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冗兵的原因是什么？

宋朝之所以会出现“冗兵”的局面，是一个相当复杂且长期的历史现象，并非单一因素所致。它涉及到宋朝立国之初的战略选择、财政制度、军事建制以及社会经济等多个层面。下面我将尽量详尽地为你梳理其中的原因，并尽量以一种更具人情味、更符合历史叙述的风格来呈现。

一、 “不与士人争利”，重文抑武的建国方略

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在经历唐末五代藩镇割据、武将专权的混乱局面后，对武将的权力有着深刻的戒心。他深知“兵权过重，必滋祸患”，因此，在建立宋朝之初，就确立了“不与士人争利”的国策。这 translates into what we often call "重文抑武" (emphasizing civil officials and restraining military power).

杯酒释兵权： 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杯酒释兵权”。赵匡胤通过宴请他当年一起打天下的老将，巧妙地剥夺了他们的兵权，让他们自愿交出军权，回到地方，终身享有荣华富贵，但不得干政。这虽然稳定了中央的统治，但也埋下了重文抑武的伏笔。
文官统兵： 为了防止武将再次拥兵自重，宋朝在军事管理上推行“文臣统兵”的制度。军政大权往往掌握在文官手中，而武将更多的是执行者。这导致军事实权被架空，武将缺乏独立的决策权和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力，也间接导致了军事效率的下降，为了“保住”这些军队，就只能维持庞大的编制。
武官地位的下降： 长期以来，重文抑武的政策使得武官在社会地位上远不如文官。虽然有俸禄，但晋升渠道相对狭窄，也难以获得与文官同等的尊重。这不仅打击了部分将士的积极性，也使得真正有能力的将帅难以脱颖而出，难以形成一股强大的军事力量来有效应对外部威胁。

二、 “兵将分离”与“兵不养将”的军事体制

为了进一步削弱武将的权力，宋朝的军事体制设计得颇为精巧，但也导致了“兵将分离”的局面。

兵籍制度： 宋朝实行“点检兵”制度，军队的士兵和将帅是被分开管理的。士兵由中央的军事机构（如侍卫亲军、禁兵等）统一招募、训练和管理，而将帅则由皇帝临时任命，负责指挥作战。
“兵不养将”： 这种制度的出发点是为了防止将帅私自招募和训练士兵，从而培植个人势力。但其结果是，将帅对自己的部队没有长期培养和管理的主导权，无法建立起深厚的将士关系和对军队的熟稔度。这也就意味着，将帅无法真正“养”出忠于自己的精兵强将。
换将频繁： 由于将帅并非世袭或长期任职，皇帝可以随时根据需要更换将帅。这种频繁的调动，虽然保证了中央对军队的控制，但也极大地影响了军队的战备水平和指挥的连续性。一个磨合良好的部队，可能因为一次换将就被打散，效率大打折扣。

三、 “天下兵，养于京师”的兵力配置

宋朝的兵力部署也存在着“冗兵”的根源。

精锐集中于京师： 为了应对潜在的政变和突发情况，宋朝将最精锐的部队（如殿前司、侍卫亲军等）都集中部署在京师（开封）周围。这虽然增强了首都的防御力量，但也导致了边防空虚，地方缺乏足够的兵力来应对辽、夏等国的侵扰。
冗杂的厢军： 除了中央的禁军，宋朝还有大量的“厢军”。厢军原本是地方的卫戍部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厢军都成了“预备役”，只领取俸禄，平时并不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很多时候承担了部分劳役和杂务。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闲散人员进入厢军，使得厢军的数量急剧膨胀，成为了财政上的巨大负担，但其战斗力却很低。
“养兵”而非“练兵”： 庞大的军队编制，使得朝廷不得不为养活这些士兵花费巨额的财政。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很多士兵的训练并不充分，甚至流于形式。朝廷更关注的是如何“养”得起这支军队，而不是如何将它打造成一支能征善战的精锐之师。

四、 财政压力与“以钱养兵”的循环

宋朝的财政状况是“冗兵”现象的直接后果，同时又反过来加剧了“冗兵”。

农业与商业繁荣带来的财政收入：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为繁荣的时期之一，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为国家提供了丰厚的财政收入。这为维持庞大的军队提供了物质基础。
庞大的军队开销： 然而，庞大的军队开销也成为了国家财政最沉重的负担。俸禄、军粮、装备、营房等等，都是巨大的开支。
“以钱养兵”的恶性循环： 为了支付这笔庞大的开销，朝廷不得不继续维持甚至扩大军队的规模，以保证足够的“兵源”来完成“养兵”的任务。而一旦军队规模扩大，开销又会进一步增加，形成了一个难以打破的恶性循环。
冗官与冗兵并行： 值得一提的是，宋朝的“冗兵”问题并非孤立存在，与“冗官”（官员数量过多）问题是并行的。庞大的官僚机构也需要巨额的财政支持，两者共同消耗着国家的财政收入。

