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崇文抑武是否是对五代军阀乱政的矫枉过正？
五代十国的乱象：军阀手中的失控权柄
五代十国（公元907年979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动荡的时期。自唐朝末年藩镇割据抬头，到朱温篡唐建后梁，中原地区政权更迭频繁，先后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王朝。与此同时，在其他地区，还并存着前蜀、后蜀、南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北汉等十几个割据政权。
这段时期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武将权力过大，朝代更迭如同儿戏，皇权被军阀玩弄于股掌之间。
军人跋扈，擅自废立皇帝： 军阀出身的将领，往往凭借手中的兵权，可以轻易废黜或拥立皇帝。从后唐庄宗李存勖被部将杀死，到后晋高祖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换取契丹支持，再到后汉乾祐元年（948年）发生“枢密使郭威兵变”，都可以看出军阀对皇权的侵蚀有多么严重。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如枢密使、都指挥使）往往是实际的权力核心，他们手中握有调兵遣将的大权。
政治不稳定，国家分裂： 军阀割据导致国家四分五裂，战乱频仍。不同政权之间互相攻伐，民生凋敝，社会秩序荡然无存。每一次王朝的更迭，往往伴随着血腥的屠杀和权力的洗牌，对于普通百姓而言，这无疑是巨大的灾难。
文臣地位低下，依附军阀： 在这种环境下，文官的地位变得非常尴尬。他们往往需要依附于某个强大的军阀才能生存，政治理想难以实现，甚至成为军阀争斗的工具。文化和知识也因为战乱而受到摧残。
宋朝的“崇文抑武”：痛定思痛的战略选择
宋太祖赵匡胤是五代后周的殿前都点检，他本人就是从武将地位崛起的。他深知五代军阀跋扈带来的痛苦和危险。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宋朝后，他有意识地调整了国家的基本方针，以防止历史的重演。这种调整，便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崇文抑武”。
“崇文抑武”并非是宋朝统治者突然间觉得文学艺术高尚，而是一种基于深刻的历史教训而产生的战略选择，其核心目的是：
1. 强化皇权，削弱武将势力： 这是“崇文抑武”最直接、最根本的目标。赵匡胤深知“兵权在手，天下我有”的道理，因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收拢军权，分散兵权：
杯酒释兵权： 这是最著名的例子。赵匡胤通过一次宴会，以“分享荣华富贵”为名，巧妙地剥夺了麾下几位功勋卓著的大将的兵权，让他们卸甲归田，换取优厚的物质待遇。这样做虽然牺牲了一些军事人才，但却极大巩固了皇权，避免了军头拥兵自重、威胁皇位的隐患。
分散兵权： 将军队的调动权、指挥权、管理权分属不同部门，形成相互制约。例如，兵权由枢密院掌握，而调兵则需要有印信，由特定的官员（如“兵符”）来执行。同时，军中重要职务也由文官担任，将领的权力受到很大限制。
禁军的调动与轮换： 将全国精锐的禁军分置于各地，由中央直接指挥，并且经常进行轮换，使得任何一个地方的将领都无法长期控制一支强大的军队。
重用文官： 赋予文官在军政要职上的发言权和决策权。例如，枢密使（掌管军务）和宰相（掌管军政事务）往往由文官担任。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影响军事效率，但却保证了军队始终处于文官和皇帝的控制之下。
2. 提升文官地位，确立文官治国： 与此同时，宋朝大力提拔和尊重文官。
科举制度的完善和普及： 宋朝的科举制度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极大地扩大了选官的范围，使得出身寒门的士人也能通过读书进入仕途。这不仅为国家输送了大量人才，也使得文官群体能够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与军人势力形成平衡。
