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的教会有没有阻碍科学发展？
中世纪教会对科学发展的影响，绝非一言蔽之的“阻碍”或“促进”那么简单。这是一个复杂且充满张力的关系，就像一场漫长的拉锯战，教会的立场和行动时而显得保守压抑，时而又为知识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温床。与其说教会是科学发展的“阻碍”，不如说它是一种复杂的催化剂，既带来了限制，也孕育了机遇。
我们得先把“中世纪”这个概念放宽一些。从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到15世纪文艺复兴曙光初现，这上千年的时间跨度里，欧洲社会、教会的形态、以及人们对世界的认知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不能用一个简单的模子去套所有的中世纪时期。
教会作为知识的守护者和传播者：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西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混乱时期，正是教会，尤其是修道院，成了古希腊罗马时期知识的主要守护者。修道士们不知疲倦地抄写、保存和研究那些来自过去的哲学、科学和文学作品。如果没有他们，我们今天可能很难接触到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以及那些古老的数学和天文著作。
修道院不仅仅是宗教场所，它们同时也是最早的学校和图书馆。教士们学习拉丁语（当时欧洲的学术语言），研究神学，但在这个过程中，也自然而然地接触到了逻辑学、数学、天文学、医学等学科。例如，圣维克多学派就曾大力倡导对自然世界的探索，认为可以通过研究上帝的创造来理解上帝。
教会的“阻碍”：源于对教义的维护和对异端的恐惧
然而，教会对科学发展的“阻碍”也同样不容忽视，其根源主要在于：
神学至上论： 在中世纪，神学是所有学科的“女王”。一切知识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理解上帝，解释《圣经》，并维护教会在精神世界上的权威。如果一项科学发现或理论直接挑战了教会的核心教义，比如创造论、地球中心说（尽管亚里士多德也支持地球中心说，但教会将其神圣化），那么它就很可能被视为异端邪说，受到压制。
对亚里士多德的“滥用”： 讽刺的是，教会后来所依赖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在早期也曾受到一些抵制。但随着教会越来越倾向于用哲学来论证和体系化神学，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尤其是其逻辑学和形而上学，被大量引入，并与基督教教义相结合，形成了所谓的“经院哲学”。这种哲学虽然促使了严密的逻辑推理，但也常常固化了对自然世界的解释。一旦某个自然现象被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解释”清楚了，再想提出新的、不符的解释就变得困难重重。
对“无用”知识的轻视： 教会毕竟是宗教机构，其主要精力放在灵魂的救赎和教义的传播上。对于那些不直接服务于宗教目的的科学研究，例如纯粹的数学探索、对自然现象的细致观察（如果它们没有明确的宗教含义），教会可能不会主动支持，甚至会因为其“无用”而缺乏资源投入。
对权威的过度强调： 经院哲学强调对先贤（包括亚里士多德和教父们）著作的解释和辩论，而不是通过独立的观察和实验来发现新知识。这种对权威的尊重，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批判性思维和实证精神的萌芽。
教会权力与科学家的冲突： 在一些少数的案例中，当科学家的发现直接挑战了教会的权威或既得利益时，教会的确会采取压制措施。最著名的例子，虽然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但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末期，那就是伽利略事件。尽管伽利略的时代教会权力结构已经发生变化，但对“地心说”的维护，以及对挑战教会解释权力的警惕，在中世纪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教会的“促进”：也是不容忽视的一面
然而，如果仅仅停留在“阻碍”论，那就太片面了。教会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
大学的建立： 欧洲最早的大学，如博洛尼亚大学、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大多是在教会的倡导和支持下建立的。这些大学最初都是教会的附属机构，其教学内容包含了神学、法律、医学以及“七艺”（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大学成为了知识传承和交流的中心，即使是受限于神学框架，也为日后的科学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和人才储备。
