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宋代经济发达，但国库空虚？

宋朝，一个在很多历史爱好者心中，尤其是在经济层面，有着“盛世”标签的朝代。提起宋朝，人们会想到市井繁荣、商品经济的活跃、海运的昌盛，以及科技的进步。然而，与经济上的繁荣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其国库常常捉襟见肘，甚至“空虚”的困境。这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原因，绝非简单的“赚得少花得多”可以概括。

一、繁荣背后的“税收瓶颈”与“军费巨兽”

宋朝经济的繁荣，主要体现在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以及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催生了宋朝发达的城市经济，出现了像《清明上河图》这样生动的市井画卷。然而，这种繁荣并未能完全转化为稳固的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有以下几点：

税收结构问题：
农业税占比过高，弹性不足：尽管商业繁荣，但宋朝的国家财政收入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于农业税（田赋、夏税、岁输等）。中国传统的农业税制，虽然在宋朝有所改革，但其本质上与土地产出挂钩。土地产出受自然灾害影响大，且存在一定的地域差异，税收的弹性相对较低。更重要的是，宋朝土地兼并问题依然存在，大量土地集中在士大夫、贵族和寺庙手中，这些免税或低税的土地，大大削弱了国家从土地经济中获取收入的能力。
商业税收的限制：尽管宋朝的商业税收（如市易、专卖、关税等）在数量上比前代有所增长，甚至在某些时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但其征管效率和总量仍然存在瓶颈。一方面，中国古代的税收制度，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保甲法”等户籍制度来征收人头税和土地税的，商业活动的征税往往依赖于对市场和商人的管理，这种管理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难度和成本。另一方面，士大夫阶层对商业持有一种“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虽然在宋朝有所松动，但商业活动往往被视为“末业”，即便对其征税，在思想上也存在一定的阻力，使得商业税收的进一步提升受到限制。
“重赏”与“恩例”：为了笼络士大夫阶层，宋朝实行“重赏”政策，给予官员及其家属优厚的俸禄、恩荫、免役、免税等特权。这些“恩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统治，但也极大地消耗了国库，且这些特权往往难以量化和有效控制。

庞大的军费开支：
“养兵费”压垮国库：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军事力量相对薄弱的朝代之一，但也正是因为这种“弱”，反而导致了其军费开支的“高”。为了弥补军事上的不足，宋朝采取了“养兵”政策，即尽可能多地招募军队，并提供优厚的待遇，以维持一个规模庞大的常备军。这被称为“养兵费”。
冗官、冗兵、冗费：史书上常提到的“三冗”，其中“冗兵”是耗费国库最严重的因素之一。宋朝军队规模庞大，但战斗力参差不齐，很多兵丁其实是“虚额”，但同样需要发放粮饷。同时，为了防止将领拥兵自重，中央对军队的控制非常严密，导致官僚体系臃肿，管理成本高昂。
与周边政权的“岁币”：宋朝长期面临来自辽、西夏、金等北方民族政权的军事压力。为了维持边境的和平，宋朝不得不长期向这些政权支付大量的“岁币”（主要是绢、金、银等），这笔费用是宋朝财政的巨大负担。例如，与辽的“澶渊之盟”后，每年支付给辽的岁币就高达二十万两白银和三十万匹绢。虽然这些“岁币”换来了暂时的和平，但从长远来看，却是一种持续不断的财政消耗。

二、改革的困境与经济政策的双刃剑

宋朝历代皇帝和宰相都尝试过改革，以解决财政问题，其中最著名的便是王安石变法。但这些改革的效果，也存在一些局限性：

王安石变法：
目的与效果：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为了“富国强兵”，通过改革土地、税收、金融等制度，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增强军事力量。变法在短期内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青苗法、市易法等，增加了国家的收入，抑制了高利贷，一定程度上活跃了市场。
推行中的问题：然而，变法在推行过程中，由于操之过急，触动了许多士大夫阶层的利益，加之执行过程中存在一些偏差（如青苗法变成强行贷款），导致了激烈的党争，最终改革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引发了社会矛盾。
“富国”而非“强兵”：许多研究者认为，王安石变法更多地实现了“富国”（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但在“强兵”（提高军队战斗力）方面并未取得根本性突破。财政收入的增加，很大一部分又被庞大的军费开支和官僚开支所吞噬。

