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为什么说这句话有阶级局限性？

谢邀。

其实马列经典对资产阶级人性论已经有非常清晰的论述：

人追求幸福的基础在于物质；

人对物质的占有并不平等；

因此人与人之间追求幸福的权利也不可能平等。

何来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人道主义刚问世时，是开天辟地的。

欧洲有神权，东亚有宗法，非洲南美中东，人就是物品。

在那个人并不直接等于人的时代里，大家都向别的概念下跪。人道主义、人文主义、人性论、人本位，这些主张好比一道惊雷，撕裂黑夜。

工业化解放了个体，个体需要呼应重视个体价值的新思想，人道主义应运而生。

但“人的价值至上”，这个逻辑用来解构旧时代可以，用来建构新时代则不足。

因为这个概念是未经验证的。

凭什么人的价值就是至上？

难道人的价值就能改变熵增？

人能发现宇宙的真理吗？人能改变这个真理吗？

在挣脱旧世界后，人道主义的弊端就开始暴露，尤其是在社会政治层面。

因为缺乏科学性，人道主义是泛化的；

因为是泛化的，人道主义会模糊阶级、国家、人文环境、经济、科技水平等客观条件。

这种模糊，就成了诡辩的基础。

看到红脖子一家老小沦落街头，鼻子一酸开个gofundme，大家一起捐点钱，很人道；

想反抗这种诈骗平民房产、用全民税收给金融寡头发奖金的体制？人道主义者开始皱眉头；

要是有红脖子端着枪，把上门收房的银行代表和警察给崩了，人道主义者就开始哭泣。

“所有人都不要受到伤害”，很绝对的人道主义。但这种绝对就是不正确的。

其实都不用找马列经典，想想孔老夫子的那句话。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

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老夫子，用善行回报恶行，吼不吼啊？”

“不吼。你拿善行回报恶行，那拿什么回报善行？用公正复仇回报恶行，用善行回报善行”。

Full Metal Alchemist

这种绝对的、模糊的人道主义，实际上就是夺走了暴力的解释权，给残忍披上一件含情脉脉的外衣。

美帝借“人道主义危机”砸烂多少国家？

那是不是就不人道得了？

当然不是。

我觉得可以用大刘对人文主义作品和科幻作品的区别论述来比喻：

人文主义作品的主角就是人，答案也是人，所有的情节都是人与人；

科幻作品升了一个维度。人不一定是主角，故事的答案也不一定是人能提供的。人和宇宙之间的叙事，更像一种对等的关系。

但这样人就不重要了么？人的价值就不能得到尊重和彰显了么？

以冷静客观的角度，同时平视人和世界，再去讨论人的价值。难道这不是一种更科学更真实的人道主义么？

其实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

之所以分阶级地讲人道，之所以不把人道主义视为最高价值，恰恰是尊重人道主义的可行性。

你贪恋一身好皮囊，身有病灶而不动刀；不如切开这副好皮囊，把病灶割走。

前者好皮囊是会保留得久一点，但很快是要和病灶烂在一处；后者好皮囊留下难看的疤痕，但实际上能和更健康的躯体走向寿终。

这就是“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的阶级局限性。

革命是什么呢？大体总是要划分敌我，通过彻底摧毁“敌”，来建立“我”的新秩序。最纯粹的革命者是可以对一切敌人毫不留情的，无论敌人是自己的孩子、父母、丈夫、爱人还是朋友。对于纯粹的革命者，如果阶级敌人恰巧是自己的丈夫，丈夫跟自己说的私房话是一定要向阶级同志交代的；即便丈夫刚刚从劳改地点九死一生归来，他是不配吃好一点的粮食的；丈夫的朋友来嘘寒问暖，自己是一定要向组织汇报要求对这个朋友加以打击的。如果阶级敌人恰好是自己的父亲母亲，那么父亲、母亲是可以在自己的默许向下被拖着到处游街的，同时自己是一定跟被满脸泼墨的父亲、母亲大声疾呼划清界限的。

人道主义是什么呢？大体就是在面对这些作为阶级敌人的孩子、父母、丈夫、爱人或是朋友面前，对于亲情、爱情、私情的私字一闪念，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把敌人的“敌”放在“人”后，就是在高喊口号，无情运作的钢铁革命机器背后，蕴含着一丝丝区别于兽性的人性，就是看到被划为阶级敌人的丈夫从劳改地点九死一生回来后面黄肌瘦妻子所产生的一点基本的恻隐之心，就是看到坏分子的孩子被其他孩子打的鼻青脸肿的时候所产生的一点不忍之情，就是看到自己的父亲被当作敌人批斗游街的时候，心中能够产生一丝丝的愤恨。

如果说这就是人道主义给革命带来的局限性，我希望这个世界永远具有局限性，我希望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具有局限性，我希望所有的“革命“，乃至所有的”反革命“，都在人道主义的框架下具有局限性。