“自然神学”的观念： 教会普遍认为，研究自然界就是研究上帝的创造。通过观察和理解自然世界的规律，可以更好地认识上帝的智慧和伟大。这种“自然神学”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对自然界的探索，即便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服务神学。例如，中世纪的许多天文学家，他们的研究动机之一就是为了更精确地计算复活节的日期，这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的宗教需求。
对数学和逻辑的重视： 正如前面提到的，经院哲学的发展，高度依赖于逻辑学和数学工具。虽然这些工具最初是为了论证神学，但它们本身的发展和应用，培养了严谨的思维方式，为日后的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对某些实用技术的支持： 教会也需要实际的工具来维持其庞大的组织和活动。例如，建筑技术（建造宏伟的教堂）、农业技术（维持修道院的生计）、以及一些医药知识（修道院附设的医院）都得到了教会的间接或直接支持。
总结一下：
中世纪教会对科学发展的影响，更像是一个“限制与激励并存”的复杂动态过程。
限制体现在： 以神学为最高旨归，对挑战教义的理论进行压制，对权威的过度依赖，以及对“无用”知识的忽视。
激励体现在： 守护和传承古籍，创办大学作为知识中心，通过“自然神学”鼓励对自然的观察，以及在经院哲学中发展了严谨的逻辑和数学工具。
不能简单地把教会视为科学的敌人。在那个时代，教会是社会的主导力量，几乎所有知识体系都围绕着它构建。科学并非独立于社会而存在，它同样受到教会的价值观、组织结构和资源分配的影响。
许多中世纪的学者，例如罗杰·培根（Roger Bacon），虽然曾因批评教会和提倡实验研究而受到教会的关注，但他本人也是一位虔诚的信徒，并认为科学研究能更好地荣耀上帝。这恰恰说明了，教会内部也存在着对知识探索的渴望，只是这种渴望常常被置于神学的框架之下。
可以说，中世纪教会并非有意“阻碍”科学，而是它自身的存在方式和核心诉求，在客观上塑造了科学发展的路径，既有束缚，也有推动。 那些真正突破性的科学革命，往往发生在教会对知识的垄断被打破，以及对科学研究的容忍度更高的新时代。但没有中世纪教会的“孕育”，也就没有后来的“突破”。
我们得先把“中世纪”这个概念放宽一些。从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到15世纪文艺复兴曙光初现，这上千年的时间跨度里，欧洲社会、教会的形态、以及人们对世界的认知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不能用一个简单的模子去套所有的中世纪时期。
教会作为知识的守护者和传播者：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西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混乱时期，正是教会，尤其是修道院，成了古希腊罗马时期知识的主要守护者。修道士们不知疲倦地抄写、保存和研究那些来自过去的哲学、科学和文学作品。如果没有他们，我们今天可能很难接触到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以及那些古老的数学和天文著作。
修道院不仅仅是宗教场所，它们同时也是最早的学校和图书馆。教士们学习拉丁语（当时欧洲的学术语言），研究神学，但在这个过程中，也自然而然地接触到了逻辑学、数学、天文学、医学等学科。例如，圣维克多学派就曾大力倡导对自然世界的探索，认为可以通过研究上帝的创造来理解上帝。
教会的“阻碍”：源于对教义的维护和对异端的恐惧
然而，教会对科学发展的“阻碍”也同样不容忽视，其根源主要在于：
神学至上论： 在中世纪，神学是所有学科的“女王”。一切知识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理解上帝，解释《圣经》，并维护教会在精神世界上的权威。如果一项科学发现或理论直接挑战了教会的核心教义，比如创造论、地球中心说（尽管亚里士多德也支持地球中心说，但教会将其神圣化），那么它就很可能被视为异端邪说，受到压制。
对亚里士多德的“滥用”： 讽刺的是，教会后来所依赖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在早期也曾受到一些抵制。但随着教会越来越倾向于用哲学来论证和体系化神学，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尤其是其逻辑学和形而上学，被大量引入，并与基督教教义相结合，形成了所谓的“经院哲学”。这种哲学虽然促使了严密的逻辑推理，但也常常固化了对自然世界的解释。一旦某个自然现象被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解释”清楚了，再想提出新的、不符的解释就变得困难重重。
对“无用”知识的轻视： 教会毕竟是宗教机构，其主要精力放在灵魂的救赎和教义的传播上。对于那些不直接服务于宗教目的的科学研究，例如纯粹的数学探索、对自然现象的细致观察（如果它们没有明确的宗教含义），教会可能不会主动支持，甚至会因为其“无用”而缺乏资源投入。
对权威的过度强调： 经院哲学强调对先贤（包括亚里士多德和教父们）著作的解释和辩论，而不是通过独立的观察和实验来发现新知识。这种对权威的尊重，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批判性思维和实证精神的萌芽。
