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过剩、马力短缺和道路失修是轿子泛滥的基础。中国古代,四轮车没有推广,两轮马车远不如四轮平稳。宋代把步辇上的躺椅改成了全封闭式轿厢,即所谓暖轿,大大提高了轿子的私密性和舒适性。
宋太宗规定非品官以上不得乘暖轿,但是到徽宗年间民间乘轿已经很普遍,清明上河图中就有很多轿子。到南宋时期,江南多雨,路面湿滑,骑马容易滑倒,轿子就成了主要通行工具。
朱元璋曾经严格要求文武大臣只能骑马不能坐轿。但是到景泰和嘉靖年间,百官都乘轿出行,而且档次严明。知县二人抬,总督八人,皇帝十六人,死皇帝128人。太平天国是洪秀全64人,杨秀清48人,依次递减。
虽然朱元璋和清初的大清律例都明禁百官乘轿,但解禁的都很快。明清大多数时间,轿子就是权力标志物。天子銮驾和官轿出行都要黄土垫道,净水泼街,鸣锣开道。普通人再有钱,也只能坐四人抬黑轿。
明清人口膨胀,人力成本极低。轿子是排场和面子的最佳载体,违规僭越的层出不穷。比如嘉靖时期就有人举报正三品太仆寺卿上任,从南京到陕西三千里路,一家人用了三百多个轿夫。
连老外都学会了享受。英国大使额尔金去北京换约,咸丰不让坐轿,洋人受不了马车颠簸,只能从天津步行到北京,满朝文武无不扬眉吐气。火烧圆明园之后,额尔金特意雇了八人抬金顶大轿去和坐六人抬轿子的奕忻签订北京条约。
轿子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和文化的一个重要象征。坐轿的和抬轿的,都能安之若素。抬轿还是综合体力和技巧的活计,32抬大轿都需要做到走几十里满满一碗水撒不出来。20世纪初罗素来到中国,坐轿子上山,走到半路休息,发现轿夫高高兴兴抽烟,有说有笑。
罗素作为信仰自由平等的大哲学家,本来坐轿心里很有罪恶感。结果轿夫的快乐让他产生了一个奇妙想法,认为武断的决定别人的幸福和痛苦是错误的。
轿子刚流行的时候,有很多士大夫还以奴役别人为耻。势不两立的王安石和司马光,都耻于坐轿子,宁愿骑马或者骑驴。王安石曾言:自古虽不道者,未敢以人带畜也。
然而等级社会金字塔的每一份子已经习惯了奴役别人或被人奴役。晚期公租界为了消灭轿子文化,征收重税。结果居然发展出了骑人,比如妓院不舍得花钱雇轿就让龟奴扛着妓女出行。
马尔嘎尼给乾隆送了一辆精美的四轮马车,有刹车有减震有转向装置,但皇帝的座位不光在后排,还比驭手的低,这怎么行?慈禧60大寿收了一辆奔驰,司机开车和老佛爷平起平坐,不行!司机只能跪着开车,一手油门,一手刹车,一手握方向盘。因为没人有三只手,这车只能放着吃灰了。
再看欧洲,四轮马车就已经实现了标准化工厂制造,玻璃窗、橡胶轮胎和滚珠轴承都用上了。现代汽车不过是发动机替换了马,水到渠成。
中国依旧便宜的人力居然还应用到装了橡胶轮胎和海绵座椅的黄包车,这车本来是美国传教士锻炼身体发明的。黄包车取代了轿子,也算是一个艰难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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