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起义军和明末起义军为何差异这么大？

“崇祯癸酉年的七月，老天一直连着下雨。七月十三那天，刘寇就打到了石远村，村民都上了五道庙岭跟贼兵对阵。

等到十七，四面刘寇的援兵都赶来了，老百姓们爬上自家的房顶，跟他们扭打成一团，被那刘贼放箭刀砍杀死了500多人，烧掉了百余间房子。我们南庄头一社人全都跑到了西南山里的崖洞避难......吴将官带着兵马1500人和300乡民，到北留九狼墕布阵，结果被刘贼尽数杀死，只有几十人逃出生天......

秋天过了之后，刘贼带兵到河南、山东去了......赵国璧领着我们修寨子避难，害怕后人忘记这段故事，所以特地刻了这块碑。”

大明皇上至壬午年二百馀年，崇祯癸酉刘寇歹乱。七月中贼头尾一百馀里远近□□，老天洛雨至多，七月十三下雨，刘寇十五六日就到石远村边，一村乡民俱上五道庙岭与贼交战相斗，乡兵赶至，刘贼高家窊村边等到十七，四外刘贼都来打仗，唬的一村人居上在房上与贼相打。众人逃躲不急，那刘贼刀箭射杀死五百有馀，烧其房屋百间。咱南庄头一社人等俱躲在西南山中崖洞里边避难。有贼满山中巡走，到乞雨沟口抢骡驴一十八头，尽行口粮，兵撇了，秋谷全收，小豆全收，全亏谷地逃躲，老天保祐尽兴，有杀死咱庄上人。到八月十五，又往河西一扫平池。 到九月初日兵道王老爷领陶将官，在言家河岭上把守，白将官在鞍则圪垠把守，吴将官领兵一千伍百赶至北留九狼墕排下阵势，又带小城乡民三百有余，止有吴将官领兵使奴武剑。那刘贼世众，四下违张过来，杀的兵马吊帽去靴，尽行杀死，止逃出数十余兵。秋尽，刘贼居下河南、山东搅扰。立冬以后，尽过黄河那边，止烧扬郡堂房一座， 在没有毁坏。崇祯六年，咱一里主家县上赵国壁，号临渊，同领阖里人修寨避难，每一亩做工三日，地粮麦半升，谷一升，误工一日，折钱六十文入寨工用与。留碑记，恐后人不知。

要知道明末起义军，尤其是他们在崇祯前中期的所作所为，我想没有比亲历者留下的记述更可信的了。这块《流寇碑记》，就是崇祯十五年时，山西晋城北留镇南庄村的老百姓为了让后人不忘崇祯五年陕西农民军侵扰当地，大肆残杀官军和村民的悲惨事件而专门刻制的。

“一村乡民俱上五道庙岭与贼交战相斗”、“众人逃躲不急，那刘贼刀箭射杀死五百有馀”、“有杀死咱庄上人”、“尽行杀死，止逃出数十余兵”。因为立碑的都是粗通文字的乡里乡亲，所以遣词造句远不像文人墨客撰写的碑文那样华丽，可是却依旧令人胆颤。

可悲的是，南庄村的村民所经历的悲剧，彼时在晋南随处可见。

山西绛县南樊镇南柳村的百姓，在崇祯七年也留下了一块碑记。跟南庄村不同的点在于，这块碑是生员陈自治负责撰文的，算是个读书人。可他斟酌再三之后，依然选择了用乡亲们最朴实的话语，记录这件事：

“把文章写的深奥出彩，虽然脱俗，但却不是我的本意。现在我将大白话和盘托出，希望后人一看就能明白。

起初，各地传言，说反贼到一地抢一地，情况紧急。我们就打算号召乡亲们修城寨防卫，可大家却不肯同心合力，有说要往外地逃难的，有说要躲到山洞里避险的，完全不听我的建议。

崇祯五年九月，反贼的头目紫金梁和八大王带兵数万，驻扎到了东山，并派出数百匹探马到处侦察。曲沃县东边和我们这的几十个村子一起自保，谁知道反贼军力太强，在我们镇大开杀戒，大火彷佛延烧了百余里，老人孩童都惨遭屠戮，妇女则被俘虏去玩弄取乐。凡是在山洞里躲着的人，全都被反贼杀害了。只有躲去城里的人，才保住了命......

