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一些疑问？
疑问一：为什么要“打土豪分田地”？这真的是土地分配不均的唯一原因吗？
“打土豪分田地”的提出，核心原因在于当时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 土地占有严重不均。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土地几乎是衡量财富和社会地位的最重要标准。
土豪劣绅的特权： 很多所谓的“土豪劣绅”，并不是仅仅因为他们自己勤劳耕种而积累了财富，而是通过各种手段——包括高利贷、强买强卖、利用封建宗族势力、甚至直接侵占、霸占——来扩大自己的土地。他们往往是地主阶级中，那些最残酷、最剥削、最反动的一部分人。他们不仅占有大量土地，还常常掌握着地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权力，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压榨。
农民的困境： 绝大多数农民是佃农或者自耕农，他们拥有的土地非常有限，甚至没有土地。他们辛勤耕作，但大部分收成都要上交给地主作为地租，或者因为借贷无力偿还而被剥夺了土地。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常常处于温饱线以下，甚至食不果腹。
经济因素的叠加： 除了土地本身，土豪劣绅还往往控制着地方的信贷和商品流通，通过高利贷、把持粮价等方式进一步盘剥农民。当遇到天灾人祸时，农民更是雪上加霜，陷入绝境。
但是，是不是土地分配不均是唯一的原因？
并非如此。 土地问题确实是核心矛盾之一，但“打土豪分田地”的背后，还包含了：
阶级矛盾的激化： 这是最根本的原因。革命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分配，更是社会阶级的对抗。红军将“打土豪分田地”作为发动群众、动员农民参军的核心政治纲领，因为它直接触及了农民最深切的痛点，将模糊的“压迫”具体化为“地主压迫”，将模糊的“反抗”具象化为“打土豪分田地”。
政治诉求： 通过分配土地，红军希望在农村建立稳固的根据地，获得农民的支持，以此来壮大自身的力量，与国民党政权对抗。这是一种通过解决农民最根本的经济诉求，来获取政治支持的策略。
社会公平的呼唤： 在一个贫富差距巨大的社会里，人们天然地对公平有着渴望。“分田地”满足了这种对公平的朴素愿望。
疑问二：如何界定“土豪”？标准是什么？会不会误伤好人？
这是一个非常敏感且复杂的问题，也是历史研究中常常被讨论的焦点。
最初的界定： 红军初期对“土豪”的界定，往往是相对直接和朴素的。主要指那些 占有大量土地、剥削严重、横行乡里、反对革命 的地主和恶霸。在革命根据地，谁被视为“土豪”，往往是当地农民群众的告发和指认，以及根据地政权的审查。
标准的多样性与变化：
土地占有量： 这是一个重要的参考，但不是唯一标准。例如，拥有土地较多但对佃农相对仁慈的，可能不会被立即定性为“土豪”。
剥削程度： 收取高额地租、放高利贷、强迫交易等被视为主要的剥削方式。
政治态度： 积极支持国民党、反抗共产党、破坏革命的，很容易被定性为“土豪”。
阶级成分的划分： 随着革命的深入，形成了相对明确的阶级成分划分标准。例如，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等。但这些划分并非一成不变，有些富农因为“恶”而被划为地主，有些地主因为某些原因也被重新划定。
“误伤”的可能性： 当然存在误伤的可能性。 在革命的年代，群众运动往往是激烈的，信息传播存在偏差，个人恩怨、地方矛盾也可能被卷入其中。
过度激进与扩大化： 在某些时期或某些地区，为了发动群众或巩固政权，可能会出现对“土豪”标准的扩大化理解，将一些中农甚至一些成分不那么“纯粹”的人也卷入打击范围。
群众运动的盲目性： 群众运动本身有时会带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性和情绪化色彩。一旦“土豪”的帽子被扣上，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就可能面临非常严厉的后果。
政治斗争的工具： 在一些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土豪”的帽子也可能被用来打击政治上的对手，而不仅仅是基于经济上的剥削。
