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清朝，大顺或其他新政权遇到列强会如何？
如果大顺或类似的政权取代了清朝，并且在历史的某个节点上遇到了像西方列强这样的外部力量，那场面恐怕会比我们熟知的晚清历史更加波折和难以预测。与其说“如何”，不如说它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可能导向一个与我们所知历史截然不同的结局。
首先，我们需要厘清“大顺”或者“其他新政权”指的是哪一个时间点和怎样的政权性质。这里我们假设指的是李自成的大顺军在1644年攻占北京后，如果能站稳脚跟并持续下去，或者在清朝之前的明末出现一个强大且能整合全国的新兴政权。无论哪种情况，它们都将面对一个与满清截然不同的内外环境。
政权性质的差异及其影响：
大顺政权（以李自成为例）的特点： 李自成的大顺军是一支农民起义军，其核心力量是饱受剥削的农民。他们的政策出发点是“均田免赋”，这在短期内能获得巨大的民众支持，但长期来看，其治理能力、官僚体系的建立、以及对复杂社会经济问题的应对能力，都还停留在早期革命阶段。他们缺乏像明朝那样绵延数百年的制度遗产，也缺乏清朝作为继承者所拥有的一些“正统性”和政治经验。
其他新兴政权： 如果是其他形式的新政权，比如在明朝内部改革失败后崛起的一个地方势力，其性质可能更接近于区域性军阀，或者如果它能整合北方资源，可能也会呈现出一些类似大顺的特点。
与列强相遇的场景设想：
假定这个新政权在17世纪末、18世纪，甚至是19世纪初遇到了正在全球扩张的欧洲列强（如荷兰、英国、法国等）。此时的欧洲正处于工业革命的早期或中期，军事技术和组织能力远超当时的大部分亚洲国家。
1. 军事层面：
技术鸿沟： 即使新政权在本土作战时能发挥地利优势，但面对装备精良、战术现代化的欧洲军队，尤其是其火器（早期为滑膛枪、火炮，后期为线膛枪和更先进的火炮）和海军，将面临严峻挑战。大顺军的武器装备主要还是以冷兵器和少量落后的火器为主，与当时欧洲的火器技术存在代差。
海军劣势： 陆战尚且困难，海战则几乎没有胜算。欧洲列强届时已经拥有强大的海军力量，能够进行远洋运输、封锁港口甚至进行海上登陆作战。如果新政权没有意识到海权的重要性，或者没有能力发展海军，将非常被动。
指挥与组织： 农民起义军的军事组织能力通常不如正规军。虽然李自成在某些战役中表现出杰出的指挥才能，但面对欧洲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军队，以及能够进行复杂战役协调的军官团，其劣势会逐渐显现。
2. 外交与政治层面：
“朝贡体系”的颠覆： 传统的朝贡体系是基于等级制和礼仪的，而欧洲列强则奉行的是“国家对国家”的平等条约和自由贸易原则。新政权可能会用对待周边藩属国的方式来处理与西方列强的关系，但这种模式在列强眼中是无法接受的。
合法性与承认： 列强在对外扩张时，往往会寻求政治上的合法性，比如通过外交承认、签订条约。一个由农民起义建立的新政权，其合法性基础与明朝或清朝不同，可能会在初期受到列强的质疑或利用。列强可能会选择支持任何一个能给他们带来利益的派别，包括那些反对新政权的前明朝残余势力。
“通商”与“特权”： 列强来华的主要目的是贸易和寻求市场。他们会要求开放通商口岸，争取免税、治外法权等特权。新政权是否愿意或有能力在这些问题上与列强周旋？农民起义的政府往往关注的是国内的生存和稳定，对于复杂的国际经济和法律体系可能不熟悉，更容易在谈判中处于劣势。
3. 经济与技术层面：
工业基础的缺失： 即便新政权能维持国内统治，但其经济基础仍然是农业为主。面对已经开始工业化的欧洲，这种经济上的差距是难以弥补的。列强可以通过贸易逆差、倾销商品等方式，对新政权造成经济冲击。
技术引进的困境： 新政权是否会主动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这取决于其统治者的视野和政策。如果统治者依然停留在传统的农耕文明思维，对西方技术抱有警惕或不重视，那么技术落后的问题会更加突出。反之，如果统治者具有开阔的视野，主动学习，甚至可能像后来的明治维新那样，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但这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国内环境和高明的政治手腕。
可能出现的几种走向：
被迅速击败与瓜分： 这是最悲观但也是最有可能的结局。如果新政权内部不稳，无法有效整合国家力量，面对列强的军事优势，可能很快就会被击败，甚至面临被列强瓜分领土的命运，比晚清更早、更惨烈。例如，一些港口或沿海地区可能直接被列强控制。
