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宋朝社会繁荣，经济文化高度发达，那老百姓应该安居乐业，为什么还会出现像方腊、宋江这些反政府武装？
要理解为何在繁荣的宋朝会出现大规模的民间武装反抗，我们需要从多个角度深入分析：
一、 经济繁荣背后的压力与不均：
沉重的赋税与“冗官、冗兵、冗费”： 宋朝为了支撑其高度发达的经济和军事（尤其是为了对抗北方辽、金等强敌），不得不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和官僚体系。这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开支，被称为“三冗”。虽然经济总量大，但分摊到普通百姓身上的税负却不轻，尤其是为了应对战争和边境冲突，临时加征的赋税和摊派屡见不鲜。
例子： 在战争时期，朝廷会征收各种“助军钱”、“募兵钱”等，这些名目繁多的税收让百姓负担加重。虽然有“免役法”和“募役法”的改革，试图减轻部分人的负担，但整体的财政压力依然存在。
土地兼并的加剧： 尽管宋朝的商业经济发达，但土地依然是财富和权力的主要象征。官僚、地主、士绅阶层通过各种手段，如购买、侵占、逃税等，不断扩大自己的土地 Besitz，导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沦为佃户。佃户需要缴纳高额的地租，生活艰难。
例子： 大地主可以利用其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规避国家的土地税收，反而将更多的土地负担转嫁给小农和无地农民。
商业发达带来的贫富差距： 商业的繁荣造就了一批富商巨贾，但与此同时，底层民众的收入增长相对缓慢。货币经济的深入也意味着贫富差距更加明显。一旦遇到天灾人祸，没有积蓄的穷人就可能陷入绝境。
例子： 尽管有发达的城市和商业街区，但与此同时，广大农村地区的农民生活依然是靠天吃饭，而且土地收益的分配不均，使得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二、 社会矛盾的激化：
阶级固化与上升通道受阻： 尽管宋朝实行科举制度，理论上为寒门子弟提供了上升的途径，但随着官僚集团的壮大，形成了一定的利益集团。许多官职和荫袭制度（官员子弟可以获得官职）的存在，使得真正的寒门子弟即使通过科举，也很难获得高位，或者在官场上举步维艰。这导致一部分有才能但出身不高的人感到不满。
官僚腐败与司法不公： 任何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官僚体系都难以完全避免腐败。宋朝虽然在制度上有很多先进之处，但地方官员的贪污、敲诈勒索、以及对百姓的欺压依然存在。当国家法律和公正无法得到有效保障时，百姓的绝望感就会加剧。
例子： 方腊起义前，就有记载当地官吏横征暴敛，欺压百姓。宋江等人的故事，虽然经过文学加工，但其中反映的官逼民反的因素也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一定联系。
社会福利的不足与应对灾荒的乏力： 尽管宋朝在某些方面有进步，例如有世界上最早的国家福利机构（如安济坊、居养院等），但面对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如旱灾、水灾、瘟疫），这些福利体系往往显得杯水车薪，难以满足所有受难者的需求。在灾荒时期，朝廷的赈济往往不足，或者被地方官员层层克扣，导致百姓无以为生。
例子： 方腊起义的爆发，与当时江南地区遭受的水灾和饥荒有直接关系。百姓在饥饿和绝望中，更容易被有组织的团体所吸引和领导。
三、 思想与文化因素：
佛教与道教的传播与民间信仰： 宋朝佛教、道教等宗教非常兴盛，在民间有广泛的影响力。这些宗教的教义，如“末法时代”的说法，或者对现实世界苦难的关注，以及对救世主的期待，在一定程度上为反抗提供了思想上的土壤。
例子： 方腊自称“弥勒佛转世”，利用宗教情感来号召信徒，聚集力量。这种利用宗教来发动起义的现象在历史上并不少见。
绿林好汉的江湖文化： 宋朝社会虽然繁荣，但江湖文化依然存在。那些被社会抛弃、无处安身的人，可能聚集起来形成武装力量，以“替天行道”或江湖义气来约束自己，并对外表现出反抗性。
例子： 《水浒传》中宋江等人的故事，虽然是小说，但其原型人物如宋江、王英等，以及梁山聚义的情节，都反映了当时社会中一部分人被逼无奈，走上反抗道路的现实。他们可能并非一开始就怀有推翻朝廷的政治目标，但最终被推到了这个位置。
四、 地方势力与民间组织的壮大：