所以，虽然“打土豪分田地”是一个有明确指向性的行动，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如何准确界定“土豪”，确保公正，一直是革命政权需要面对的挑战。历史上的确有过一些偏差和过激行为，这是我们不能回避的。
疑问三：“分田地”是如何操作的？是平均分配吗？土地所有权归谁？
“分田地”的操作是“打土豪分田地”最直接、最吸引人的环节，也是其力量的源泉。
分配原则：
照顾贫苦农民： 分配的主要对象是当地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
按人口平均或相对平均： 大多数情况下，土地是按照家庭人口来分配的，力求做到相对公平。也就是说，一个家庭人多，分到的土地就多一些；人少，分到的就少一些。但这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人头均分”，有时会考虑劳动力的情况。
地主自己的口粮地和生产资料： 通常情况下，被打为“土豪”的地主，其土地会被没收并分配。但也有一些情况会保留地主家庭的口粮地（保证基本生活所需的土地）以及部分生产工具。不过，这要看具体地区和当时的政策执行情况，有些地主可能就被剥夺得更彻底。
土地所有权：
早期： 在红军根据地初期，“分田地”后，土地的所有权原则上是归 农民个体 所有。农民获得了使用和耕种土地的权利，可以自主经营，收获的粮食也归自己所有。这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后期： 随着革命的发展和土地改革政策的演变，土地所有权的形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在某些阶段，为了实现更进一步的集体化或统一管理，也出现了土地所有权向村集体或政府转移的倾向。但就“打土豪分田地”的初始阶段而言，强调的是将土地的所有权（或至少是使用权）从地主转移到农民手中。
疑问四：这个政策在实践中取得了哪些效果？有没有负面影响？
“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可以说取得了 极其显著和深远的效果。
正面效果：
巩固了红色政权： 这是最核心的政治效果。通过解决农民最根本的经济诉求，红军赢得了广大农民的广泛支持和拥护。农民纷纷踊跃参军，为红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兵源和物资。根据地得以建立和巩固，为后来的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当土地真正属于自己，劳动所得不再被地主剥削大部分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极大调动起来。粮食产量普遍提高，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水平。
打破了封建土地制度： 这一政策从根本上动摇和瓦解了在中国延续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为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开辟了道路。
动员了群众参与革命： 这项政策将革命从少数精英的行动，变成了广泛的群众运动，将潜在的革命力量转化为现实的力量。
负面影响（或说挑战与代价）：
革命的暴力性： “打土豪”的过程必然伴随着暴力。虽然目标是剥削者，但在实践中，一些地主和其家属的生命财产受到了损失，这客观上加剧了社会矛盾，也留下了一些仇恨的种子。
阶级成分的遗留问题： 一旦被划为地主或富农成分，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其后代都会受到成分的影响，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面临歧视和压制。这是一种历史遗留的社会问题。
地区差异和执行偏差： 如前所述，由于各地情况不同，执行政策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偏差、扩大化甚至“矫枉过正”的情况，给部分家庭带来了不公正的待遇。
短期内的生产破坏： 在某些地区，大规模的“打”和“分”的过程中，可能对当时的农业生产造成一定程度的扰乱，例如生产工具被毁，劳动力转移等。但长期来看，生产积极性的提高是占主导地位的。