被迫屈辱性的不平等条约： 如果新政权能在早期抵抗住列强的军事压力，但又无力在长远上对抗，可能会被迫签署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丧失主权和领土，沦为半殖民地。这种条约的严苛程度，取决于新政权抵抗的决心和列强的欲望。
短暂的抵抗后被本土势力推翻： 如果新政权表现得过于激进或不得人心，列强可能会扶持其他的本土势力（如前明残余、地方官僚等）来对抗新政权，从而加剧内乱，导致政权覆灭。
意外的生存与融合： 这是一个更具戏剧性的设想，但可能性较低。如果新政权领导人具有极强的政治智慧和战略眼光，能够认识到西方技术的优越性，并能在短期内稳定国内局势，吸收西方先进的军事、经济和管理模式，那么或许能找到一条与列强共存，甚至互利的道路。但这需要极高的政治才能，以及对国际形势的精准判断。例如，如果能像日本那样，在早期以“友好的强制”方式学习西方，或许能避免被完全殖民。但考虑到大顺政权的起源和当时的政治环境，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总而言之：
如果没有清朝，大顺或其他类似的新政权在面对列强时，很可能因为其政权性质（农民起义的短暂性、治理能力不足）、军事技术落后、以及对国际规则的陌生等原因，比清朝更早、更直接地陷入被动。
开放与改革的压力会更早到来： 列强的到来会迫使新政权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进行改革，但这种改革是外部压力下的被动应对，而非内部主动的战略选择，成功率大打折扣。
统治的合法性与稳定性受到严峻考验： 一个新生的、根基不深的政权，一旦在对外交往中出现重大失误，很容易引发国内的反抗和动荡，失去统治合法性。
对中国历史进程的改变是巨大的： 列强对中国市场的需求和扩张野心是客观存在的。如果大顺政权未能有效应对，中国可能在更早的时期就失去独立自主，其历史走向将完全不同，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中国”可能根本不会以现在的面貌存在。
与其说“如何”，不如说，这几乎是一个注定无法轻松应对的局面。大顺政权若想在这样的历史洪流中生存下来并发展壮大，需要在短短几年或十几年内完成清朝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学习和转型过程，这难度可想而知。它更像是在一个风暴来临之际，一个刚刚搭好的简易船只，去对抗一艘装备精良、乘风破浪的巨舰。
首先，我们需要厘清“大顺”或者“其他新政权”指的是哪一个时间点和怎样的政权性质。这里我们假设指的是李自成的大顺军在1644年攻占北京后，如果能站稳脚跟并持续下去，或者在清朝之前的明末出现一个强大且能整合全国的新兴政权。无论哪种情况，它们都将面对一个与满清截然不同的内外环境。
政权性质的差异及其影响：
大顺政权（以李自成为例）的特点： 李自成的大顺军是一支农民起义军，其核心力量是饱受剥削的农民。他们的政策出发点是“均田免赋”，这在短期内能获得巨大的民众支持，但长期来看，其治理能力、官僚体系的建立、以及对复杂社会经济问题的应对能力，都还停留在早期革命阶段。他们缺乏像明朝那样绵延数百年的制度遗产，也缺乏清朝作为继承者所拥有的一些“正统性”和政治经验。
其他新兴政权： 如果是其他形式的新政权，比如在明朝内部改革失败后崛起的一个地方势力，其性质可能更接近于区域性军阀，或者如果它能整合北方资源，可能也会呈现出一些类似大顺的特点。
与列强相遇的场景设想：
假定这个新政权在17世纪末、18世纪，甚至是19世纪初遇到了正在全球扩张的欧洲列强（如荷兰、英国、法国等）。此时的欧洲正处于工业革命的早期或中期，军事技术和组织能力远超当时的大部分亚洲国家。
1. 军事层面：
技术鸿沟： 即使新政权在本土作战时能发挥地利优势，但面对装备精良、战术现代化的欧洲军队，尤其是其火器（早期为滑膛枪、火炮，后期为线膛枪和更先进的火炮）和海军，将面临严峻挑战。大顺军的武器装备主要还是以冷兵器和少量落后的火器为主，与当时欧洲的火器技术存在代差。
海军劣势： 陆战尚且困难，海战则几乎没有胜算。欧洲列强届时已经拥有强大的海军力量，能够进行远洋运输、封锁港口甚至进行海上登陆作战。如果新政权没有意识到海权的重要性，或者没有能力发展海军，将非常被动。
指挥与组织： 农民起义军的军事组织能力通常不如正规军。虽然李自成在某些战役中表现出杰出的指挥才能，但面对欧洲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军队，以及能够进行复杂战役协调的军官团，其劣势会逐渐显现。