后来，我们就一同找了个地方建寨，大家把家当都存了进去，谁知道不慎失火烧了个精光。可是筑城的工人费以及土地费还欠着，无奈之下，只好砍了我们镇的两棵大柏树卖钱。

反贼过了黄河之后，山贼又趁势蜂拥而起，路断人稀。

崇祯七年，天灾之外又疫病流行，路上到处都是尸体，老百姓啃树皮为生。一两银子只能买到两斗米。

古人说，大军过后，必定遇到灾年，所言非虚。现在立这块碑，希望大家伙记得保护好这座城寨，不时修理一下，免得日后措手不及。”

大抵文之深奇者，虽可以悦畸人，终不可以射庸眼。今将俚言悉陈，使后人一见即晓。先是四路传言，说：“别处贼歹，到一庄掳一庄，日渐日多。”我等起初即谋修寨，镇众不肯同心，有说□五泉□地方，有说往山洞可避，全然不信。果于崇祯五年九月间，贼大头目紫金梁、八大王等率众□□万，住扎东山。先使塘马数百匹，各处探访。有曲沃县东数十村并我等数十村扬兵，不料贼势□胜，将我镇杀死多人后，遍野蜂拥，火焚百里，老弱尽杀，妇女掳去。凡在山洞避者，尽□□害，唯在城寨者，庆保无虞。拾间，贼住垣曲，我等居别城，进退有□目，偕□□□□□□邦□我三人等同心修寨，卜地筑城一座。腊月内，本镇将家资器皿尽搬入寨，每禁小心，不□夜间失火，百物无存。有筑城欠夫役地价杂项银两，因火焚尽，穷乏无展。合镇同议，无奈将本镇柏树二株变卖，以完夫役地价并杂费，用花单存照。数年，贼倚东山安营，有都院太监军门，越杀越掳越□□□□屡过，扰害难言。六年，贼过黄河，又有本地土贼聚集山峪，随常掳掠，路断人稀。七年，天□人病，□死填道，树皮剥食。每银一两，籴米二斗。古云:“大军之后， 必有凶年。”良□诬□恳□后之贤达□□不时修理，切莫大意，只恐临时后悔不及，我等身被其害。故不辟□罪，录名刊石，永垂不朽......大明崇祯七年七月吉日。

一两银子只能买两斗米，这并不是在夸张。

山西襄汾县新城镇伯玉村的老百姓也刻了一块碑放在关帝庙里。

碑文内容非常简单，记下了崇祯八年当地飞涨的各类粮食价格：

崇祯四年至八年凶荒相仍，饿殍盈野，流难困苦之状，自不忍观。粟□□桂之谣，耳不堪闻。今将各项贵价开记于后，七年凶甚。
米一钱二升、麦一钱二升、黑豆一钱三升、枣一斗一钱八分、稻黍一钱三升、黍子一钱三升、香油一斤七分、猪肉一斤七分、羊汤一斤四分、豆腐一斤一分、盐一升八分、木炭一斤一分、石灰三分一秤、麦秸一钱四秤、豆粉一斤五分、绵花一斤钱六分、枣酒二分一壶、鸡蛋一分二个、糠一斗三分。
流寇三年至八年，愈猖不灭。
崇祯八年十一月十九日立石。

秦寇入晋，对于山西的摧残到底有多大？

《沁水县志》里有这样的一段话，分享给大家：

“万历间，五谷丰登，六畜繁盛，至天启、崇祯间，生齿渐庶，俗尚渐奢，亨极而剥，已兆兵荒之祸矣！崇祯四年，流寇破城，焚掠殆尽。六年，猛虎食人，瘟疫大作，道馑相望。十一年，秋蝗大至，食禾几尽。十二年，蝝生，附地如鳞，米价腾贵，税粮四岁并征，民大困。十三年，岁大祲，米价数倍平时，民多饿死，人相食，有骨肉相啖者，一二淳良之家，仅存孑遗！”