总结来说， “打土豪分田地”是红军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当时中国农村最尖锐的土地问题和阶级矛盾，提出的一项具有革命性的纲领性口号和实际行动。它极大地动员了农民，巩固了红色政权，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群众基础。但同时，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也伴随着不可避免的暴力、复杂的社会关系处理以及历史遗留的诸多问题。理解它，需要我们站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全面地看待其动机、过程和影响。
网友意见
所以很多人就参加了红军，一是老家待不下去了，二是可以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解放战争兵员最紧张的时候，也是靠不停地斗地主来渡过难关的，只要分了田地，就把农民绑上了自己的战车，这也是中国革命为什么能成功的原因，因为有无数农民愿意跟着你卖命。
打土豪、分田地的技术难度是非常之高的，事实上远远不仅是白军报复这一个问题，还有很多极其复杂的难题在里面。
要不然也不会从太平天国时期就开始喊着均分田地，结果喊到辛亥革命都结束，北伐战争都打完了也没解决。
如果不是那个人领着秋收起义的残部去了井冈山，坦白说这个问题最终能不能解决，谁也不好说。
首先当然是题主所说的穷人怕报复，因此有一个敢不敢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衍生出了红军的武装割据问题，因为没有红军、没有政权、没有游击队，那分下去的土地就是农民要了，也是不巩固的，而要建立起红军，就需要找到像井冈山这样的边界地区，因为边界历来都是不同军阀统治的薄弱地区，谁也不想管，实在要管了，你还得派军队到大山里去跟游击队打，常常得不偿失，正因如此，才有了“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依据。
也是为了保证农民能拿到土地，红军又可以有源源不绝的来源渠道，所以红军的性质跟白军不同，红军还得做群众工作，帮着分土地、帮着建立政权、帮着搞教育、帮着做思想工作，甚至挑水劈柴啥的，然后才能保证群众参加红军，红军有保护群众。
你看吧，武装割据、建立政权、游击战术、军事建设，这哪一项工作不是为了保证农民到手的土地不用吐回去？
然而，这还只是开了个头，问题远远不止于此。
当红军打了胜仗，革命高潮来临的时候，一切固然都好，土地也好分下去，但是打了败仗之后，就必然会出现题主所说的遭受报复的问题，事实上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只能尽量多打胜仗。
井冈山的八月失败，就是因为部队被拉到了湘南，结果吃了败仗，出现了“红军数量上约损失一半，边界则被焚之屋，被杀之人不可胜数，各县相继失陷，至今未能完全恢复”——《毛选第一卷，井冈山的斗争》的局面。
这种问题根本就是必然存在的问题，不然阶级斗争何以残酷？别说土地革命时期，就是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双方合作搞统一战线，但是局部还是会出现这种报复的问题。
但是，如果你吃不起饭了，都被逼上绝路了，让你在打土豪、分田地和马上就饿死、被地主高利贷逼死这两者之间选一个，你会选哪个？这时候谁还管会不会遭到报复？这是土地革命得以继续的时代背景和基础。
但是问题还远比这复杂很多，因为这个世界上永远都不仅仅只有地主和佃户，农民里面也有富农、中农、贫农、佃农等等。
地主里面也有大地主，中地主，小地主，而小地主的利益又是与富农搭在一起的，富农有时候也会与中农有利益联系。
中农又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因此有时候分土地打到的不仅是地主，有时候也会打到富农和中农，而这个群体在有些地区又是很庞大的。
这就跟今天一样，虽说都是无产阶级，但是又各有不同，一项政策下去，如果不是绝大多数人支持，只要有相对多的群体受损，这个阶级比例较大，事实上这个政策就必然失败。
这就意味着，你要照顾大多数的人的利益，尤其是中农甚至是富农和小地主，可是这么一来一个新的问题就产生了，这会导致滋生出大量的中间派。
这种中间派在革命高潮，农民势胜，红军天天打胜仗的时候，就会主动攀附红色政权，甚至因为中间派往往又是些会来事儿，擅长投机之人，因此还能混进红色政权里谋取到职位。
这是革命时代没有办法的事，因为从来就没有纯之又纯的革命。
但是问题在于，当革命低潮来临，或者红军吃了败仗，甚至是国民党派正规军来围剿的时候，这个时候必然就会出现那种中间动摇分子的反水。
这些人因为本身就处于红色政权内部，因此反过头来打你，那真是易如反掌，危害极大。