文官的优厚待遇： 相较于五代时期，宋朝的文官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更好的物质待遇，这使得读书做官成为许多人趋之若鹜的目标，也自然降低了人们对武力的崇拜。
文官参政议政： 文官在朝廷中拥有广泛的发言权，可以参与到国家各项决策的讨论中，包括军事决策。这既是对武将的制约，也是对国家治理的优化。
3. 文化繁荣，以文化武： 宋朝鼓励学术研究，文化艺术空前繁荣。书籍的刻印大量增加，教育普及，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都取得了辉煌成就。这种文化上的繁荣，从根本上提升了社会的整体气质，也在一定程度上“软化”了社会风气，降低了对尚武的过度推崇。
“崇文抑武”的功与过
“崇文抑武”的国策，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宋朝统治者的目标。
政治上的稳定： 从宋太祖到宋徽宗，近三百年的时间里，宋朝虽然对外战争屡屡失利，但内部政权始终稳定，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军阀叛乱和政权更迭。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难得的。
经济上的繁荣： 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加上对农业、手工业、商业的重视，使得宋朝的经济高度发达，商业繁荣，城市规模空前，人民生活相对富足。
文化上的辉煌： 如前所述，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最为昌盛的时期之一，涌现出无数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
然而，正如任何政策都有其两面性，“崇文抑武”也带来了不容忽视的弊端：
军事上的孱弱： 过度的“抑武”导致了宋朝军队的战斗力相对低下，士气不高。虽然有宋太祖“以文制武”的初衷，但文官缺乏军事素养，往往导致用兵失当。在面对辽、西夏、金等强敌时，宋朝屡屡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最终导致北宋的灭亡和南宋的偏安。
将帅受到压制： 优秀的军事将领受到文官的牵制和制约，难以充分发挥其才能。一些能征善战的将领，因为不懂得迎合文官的旨意，或者因为其锋芒太露，反而遭到排挤。
结论：
宋代“崇文抑武”并非简单的“矫枉过正”，而是一种有针对性的、深刻吸取五代军阀乱政教训后的战略选择。它以牺牲一定的军事实力为代价，换取了内部政权的长期稳定和文化上的空前繁荣。
说它是“矫枉过正”，或许是站在现代军事强国、对外扩张的角度来评判。但在当时，一个刚刚从无休止的战乱和军阀统治中走出来的王朝，首要且最紧迫的任务是如何避免重蹈覆辙，如何牢牢掌握政权，如何重建秩序。 赵匡胤和他的继承者们，选择了一条以政治稳定和文化发展为优先的道路，这种选择在那个特定的历史语境下，是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的。
与其说是“矫枉过正”，不如说宋朝的“崇文抑武”是一种“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政策。它成功地避免了五代时期军阀拥兵自重、朝不保夕的局面，代价则是边患不断，国力在军事上的表现不尽如人意。这恰恰反映了政治决策的复杂性——任何一项重大的政策调整，都必然伴随着牺牲和取舍。
网友意见
10-11世纪间，拜占庭和北宋的确都对王朝运行的机制进行了一番矫枉过正，结果从事后看，很多人认为这些举措导致罗马帝国和中原王朝的军事实力开始衰退，但是在当时的角度看，是很有必要，甚至是理所当然的。
众所周知，罗马、拜占庭一直以来继承机制是不大稳定的，流行过的继承机制有皇帝亲自挑选贤明之士收为养子、禁卫军杀掉胡作非为的皇帝另立贤人、还有军队直接拥立皇帝等，可想而知，都是不稳定的。先帝或元老院认为的贤人别人可能并不这么认为，尤其是被禁卫军拥立的，一旦有事务处理不当就极易再度被杀，军队拥立的风气更是恶性循环，你可以这样当皇帝，那我（其它将领）为何不行？于是常使帝国陷入长期动荡当中。