烽火之下，没有人能置身事外。

在可陶村舜帝庙中，还存有崇祯十六年，当地大族丁氏一门所立碑记。

丁家世居于此，谁知崇祯六年时，因为“各贼烽起”、“邑城陷”而族人离散。

这一书香世家的成员们自此也不得不亲自开垦荒地，吃野果、睡煤窑，辛苦劳作以维持生计。

崇祯四年，王家印倡乱抢掠。后各贼蜂起，重修无隙。六年八月十一日，邑城陷，西南两乡居民悉逃窜，我丁氏始举族流散矣。垄墓皆鹿豹之场，世业鞠茂草之区。人迹罕睹，音信断绝。统寄濩泽而糊口，每思故土而怆心。
八年族人丁满晋、丁承学访至泽，相向洒泣，乃讯族人，死者多而生者寥寥。九年二月，与弟继宗为复业计。修脯之馀，凑银三两二钱，令买米豆籽种，招族人丁承公、丁承禄、丁承喜、丁继忠、甲首郝承惠并晋，共六人为六分银，作四分，将村中地开种二十馀亩。彼时斗米银三钱，贩自泽。石米岂能宿饱，枵腹那堪秉耒？山菜、山果、山地黄米、胡芝籽、面蓬籽、蒿籽，无不将之以充饥，苦矣哉！较古之时挑野菜连根煮者，不啻倍蓰。昼居雕凹，夜潜煤窑。衣比卜鹑结多，履视东郭穿甚，发因风而指栉，面就河而手沐。盖贼虽渡河，而馀孽时往时来，不敢复旧居也。秋成十分均分，每分仅石馀粟黍。
次年招丁承美、丁继柳、丁承连归，统仍出粟，众人力作。至秋，每人分粟、黍石五有馀，甫村居。厥后丁元孝、丁承宽、丁继志、丁承赵、丁继槐归。
又一年，丁满逞、丁茱相、丁满馀、丁元第、丁满泽、丁承业并铁匠共台归。
又一年，丁学新率子丁各定、丁承文、甲首郝承德、郝承耀、侯登宦、侯登元各归庄居。复罹十三年奇荒，斗米千钱，值银一两，始焉生人食死人，继而生人食生人，甚而妻食夫，母食子，亘古未有之奇变。
吾族人无饥而死者，各门俱有人丁，虽非当年绳振之旧，而报赛无缺，祭扫有常，顶门户、供赋役犹然如初，谓非神之默佑祖之庇不及此。族众向统曰:“吾丁氏世居此土，祀此庙，乱后匮神数载,幸有今日联庄墅，复旧社，新庙貌，修祀典，神妥而人安矣。无碑纪,毋乃缺典乎?子其记之,或亦承先啓后之一事也。”

陕西不像江南富裕，军镇、宗藩皆要供养，朝廷又在魏公公的领导下一团乱麻，视人命如草芥。遇上天灾人祸，老百姓走投无路，揭竿而起。

可怜。

而晋南人本来安稳的过太平日子，谁知一群义军突然跑来烧杀抢掠，搞得你家破人亡。

可怜。

百姓们在碑刻里的控诉，没有资格进入国史，也没有资格进入知名文人的笔记，如果不是现在历史研究的需要，可能过上几百年都不会再有人关注。

最后这段话送给这个回答下看到“起义军”3个字就不由自主同情心泛滥的人。这边是可怜人，那边难道就不是吗？

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

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

把这首诗里的主角换换，也别有意思。

其实嘛…

本质上，元末那是真农民起义。明末嘛，说农民起义略牵强。

因为明末本质上是九边欠饷后，原边镇的明军-卫所兵和卫所兵的全家起义。

你可以把明末农民起义那几个有头有脸的查一查，多半是原明军。

如王嘉胤是边军，从定边营逃回家的。张献忠，李自成，高迎祥等都是他的手下。

李自成是驿站的驿卒，驿卒也是明军，并不是邮差。张献忠是延绥镇的逃兵。只有高迎祥是个贩马的，善骑射，但他在陕西贩马给谁呢？只能是明军，也是个与明军有关系的。其他如老回回，混天王，王左挂等一大票也是明军出身。

