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为何不断北伐？
一、生存危机与政治合法性的天然诉求：
东晋的建立，本身就带着一丝“偏安”的尴尬。公元316年，西晋灭亡，中原沦陷于“五胡乱华”，司马睿在南方士族的支持下渡江称帝，建立了东晋。这意味着，东晋政权是从北方政权的废墟上艰难建立起来的，其统治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继承大统”的政治叙事。
“复兴汉室”、“还我中原”的号召： 丢失北方，尤其是以洛阳、长安为代表的政治文化中心，是东晋士人心中永远的痛。每一次北伐，都打着“驱逐胡虏，恢复汉室”的旗号，这不仅是政治口号，更是凝聚人心、争取士族支持的重要思想武器。如果不北伐，就等于承认了北方政权的合法性，这对于一个逃亡政权来说是致命的。
巩固统治的需要： 在南方，东晋的统治基础相对薄弱，尤其是对江南士族和北来侨姓士族的平衡。通过北伐，可以转移国内矛盾，统一内部意志，同时也为那些希望返回故土、恢复旧日荣光的北方士族提供一个希望，从而进一步巩固其统治合法性。
打破被动局面： 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在东晋建立初期，实力仍然非常强大，对东晋构成了直接的生存威胁。东晋如果长期龟缩于南方，一旦北方政权发动大规模南侵，其防御将非常困难。因此，主动出击，在北方建立缓冲地带，或者削弱北方敌人的实力，是维护自身安全的重要手段。
二、北方士族与士族集团的共同利益：
东晋的统治，很大程度上是由北方的流亡士族所支撑的。这些士族在中原拥有深厚的根基和政治资本，他们南渡后，虽然在南方重建了地位，但故土难离，渴望重返故乡。
政治野心与权力诉求： 北方士族，如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等，是东晋的政治核心。他们主导着朝政，北伐对于他们而言，不仅仅是政治抱负的实现，更是重返故土、恢复家族昔日荣耀和权势的途径。每一次北伐的成功，都意味着他们可能在故土获得新的封地和权力。
经济利益的驱动： 北方土地肥沃，经济发达，是东晋士族曾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南渡后，虽然江南经济也在发展，但与北方相比仍有差距。北伐成功，意味着可以重新获得这些土地和资源，提升家族的经济实力。
军事力量的支撑： 东晋的军队，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些士族所掌控的。士族拥有自己的家兵和附庸，他们是北伐的主要兵源和军事骨干。他们的支持，是东晋能够发动北伐的物质基础。
三、军事上的战略考量与实际机会：
北伐并非总是盲目的。在某些历史时期，北方政局的动荡也为东晋提供了实际的出兵机会。
北方政权的内部矛盾： 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政权更迭频繁，内部冲突不断。例如，前秦在统一北方后，其内部就存在着民族矛盾和地方势力割据的问题。东晋抓住这些时机发动北伐，试图趁虚而入，收复失地。
军事将领的个人野心： 东晋历史上也涌现出许多杰出的军事将领，如祖逖、陶侃、桓温、谢安等。他们对北伐的推动，既有爱国情怀，也有个人建功立业的抱负。例如，桓温四次北伐，虽然未能彻底收复北方，但极大地提升了东晋的军事声望，也巩固了其在政坛的地位。
战术与战略的运用： 东晋的北伐，并非总是倾巢而出，也存在着一些谨慎和有策略的尝试。例如，祖逖的北伐，初期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由于内部支援不足而失败。谢安指挥的淝水之战，更是以少胜多，是东晋军事史上一次辉煌的胜利，虽然其目的更多是防御反击，但客观上巩固了东晋的统治，并一度为北伐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文化与民族认同的延续：
作为汉文化的正统继承者，东晋士族肩负着延续中华文化的使命。
文化的守护者： 北方沦陷后，许多汉族士人南渡，带来了中原的文化典籍和制度规范。他们视自己为汉文化的守护者，将北伐看作是文化传承和复兴的关键一步。他们希望能够将汉文化重新播撒到北方，驱散胡风。