如果把局限性理解为客观上某些人对于某些概念考虑还不充分，那么所有人都有局限性，没有人能说自己已经掌握了绝对正确的客观真理。如果把局限性理解主观上决策时，不会那么一往直前，而会考虑事情的不同维度，我觉得人和某些动物的区别，可能就在于人的思想，总是有局限性。有些比较低级动物大概是没有局限性的。母仓鼠怀孕，会坚决地攻击公仓鼠甚至咬死公仓鼠，公仓鼠也会坚决的予以还击。在它们的思维里似乎没有亲情、爱情的维度，为了自我保存这个目的，可以把其他一切都看成手段，坚决出击，这就是大概为什么对于仓鼠来说，不存在“兽道主义”吧。

至于他也不好，所以我也可以不好这样的论点，大行其道，我觉得可能还是我们的幼儿园教育出了问题。什么是人道主义？在幼儿园被别人欺负了，你也想去欺负别人，老师教育你，别学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师的话，就是人道主义。娃娃哭着脸大喊，因为他欺负我了，我也要欺负他，我也要欺负别人！这恐怕对于有的人来说，就是绝对正确的革命热情。

革命和人道主义的关系，在我国曾经成为论战的焦点，1983年就此甚至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被批判的一派以王若水为代表，他在《为人道主义辩护》中，认为人道主义，具有超越阶级的价值，主张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另一派则大致认为，先有集体的价值，才有个人的价值。作为集体的“人民”是目的，而作为个体的人为了实现“人民”的目的，可以成为手段。这个争论以及双方的论点，和本题直接相关，推荐阅读。下文截自此书：

在开始所有严肃讨论前，大家可以先注意一下“阶级局限性”这个词在当前可以被视为一种无敌但也很可能毫无意义的万灵药。因为当前没有进入消除阶级的共产主义，所以任何思想、观念或者行为站在共产主义的角度看，必然都存在“阶级局限性”。举个比较夸张的例子，如果你相信人类未来可以实现灵能飞升，那么你可以指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行为说背后存在“肉体局限性”。所以“阶级局限性”在不少场合只是聪明人装糊涂的套话，或者蠢人人云亦云的复读。

然后说回正题，怎么理解“局限性”呢。“人道主义”这个词比较含混，我们可以先换一个看起来更直观的词：“平等”。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既赞同“抽象的平等”，又对因为性别、种族、民族、贫富、阶级等因素形成的“事实上的不平等”视而不见。这其中有些人是装傻，也有些人一方面支持平等，另一方面又真心诚意地认为男性与女性、白人和黑人、企业主和工人之间不存在不平等。还有些人甚至认为女人、黑人或者工人压根就不算人，因此在考虑“平等”问题时，不需要将这些人纳入考虑范围。如果我们相信这些人对于平等的支持是真诚的，那我们就要进一步指出这些人对于平等的理解是狭隘和有局限性的。这种局限性很有可能受制于他所处的环境，比如某人一辈子没有见过黑人，只从书报上了解过黑人的举止；比如某人见过的所有穷人都是衣衫褴褛、口音古怪、行为粗野的人；又比如某人在家里天天指挥男仆干着干那，所以认定男仆只能听命于主人的指示，没有自己的头脑。以上这些都是在历史上频繁出现的情况。这些人并不是不认可“平等”的重要性，而是没有充分认识到“平等”的内涵，以至于在理解“平等”的时候出现了显著的遗漏。而我们批评这些人也不是在批评“平等”，而是在批评这些人对于“平等”的理解是不准确或者错误的。

各种观念层面的“局限性”在18世纪后半成为了一种愈发显眼和尖锐的现象。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在观念层面开始赞同“自由”、“平等”、“人道主义”、“个人权利”等价值。但是另一方面，这些人对于社会上实际存在的大量不自由、不平等、不人道、践踏个人权利的现象仍然持有漠视的态度。在解释这种现象的时候，当然可以简单地说这些人是愚蠢和邪恶的，或者说这些人对于自由、平等的向往是一种自欺欺人。但有一种更深层次的解释是，这些人的观念受限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特别是其所处的阶级，因此他们对于“自由”、“平等”、“人道主义”的理解是不准确的，他们实际上受限于“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平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所以“局限性”的批评本来是一种“做的不够好”的评判，比如：“某人作为一个19世纪的知识分子应该注意到阶级间的不平等，但他视而不见，所以他对于平等的理解和支持存在局限性”。但是这种批评经常被错误地使用。一种是以古人不可能认识到价值去要求古人。比如我们没法要求柏拉图符合20世纪的男女平等价值，或者要求奥古斯丁符合18世纪的人道主义标准。另一种是把“做的不够好”和“根本不需要做”相混淆。我们批评某人持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因为这个人对于人道主义的理解不全面，而是不是因为我们根本不需要人道主义。

最后回到题主的问题，如果大家碰到有人说“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存在“阶级局限性”，总是要先问问这个人是否赞同“人道主义”以及他赞同的“人道主义”是怎么样的。如果碰到有人说，根本不需要“人道主义”，那直接绕道走就完事了。

我发现吵了这么多天很多人连基本的阅读能力都没有。还自称对《九三年》很熟悉还好意思说超纲，我也是很感动。

没想到在知乎讨论雨果这句名言还需要先解释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难道不是明摆着的么？那就是“你们有充分的理由搞革命，但在革命的过程中应该遵循人道主义！”