明末农民军三十六营，一大堆起绰号不露真名的，为啥不敢露真名？顺着明朝边军花名册找过去这群人还不得株连九族啊。

本质上明末农民起义是明末九边严重欠饷之后，以欠饷最严重的延绥镇为发源地，边镇这种依赖军饷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地区经济崩溃，无以为继了，才导致出现了所谓农民起义。

我觉得，开个玩笑话，明末这个改叫明军暴力讨薪大起义似乎更贴切。

所以，为什么明末崇祯剿灭不了农民军？因为崇祯一直未能解决欠饷的问题，最终不管招募了多少兵，这些明军因为欠饷，源源不断的都变成了农民军……崇祯一直在给流贼补充兵员。

回答题主问题，都是欠饷明军，纪律能好吗？

历史上的起义军，在没有形成气候之前，鲜有「军纪严明」的。 元末和明末谁也别说谁，翻起来都是一堆黑历史。本来都是小规模的起义，就算是军纪严明，也不可能指望士绅和有钱人站在自己这边。都是活了今天不知道有明天的，这时候打下府县州城打一个就是赚一个，不让手下好好发财，大肆抢掠一番补充军需，拿什么去激励人跟着自己干？

后期有了自己的根据地，建立了一套从后勤到指挥的体系，这个时候就会更多的考虑自己的声誉，为长远打算了，往往这个时候军纪就会慢慢的好起来，有所谓的「王师气象」了。

而这个时候，真正的「王师」反而可能崩坏了……因为农民起义军的壮大，意味着政府的税基的减少，后勤供应会出现问题。这个时候「王师」反而会逐渐的军阀化。贼过如梳，兵过如篦，就是说的王朝末期的这种现象——起义军的军纪在上升，但是依然处在比较凶暴的阶段，还不是真正的王师；而已有的「王师」已经堕落的连起义军都不如了。

至于军队的战斗力，虽然跨越时空不太好比较，但是看表现的话，确实是元末起义军看起来好一些。但是这也是正常的现象——在地方政府管理比较宽松的情况下，起义军往往能够迅速的建立根据地，成为野生的军阀。有了根据地，无论是训练，还是军队的管理，都会上一个新的台阶，也就是有了一个政权的雏形了，元朝末年，感谢蒙古人粗放的管理，恰恰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而明朝是皇权前无古人的巅峰，崇祯皇帝一直到崇祯十五年，都可以说保持着对手下文武生杀予夺的权力。而对于围剿农民军，明朝朝廷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都是非常积极的。在松锦大战之前，官军一直都对农民军保持着积极的压制，可以说，农民军根本没有建立自己根据地的机会，醒来一睁眼四面皆敌，每天都要在流动和战斗中度过，军队流动性过大，也没有时间和空间来整军和约束。所以很多外战打八旗不行的明军将领，都可以在农民军这儿刷战绩。

转折点，还是松锦大战。松锦大战中，明军集合了内地和关宁的精锐战力，难得的雄起一把，把多尔衮和多铎一度打的节节败退。可惜终究是「九塞之精锐，中国之粮刍，尽付一掷」。大明朝最后的家底，就这么掏空了。

这意味着明朝已经没有足够的政府军，能够再像以前那样执行杨嗣昌式的大围剿了。闯王再出，大量的明军基层官兵纷纷倒戈投降，这些人在给义军补充兵源的同时，也带来了军队的战法和组织。崇祯十四年，李自成攻陷洛阳，开始逐鹿中原，这时候他就已经开始有经营天下的想法了。

