、地方教会的独立性以及教皇选举的复杂性，都削弱了教皇权力的绝对性。
2. 地理的破碎与民族的多样性： 崎岖的地形、发达的河流以及众多民族和语言，使得欧洲难以被一个中央政权有效控制。
3. 强大的世俗力量的并存与制衡： 欧洲各国国王、公爵以及意大利城邦等强大的世俗政权，相互竞争，共同阻止了任何一个单一势力的崛起。
4. 封建制度的特性： 封建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分散的政治体制，鼓励地方自治，不利于国家大一统。
因此，虽然教皇的号召力惊人，但他所面对的是一个高度碎片化、权力分散且充满竞争的欧洲大陆。教皇可以在某些时刻扮演重要的协调者和仲裁者角色，甚至在特定时期影响了欧洲政治的走向，但要实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则超出了他以及任何一个单一势力的能力范围。欧洲的政治现实，是一个在教会和世俗权力之间，以及在众多大小势力之间，不断博弈、制衡和演变的复杂图景。
网友意见
只手遮天的教皇派出去审判贞德的教会法官团体在给出“认罪即可赦免”这个结果后，当场遭到英国围观群众的痛打，法官被砸得头破血流，所有教会法律人士被迫退出法庭
然后英国人自己组建了新的法庭判处贞德烧刑，“代替”教皇下达审判结果
这就是只手遮天的教皇嘛。。。
教皇：我能只手遮天？我怎么不知道。
就算是教皇威望最高的某三世，教皇间接控制的地方也不出罗马涅。那些法国南部，神罗东部，波罗地沿岸，北边半岛和岛上的修正主义者谁会多在乎他。更不用说那些东方的正教会异端和亚伯拉罕异教徒
教皇最重要的是给某些事某些人以名分 ，获得一点政治优势，利益还得自己去拿
教皇并不是皇帝，这个名字完全是翻译的锅。他其实只是罗马的宗主教。最开始只是负责指导意大利地区的教区而已。只是分裂的时候作为拉丁方的名义上的领袖而建立权威。但实际上不论是法英德的主教都有着非常高的独立性。甚至于米兰大主教都不怎么理会他。
早期的翻译要对中世纪的很多误解背锅，比如英白拉多或者巴塞留斯，和皇帝压根就没有一点关系。普法尔茨伯爵，边疆伯爵也不是伯爵，选帝侯也不是侯爵，大公也不是公爵。巴伐利亚大公和切尔尼戈夫大公也不是对等的。
准确地说，在中世纪的任何一个时期，教皇都没能做到只手遮天。
在公元8世纪著名的“丕平献土”之前，甚至都不存在后来的教皇国。这个时期的教皇固然拥有相当的土地和财富，但政治实力充其量不过是个领主的规模。
丕平献土之后，教皇的世俗影响力开始上升，逐渐成为了中意大利地区的世俗君王。与此同时，教皇由于其宗教地位，有开除教籍的权力，这一权力确实成为了教皇制衡世俗君主的重要筹码。但这并不意味着教皇的世俗权力达到了“只手遮天”的程度。首先，即便在教皇国内部，也有许多不同的领主，教皇对他们的控制力未必很高。其次，教皇在与世俗君主（尤其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较量中，恐怕还是弱势的时候多。经典的例子是，在1046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三世前往意大利，直接废黜了反对他的教皇格里高利六世，另立克莱蒙特二世为教皇，并由新教皇为自己加冕。教皇的废立尚且由世俗君主一手操控，何谈能反过来只手遮天，更怎么可能统一欧洲？
题主之所以会有教皇权势如此之大的印象，我猜想很可能是受了著名的“卡诺莎之行”（1077）的影响。在主教叙任权问题上，教皇格里高利七世一直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冲突很大，于是亨利四世宣布不承认格里高利七世为教皇。作为回击，格里高利七世则以牙还牙，开除了亨利四世的教籍，并罢黜了亨利四世的王位。面对手底下贵族们的威胁，亨利四世终于决定屈服，才有了对他而言极为屈辱的卡诺莎之行。他在卡诺莎城堡外的冰天雪地里赤足站了三天三夜，终于获得了教皇的谅解。
但如果我们对这段历史了解得更深一些的话，会发现“教皇迫使世俗君主”屈服这一概括并不能涵盖该事件的全貌。第一，亨利四世之所以会屈服，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害怕被贵族们推翻（许多贵族们试图推举亨利四世的姐夫Rudolf of Rheinfelden为国王），而不是由于害怕教皇自身的世俗势力。换句话说，格里高利七世只不过是非常巧妙地借助了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政治矛盾，达到了借力打力的效果。第二，卡诺莎之行并不是故事的结局。获得了教皇谅解的亨利四世在回国后就开始平定叛乱的贵族势力，最终Rudolf of Rheinfelden命丧战场，亨利四世成功夺回了对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控制权。在夺权之后，亨利四世立刻就要报卡诺莎之行的一箭之仇，挥师南下，占领了梵蒂冈，废黜了教皇，另立克莱蒙三世为教皇。可以说，虽然卡诺莎之行确实是中世纪教皇权势达到短暂顶峰的表现，但最终的结局仍然是世俗君主取得了胜利。
在卡诺莎之行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教皇国基本上就类似于一个世俗国家，在意大利成为了最重要的几个世俗力量之一。但是面对外来的世俗君主的威胁，教皇仍然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比如14世纪的“阿维尼翁之囚”，教廷直接被法国国王迁到了法国边境上的阿维尼翁，成为了法王的附庸。到了15世纪末意大利战争爆发之后，教皇的实力又有所增长，对内统一了各派力量，对外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主导了意大利的政治局势。尤其是亚历山大六世、儒略二世等著名的教皇，都发挥了他们各自的政治才能，这一点在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和《李维史论》等作品中有所体现。
但即便再强大，教皇国也始终没有统一意大利，更不要说实现欧洲大一统。事实上，在马基雅维利看来，恰恰是教皇国的存在，使得意大利难以实现统一。教皇由于每届任期有限，不可能有长期贯彻同一套方针策略的机会。前后继任的教皇往往派别完全不同，于是前任教皇的政治遗产就会被后一任教皇完全抹杀。更不用说，只要意大利内部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实力开始上升，教皇为了维系自身的地位，就会扶持、支持其他国家对其制衡，或者引入外部势力（比如法国、德国、西班牙）来打击它。在这种情形下，意大利一直都难以获得统一。
总结一下，虽然世俗权力和教会权力在中世纪被称为“两把剑”，但后者相对于前者往往处于弱势。即便在教皇的世俗政治影响力达到顶峰的时候（以卡诺莎之行为象征性事件），教皇的力量仍然不能持久，更不用说之后的阿维尼翁之囚时期。教皇国在中世纪后期成为了意大利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但始终难以实现意大利的统一，更不用说与其他大国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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