这事毛选里也有记载：白色恐怖下中间阶级的反水：中间阶级在革命高涨时受到打击，白色恐怖一来，马上反水。引导反动军队大烧永新、宁冈革命农民的房子的，就是两县的小地主和富农。——《井冈山的斗争》
这种问题的出现，就连那位千年奇才，也不得不说上一句：“此问题实在严重的很。”
全国革命低潮时，割据地区最困难的问题，就在拿不住中间阶级。中间阶级之所以反叛，受到革命的过重打击是主因。然若全国在革命高涨中，贫农阶级有所恃而增加勇气，中间阶级亦有所惧而不敢乱为。当李宗仁唐生智战争向湖南发展时，茶陵的小地主向农民求和，有送猪肉给农民过年的（这时红军已退出茶陵向遂川去了）。李唐战争结束，就不见有这等事了。全国是反革命高涨时期，被打击的中间阶级在白色区域内几乎完全附属于豪绅阶级去了，贫农阶级成了孤军。此问题实在严重得很。——《井冈山的斗争》
这个中间阶级反水，拿不住的问题，事实上也是不能解决的，只能按照实际情况加以引导，你如果把中间阶级都当作敌人，事实上迎来的不过是第五次反围剿那样更为严重的失败。
正是因为有中间阶级这样“肿瘤分裂”一样的致命难题，所以苏区后期出现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打倒一切中间派”的错误政策，使得自己越来越孤立，阶级力量越来越薄弱，最终搞出来一个长征。
但是因为中间阶级反水问题的存在，因此每一次当蒋介石大军来剿之前，大家就会看到另外一件异常恐怖且悲剧的画面，那就是内部的肃反。
不清理内部投机派，战争打响以后就可能要吃大亏，可是一但肃起来，因为早期各种不成熟，各种矛盾交杂在一起，就特别容易扩大化，最后很多自己人也被搞掉了。
你看吧，这就是问题的艰难复杂之处。
相比于题主所说的农民敢不敢要的问题，中间阶级的反水问题实在是严重且复杂艰难得多了。这个问题直到那位教员提出了”民主联合专政“、”统一战线又斗争又团结“、”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等思想之后，才算是找到了一种很好的解决办法。
而且，除了以上问题，这还不包括分田的时候，什么肥田、瘦田、人均耕作能力、土地分下去以后又出现的买卖交易等一系列扯淡的问题，你要稍微研究一下，都能把人给整疯。
而且真到了吃了大败仗以后，比如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那就会出现”刀要过石,草要过火,人要换种“的悲剧局面，这也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所以，大家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千百年来很多有识之士都意识到土地兼并的种种问题，但是从来没有人能解决了吧。
这里面，包括武装割据、人民军队、红色政权、游击战术、反围剿战术、统一战线、民主联合专政这几项大问题要解决，任何一项解决不了，实际上土地革命都不会成功，看清楚，不是说解决了一部分问题， 是其中任何一项解决不了，土地革命都不会成功。
而其中每一项，其实又包含着若干的难题，比如内部路线斗争，宗派山头、思想理论等等。
反正我是只能膜拜的。
还乡团不就是干这个事的土豪乡绅，下面各种回答里有提到，有著名口号“茅草要过火、石头要过刀、人要换种”。
分地的前提是基层治理制度保障，而制度保障的前提是枪杆子能深入基层。一句话就让人把土地给别人是不可能的，地主不想给，农民不敢要。
我党历来优秀的基层治理经验使得能够方便土改，而且每到一处就要土改，就是为了方便征税征兵调动人民群众干革命的积极性。
但红军一走基本保障就没了，乡绅土豪回去就会反攻倒算，当地农民下场比较惨。有些根据地会留守部分红军，谁都知道大部分在围剿过程中被俘，下场也不太好。
当然最惨的是游击区，一块地方可能白天是敌军，晚上是我军。其中大别山游击区是著名的“红旗不倒”，也较为惨烈。红军时期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抗战时期是中原解放区，解放战争时期是大别山根据地，印象里《大转折—挺进大别山》有一段就是描写当地农民惨状。也是如此大别山过于贫穷，迫使中原野战军不得不分兵。
展现力量
比如焦裕禄，你只知道他是兰考县书记，文人，扶贫烈士，却不知道他年轻时候就是传奇侦察兵，单兵渗透国民党战区两次全身而退，二十几岁就带着民工从鬼子手下越狱，一个人拉起一支队伍在敌占区建立了据点，后来这个据点成了当地红军战时指挥所。
我们熟悉的中老年焦裕禄
年轻时候的焦裕禄
当年被派去治理这些刚把土豪赶走的地区的基层干部都是从死人堆里滚出来的老战士，就你叫白匪和土豪啊？就你叫胡汉三啊？你给老子滚回来看我不把你脑袋拧下来？
第一，为什么老百姓不敢要?又不是记名投效送一块地，你还能让老百姓签效忠书?