这个时候的李自成不再做流寇，而是真的试图统治州县，建立新朝了。此时闯军也是军纪严明，号称「剿兵安民」，「三年不征」。著名的这首诗：

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存活。
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
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
吃他娘，着她娘，吃着不够有闯王。
不当差，不纳粮，大家快活过一场。

也是在这一时期唱响的。但是运气不好的是，李自成刚打下潼关不久，还没有来得及好好的经营，往山西走了一圈，就莫名其妙的接收降兵到了北京城下了。其实即便是这个时候，李自成也并不弱，经过这么几年的生聚和调理，农民军在一片石和大明最后的精锐——关宁兵也打的难解难分，甚至于在多尔衮出兵之前还有一定的优势。这怎么能说「战斗力低下」呢？

要说大顺皇帝和西吴王相比有什么根本区别，就是差一个李善长，差一个能够持续不断供应兵源和粮草的稳固根据地罢。

元史称中原农民起义为汝颖盗起、蔓延南北、州县几无完城，《草木子》记载韩山童起兵时“分兵攻掠，每陷一城，以人为粮，食人既尽，复陷一处”，导致所过之处“赤地千里”。

《元史察罕帖木儿传》记载“察罕帖木儿与贼战于河南”，“贼乃北渡孟津，焚掠至谭怀，河北振动”。

又记载“曹。濮贼”翻越太行山，“焚上党，掠晋冀”，“烽火数千里，复大掠”。《庚申外史》记载“关先生、破头潘等陷上都，焚宫阙”。《元史顺帝记》记载“山东群贼自相攻杀”。

《记事录》记载常遇春”二月，攻东昌，坚拒数日。大军四面登梯克之，遂屠戮，纵军掳掠，焚其房舍而去。”徐达“屠其男子，纵掳妇女，擒师道于一百八渡斩之。”

冯胜“自洮河至积石关，三百余里，骸骨遍野，人烟一空”。《明太祖实录》“初，诸将破城，暴横多杀人，城中人民夫妇不相保。”

《皇明本纪》记载孙德崖、朱元璋军中士兵“多取妇女、财物”，因此郭子兴等人“意欲归罪”。《西夏永平公勋德诗序》记载“淮西寇渡江，攻陷太平，纵兵四劫”。

《太祖实录欧普祥本传》记载徐寿辉部下”引兵掠江西诸郡县，攻陷袁州，焚室庐掠人民以去，遣别将守之。”“所过，室庐皆焚荡浮掠无遗。”

《辍耕录》记载张士诚“士诚党与十有八人共杀华甫，遂并其众，焚掠村落，驱民为盗”，《草木子》记载“中原上马贼剽掠淮、汴间，朝廷不能制。张九四为盐场纲司牙侩，以公盐夹带私盐，并缘为奸利。资性轻财好施，甚得人心。当时盐丁苦于官役，遂共推为主作乱。”

《方氏事迹》记载方谷真“造船千艘于海上劫掠商贾”，《元史太不化传》记载“国珍复入海，烧掠沿海州郡。”

李自成、张献忠军纪有的记载很好、有的记载很坏，张献忠在湖广时秋毫无犯并且开仓救济斯民，受到民众广泛爱戴，在四川时攻略太急，杀戮较重，又引起了士绅民众的反感，但张献忠始终只占有小部分四川，无法屠灭全蜀。

李自成自十三年复起以来，乐善好施，河南传闻“李公子仁義之師,不殺不掠”，《明季北略》也记载当时广泛有流言称“自成仁义之师，不杀不掠”，导致“愚民信之”，“民多归之，号为李公子仁义兵”，并且称李自成“假行仁义，禁兵淫杀，收人心以图大事。”