在绝对正确的革命的过程中尊重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这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阶级局限性？这不就是革命的人道主义么？我没见过哪个革命导师否认过“革命的人道主义”的。

那有意思的问题就来了到底是谁在否认“革命的人道主义呢？”到底是谁在千方百计的用种种诡辩、比烂、的方法证明“革命就没有人道主义可言”呢？

稍微观察一下就能发现我们当中有这么一群有趣的“革命者”，他们嘴上比谁都激进，比谁都急切的想要革命。但他们嘴里的革命怎么听都是另外俩字，那就是“杀人”。

他们不敢公开的反对“革命的人道主义”，但他们又不能容忍有一个“人道主义”凌驾在写作“革命”读作“sharen”的这个神奇宝贝儿之上，怎么办呢？只能靠诡辩。

谁敢说“你们这么做违背了人道主义”，他们如果手里有刀有枪，就会直接反问“你在替谁鸣不平？”或者连问都不问就直接“武器的批判”了。但遗憾的是他们眼下手里还没有枪，只好跟你谈谈“你说的是谁的人道？”“甚么人的人道？”然后指出“你这是阶级局限性啊！”

他们总是强调一切观念背后都有阶级性，却不愿意承认一个简单的事实，看到一个人被折磨到家破人亡，最后绝望的上吊。任何一个阶级也不会觉得愉快。人是有同理心的！

被剥削阶级想要解放，被迫害的人想报仇，无论是为了解放的革命还是在革命的过程中报仇都符合人道主义，自然也符合“革命的人道主义”。那我就好奇了到底什么人需要千方百计的否定人道主义、否定革命的人道主义呢？

是求解放的无产阶级？还是想报复的被迫害者？他们的要求都是人道主义所支持的他们为什么要反对？

比这个更有趣的问题是到底谁在发声？一个每天只睡六个小时，剩下时间都忙着在知乎上斗争的人是“被剥削的无产阶级”么？当然是了，只要不掌握生产资料、财产性收入不足以维持生活的都是无产阶级嘛。

但真正的无产阶级有这个功夫么？送餐的外卖小哥有功夫在网上上下五千年的证明不应该讲“革命的人道主义”？还是流水线的工人？他们当然有这个可能。但更可能的是什么人呢？

就是那些被经济的高增长抛下的愤愤不平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对他们来说不是“我要公平”也不是“解放”而是复仇。是夺取“学习不如我的”那些人的“宁式床”！是找到自己的“吴妈”。是他们这些本该成为人上人却错失良机的人报复的机会！

他们有愤怒、他们要杀人，他们说不出口，他才把这些扭扭捏捏的捏成一个词“革命”！

我没见过哪个革命者反对过人道主义。从来只有革命者优待俘虏却被这些人背叛，没见过哪个革命者滥杀无辜激起所有人的公愤最终被消灭的。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革命不是复仇、不是杀人。革命是要解放每一个人，包括那些因为种种原因站在对面阵营里的人，他们也是革命要解放的对象。我没听说哪个革命里喊过“我们不要俘虏”。因为越是淳朴的劳动者越懂得同理心。

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里让俄国士兵看着法国俘虏过“他们也是人呐”，不是让贵族军官说也不是让比埃尔伯爵说，他让普通士兵说，为什么？因为军官、贵族反而体会不到这种最淳朴的同理心。这些有产阶级最容易被意识形态、仇恨的宣传所鼓动。所以社会主义是一种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不是小贵族、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他们的意识形态叫“法西斯”！

在绝对正确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单看这句话，可能会有用人道主义否定革命的嫌疑，但是《悲惨世界》里雨果还说过这句话：

九三年！我就等着这个词呢。一千五百年来，乌云密布，十五个世纪后，乌云劈散，而您却在指责雷霆！

这两句话结合起来看，我觉得反映了雨果对法国大革命，或者说一般意义上的革命的态度——革命中激烈狂野的暴力、流血与恶行不能彻底否定革命本身，而对革命本身的正确的承认也不能成为为暴行辩护的借口。

革命革命，必然要革掉某些人的命。如果革命能够精确地只革掉有罪之人的命，那就不叫革命了，叫维护治安。革命往往伴随着大量的无辜者的生命、自由与财产的损失。因为革命可能出现暴行，所以提前用更强的暴行来制止革命的，是反动派——希特勒和蒋介石靠着这样的逻辑夺取了权力。在一般意义上反对所有的恶行，因此为了避免恶行所以反对革命的，是保守派——他们被革命的恐怖吓怕了，宁愿永远地生活在一个不公正的制度里。而在另一个极端，还有一些人，为了追求纯洁的革命无休止地放任恶行，甚至把恶行当做革命的目的，这些人就是疯子和狂徒了。