马其顿王朝前期，随着阿拉伯势力的衰微，拜占庭达到鼎盛时期，尤其是尼基弗鲁斯时代，在阿拉伯作家的笔下，当时的拜占庭军队的攻势犹如演习差不多：“成了战士们愉快的旅行，没有人能袭击他们，也没有人能抵抗他们，他（尼基弗鲁斯二世）可以向任何他想要去的地方进军，也可以摧毁任何他想攻击的地方”。但即便是功勋皇帝尼基弗鲁斯二世，最终也死于宫廷政变被刺杀，这一时期内耗、混乱仍反复困扰着拜占庭，例如巴西尔二世青年亲政之后，名将巴尔达斯-斯科莱鲁（Bardas Sclerus）即掀起了持续了十五年的内战，养父（尼基弗鲁斯）惨遭杀害以及即位前期的凶险可能给巴西尔二世造成了很大的触动，决心改变这一状况。
所以普遍认为从马其顿王朝（尤其是巴西尔二世）开始，逐渐不成文地确立了血亲继承的原则，后任皇帝必须与先帝有血缘关系，例如巴西尔的继承人是弟弟君士坦丁八世，之后由于无子，后者又默许女儿也可继承皇位。然而，拜占庭可能不像西欧的凶险环境锻炼出了很多杰出的女王（巴西尔和君士坦丁留下的帝国是相对安逸的），君士坦丁八世的几个女儿大多沉迷于修道生活和宫廷生活，由她们的丈夫或情夫掌权。这些人大多是凭裙带关系上位的无能之辈，对教会、大贵族让步，使大贵族逐渐左右拜占庭朝政，造成小农不断破产、税收瓦解、奢靡浪费、国库日益空虚等（陈志强《拜占庭帝国史》）。
更重要的是，此后拜占庭的政局虽然相对稳定了一点，但招牌式的昏君误国也出来了，之前罗马皇帝继承虽然乱，但是上位的皇帝很多也是从你死我活的竞争中杀出来的，素质也有一定保证，凭借血缘关系上位的很多皇帝就失去了这一优点，陈志强认为拜占庭后期皇帝不但多以无能著称，还经常引狼入室、卖国求荣、饮鸠止渴（卖地）等，使拜占庭加速衰落。
此外，尼基弗鲁斯时代拜占庭虽然强盛，但打的大多数是战术胜利，帝国仍然陷入与保加利亚和阿拉伯海盗的战争泥潭，还得接着打。巴西尔时代则战略性的解决了很多问题，他一举消灭了保加利亚和亚美尼亚，成功迫使基辅罗斯该宗基督教化敌为友，并与阿拉伯人签订长期和平协定。然后新的问题也来了，拜占庭军队尤其是海军一时无仗可打了，在长期的安逸环境中武备逐渐衰退，并且还被批评说这两国灭亡后拜占庭也就少了很多缓冲地带，得分散兵力设防，然后突厥人就趁机打进来了。
再说北宋，在当时的人看来，如果真有所谓300年周期律，那就阿弥陀佛了。不仅王朝跟走马灯一样的换，从晚唐到五代首都更是几年就被破一次，就在北宋建立前夕，开封还被契丹和郭威两次大掠过。赵匡胤自己也颠沛流离过一段时间，本纪美其名曰游历，其实就是流浪，当时他曾投奔自己父亲的战友王彦超，结果都被后者轻视赶走，后来又投奔了几个军阀，也都被排挤走，据说是一个老和尚指引他北上投奔河北的郭威，才找着了一条出路，你想赵匡胤好歹是个将门之家的公子，都混得这么惨，长安、开封贵为京城，民众都多次惨遭兵戈屠掠，寻常百姓怎么样就可想而知了。
再者，唐朝曾经如此强大，周期律一来，安史之乱后中原已经是好多年都是这个状态了，最后只落得天子几年就得逃命一次的下场，所以军事纵然学得如汉唐一般神妙，对当时人而言又有何用（华佗老婆语）？赵匡胤自然而然会坚信自己使命不仅是平定天下、建立一个新王朝，也有必要尝试打破周期率。然后才是赵匡胤大刀阔斧对中原王朝的全盘大改，收地方财权、兵权，集中于中央；创立差遣制度、加强科举制和士大夫的社会地位（也就是后来人总结的崇文抑武），默认尽量刑不上大夫（相对其它朝代的确挺彻底，例如寇准晚年曾密谋政变，换哪朝哪代估计都是杀，甚至族诛，最后仅被流放雷州），甚至允许士大夫称呼皇帝不叫陛下叫官家，还曾规定京城百姓敲登闻鼓，皇帝需要亲自接见等。
睿谟郑毅夫尝说：艺祖朝，声登闻鼓（原本无鼓字，从钞本补。《说郛》同。）求亡猪者。上手诏忠献赵公曰：“今日有人声登闻来问朕觅亡猪，朕又何尝见他猪耶？然与卿共喜者，知天下无冤民。”（宋-王得臣《麈史》）
然后这些东西矫枉之后，后来怎么样了，大家也都知道了，就不多说了，当然一定要说些积极意义的话，中古中国的确军事、战乱节奏相对减慢了不少，900年的时间仅仅换了4个朝代，城市百姓而言离战乱的确相对远了，所以才有当时夜市的繁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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