教会权力与科学家的冲突： 在一些少数的案例中，当科学家的发现直接挑战了教会的权威或既得利益时，教会的确会采取压制措施。最著名的例子，虽然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但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末期，那就是伽利略事件。尽管伽利略的时代教会权力结构已经发生变化，但对“地心说”的维护，以及对挑战教会解释权力的警惕，在中世纪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教会的“促进”：也是不容忽视的一面
然而，如果仅仅停留在“阻碍”论，那就太片面了。教会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
大学的建立： 欧洲最早的大学，如博洛尼亚大学、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大多是在教会的倡导和支持下建立的。这些大学最初都是教会的附属机构，其教学内容包含了神学、法律、医学以及“七艺”（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大学成为了知识传承和交流的中心，即使是受限于神学框架，也为日后的科学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和人才储备。
“自然神学”的观念： 教会普遍认为，研究自然界就是研究上帝的创造。通过观察和理解自然世界的规律，可以更好地认识上帝的智慧和伟大。这种“自然神学”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对自然界的探索，即便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服务神学。例如，中世纪的许多天文学家，他们的研究动机之一就是为了更精确地计算复活节的日期，这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的宗教需求。
对数学和逻辑的重视： 正如前面提到的，经院哲学的发展，高度依赖于逻辑学和数学工具。虽然这些工具最初是为了论证神学，但它们本身的发展和应用，培养了严谨的思维方式，为日后的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对某些实用技术的支持： 教会也需要实际的工具来维持其庞大的组织和活动。例如，建筑技术（建造宏伟的教堂）、农业技术（维持修道院的生计）、以及一些医药知识（修道院附设的医院）都得到了教会的间接或直接支持。
总结一下：
中世纪教会对科学发展的影响，更像是一个“限制与激励并存”的复杂动态过程。
限制体现在： 以神学为最高旨归，对挑战教义的理论进行压制，对权威的过度依赖，以及对“无用”知识的忽视。
激励体现在： 守护和传承古籍，创办大学作为知识中心，通过“自然神学”鼓励对自然的观察，以及在经院哲学中发展了严谨的逻辑和数学工具。
不能简单地把教会视为科学的敌人。在那个时代，教会是社会的主导力量，几乎所有知识体系都围绕着它构建。科学并非独立于社会而存在，它同样受到教会的价值观、组织结构和资源分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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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中世纪教会并非有意“阻碍”科学，而是它自身的存在方式和核心诉求，在客观上塑造了科学发展的路径，既有束缚，也有推动。 那些真正突破性的科学革命，往往发生在教会对知识的垄断被打破，以及对科学研究的容忍度更高的新时代。但没有中世纪教会的“孕育”，也就没有后来的“突破”。
网友意见
世界上面积最大的裸画叫创世纪，你猜画在哪？
文艺复兴时代最著名的裸雕大师米开朗琪罗，你猜是谁养的狗？
现在流传下来的裸画裸雕，你看八成以上都是哪里出品的？
所以说，不要觉得教会很保守，搅基乱伦什么破事教会没干过，人家玩的比你high得多。
真正保守的都是穷乡僻壤的农村，比如西班牙什么的。你看宗教裁判是意大利多，还是西班牙多？不要觉得西班牙人都是脑子里装着屎的废渣，就觉得全天下基督教都一个吊样。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连赎罪券这么掉节操的事情都搞得出，还有什么是不敢干的？
科学？毛毛雨啦。血液循环之父塞尔维特就是命不好，他要是去天主教大本营去发表他的血液循环理论，说不定命就保住了，可惜他去了正在搞宗教革命的新教徒地盘，然后被保守反动的加尔文派新教徒做了烧烤。
新教革命严格来说是只反贪官(教廷)，不反皇帝(耶和华)的，其中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天主教会高层各种SM玩的太欢，思想一点都不保守，不够原教旨主义。当然了，理由都不是根本原因，最主要的还是利益。新教领袖想要抢班夺权，不希望他们和上帝直接还横着一个教廷当中间商赚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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