海运与对外贸易：
财政收入来源：宋朝大力发展海运和对外贸易，海上丝绸之路空前繁荣，番舶带来的关税收入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在某些时期占国家财政的相当大比例。
“重”海外贸易：然而，这种对海上贸易的依赖，也带来了一定的风险。例如，一旦海上贸易受到阻碍（如海盗、战乱），国家财政收入将遭受严重打击。此外，虽然关税收入可观，但与其他庞大的财政支出相比，也难以完全弥补国库的亏空。

三、制度性缺陷与社会结构的影响

除了具体的经济和军事政策，宋朝的一些制度性缺陷和当时的社会结构也对其国库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

对士大夫阶层的优待：
“养士”成本高昂：如前所述，宋朝高度重视文官政治，实行“重文抑武”的国策，因此对文官阶层的优待是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官员的俸禄、差旅、福利待遇都非常优厚，这导致了“养官”的成本极高。
“士”的特权：士大夫阶层本身也享有许多特权，例如免役、免科、甚至对土地的减免税等，这些特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统治的稳定，但也构成了对国家财政收入的侵蚀。

地方财政的分割：
中央与地方财政不统一：虽然宋朝在财政上力求中央集权，但地方的财政自主权也一定程度上存在。一些地方收入的支配权不在中央，这导致了中央政府难以完全调动全国的财政资源。

军事技术和战略的局限：
“技术”与“成本”的矛盾：宋朝虽然在军事技术上有所发展（如火药武器的应用），但总体而言，其军事实力仍不如北方游牧民族政权。为了应对军事威胁，宋朝不得不付出高昂的“岁币”和维持庞大的常备军，这种“买和平”的策略，虽然避免了大规模战争，但却是一种持续的财政消耗。

总结

宋朝经济之所以发达，是因为其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以及在农业、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等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然而，其国库之所以时常空虚，则是由于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

1. 庞大且低效的军费开支，包括养兵费、冗官费以及向北方政权的岁币，是财政的最大吞噬者。
2. 税收结构上的瓶颈，尤其是对农业税的过度依赖，以及土地兼并带来的税基流失，限制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3. 对士大夫阶层的优待政策，虽然稳定了统治，但也增加了巨大的财政负担。
4. 改革措施的局限性和推行中的阻力，使得“富国”的成果未能完全转化为“强兵”或充足的国库。
5. 制度性的缺陷和对外部威胁的长期应对策略，也消耗了大量的国家财富。

因此，宋朝经济发达但国库空虚，并非是经济活动的“不健康”，而是国家财政制度、军事战略、政治制度以及社会结构等一系列复杂因素共同作用下，所呈现出的一个独特而又发人深省的历史现象。这其中的教训，对于理解古代乃至现代国家的财政管理，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网友意见

这是一个好问题，因为宋朝确实存在过财政匮乏的问题，最广为人知的就是主修《新唐书》的宋祁提出过的“三冗三费”了：

《宋史·卷二百八十四·列传第四十三》：
朝廷大有三冗，小有三费，以困天下之财。财穷用褊，而欲兴师远事，诚无谋矣。能去三冗、节三费，专备西北之屯，可旷然高枕矣。
何谓三冗？天下有定官无限员，一冗也；天下厢军不任战而耗衣食，二冗也；僧道日益多而无定数，三冗也。
何谓三费？一曰道场斋醮，无有虚日，且百司供亿，至不可赀计......二曰京师寺观，或多设徒卒，添置官府，衣粮率三倍他处......三曰使相节度，不隶藩要。

不过这位“红杏尚书”虽然嘴上劝朝廷少花钱，自己却是一个花天酒地、穷极奢侈的主，只在临死前让家人薄葬自己：

《尧山堂外纪》：
宋相郊居政府，上元夜在书院内读《周易》，闻其弟学士祁点华灯、拥歌妓，醉饮达旦。翌日，谕所亲令诮让云：相公寄语学士，闻昨夜烧灯夜宴，穷极奢侈，不知记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学内吃齑煮饭时否？学士笑曰：却须寄语相公，不知某年同在某处吃齑煮饭是为甚底？