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 相比于其他朝代，宋朝对民间经济和思想的控制相对宽松，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给了民间组织发展的空间。当地方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如果没有强有力的中央压制，就容易形成地方性的武装力量。
有组织性的动员能力： 方腊、宋江等人能够集结起大规模的武装力量，说明他们拥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这可能源于他们本身在地方上就有一定的影响力，或者利用了当时已经存在的民间组织、宗教团体、甚至是一些秘密结社的资源。
总结来说：
宋朝的繁荣是一种相对的繁荣，是建立在庞大的人口基数、发达的经济总量之上的。但这种繁荣并没有能够完全惠及到所有社会成员，尤其是在税收、土地分配、社会公正等方面，仍然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当这些矛盾累积到一定程度，再加上天灾、地方官员的压迫、宗教思想的催化以及有组织者的出现时，就很容易点燃反抗的火种。
方腊和宋江的起义，虽然具体原因和性质有所不同（方腊更具宗教色彩和明确的反抗目标，而宋江早期更多是被逼无奈走上江湖，后期才有了“招安”或进一步反抗的选项），但它们都揭示了宋朝繁荣表象下潜藏的社会危机。他们的出现，是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是社会发展不平衡和矛盾激化的一个侧面体现。我们不能因为宋朝整体的辉煌，就忽略了其中存在的、足以导致大规模反抗的社会弊病。
网友意见
谢邀~
首先指出问题的一点小毛病，我们一般讲“社会繁荣”而不是“政治繁荣”，政治和繁荣一词极少连用，因为“政治”不能“繁荣”。繁荣一词在正义的情况下一般用来形容一个需要得到发展的东西，我只见过“民主政治繁荣”这样的搭配，没有“政治繁荣”这样的说法，建议题主将其改为“社会繁荣”。
现在回到正题。
我看到许多报纸杂志上的文章都歌颂宋王朝如何繁盛，如何辉煌，还特意强调了一点，即宋朝总共就两次比较大的农民起义，一次是方腊，一次是梁山。
每每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总觉得这些人好厉害啊，一部《水浒传》写成这样你们居然还天真地以为梁山起义这种事只是个偶然事件。
而事实是怎样呢？
在公元1127年到公元1140年这短短的13年间，仅建州一地就爆发了四十多次起义[1]。其中最为严重的一次是范汝为起义，这次起义持续了两年半，超过十几万群众参加了这次起义，而当时建州的人口才100万[2]。也就是说，建州有一半壮年男性参与了这次起义活动。
要是现在有人起义了，你会跟着一块掺和吗？
不会的，因为你吃饱饭了，天天好吃好喝好娱乐的我们怎么可能去参加起义呢？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这绝不是想做帝王将相的精神，而是一种快要饿死的精神，跟陈胜吴广要被处死时一样的绝望的精神，跟林冲被逼上梁山一样的必死的精神。
确实，在普通人所能获得的大多数史料中，宋朝是这个样子的。
东去乃潘楼街，馀皆真珠匹帛香药铺席。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以东街北曰潘楼酒店，其下每日自五更市合，买卖衣物书画珍玩犀玉。东去则徐家瓠羹店。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馀座。瓦中多有货药、卖卦、喝故衣、探搏、饮食、剃剪、纸画、令曲之类。[3]
繁荣吗？确实繁荣。
但是别忘了，这浮华的景色仅限于开封洛阳杭州扬州这些大城市。就好像我们常在知乎上说的，北上广这些一线城市跟其他二三四线乃至小县城比起来，简直就是两个国家。在宋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农村的人民实际上是被压制得很悲惨的。
作为一个普通的佃户，如果遇到好年景便可平安度日，一旦遇到灾年荒年，这些人便成为流民。而南宋的统治者的风险偏好跟其他朝代普遍不一样，他们不赈济灾民，也不直接杀死流民，也不派什么钦差大臣或者不管不顾，而是把这些流民全部收编进入军队。不仅收编壮丁，而是全家都可以跟随，真可谓一人当兵全家光荣。这也就是为什么北宋军队常年维持百万的军队，战斗力却极为低下的主要原因了。这一百万的军队，能有20万是士兵就不错了。与此同时，宋朝实行兵将分离政策，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打起仗来全乱套，这也就是为什么宋朝正规军打不过农民起义军的原因。这就好比一个pvp战略游戏，你却无法操纵你的单位一样蛋疼。