雨果表达的，就是站在两个极端之间，一个有节制的革命者所应该有的态度。

雅各宾党人砍死了拉瓦锡，土改的时候整死了不少无辜的地主。对于这一个个个案，都是需要反思的。我们需要在现代，为拉瓦锡恢复名誉，反思当年土改的时候是否有过激政策。最怕的，就是某些一根筋二极管，分不清一个个需要反思的个例与宏观的革命之间的区别——右派的一根筋因此觉得革命就是一种恶行，从此为了反革命宁愿接受皮诺切特、蒋介石和希特勒；左派的一根筋也类似，他们觉得恶行意味着革命，为了“革命”而给斯大林或波尔布特唱赞歌。这两种人，真的是该读读雨果的书。

在我看来

不管什么形式的革命，对于既有的秩序而言，都是洪水猛兽。

它发生的原因以及存续都在围绕着一个中心即它所反对的旧制度。革命越激烈，旧制度捍卫它存在的决心越坚定。

一句话，旧制度与革命的战争是你死我活的战争

在这场战争里，人们会越来越极端，越来越丧失理智，会为了己方阵营的存续无所不用其极，这往往意味着无数人头落地，比如法国大革命期间的九月大屠杀，革命阵营实施大屠杀的理由就是，他们担心旧势力的反攻倒算。

我不否认革命或许是进步势力同反动保守势力决裂的最后手段，亦或是所谓的历史前进的必要阶段，我一直认为革命的存在必然有其意义，我也将其视之为人类历史中必然存在的一部分，我无意对它进行浪漫化或者妖魔化的处理，对于一个必将在什么时候现身的幽灵，说他好说他坏有什么意义呢。

但这不意味着对这场斗争的反思是没有意义的，正常人看到突破理智的杀戮和迫害都会感到胆战心惊，一场进步和反动的斗争，既然从进步主义的视角看，这场斗争的尽头是更加进步和文明的未来，那么在通往幸福的轨道上，也不能放弃最初的心愿，既然存在绝对正确的革命 那么在通往绝对正确的未来的道路上，也有必要用人道主义约束自己，不管它能否约束，它存在本身就提醒人们，人们永远也没有忘记斗争的初心，即是为了人的利益出发，同束缚人的制度进行斗争。

提醒人们

人永远是目的，而不是手段。

在绝对的人道主义之上，还有绝对的自然规律：大多数人不想死。

如果你想在一群快要饿死的人面前保护自己神圣而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那么你们大概率无法用人道主义说服对方。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时候，有共产党逃到老家，然后被父兄抓起来送到官府砍头的，那个共产党还是女性，为了避免被侮辱，父兄用针线把她的私处缝起来了，还有还乡团归乡的时候，也有土改积极分子被审完了活着割肉的，还有地方土改积极分子被做成了人肉包子，逼着乡亲们吃了，哪怕是解放后，也有“土匪”反攻倒算的时候，把干部杀了，然后女儿被众人强奸这类事情，也切实的存在着。

这还仅仅是阶级对抗下的反革命恐怖主义，漫长的长夜中被时光冲淡为绯红的血红还有多少，我也无法说清楚。

我难以想象长久坚持下来，肉体存活信仰还能坚持底线的个体能对你们嘴里的“人道主义”有什么看法，对于长久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恐怖，会对他们的精神构成怎样的影响也无从得知。我能确认的就是，十几年到二十几年的时间，施加在自己的同志的以及身边所有人的恐怖，叛卖，死亡，饥饿，恐惧，伤病等等等，都长久积淀酝酿着阶级仇恨，我们甚至可以抛开“革命的恐怖主义对抗反革命的恐怖主义”这个理性的评价，而是从感性角度来说，这些革命者的复仇，都已经保持了最大的克制。

阿连德和桑卡拉都死的很安详。被还乡团和小保队残杀的老区革命群众和我军战士就没有这种幸运了。

所以说别傻了，真有人道主义，谁闹革命啊。都闹革命了，还想要人道主义？

我老家鲁中地区那个村，47年国民党搞重点进攻，还乡团把村妇女主任用烧红的铁棍活活插死，把民兵队长（我爷爷的堂弟）用大锯锯了两天才锯死。人道主义？

当时爷爷在许世友的部队当连指导员，老人家晚年意识已经不清醒，时常大喊大哭，念叨的就是没在撤出潍县的时候把那些地主崽子全突突了。

来，跟我念经：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请问体面人老爷们，你们愿意被人道主义的推翻不？你们就算愿意，我们也不放心，因为历史告诉我们，你们不会对我们采取人道主义。

所以，革命要杀人是毋庸讳言的，也是不必遮掩的。

至于杀多少人，其中有多少人罪有应得，多少人无辜受累，多少人被反噬，那是历史中无数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革命是一个复杂而暴烈的反应体，一方面，其产生作用的因素是那样的繁多。另一方面，其只遵循最基本的客观法则。因此没有人能单纯的靠主观的行为和选择来影响他的方向。

有些人啊，脸上的血还没擦干净，就用杀人来指责革命，却假装对革命本身的产生一无所知。

杀人这件事儿本身不会有损革命的道德正当性，因为一场革命能够发生这个事实本身，就赋予了革命足够的道德正当性。

所谓造反有理，就是这个道理。

至于某些体面人诅咒的“下一个就是你”，我只能说，也许吧，我也不知道。请您在电线杆上挂好了，等着看就完事儿了。

给 @卫凌贞 补充点材料

之所以说这句话有阶级局限性

当然是因为革命者遵循人道主义，但他们的敌人却往往不会遵循人道主义

理想的情况下当然是要公平竞争

但实际上那些革命者的敌人往往凶狠又残暴，他们是不会讲费厄泼赖的。

连鲁迅都说过:

现在的官僚和土绅士或洋绅士，只要不合自意的，便说是赤化，是共产；民国元年以前稍不同，先是说康党，后是说革党⑦，甚至于到官里去告密，一面固然在保全自己的尊荣，但也未始没有那时所谓“以人血染红顶子”⑧之意。可是革命终于起来了，一群臭架子的绅士们，便立刻皇皇然若丧家之狗，将小辫子盘在头顶上。革命党也一派新气，——绅士们先前所深恶痛绝的新气，“文明”得可以；说是“咸与维新”⑨了，我们是不打落水狗的，听凭它们爬上来罢。于是它们爬上来了，伏到民国二年下半年，二次革命⑩的时候，就突出来帮着袁世凯咬死了许多革命人，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一直到现在，遗老不必说，连遗少也还是那么多。

以中国革命为例，蒋蚣能和别人先人道主义一下吗？？

以下出自王奇生的《党员，党权与党争》

那我只好引用一下雨果笔下的另一句名言了：

“呀！对！九三！这个字我等了许久了。满天乌云密布了一千五百年。过了十五个世纪之后，乌云散了，而您却要加罪于雷霆。”

因为它并没有给反革命以同样的限制。

如果真有绝对人道主义，那就不会爆发革命，恰恰是因为没有绝对人道主义才爆发的革命。

身体里长了恶性肿瘤，需要做手术开刀才能治疗，但只要开刀必然会流血。

把不流血置于做手术之上。那就只能不做手术了。

所谓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实际上就是否定革命。

至于恶性肿瘤在身体里，杀害了多少健康细胞，吸了多少血，反正人道主义者是看不见的 ，就当没有了。

这就是阶级局限性。

《九三年》这部小说是我还算熟悉。当时买了译林出版社1998年版，定价10元。译者是桂裕芳先生。

同学们看到封面，都以为是现代小说。其实书中写的是1793年，也就是是200多年前法国大革命时期。这个版本的共和军司令翻译成“戈万”而不是“郭文”。另外两位主角“西穆尔丹”和“朗特纳克”，则与题目所说区别不大。

小说中最先登场的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农妇米歇尔，带着三个孩子。

她的爷爷是胡格诺派，被神甫送去服苦役；父亲偷了一只兔子，被领主老爷打成残废；公公是私盐贩子，被国王绞死；丈夫为国王、领主、神甫打仗，死了。

我多希望有人说一句：“在绝对正确的保皇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可惜一个也没有。

她不知道祖国是什么，也不知道法国是什么，不知道蓝军和白军是什么，只知道战争毁了一切。农民虽然被封建统治者和神甫迫害，但是没有文化，没有阶级意识，还为“自己的”老爷们卖命。共和军收留了母子四人，给他们吃穿。

朗特纳克是布列塔尼亲王，由英国人扶植去法国发动叛乱，目的是开辟登陆场让英军上岸。这个人利用农民的宗教虔诚，拿一套“上帝”、“天主”的宗教鬼话欺骗农民，让人们为他卖命。

有个小细节可以注意一下。农民阿尔马洛谈到十年前抗盐税，问：盐税和国王是不是一回事？朗特纳克不敢回答，说“你不必弄明白”。

很快，“绝对人道主义”登场了。这个人是个乞丐，他只是出于好心，不想让任何人被杀，就提醒了朗特纳克，等于是救了他。侯爵问乞丐站哪一边，他说自己只是穷人，不共和也不保皇。

侯爵随即纠集了几千白军，开始对共和派还有农民进行大屠杀。

他与手下对话：

“你烧了农场吗？”
“烧了。”
“烧了村子吗？”
“没有。”
“把它烧掉。”
……
“伤员怎么办？”
“结果掉。”
“俘虏呢？”
“枪毙。”
“差不多有八十人。”
“统统枪毙。”
“还有两个女人。”
“也枪毙了。”

这两个女人其一是共和军的女商贩，随军卖酒的，头上中了四枪。另一个就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农妇米歇尔，重伤未死，但是孩子被抢走了。

救了侯爵一命的乞丐来到村子里。面对满地尸体，悔之晚矣。

后来，旺代的共和军指挥官戈万率领军队粉碎了英军登陆的计划，把朗特纳克包围在城堡里，侯爵用三个孩子做人质，要求共和军放了他，被断然拒绝。他们从地道跑了，一个死硬的王党分子伊马纽斯留下来负隅顽抗，还点燃火药，想烧死三个孩子。他说这是共和军的孩子，要杀了为王室报仇。简直可笑，这几个孩子懂什么？他们只是无家可归跟着共和军生活了几天。

如果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这种人也不值得宽恕吧。

接下来作者安排侯爵突然良心发现，从逃跑的地道折回来，救了三个孩子。指挥官为了贯彻人道主义思想，把侯爵放了。放了他会怎样？他还要跑出去召集旧部，继续战争，继续杀人的，他要带领英国人登陆扼杀革命，摧毁城市。

