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大萌无药可救，可为什么一票有兵有权有能力的选择投降满清痛殴队友而不是自己扯旗造反争天下呢？
这确实是明末历史中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什么那些手握重兵、掌握权柄，甚至有一定能力的人，面对一个摇摇欲坠的大明，不去取而代之，反而选择向一个外族政权——满清——献上忠诚，甚至是主动为其征伐自己的同胞？这其中原因错综复杂，并非三言两语能够道尽，但我们可以从几个关键维度来剖析：
一、现实的利益与生存的考量：
政治投机与利益最大化： 这是最直接，也是最普遍的原因。对于许多明末的将领和官员来说，明朝已经病入膏肓，大势已去。在这种情况下，效忠一个注定灭亡的政权，只会让自己随之陪葬。而满清作为一股新兴的强大势力，投降他们意味着可以获得新的政治地位、更高的官职、更丰厚的财富，甚至保留原有的权力。这种“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政治投机，在乱世中是许多人的首选。他们不一定是真的“忠于”满清，而是把满清当作一个更可靠的“老板”，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
军事上的绝对劣势与恐惧： 尽管明朝号称有百万雄师，但实际战斗力早已不堪一击。腐败、军饷拖欠、军心涣散，导致许多军队只是徒有其名。相比之下，满清八旗兵以其精锐的骑兵、严明的军纪和强大的战斗意志，在战场上展现了压倒性的优势。对于那些身经百战的将领来说，他们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手中部队的真实战斗力与满清军队之间的巨大差距。硬碰硬地反抗，很可能在短时间内就被击溃，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投降，至少能保全性命和家小。
经济上的依赖与破产： 明末社会经济凋敝，财政枯竭。中央政府无力供给，地方官僚和军队的收入多依赖于地方的税收和各种摊派。但随着战乱和人口的流失，地方经济也遭受重创。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已经无法从已经崩溃的明朝体系中获得足够的支持和资源来维持自己的军队和官僚体系。而满清入关后，往往会采取比较“实用”的政策，比如承认地方官僚和士绅的财产和地位，并给予一定的经济支持，这对于已经在经济上走到绝境的明朝官员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对农民起义的恐惧与排斥： 明末的农民起义如火如荼，声势浩大，对原有的社会秩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许多明朝的官僚和士绅将农民军视为洪水猛兽，认为他们“土匪流寇”，会颠覆一切美好的事物。相比之下，满清虽然是外族，但其政权结构相对稳定，能够提供一种“秩序”。而且，满清官方也乐于利用明朝官僚来管理地方，这使得一些明朝精英认为，与满清合作，至少能维持住原有的社会等级和利益，比被农民军推翻要好得多。
二、理念与文化上的认同缺失：
对明朝王朝的彻底失望： 经过几十年的腐朽统治和内部倾轧，许多明朝的精英阶层对这个王朝已经失去了信心和认同感。他们看到了皇帝的昏庸、宦官的专权、党争的无休无止，以及政府在解决社会问题上的无能为力。这种失望感使得他们觉得效忠明朝，已经没有了精神上的支撑。
“大一统”观念的局限性： 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有“大一统”的观念，但这种观念在很多时候是针对“汉族”或“华夏”内部政权而言的。当面对一个非汉族的政权，尤其是一个强盛的外族政权时，“大一统”的观念就变得模糊甚至可以被抛弃。许多人并不认为一个“汉族皇帝”是唯一的合法统治者，而更看重谁能带来稳定和秩序，谁能掌握实际的权力。
文化上的优越感与“汉族中心主义”的动摇： 虽然明朝是汉族建立的王朝，但其后期也并非完全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而满清入关后，虽然初期推行了一些强制性的政策（如剃发易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汉族文化，并承认了汉族士人的价值。对于一些对“汉族中心主义”并非极端执着，或者更看重实用主义的人来说，满清的统治并非完全不可接受。
三、策略与机会的误判：
孤注一掷的风险与成功率的评估： 自己扯旗造反，意味着要面对来自四面八方，包括满清和残余的明朝力量的夹击。这是一个极其冒险的举动，成功率不高。一旦失败，就是万劫不复。而投降满清，风险相对较低，且成功的可能性更大。他们可能认为，与其赌上一切去创造一个未知的未来，不如抓住眼前确定的利益。
“联蒙抗汉”或“联夷抗汉”的心理： 在明末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下，一些地方势力为了对抗中央政府或其他的反对势力，并不排斥与其他政治力量结盟，即使是外族。满清的崛起，为一些心怀不满的明朝旧部提供了新的选择。