首先要明确一点，宋朝的国家财政是由宫廷财政、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组成的。

总的来说，宋朝的宫廷财政和地方财政是不太匮乏的，比较严重的是中央财政，我们在这里主要讨论王安石改革前的中央财政匮乏问题：

《宋史·志一百三十二·食货下一》：
承平既久，户口岁增。兵籍益广，吏员益众。佛老外国，耗蠹中土。县官之费，数百于昔。百姓益稍纵侈，而上下始困于财矣。

财政匮乏无非是收入少和支出多，我们着重说一下收入为啥少，而支出多就简单带过了：

《宋史·志一百二十八·食货上一》：
传至真宗，内则升中告成之事举，外则和戎安边之事滋，由是食货之议，日盛一日。仁宗之世，契丹增币，夏国增赐，养兵两陲，费累百万。

优待士大夫自然要冗官、打不过外敌自然要冗兵，再加上搞宗教迷信、给外敌岁币等造成的冗费，支出肯定要多的。

前面说了，宋朝比较严重的是中央财政匮乏问题，宫廷财政和地方财政相对要好很多，这里我们以英宗治平二年为例：

《文献通考·卷二十四·国用考二》：
至英宗治平二年，内外入一亿一千六百一十三万八千四百五，出一亿二千三十四万三千一百七十四，非常出者又一千一百五十二万一千二百七十八。是岁，诸路积一亿六千二十九万二千九十三，而京师不与焉。
盖财无乏于嘉佑、治平。

治平二年的国家财政收支缺口约为1572.6万，占国家财政收入的13.5%。

但是这不代表国家财政匮乏了，地方财政盈积高达16029.2万，匮乏的是中央财政。

（注：我大宋为了数据好看，是把各种收入加到一起的，一围“刍茭(干草)”、一围蒿、一斤茶、一石谷、一贯钱、一匹绢都是1，所以实际的财政情况肯定相差很大——但是咱也不知道实际啥情况啊）

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宫廷财政占比太高，宋朝的中央财政收入有很大一部分进了宫廷的“封桩库-內藏库”，王安石变法前差不多能占到中央财政的16.7%左右：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九十六·嘉祐七年》：
祖宗所为置内藏者，以备饥馑兵革非常之费，非以供陛下奉养赐予之具也。今内藏库专以内臣掌之，不领于三司，其出纳之多少，积蓄之虚实，簿书之是非，有司莫得而知也。若皆以奉养赐予而尽之，一旦有饥馑兵革之事，三司经费自不能周，内藏又无所仰，敛之于民，则民以困竭，得无狼狈而不支乎？

到了南宋甚至“今天下财赋半入内帑，有司莫能计其虚盈”，以至于“诸路上供多入内帑，是致户部经费不足”（我大宋的皇帝有时会把内帑借给有司，有司不但要还、而且还要还利息.....）。

有司计度之所缺者，必籍其数，以贷于内藏，俟课赋有馀则偿之。淳化后，二十五年间，岁贷百万，有至三百万者。

二是继承自晚唐五代的财政分配制度(“两税三分法”)不合理，宋朝的地方财政收入被分配为“上供”、“送使”和“留州”三部分，上供就是交给中央、送使则是交给更高一级的地方、留州就是留在本级地方使用：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乾德二年》：
是岁，始令诸州自今每岁受民租及筦榷之课，除支度给用外，凡缗帛之类，悉辇送京师，官乏车牛者，僦于民以充用。

北宋初是优先留州，也就是地方满足本级用度后，再向更高一级送使、向中央上供；至真宗朝，才开始规定地方上供的定额：

《文献通考·卷二十三·国用考一》：
景德四年，诏淮南、江、浙、荆湖南北路，以至道二年至景德二年终十年酌中之数，定为年额，上供六百万石。米纲立额始于此。银纲，自大中祥符元年诏五路粮储已有定额，其馀未有条贯，遂以大中祥符元年以前最为多者为额，则银纲立额始于此。钱纲，自天禧四年四月三司奏请立定钱额，自后每年依此额数起发，则钱纲立额始于此。绢绵纲虽不可考，以咸平三年三司初降之数，则亦有年额矣。

在留州之外，地方财政还有“公使钱”和“羡余”：

公使钱是中央赏赐和地方自筹的地方官员小金库，地方官员会用公使钱来放高利贷、做买卖啥的，而这些用公使钱做的生意大多是不承担税役的；

羡余就是地方财政上供、送使和留州之后的节余，以及地方用各种理由多收的税费——在中央财政紧张时，中央除了向皇帝的內藏库借钱，就是求地方进献羡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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