第二，地主的土地就是不分，也成了无主之地，放在哪里老百姓也会自发的去种植。谁还能指证全村农民都分了地主的地?
第三，所有农民都参与了分地，你打算杀谁？全村都杀光。
所以最后的结果，也就是红军来分地，农民接着，白军回来，农民再交地。至于上面的收成，地主还有人活着，也得与农民好商量，如果地主全家死，这些土地也就农民分完了。
就好像南霸天回乡，也就是说，拿了我的东西的给我还回来，吃了我粮食的给我吐出来，他也没胆子说，人不论大小通通过刀，石头不论方圆通通过火吧！
那时候，一个村子一个姓，地主与村民都是本家的多，本来就是宗族的共有产权，分给族人怕什么？肉都烂在锅里了
如果是外姓人拿了土地不还，也不要紧，还乡团回来了，直接说外姓人通共，杀光了全家，土地也就回来了。
我用沙盘上的战争视频中的一段话来回答吧。
红2.6军团在长征途中到达黔西，毕节地区，此时的红军面对重重围困，但是依旧短短数日招兵5000人，为什么，当地有一个民谣:“羊毛擀毡子，洋芋野菜过日子，要吃苞谷饭，除非老婆坐月子，要吃白米饭，除非二辈子。”当时的农民是真的没有活路，国名党军来了，见鸡就抓，见猪就杀，见壮丁就拉，根本不管这个壮丁被拉走，这家人是否会饿死，弄的壮劳力只能在国名党军来的时候，躲到深山里去。
红军来了，老百姓最先惊讶的是这支部队借东西居然会还，而且地主豪绅是真的有血债，你说大家会怎么办。
如果你有吃有喝会跟着别人抢东西，那叫要钱不要命，如果你本来就没有活路，还在乎死吗，那个时代贫农的生活是我们不能想象的，我看有答案说，红军把东西放在门口，等红军走了，老乡开门出来把东西拿进去，唉，你知道有很多老乡没有门吗？
“放下禾镰无米煮，米升挂紧担竿头，番薯芋仔捱生命，乞食街头度日辰。”刚收了粮食就没有米下锅，只能煮些番薯充饥，靠乞讨维持生活。
“养个儿子是老蒋的，打下粮食是保长的。”这是当时豫西的民谣，什么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还想等地主回来怎么办，他没走的时候就不给农民活路，还能比这更差吗？
今天为什么一说刑拘，很多人都怕的不行，那是因为你怕失去你拥有的，可是如果你一无所有呢？在或者你是一名无期徒刑甚至死刑犯，你会在乎刑拘吗？而当时的农民基本上就是在生死线上挣扎，还有什么敢不敢要，报复怎么办，活过今天就是赚的，吃了这顿肉，当个饱死鬼也比被饿死强。
而这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几乎90%以上的农民，这就是遍地干柴，这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基础。
你说穷人敢不敢要，怕不怕白军又回来。记得有个教授的演讲，讲了一些批判康生的资料。康生的做法是，诱导农民打死反对的人，农民手上沾了人命就没有退路了。那个演讲，提到一个很滑稽的词，恶霸贫农，因为有些贫农也反对，下场也很惨。这个教授后面又补了一些话：反正康生是可以讲的，至于其他地方，没有公开资料可以引用，不知道是不是也这么操作的，但至少，临近辖区不可能不知道康生的手法。
看到某位自称是讲解员的生物的回答，实在气不过不请自来。
还好，在我记事的时候，我奶奶那辈经过民国那个时代的人还没有死完，不然不晓得让某些生物信口雌黄到什么地步了。