民族情感的凝聚： 尽管东晋政权内部存在着复杂的民族构成，但从政治和文化层面，其核心仍然是汉族士族。北伐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民族情感的体现，是对失去故土、同胞受苦的愤怒和不甘。
为什么东晋北伐“屡战屡败”或“未能成功”？
尽管北伐的动力如此充足，但东晋的北伐大多数以失败告终，或者仅仅取得一些局部的胜利，未能实现收复中原的宏大目标。这背后也有着深刻的原因：
国力衰弱： 相较于北方新兴的强大政权，东晋的国力本身就比较有限。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虽然在进步，但与北方相比仍有差距。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建立起相对稳固的军事和政治体系。
内部政治分裂： 东晋朝廷内部，士族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权力斗争始终存在，影响了北伐的决策和执行。例如，许多北伐的决策往往受到内部党派和个人利益的影响，未能形成统一和坚定的战略意志。
军事人才的断层： 虽然有祖逖、桓温等名将，但东晋朝廷的军事人才储备相对不足，难以持续培养出能够与北方强敌抗衡的将领。
战略判断失误： 有些北伐的决策，例如桓温的北伐，存在着过于冒进或对北方实力判断不足的问题，导致最终失败。
总结来说，东晋不断北伐，是其生存的需要，是统治合法性的基石，是北方士族集团利益的驱动，也是军事和文化上的战略选择。尽管屡屡受挫，但北伐的精神却贯穿了整个东晋王朝，成为那个时代重要的历史叙事之一，也深刻影响了后世对中原正统的认知。它展现了一个逃亡政权在逆境中求生存、求复兴的艰难与决心。
网友意见
东晋为何常常北伐，从国家层面上看原因如下：
一，东晋和汉赵政权（包括后赵）有着深仇大恨。
东晋“王与马公天下”，王导和司马睿都是司马越一党，而司马越一党被汉赵物理毁灭，这自然决定他俩在政治倾向上和汉赵是对立的。
当然，这种仇恨或者这种政治倾向不仅是他俩个人问题，可以说是包括东晋整个统治阶级和基层百姓。
东晋的大权主要掌握在南渡的北方士族手中，而他们大多曾经在中朝交际。而洛阳沦陷，宁平之屠，大量名士被杀，自然其中有不少南渡北方士族的朋友乃至亲族。
另外司马越的王妃裴妃曾力助王导、司马睿南渡之计，可以说对王导、司马睿有恩，而裴妃的兄弟死于石勒之手，儿子也下落不明，因此如果王导司马睿不对北伐抱有支持态度（即使是表面上），那在裴妃哪里说不过去。（司马越的中朝对东晋朝廷影响很大，而裴妃可以说是司马越余党的一个代表。）
而汉赵帝国杀戮的不只是名士，被杀害的百姓更是数不胜数。所以无论是留在中原的百姓，还是南下避难的流民都对汉赵政权抱有仇恨，而东晋要想在江南立足，除了要稳定吴地百姓和士族，对于中原百姓和南下流民也不能疏忽，前者是抵御汉赵的屏障，后者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反之如果处理不好，还会引发动乱）
因此即使王导晚年怠政，司马睿基本上是傀儡，但这却不影响北伐在东晋的政治正确。这是因为东晋自上及下很多人对北伐往往能产生共鸣。乃至孔子的后人孔坦在临死之际依然挂念王师北伐。
因此可以说无论是政治上，还是民间，乃至礼教方面都对东晋北伐起促进作用。
从情感上说东晋自然要支持北伐，而凝聚的情感则又会影响利害关系。如果东晋反对北伐，那就会寒了人心，继而给自己统治增加不稳定因素。所以情感因素和利害因素都决定了东晋支持北伐的政治态度，而两者又是相辅相成的。
另外这种情感虽然会随着时间而递减，但终东晋一朝却从未消失过。从负面情感上说，北方持续大乱，关键因素在于民族矛盾，而民族矛盾和仇恨又有着很大关联。从正面情感上来说，北方百姓依然有不少人期盼王师，这在刘裕北伐时，百姓纷纷相迎，乃至边远的凉州都翘首以盼便能看出来。
二，东晋以正统自居，所以即使一些执政大臣如王导想偏安一隅，但嘴上还要说要恢复神州。并且东晋初年没有玉玺，被北方政权戏称“白板天子”，也自然让东晋政府不能忍，所以收复故都，夺回玉玺成为了证明自己是正统的必要途径。
虽然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争正统是个挺无聊的事情，但在当时正统思想对政治军事都起到很大影响。
三，到了东晋中后期，北伐成了权臣提高声望乃至借机夺取权力的手段。如桓温借助北伐，打击异己，逐步夺取军权（如桓温借助第三次北伐，夺取了下游朝廷所倚靠的徐、兖军队）。