五、 军事技术与战术的局限

虽然宋朝在军事科技上也有一些进步（如火器的使用），但在整体上，其军事力量的构成和运用，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对骑兵的依赖不足： 面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强大骑兵，宋朝的步兵和车兵在机动性和冲击力上处于劣势。虽然也有尝试培养骑兵，但规模和效果都不如对手。
军事思想的保守： 部分军事思想和战术也存在一定的保守性，未能充分适应战争形态的变化。

总结来说，宋朝“冗兵”的原因是一个多方面的、相互作用的结果：

1. 政治上的“重文抑武” 导致了军事权力的分散和武将地位的下降，为维持庞大但效率不高的军队创造了条件。
2. 军事体制上的“兵将分离”、“兵不养将” 阻碍了军队的有效建设和将帅对士兵的长期培养，使得军队的战斗力难以提升。
3. 兵力部署上的“兵养于京师” 造成了地方防御的空虚，而厢军等部队的膨胀则成为了财政负担。
4. 财政上的“以钱养兵” 形成的恶性循环，使得军队规模难以缩减，进一步加剧了财政压力。

这种“冗兵”的局面，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中央集权的稳固，但却极大地削弱了宋朝的军事实力，导致其在面对北方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时，屡屡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最终也对宋朝的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一种为了安全而牺牲效率，为了控制而削弱力量的典型案例，值得后世深思。

网友意见

厢军的问题，前面有人说过了，厢军本质上是常备化的劳役，是两税法改革后废除制度性徭役的一种补充，后世对宋代民政有一条定义是“赋重役轻”，指的就是宋代除了衙前役这种行政临时工，没有成体系的劳役制度，尽管这不代表宋代大型工程不征发民力，但大多数劳役工作基本也都让厢军干了。

此外，宋代厢军的数量很稳，增长的也很稳，人数最多时也就50万，长期和禁军保持1:1的比例，其花销比禁军小得多，但是干的活可比承平之时的禁军多多了，因此冗兵这个名头，厢军却是不背的，当然，某些人为了凑个“百万大军”的名头非要把厢军塞进来，我只能说你们开心就好。

宋代真正意义上“冗兵”的时期，包括被冗兵极大限度拖累的财政危机，其实只有宋仁宗庆历到皇佑这段时间~而且冗的不是厢军，恰恰是禁军。

在宋夏战争爆发之后，宋庭进行了全国范围的增兵，我们将其称之为“庆历增兵”，严格来说，增兵的决策是正确的，因为增兵之前的问题是没兵，真宗末年以来全国禁军兵额不超过45万，其中河北10余万，京畿10余万，其它人再摊到其它各省，显得捉襟见肘，其中西北最惨，其驻军兵力经过计算只有大约7万人，而西北地形破碎山谷沟壑遍地，只能处处驻军，这导致西夏起兵后分散在西北各地的宋军难以集结，处处受制。

此外，西北交战之余，辽国也跑来横插一竹杠，也就是后来的重熙增币事件，因此河北整军增兵也是势在必行，就算打不起来，也得做个样子，算下来，在各关键区域增兵10~20万是比较合理的~

但这次增兵增了多少呢？超过40万~这直接导致庆历增兵之后仁宗朝禁军数量猛增至80万以上，当年这80万禁军可不是个虚指，甚至是个保守数据，因为到了皇祐初年，赵宋全国范围内的禁厢军兵籍已经达到了141万之巨，这里头厢军只有不到50万，你说禁军已经膨胀到何等程度了？此次增兵直接导致了仁宗朝后期的财政危机。

问题是，80万禁军来得快，去的也快~

西鄙用兵，许公（即吕夷简 其封许国公 故称许公）当国，增兵四十万。及文公（文彦博）为相，庞公（庞籍）为枢密使，减陕西保捷八万。

对规模如此庞大的增兵，朝野内部其实也是骂声一片，皇佑元年拜相之后，文彦博等人就开始安排裁军事宜，总体来说到宋英宗朝的治平年间，虽然有蔡襄等人的吐槽，但实际上还是将仁宗朝的90万裁撤到了66万，神宗登基后，觉得现在兵额依然太多了，不仅继续实施裁军，而且是禁军厢军一起裁，更将宋军退役年龄从60岁提到了50岁（但宋军大部分是不退役的，一般是充剩员），这样一通操作，禁军兵额在熙宁年间降低到了56万，到元丰年间对夏战争白热化，也只是增长到了61万，相较仁宗朝的蛇精病增兵，无论是军队人数还是开支都已经非常健康了，而且这是宋代禁军兵力最后一次小规模增长。

神宗朝以后的宋军兵力开始萎缩，哲宗朝宋军禁军兵力已经减少到了55万（而厢军人数一口气裁到了20万），徽宗朝宋军兵力更是塌方式缩减，徽宗中后期军队不再招募补员，崇宁五年枢密院汇报禁军阙额竟达二十四万，而且这种阙额不是吃空饷被查出来，而是从编制上彻底消失了，靖康元年京师禁军兵不满十万，这还是临时扩招后的数据，没扩之前只有三万。

简而言之，北宋历史大多数时间其实压根没什么冗兵问题，反倒经常存在没兵的问题，北宋末年更不存在冗兵，如果冗兵的话，靖康搞不好还有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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