即使被捕，侯爵还念念不忘：要是把伏尔泰吊死，把卢梭送去服苦役就好了！

雨果在描写戈万心理活动的时候也知道这些，他写道：

……答案似乎不言自明：拯救朗特纳克。
对，可是法兰西呢？
……
他将重新作恶多端！他将残酷无情地、兴高采烈地再次投入仇恨和战争的深渊！从第二天起，人们将看到房屋被焚，俘虏被屠杀，伤员被处决，妇女被枪毙！

他描写的戈万得出结论：战争继续是一个深渊，不实行人道主义是另一个深渊。

讲人道主义的乞丐救了领主老爷一命，家乡被屠；讲人道主义的戈万救了叔爷一命（戈万以前是贵族，是朗特纳克的继承人），战争仍将继续，还要死更多人……

这就是“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还在“革命之上”？

这些行为都是表面人道，实际上不人道。有一点小人道，而不讲大人道。乞丐出于朴素的善良，戈万则是过于理想主义。

说好听了，叫做“在绝对正确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说通俗点就是乞丐朴素的善良害死了一群人，资产阶级软弱性妥协性将害死更多人。大家可以去看卷三第六章第二节“沉思的戈万”，作者实际上都想到了。

我们现在看到某些人拿雨果这句话空对空输出，一边彰显他们虚无缥缈的假人道主义，一边贬低所有革命斗争。这些人根本就不懂什么人道主义，他们只是本能的软弱、妥协和自负。

作者把大量篇幅用于歌颂法兰西革命，对于国民公会、巴黎人民、罗伯斯庇尔、丹东、马拉当做英雄去写，对法兰西革命和国民公会进行了气势恢宏的赞颂，与今天那些拿着“人道主义”诋毁革命的人有天壤之别。

在充分肯定了法兰西革命的进步性和巨大历史意义之后，作者才进一步意识到资产阶级革命中极端暴力的危害，进而通过作品这种悲剧结局，企图探索一种更完善的未来。绝不是一般人理解的对革命进行否定和贬低。他甚至还借书中的人物提出了男女平权，这是超越时代的进步。

可能受到古希腊“命运悲剧”题材影响，安排戈万死了，西穆尔丹也死了。英雄逝去而恶魔逍遥法外。全书最后戈万被处决，西穆尔丹开枪自尽。作者写到：“于是后者的黑暗融于前者的光明之中，这两个悲壮的姊妹灵魂一同飞上了天”

戈万与西穆尔丹是具有象征意义的。

他们都是革命者，光明与黑暗在这里并不是进步与反动，而是代表了革命的人道主义和残酷性。

戈万这个人物在卷三第二章之前大多是侧面描写，第一次直接出场的时候，正是一场大战结束。战士们的鲜血还未冷却，他就想当场“宽恕”一个死硬的王党分子，不但上去劝降，还“向他伸出手”。这个敌人却一手举枪一手挥舞马刀砍来，恰好赶到的西穆尔丹骑马替他挡下了致命的一刀。

我们应该注意作者的安排：

如果没有代表着革命残酷一方的西穆尔丹，所谓革命的人道主义第一次登场就得死。若没有雷霆手段，革命必然早已被扼杀，还讲什么人道与进步。

在郑克鲁先生的序言里，认为这句话表示作者陷入另一个极端。

实际上，我认为“在绝对正确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这句话，只是被某些人刻意取出，并加以歪曲和利用了。

戈万是作品中塑造的人物，作品中某个人物的观点，并不能代表作者。比如《茶馆》，你说王利发代表了作者？常四爷代表了作者？说不通吧？只能说他们代表了那个社会。

在卷三第二章第六节，曾经救了侯爵的乞丐这样反思：

于是他自问：“当初我为什么要救这位老爷呢？”
又自答到：“因为他是人。”
对这个回答，他沉思片刻，又接着想：“果真如此吗？”
他心酸地自言自语：“早知如此！”

“早知如此”竟然出现了两次。

一次是侯爵屠杀农民枪毙俘虏之后，另一次是乞丐救活农妇之后很久。可想而知，作者对于戈万放走朗特纳克是什么态度了。

接下来的第七节，戈万与西穆尔丹进行了思想的交锋。他们一个主张宽大，一个主张残酷。当然，这种宽大和残酷都是局限于资产阶级革命范畴中的。

细读这一节，你会发现戈万的理由十分简单、苍白、无力，西穆尔丹完全占据上风。他没有责怪戈万赦免三百名农民，而是指出，戈万赦免了两个王党头目，现在都成了重要威胁。这太打脸了：指挥官的人道，使自己的士兵继续付出牺牲。

戈万进行赦免，仅仅因为对方处于劣势。比如“怎么能让一千五百人去杀一个人？”

西穆尔丹是怎么说的：“切除肿瘤哪能不流血呢？扑灭大火哪能不牺牲一部分呢？……你要求它对病毒实行赦免，对毒汁宽大为怀？革命不会听你的。”

戈万辩解说：“我不愿流血，除非我自己也可能流血”