而东晋朝廷（主政的是司马昱）在桓温时期为了与之对抗，也进行北伐，不过因为殷浩是嘴强王者， 导致反而搬石砸脚，不仅没有提升与桓温对抗的资本，反而自损威望。
而刘裕时期，虽然东晋皇族已经摇摇欲坠，不过此时在东晋内部，刘裕还有如刘毅、诸葛长民等对手，所以刘裕通过北伐便能提高声望和地位，从而压制他们。
说完了国家层面，再说说个人层面。东晋一朝倡言北伐者， 主要有祖逖，陶侃，庾亮（以及庾翼），桓温，谢玄，刘裕。
若以性质来看 ，我以为祖逖、陶侃、谢玄可以说是公大于私，而庾亮、桓温、刘裕是私大于公。
一，祖逖自不用多言，他的北伐不计成败利钝，一心想着收复失地。可以说在东晋诸多北伐中是最纯粹的一次。而祖逖北伐时，北方大乱，并且中原有不少流民帅在各自为战， 这给祖逖北伐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二，陶侃，虽然他并没有进行北伐，但晚年确实有打算进行北伐。陶侃虽曾有异志（如曾打算废王导），但到了晚年也变的超然起来，临死之前主动提出把自己管辖的荆州、江州交还朝廷，同时在给皇帝的临终上疏中提到：“臣间者犹为犬马之齿尚可小延，欲为陛下西平李雄，北吞石季龙，是以遣毌丘奥于巴东，授桓宣于襄阳。良图未叙，于此长乖！”
正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陶侃这番表述理应更多是发自内心的。
而之所以陶侃会如此，我认为可能和陶侃的好友周访有关，周访生前曾有北伐之志，然未实行就病逝了。而陶侃受到周访影响，想帮友人完成遗愿也是理所应当的。
另外当时石勒已死，石虎夺位，石赵帝国展开内战，这种外部条件也有利于陶侃北伐。
三，谢玄和谢安是东晋少有的贞臣。虽然谢玄北伐不能说完全没有为门户计的因素，但整体上看依然是公大于私，谢玄北伐更多还是想为国家收复失地。这点从谢玄临终上疏也能看得出来“冀仰凭皇威，宇宙宁一，陛下致太平之化，庸臣以尘露报恩，然后从亡叔臣安退身东山，以道养寿。”
并且当时前秦解体，北方再次大乱，确实是北伐的大好时机。
四，桓温和刘裕，桓温和刘裕北伐自然主要是为了增加声望地位和夺取权力，乃至最终篡晋，这无需多言。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他俩北伐是为了私计，而不是为了晋室，但不能因此就否认他俩北伐依然有恢复神州的想法。（这种想法刘裕比桓温更强烈）
可以说虽然桓温和刘裕北伐是以达到政治目的为主，但两人悠然不失英雄豪气。
而从外部条件上看，北方大乱，各个势力相互征战，无疑也给了桓温和刘裕一个好的北伐环境。
五，最后说庾亮和庾翼，他俩北伐并没有真的恢复故土的打算，而是纯为门户私计。具体来说他俩是想借助北伐来夺取襄阳的控制权。
当时由流民帅桓宣驻守襄阳，桓宣志在抗胡，所以对政治上的事也不关心，因此和门阀士族没什么瓜葛，但也正因如此收到庾家的猜忌。
当时的东晋朝廷普遍对流民帅怀有戒心，而桓宣又没有靠山，自然成为了庾家排挤的对象。
而庾亮和庾翼的北伐正是为了从桓宣手中夺取襄阳，以此成为荆州的屏障（当时这是庾家的辖区）。
所以庾翼北伐看似草草而终，实际上是因为庾翼已经达到夺取襄阳的目地，自然不用再向前进军了。
而庾亮为了门户私计发起的北伐，也全然不顾外部条件（石赵帝国尚强），当石虎派大军反击时，完全出于私计的庾亮自然不愿也不敢和石赵大举开战，所以便托口邾城坚固不予救援，导致晋军惨败。
故而庾亮、庾翼为了门户私己，一个坑死毛宝，一个气死桓宣，实在令人不齿。
值得一提的是庾家夺取襄阳后，继而经营大荆州地区，但最终却成为了桓温的嫁妆，而桓温的崛起也让庾家步向没落， 也是颇具讽刺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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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末群英传》第一回（图文小说） - 李梦阳转世的文章 - 知乎 https://zhuanlan.zhihu.com/p/108593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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