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和组织能力： 大多数明末的反对派，包括农民军和一些地方武装，虽然有实力，但往往缺乏统一的政治纲领、明确的革命目标和强大的组织能力。他们更多是基于对现有统治的不满，而没有一个能够整合各方力量、建立新政权的清晰蓝图。相比之下，满清拥有强大的军事组织和相对明确的政治目标（统一中国，建立新王朝）。
四、个别案例的解读：
吴三桂：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吴三桂。他本是镇守山海关的明朝大将，面对李自成攻破北京，他既不愿归附李自成，也不愿看到满清入主中原，但最终因为家人被李自成所害，而选择了“引清兵入关”，为满清扫清了北方的重要障碍。他的选择固然有个人恩怨的驱动，但也反映了在极端压力下，个人利益和家族安全压倒了国家民族的观念。
其他降将： 像洪承畴、孔有德、耿仲明等，他们都是明朝的将领，手握重兵。他们投降满清，一方面是由于明朝的腐败和军力衰退让他们看不到希望，另一方面也是看到了满清的实力和潜在的利益。他们也确实成为了满清入关作战的重要力量，帮助满清击败了李自成和南明政权。
总结来说，明末那些有兵有权有能力的人选择投降满清而非自立为王，并非简单的“卖国”，而是多种复杂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这其中既有现实的利益驱动和对力量对比的理性评估，也有对明朝统治的彻底失望，以及在混乱时代背景下，个人和集团生存与发展的策略考量。 他们更多地是在一个已经失去希望的政权和一个有希望的新兴政权之间做出选择，而这个选择，往往是基于最直接的生存需要和利益最大化。将他们简单地标签化为“叛徒”是片面的，理解他们的行为，需要深入到那个时代的历史语境和他们所面临的真实困境中去。
一、现实的利益与生存的考量：
政治投机与利益最大化： 这是最直接，也是最普遍的原因。对于许多明末的将领和官员来说，明朝已经病入膏肓，大势已去。在这种情况下，效忠一个注定灭亡的政权，只会让自己随之陪葬。而满清作为一股新兴的强大势力，投降他们意味着可以获得新的政治地位、更高的官职、更丰厚的财富，甚至保留原有的权力。这种“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政治投机，在乱世中是许多人的首选。他们不一定是真的“忠于”满清，而是把满清当作一个更可靠的“老板”，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
军事上的绝对劣势与恐惧： 尽管明朝号称有百万雄师，但实际战斗力早已不堪一击。腐败、军饷拖欠、军心涣散，导致许多军队只是徒有其名。相比之下，满清八旗兵以其精锐的骑兵、严明的军纪和强大的战斗意志，在战场上展现了压倒性的优势。对于那些身经百战的将领来说，他们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手中部队的真实战斗力与满清军队之间的巨大差距。硬碰硬地反抗，很可能在短时间内就被击溃，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投降，至少能保全性命和家小。
经济上的依赖与破产： 明末社会经济凋敝，财政枯竭。中央政府无力供给，地方官僚和军队的收入多依赖于地方的税收和各种摊派。但随着战乱和人口的流失，地方经济也遭受重创。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已经无法从已经崩溃的明朝体系中获得足够的支持和资源来维持自己的军队和官僚体系。而满清入关后，往往会采取比较“实用”的政策，比如承认地方官僚和士绅的财产和地位，并给予一定的经济支持，这对于已经在经济上走到绝境的明朝官员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对农民起义的恐惧与排斥： 明末的农民起义如火如荼，声势浩大，对原有的社会秩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许多明朝的官僚和士绅将农民军视为洪水猛兽，认为他们“土匪流寇”，会颠覆一切美好的事物。相比之下，满清虽然是外族，但其政权结构相对稳定，能够提供一种“秩序”。而且，满清官方也乐于利用明朝官僚来管理地方，这使得一些明朝精英认为，与满清合作，至少能维持住原有的社会等级和利益，比被农民军推翻要好得多。
二、理念与文化上的认同缺失：
对明朝王朝的彻底失望： 经过几十年的腐朽统治和内部倾轧，许多明朝的精英阶层对这个王朝已经失去了信心和认同感。他们看到了皇帝的昏庸、宦官的专权、党争的无休无止，以及政府在解决社会问题上的无能为力。这种失望感使得他们觉得效忠明朝，已经没有了精神上的支撑。
“大一统”观念的局限性： 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有“大一统”的观念，但这种观念在很多时候是针对“汉族”或“华夏”内部政权而言的。当面对一个非汉族的政权，尤其是一个强盛的外族政权时，“大一统”的观念就变得模糊甚至可以被抛弃。许多人并不认为一个“汉族皇帝”是唯一的合法统治者，而更看重谁能带来稳定和秩序，谁能掌握实际的权力。