他做事的标准是“自己是否受害”，却不考虑自己赦免的王党要杀死多少共和军士兵，要杀死多少农民！看到这些，谁还会认为雨果站在戈万那边？

雨果推崇的既不是糊涂的戈万，也不是冷酷的西穆尔丹，更不是那个满口“天主”愚弄农民的大话精侯爵。

纵观整部作品，他对王党的描写就是朗特纳克的宗教鬼话、各种屠杀、愚昧的从众、死硬的暴力疯子，几乎没有正面元素。

他所寻求的宽大，绝不是戈万这种毫无原则，随心所欲，而正是资产阶级革命中没有的，需要新的，更先进的阶级去实现的东西。

可是啊，有些知识分子就是扒出了作品中某一人物的某一想法，当做作者的想法。

为什么要这样？他们又不是第一天读文学作品，难道不知道某一人物不能代表作者？只是装糊涂罢了，为自己的理念找名人背书。既然雨果是大作家，好，那就好好利用他！

所以他们选取了作品中某一文学人物的只言片语奉为圭臬，却不肯根据整部作品得出结论，对作者99%的内容选择性无视！

他们把“人道主义”与“革命”进行对立。好像只有他们懂人道，一沾上“革命”就没人道了，简直荒唐。

他们要“革命”的解释权，要“人道”的定义权。

你们来讲，那是不算数的，人家想说了算。

他们只针对“革命”讲所谓的“人道”，甚至连资产阶级革命都不放过。

那真的是追求人道主义吗？假的，只是想让你缴枪而已。人道主义，仅仅是这些人攻击革命的工具。

嘿，我还就想看看，这种人什么时候能说了算。

我们正走近巅峰。
这就是国民公会。
看到这座顶峰，目光变得凝重了。
人类的地平线上，从未出现过如此高峰。
有喜马拉雅山，有国民公会。
国民公会可能是历史的顶点。
在国民公会活着的时候，是的，在它作为议会活着的时候，人们并不了解它怎么样。同时代人所忽视的，恰恰是它的伟大之处；人们太恐惧了，看不到它的夺目光辉。
一切伟大的事物都包含神圣的恐怖。赞赏平庸和土丘，这是很容易的；
然而高耸的东西，例如天才、高山、议会、杰作，如果从近处看就会使人骇然。
任何巅峰都显得过高，攀登起来十分吃力。
你会在峭壁上气喘吁吁，在坡路上滑倒，在崎岖不平的地方撞伤，但崎岖正是它的美。激流汹涌，表明近处有悬崖。云雾遮住山顶，攀登与坠落都令人胆战心惊。因此，恐惧盖过赞赏。你体验到一种奇异的感觉，你厌恶伟大。你看见深渊而看不见崇高；你看见魔鬼而见不到奇才。当初人们就是这样看待国民公会的。
它应该受到雄鹰的赞赏，却受到近视者的蔑视。
今天国民公会已成遗迹，它在在宁静而悲壮的远方，在深邃的天空中勾画出法兰西革命的巨大侧影。
……
国民公会从革命中脱颖而出的同时，也创造着文明。
它是一座熔炉，一座冶炼的熔炉。
这座熔炉里虽然翻滚着恐怖，但也酝酿着进步。
从那纷纭的阴影中，从那汹涌奔驰的云层中，射下万道光芒；
这光芒犹如永恒的定律，闪耀在地平线上，闪耀在各国人民永远看得见的天上，分别代表着正义、宽容、仁慈、理性、真理、博爱。
国民公会宣告这样一条伟大的公理：
一位公民的自由在另一位公民的自由的开始处结束。
这句短短的话概括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全部准则。
国民公会宣布穷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它宣布残疾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盲人和聋哑人应该受到国家监护，母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未婚的母亲应该得到安慰和扶助，儿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孤儿应该由国家收养，清白无辜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被宣判无罪的被告应该得到赔偿。
它谴责贩卖黑奴，主张废除奴隶制度。它宣扬公民团结互助。
它规定实行免费教育。它组织国民教育，在巴黎由师范学校、在省城由中心学校、在乡镇由初级小学负责实施。
它创办音乐戏剧学院和博物馆。
它颁布法律，统一法规，用十进制统一度量衡。
它建立了法国的财政，用国家的信誉取代了君主专制下国家信用的长期破产。
它使通讯有了电报，为老年人创办了享受救济的养老院，为病人建立了清洁的医院，为教育创办了综合科技学校，为科学创办了气象局，为人类智力创办了研究所。
它是本国的，又是世界的。
国民公会颁布了一万一千二百一十条法律，其中三分之一涉及政治，三分之二涉及人类。
它宣布普遍的道德为社会的基础，普遍的良心为法律的基础。
而这一切，废除奴隶制、宣扬友爱、保护人类、匡正人心、将劳动法则变为权利，使之不再是难以承受的，而是有益的、巩固国家资产、教育儿童和救济儿童、宣扬文艺和科学、在所有的顶峰点燃光明、援助一切困苦者、宣布一切原则，国民公会做了这一切，虽然它腹中有旺代这条七头蛇，肩上有国王们这群老虎。