进北京以后，李自成也并不像野史、田间地头传闻中的那样大肆劫掠、烧杀，李自成进入北京后要求文武百官于第二天早晨入朝报名，听候擢用——《燕京日记》，导致百官“笑口顿开”，第二天有三千多明朝官僚报名，两天后出第一榜，录用了九十二人，大多是新近考取功名的人。接着又出了几榜，选拔了许多官员，并且在顺天府开课取士，顺天府尹王泽尧出的考题是“若大旱望云霓也”，礼政府举人考题是“ 位中国而抚四夷也 ”。

并非是流寇入京只知享乐，古代史书有许多夸张、主观之处，产生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历史传说，但不符合常理的那些记载大抵是虚假的。有大志、能够逐鹿天下的大军阀基本都会知道收敛、约束士兵，但没有政委，没有现代管理制度，当时士兵的觉悟普遍不够高，所以只要起兵的人，往往都会有黑历史，加上天下大乱之际人心惶惶，地理封闭，交通不畅，传言四起，真假难辨。像元末英雄气概的明玉珍，也不免在起兵初期留下一段“以斗船五千艘掠粮川、峡间”的不光彩事迹。

但中华上下五千年，类似曾国藩那样“不以多杀为悔”“唯有薄民生而厚君上”的实打实不要脸人士还是不多的，正常的军阀和毫不以人命为惜的汉奸狗腿子的出发点、目的、三观都是天差地别的。

像知乎管理学板块经常出现的所谓“李自成要约束部下，刘宗敏却说你当你的皇帝，我们抢我们的女人”之类的地摊文，或者如《圆圆曲》那样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图个乐就行，别真的拿来分析并学习就行。

最近黑义军黑的有点狠啊！

搞得好像农民起义军多么十恶不赦似的，来，看看正义的“官军”：

时，破虏将军邓奉谒归新野， 怒吴汉掠其乡里，遂反，击破汉军，获其辎重，屯据淯阳，与诸贼合从。

“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

啧

我们的“位面之子”、“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他的军队就这德行，一路奸淫掳掠，连自己家乡南阳都不放过，在其他地方可想而知。

刘秀的嫡系亲信邓奉都看不下去了，三观稀碎，宁可与“贼”（当地农民义军）同伍，也不愿在“光武中兴”下过活。

邓奉为民起兵，官僚史书说他“背恩从贼”。

那个奸淫掳掠的吴汉，反倒是“云台二十八将”之第二位，“忠勇质厚”。

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这个世界不该是这个样子的，琛！

李新峰在《纪事录笺证》这本书全部完成之后，于后序中说，这一段黑暗的历史让他心情万分抑郁。

元末群雄混战的残酷性，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那个刀与剑、血与火为主旋律的年代，人命不如狗，屠杀如草芥。无论是官军还是义军，虐杀平民、满城屠绝如同儿戏。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并不只是一句文学想象。

一、苗军杨完者部

元姚桐寿《乐郊私语》：

丁酉八月，张氏以水师数万来攻嘉兴。羽檄星驰，川陆戒严。海盐自州佐巡场以下，皆统兵北屯半逻新丰、广陈以备他道。州城闭塞兼旬，民间米谷骤踊，而薪爨不属，多破斫檐柱几榻而炊。杨完者以大军四伏，使小舟数十百艘饵之。敌樯舻蔽天，排川而下，追至杉青，东西岸多积苇以待。时南风大作，岸上举火，敌舟焚燎至四十里不止，死者甚众。遂舍舟登陆，进逼城下，战于东瓜堰。大破之，斩首万七千级，俘者数千。张氏统军张士信，以伏水遁还。然完者凶肆，掠人货钱，至贵家命妇室女，见之则必围宅勒取，淫污信宿，始得纵还。少与相拒，则指以通贼，纵兵屠害。由是部曲骄横，凡屯壁之所，家户无得免焉。民间谣曰：「死不怨奉州张，生不谢宝庆杨。」善乎！余廷心之言曰：「苗獠素不被王化，其人与禽兽等，不宜使人中国，他日为祸将不细。」今若此，何其言之若持左券也？