扯远了，咱们再绕回来。说实话，宋朝的田赋在与历朝历代比已经算很低的了，但是他有地方找补啊。
我就随便举个例子——盐。 宋朝实行官制官卖法，官员先在沿海地区盐生产者亭户那里按4文钱一斤买盐，然后运送到内陆，以40文的价格贩卖。说实在的，翻十倍也就翻十倍了，但是盐的质量却极为低劣。不仅如此，宋朝对于私盐的管控也是极为严厉，甚至有贩卖了两斤私盐就把人脸上刺字发配的案例。[4]每年有超过十万人因盐业法被法律惩处。
然而这还不是最黑的。
宋朝的中国绝大多数地区交通都极为不便利，而官方在这些大山中卖盐的时候还要加价格，不是加一点，而是成倍地加，卖到了每斤120文到130文的价格，而与此同时，私盐贩子在这里卖盐的价格是27文每斤。 别问我为什么这么便宜，就这估计都是300%的油水，这么一对比你就可以想象宋朝的官吏们赚了多少钱了。 宋朝政府毫无疑问要严厉打击这种买卖私盐的行为，但是这些私盐贩子结成了盐帮，组建了武装，与政府执法对抗，而中央也派出军队进行扫荡。最缺德的是什么，为了挽回派出军队的损失，官员们继续在盐上加价格，如果我们采信《龟山集》（第20卷）的记载的话，最严重的地方，官盐被卖到了200文到300文左右每斤。 我们现在食盐1块钱1斤，在加价后就相当于我们在超市买袋盐要20块钱，你能接受吗？而且别忘了，我们现在的物质水平是宋朝水平的万倍不止，那时候你要花200文买一斤盐。
呵呵
仅食盐一处便与民争利到如此地步，更别提其他的苛捐杂税了。
所以说宋朝确实是一个繁荣的朝代，但这繁荣仅限于极少数人。你的蛋糕可以造的很大，但是分给穷人的却只有上面的一个樱桃，剩下的都被大饕们一人一口分而食之。绝大多数人其实都在水深火热中挣扎，在生死线上徘徊。
起义，对于他们来说，可能真的是最好的选择。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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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南宋初福建一带民众叛乱及地域社会_李瑾明
[2]宋史第89卷的《地理志5》中记载1102年建州有196566户人家，每户人家按5口人计算，即约为100万人。显然，其中男性人口约为50万，再按照20%未成年人口以及20%老年人口比例可以得出，壮年男性约有30万人。
[3]《东京梦华录》_孟元老
[4]《容斋四笔》第13卷《国初球弊》
因为宋朝赋税之重，是空前绝后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汪圣铎所著的《两宋财税史》，里面对宋朝的税收政策的评价是“竭泽而渔”；这不是说的还不是神宗、徽宗朝的事，而是建国之初就如此了，就连宋太宗自己都在感慨：“费用若如此，民力何久以堪”
更惨的是，北宋由于长期面对辽夏双重威胁，支出长期居高不下；所以北宋从未执行过轻徭薄赋、修养生息的政策，各种苛捐杂税层层加码，百姓往往不堪重负，四散逃亡：
宋朝税收大概有这么几个特点：
1、基本保留了五代苛捐杂税
一般新朝初定，都会取消割据时期所设的苛捐杂税，一来为了恢复经济，二来也为了收买人心。而宋朝不然，南唐李氏在江南曾设杂税十七项全部保留，而且大多征收到了宋朝灭亡；宋灭后蜀后，对四川同样大肆盘剥，一直到王小波、李顺起义后才有所收敛。按朱熹的话说就是：“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
2、专卖范围空前扩大
汉唐时期的专卖，大多数时只涉及盐铁，只有极少数财政极其困难的时期，才会增加茶酒的专卖。而宋朝盐、铁、茶、酒、巩、香等皆专卖，官营的盐铁茶酒价格极高不说，质量还非常差劲，所卖官盐泥沙掺杂，所卖之酒低劣不堪饮，百姓深受其害。
3、有竭泽而渔的倾向
前文所述，由于北宋支出始终居高不下，税收只得层层加码。而过重的税收又破坏朝经济、减少了的税基；所以宋朝政府只能不断加税，陷入了加税-破坏税基-再加税的死循环。
到了徽宗年间，宋朝的税已经到了加无可加的地步，蔡京除了使用传统的增加田赋盐税等增收方法外，还超前的使用贬值货币这种方法生财：
1102年铸"圣宋通宝"，以一折五，即折五钱；次年铸“崇宁通宝”，以一折十；1107年，再铸折十钱，废“崇宁通宝”并以三折回收。与此同时，宋朝还以各种命目的纸币更是，这些新发行的纸币不设钞本、不予兑换、随意增发，基本等于废纸。
宋朝这么敛财的后果就是，物价上涨了十倍，百姓财富被大量掠夺，人民生活日益艰苦，爆发起义也是在所难免的。甚至不止是宋朝末期，在宋太宗年间，四川就爆发了王小波、李顺起义，义军一度攻占了成都府，控制了四川大半的州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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