文化上的优越感与“汉族中心主义”的动摇： 虽然明朝是汉族建立的王朝，但其后期也并非完全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而满清入关后，虽然初期推行了一些强制性的政策（如剃发易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汉族文化，并承认了汉族士人的价值。对于一些对“汉族中心主义”并非极端执着，或者更看重实用主义的人来说，满清的统治并非完全不可接受。
三、策略与机会的误判：
孤注一掷的风险与成功率的评估： 自己扯旗造反，意味着要面对来自四面八方，包括满清和残余的明朝力量的夹击。这是一个极其冒险的举动，成功率不高。一旦失败，就是万劫不复。而投降满清，风险相对较低，且成功的可能性更大。他们可能认为，与其赌上一切去创造一个未知的未来，不如抓住眼前确定的利益。
“联蒙抗汉”或“联夷抗汉”的心理： 在明末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下，一些地方势力为了对抗中央政府或其他的反对势力，并不排斥与其他政治力量结盟，即使是外族。满清的崛起，为一些心怀不满的明朝旧部提供了新的选择。
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和组织能力： 大多数明末的反对派，包括农民军和一些地方武装，虽然有实力，但往往缺乏统一的政治纲领、明确的革命目标和强大的组织能力。他们更多是基于对现有统治的不满，而没有一个能够整合各方力量、建立新政权的清晰蓝图。相比之下，满清拥有强大的军事组织和相对明确的政治目标（统一中国，建立新王朝）。
四、个别案例的解读：
吴三桂：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吴三桂。他本是镇守山海关的明朝大将，面对李自成攻破北京，他既不愿归附李自成，也不愿看到满清入主中原，但最终因为家人被李自成所害，而选择了“引清兵入关”，为满清扫清了北方的重要障碍。他的选择固然有个人恩怨的驱动，但也反映了在极端压力下，个人利益和家族安全压倒了国家民族的观念。
其他降将： 像洪承畴、孔有德、耿仲明等，他们都是明朝的将领，手握重兵。他们投降满清，一方面是由于明朝的腐败和军力衰退让他们看不到希望，另一方面也是看到了满清的实力和潜在的利益。他们也确实成为了满清入关作战的重要力量，帮助满清击败了李自成和南明政权。
总结来说，明末那些有兵有权有能力的人选择投降满清而非自立为王，并非简单的“卖国”，而是多种复杂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这其中既有现实的利益驱动和对力量对比的理性评估，也有对明朝统治的彻底失望，以及在混乱时代背景下，个人和集团生存与发展的策略考量。 他们更多地是在一个已经失去希望的政权和一个有希望的新兴政权之间做出选择，而这个选择，往往是基于最直接的生存需要和利益最大化。将他们简单地标签化为“叛徒”是片面的，理解他们的行为，需要深入到那个时代的历史语境和他们所面临的真实困境中去。
网友意见
山西的姜瓖和山东的赵应元原本做的就是这种打算，各拉出一个宗室做幌子，但是见识到清军的实力之后都放弃了。姜瓖的部队是大同的边军，赵应元的部队来自农民军贺一龙部，和普通的内地明军相比，他们算是不错的部队了，但是并不具备和清军主力战场争锋的能力，在数量上都没有优势。
要建立一个政权，首先要保证外部环境的安全，这就注定了直接受到清军攻击的北方不可能产生这样的政权。而南方的各路军阀，包括郑芝龙在内，最大的弱点都是军事实力不够硬。没有在陆地上挡住清军甚至友军的能力，别的就都免谈了。
再者，要割据一方，就得形成一套自己的行政管理体系，而当时放眼全国，除了明清两个朝廷和闯军、西军、郑军之外，谁也没有这个本事，刘泽清、刘良佐、左梦庚他们通通都不行。
唯一能成功割据一方的西军，占了天时地利人和，云南偏远，清军一时追不过来，沙定洲叛乱又把云南的官员、士绅、土司、百姓，甚至世袭勋爵沐天波都逼到了西军这一边来。西军本身又有比较强的战斗力，内部团结，还有建立政权的经验。而那些降清的军阀，谁也不具备这种条件。比如左梦庚，左军就是一堆兵痞的集合体，左良玉活着的时候都难以全面掌握部队，更何况左梦庚。如果左梦庚选择南下湖广、江西，试图割据，军队必然解体。田雄、马得功、李本深、李成栋、胡茂桢、刘泽清、刘良佐这些人，更是连一块可以占的地盘都找不到，更谈不上争天下。
结论就是，这些人选择投降而不选择争天下，是因为他们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根本没有这个条件。如果有条件的话，他们也会拼一把试试的。就像吴三桂、李成栋、金声桓这些人，割据一省之地以后，不就也扯旗造反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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