元陶宗仪《南郊辍耕录》：

杨完者，字彦英，武冈绥宁之赤水人，为人阴鸷酷烈，嗜斩杀。……略上江，顺流而下，直抵扬州。禽兽之行，绝天逆理，民怨且怒，共起义，攻杀之。……军行尚首功，资抄掠。抄掠曰检刮。检刮者，尽取而靡有孑遗之意，所过无不残灭。掳得男女，老羸者、甚幼者、色陋者、杀之。壮者曰士土，幼者曰赖子，皆驱以为奴。人之投其党者，曰入火。妇人艳而皙者，畜为妇，曰夫娘。人有三四妇，多至十数，一语不合，即剚以刃。与之处者，得至日莫无恙，则心窃自贺……苗有松江，火一月不绝，城邑殆无噍类，偶获免者，亦举刖去两耳。掠妇女，劫货财，残忍贪秽，惨不忍言。官庾尚有粟四十万余，籍为己有。越五十日，平江兵破淀湖栅，苗夜遁去。秋，平江兵入杭，苗将吴大旺败，完者自嘉兴来，驻兵城中菜市桥外。未即进，民自为战胜，完者兵淫刑以逞。嘉兴仅保孤城，城之外悉遭兵燹，有穷目力所至无寸草尺木处。……完者乘躁力战，败。尽杀所有妇女，自经以死。

二、朱元璋部

《明本纪》：

时诸军饥馁久矣，一视粮食孳畜，尽意欲取，意在盈舟而归。上视军意不过图财而已，此去再欲复渡，恐事难为，不能掳有江东。因是以刃断群舟之缆，推入急流，须臾船漾漾而东下，诸军恐之。有告上曰：“如此若何？”上谓诸军曰：“前有州曰太平，子女玉帛，无所不有。若破此一州，从其所取，然后方放汝归。”

《国初事迹》：

太祖渡江，或亲征，或遣将克取城池，令曰：「凡入敌境，听从稍粮。若攻城而彼抗拒，任从将士检刮，听为己物。若降，即令安民，一无所取。」如此，则人人奋力向前，攻无不取，战无不胜。

《纪事录》：

“洪武二年”：是月，整兵再攻之，城在山上，坚拒不克。城中水谷俱绝，互相杀食，饲马以松柏屑，人以黄泥细者，以人油炸而食之。至八月十五日，达令各卫将士上下穿地道以攻之，城中不觉，师道方力战间，城中地透军出，遂克之。羁其守将，屠其男子，纵掠妇女，擒师道，于一百八渡斩之。

三、淮西小明王部

《高丽史》恭愍王乙亥八年（1358年）十一月乙丑：

贼先锋至兴义驿。丙寅，王及公主奉太后南狩临津。…………王驻驾江岸，顾瞻山河，谓松寿、穑曰：如此风景，卿等正宜联句。辛未，雨雪，驾次利川县。御衣濕冻，燎薪自温。是日，贼陷京城，留屯数月，杀牛马张皮为城，灌水成冰，人不得缘上，又屠炙男女，或燔孕妇乳为食，以恣残虐。

元吴志淳《儿牧牛诗》：

牛不耕田禀无粟，淮上三年食人肉。

《明太祖实录》：

然西有李喜喜等兵侵扰杀掠，为虐亦甚，其生民不知存者能几！

《明氏实录》：

方孝孺曰：夏主方有意于据陇蜀，各郡臣民遭青巾之虐，百无一二。

对于淮西小明王军队“骇人听闻”的残暴事迹，需要做一点说明。里面应该有对于小明王军队的抹黑和夸大成分，但是比较有趣的一点是，淮西红军的军纪无论是在高丽的官方记载中，还是元朝的官方记载中，或者明朝的官方记载中，还有元末明初人士的笔记之中，都是非常糟糕的，其残暴程度只有杨完者的苗军能够媲美。如果说一支义军被所有人众口一词的“抹黑”，那么他们自己身上的黑点应该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