我老家祖辈就是川北一个小山村的自耕农，抗战时候就是被这些生物口中的地主大善人张保长巧取豪夺，抓我爷爷三次壮丁（爷爷由于听力有问题三次都被当地征兵的营长拒收），三次下来为了赎身被你家地主大善人搞得倾家荡产，从拥有几亩水田的自耕农变成了佃农。逼的我奶奶一个不识字的乡下农妇只身一人去征兵处营长那里去鸣冤告状。那个营长姓许是个军校毕业的年轻人，良心未泯放了爷爷，又带了一队兵去地主大善人家里吃了三天流水席，然后地主大善人才大发善心放过爷爷奶奶家里才消停下来。当然家里已经家徒四壁了，也没有什么好榨取的了，或者是给许营长一个面子就不得而知了。
我奶奶一辈子记得当年许营长举手之劳的善举，当然也一直感谢张地主大善人八辈祖宗，她的这种恨我童年都能感受的到。最后地主大善人在解放后也得到了应有的下场，在审判时候由于坏事做的比较多，被人群殴，当时有人问我奶奶，当年他差点让你们家破人亡，你为啥不去打他几下出出气，我奶奶说你看现在这么多人打他，我都挤不去了，这样也好。
所以说听到有人说地主老爷个个都是悲天悯人的大善人，我忍不住替我去世的奶奶感谢他八辈祖宗。
红军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穷人敢不敢要？
如果要了，白军打过来后，地主 土豪报复穷人怎么办？
红军当时是如何保证穷人不受报复的？
第一个问题，如何定义“敢要”。
甲村佃农张三，租种甲村地主赵六土地。
三年前张三收成不佳，央求赵六缓交地租，被赵六打了一顿，租粮未减。
甲村自耕农李四，四年前因父丧，借了赵六的印子钱发丧，九出十三归外加驴打滚，去年把地典给了赵六。
甲村小地主王五，两年前参与赵六开设的赌局，把身家输了个干净。
今年红军来了，召集张三、李四、王五，宣布他们仨现在是光荣的贫雇农，应该一起去斗争赵六，让赵六把欺负他们的赔偿都吐出来。
于是三人在全村大会上控诉赵六的罪恶，张三因为挨了打受害最重，在大会上抽了赵六几巴掌。
然后赵六退了做老千赢的赌资、归还了高利贷、还赔偿了张三的人身伤害赔偿。
因为赵六的浮财被红军征了“直接税”，所以赵六只能赔土地。
现在，你们自己判断敢要不敢要。
附：有的人嘴笨，煽风点火、里挑外撅的本事不行，忽悠不起老农的怒火，不赖他自己没能耐，反而琢磨怎么包办代替当超人，看见人家工作做的好就埋怨人家过左，可堪一笑。
第二个问题，白军来杀红脑壳，那没别的说法，张三李四王五因为开大会上了台，要不跟红军走，要不跑路，留在原地不动，必死无疑。
第三个问题，如何保证不被报复。
开完大会直接斩草除根，白军晃过来不知道村里底细，还能应付。
要是跟着还乡团，那么就得指望张三躲在村外正在当赤卫队。
不用等白军开拔，晚上就来打麻雀战，放火把赵六家的房子烧了。
总的来说，只要红军没打着长征的主意，白军杀人杀的越多，红军的跟脚就越结实。
你白匪有本事搞种族灭绝，那是最好的。
你们老农不要指望有人免费给你们提供过得去的公共治理，人呐，终究还是要靠自己。
你自己不动，指望谁都白搭。
一般来说，红军会在张三和王五中挑走一个当红军，另一个当民兵队长，李四当贫农会的头头。
往后的前程，请各位亲自己去挣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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