不好意思，执着于键政那点破事，对于题主的问题没有讲得很清楚：

如果你通读这部著作，就会发现雨果塑造的这几个人物都是有各自缺陷的。

资产阶级革命的局限性体现在搞人道就胡乱放人，无原则妥协，甚至向敌人投降，出卖工农利益；搞革命呢，有时候就胡乱杀人，甚至不分青红皂白。

这些都是不对的。他们的革命既体现了软弱妥协性，又伴随着残酷滥杀，这两个缺陷都是他们的阶级局限性。

不过并不能因为这些否认法兰西革命的伟大，它推翻了上千年的封建帝制，为人类文明带来了曙光，传播了进步思想，无数人因此受益。今后的道路还很长，人类社会也不会止步于此。

推荐一个电影：

雨果这句话有三个比较重要的观点，前半句是肯定革命的必要性，后半句是肯定人道主义的必要性，合起来是说“人道主义”的要高于“革命”。

阶级局限性这里是评价雨果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革命者具有这一阶级特有的“两面性”，既有革命性又有妥协性。

雨果是个革命党人，他本身对革命的必要性和正当性是支持的，在雨果生活的时代封建地主的残酷剥削雨果也确实体会到了。

雨果是个人道主义者，他确实相信在革命中可以采取更多的“仁慈、宽恕”是人性中的美好部分，人在采取行动时要人道主义，即便革命时也是如此。

换句话说就是一旦革命和人道主义冲突时，应该是革命给人道主义让路。

革命最终的目的是让大家都过得幸福美好，通过小部分人的流血牺牲来达成大家幸福美好的目标这才是“革命”，而让大家都幸福美好无疑是最高层次的“人道主义”。

从这个角度来说“人道主义”是目的，而“革命”是手段，手段是为了达到目的，所以手段与目的冲突时当然要让位于目的，所以雨果的话确实是“正确”的。

理论上“正确”未必意味着实践中也“正确”，就像是理论上无论多重的东西从同样高度抛下应该同时落地，而现实中同样重的羽毛就是比石头晚落地一样。

革命的是通过少数人流血牺牲让大家都幸福美好，大家都幸福美好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这不是一个现实中可以实现的目标，所以所有革命必须要有一个切实可行的目标，比如“土地改革”、“生产资料公有”等等，通过审视革命的目标就能得出目前社会制度中需要改革的部分，进而得出谁是“敌人”谁是“朋友”。

可以说在“革命”里“敌人”是必须要被全部消灭的，不然的话新秩序的推进就会打折扣，这样的革命是不彻底的，不彻底的革命就一定会造成革命预期里应该幸福美好的一部分人实际上并没有幸福美好，所以在“革命”里对“敌人”仁慈不是什么“人道主义”而是“慷他人之慨”。

事实上“革命”中的“敌人”未必都是一般意义上的坏人，一般意义上的好人也会因为自己的阶级、立场等因素而成为“敌人”，“革命”里消灭“敌人”并不是因为他们人格上好或者坏，而是因为他们阻碍了大多数人追求幸福美好的道路。

无论怎么美化也改变不了革命是一场有组织的暴力活动这一事实，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要掉脑袋的，而在这一场极端的暴力活动中是不能苛求每个人都时时刻刻保持个人层面上的“人道主义”的。

人不是神，不会处处完美，人性中不仅有博爱、仁慈、同情，同样也有歧视、暴虐、冷漠，既然认为人是自由的，那恐怕注定不会所有人都表现出善良的一面。

我们当然都追求人性中的善，但我们不能假装人性中的恶不存在，我们只能与现实共存而不是捂着眼睛不去看那些我们认为不好的东西，我们不能要求革命者人性中只有善，因为革命者也是人，他们不是神，他们不完美。我们不能因为革命者人性中也存在恶的部分就不去革命或者否定革命成果。

所以现实中的状况是，从宏观角度说“革命”给“人道主义”让路不过是慷他人之慨的虚伪之举。从微观角度上说，让每个革命者都“人道主义”又是苛求人性只有善良的“造神运动”。

所以雨果的话在现实中作为革命的指导思想毫无疑问会造成失败的革命或者不彻底的革命，资产阶级局限性里说的就是资产阶级这种革命又不能完全革命的特点，说雨果的话具有阶级局限性也挺合适的。

抖机灵。

既然革命讲人道主义，那么他就是道德的。

如果革命是道德的，道德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那么革命就应该在法律的框架内。

革命在法律的框架内，那么就有两点：如果该国法律不准革命，那就不能革命；如果该国法律允许革命，那么在革命的过程中，就不能出现违反法律的行为。

那么有的朋友就要问了，法律不准革命但是非革命不可该怎么办啊？那就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感动上层建筑以获得配合，二是遵循上层建筑运转规律，获得对上层建筑的控制权。

如果感动不了那是你们能力不足，和上层建筑有什么关系？

绝对的人道主义是人的神性。

绝对正确的革命是人性驱使改造社会的勇气与努力，因此也就有了阶级的划分，阶级之间的斗争，凡此皆在人间。

当然，从人间的角度，神性反倒局限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