2. 外交与政治层面：
“朝贡体系”的颠覆： 传统的朝贡体系是基于等级制和礼仪的，而欧洲列强则奉行的是“国家对国家”的平等条约和自由贸易原则。新政权可能会用对待周边藩属国的方式来处理与西方列强的关系，但这种模式在列强眼中是无法接受的。
合法性与承认： 列强在对外扩张时，往往会寻求政治上的合法性，比如通过外交承认、签订条约。一个由农民起义建立的新政权，其合法性基础与明朝或清朝不同，可能会在初期受到列强的质疑或利用。列强可能会选择支持任何一个能给他们带来利益的派别，包括那些反对新政权的前明朝残余势力。
“通商”与“特权”： 列强来华的主要目的是贸易和寻求市场。他们会要求开放通商口岸，争取免税、治外法权等特权。新政权是否愿意或有能力在这些问题上与列强周旋？农民起义的政府往往关注的是国内的生存和稳定，对于复杂的国际经济和法律体系可能不熟悉，更容易在谈判中处于劣势。
3. 经济与技术层面：
工业基础的缺失： 即便新政权能维持国内统治，但其经济基础仍然是农业为主。面对已经开始工业化的欧洲，这种经济上的差距是难以弥补的。列强可以通过贸易逆差、倾销商品等方式，对新政权造成经济冲击。
技术引进的困境： 新政权是否会主动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这取决于其统治者的视野和政策。如果统治者依然停留在传统的农耕文明思维，对西方技术抱有警惕或不重视，那么技术落后的问题会更加突出。反之，如果统治者具有开阔的视野，主动学习，甚至可能像后来的明治维新那样，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但这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国内环境和高明的政治手腕。
可能出现的几种走向：
被迅速击败与瓜分： 这是最悲观但也是最有可能的结局。如果新政权内部不稳，无法有效整合国家力量，面对列强的军事优势，可能很快就会被击败，甚至面临被列强瓜分领土的命运，比晚清更早、更惨烈。例如，一些港口或沿海地区可能直接被列强控制。
被迫屈辱性的不平等条约： 如果新政权能在早期抵抗住列强的军事压力，但又无力在长远上对抗，可能会被迫签署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丧失主权和领土，沦为半殖民地。这种条约的严苛程度，取决于新政权抵抗的决心和列强的欲望。
短暂的抵抗后被本土势力推翻： 如果新政权表现得过于激进或不得人心，列强可能会扶持其他的本土势力（如前明残余、地方官僚等）来对抗新政权，从而加剧内乱，导致政权覆灭。
意外的生存与融合： 这是一个更具戏剧性的设想，但可能性较低。如果新政权领导人具有极强的政治智慧和战略眼光，能够认识到西方技术的优越性，并能在短期内稳定国内局势，吸收西方先进的军事、经济和管理模式，那么或许能找到一条与列强共存，甚至互利的道路。但这需要极高的政治才能，以及对国际形势的精准判断。例如，如果能像日本那样，在早期以“友好的强制”方式学习西方，或许能避免被完全殖民。但考虑到大顺政权的起源和当时的政治环境，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总而言之：
如果没有清朝，大顺或其他类似的新政权在面对列强时，很可能因为其政权性质（农民起义的短暂性、治理能力不足）、军事技术落后、以及对国际规则的陌生等原因，比清朝更早、更直接地陷入被动。
开放与改革的压力会更早到来： 列强的到来会迫使新政权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进行改革，但这种改革是外部压力下的被动应对，而非内部主动的战略选择，成功率大打折扣。
统治的合法性与稳定性受到严峻考验： 一个新生的、根基不深的政权，一旦在对外交往中出现重大失误，很容易引发国内的反抗和动荡，失去统治合法性。
对中国历史进程的改变是巨大的： 列强对中国市场的需求和扩张野心是客观存在的。如果大顺政权未能有效应对，中国可能在更早的时期就失去独立自主，其历史走向将完全不同，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中国”可能根本不会以现在的面貌存在。
与其说“如何”，不如说，这几乎是一个注定无法轻松应对的局面。大顺政权若想在这样的历史洪流中生存下来并发展壮大，需要在短短几年或十几年内完成清朝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学习和转型过程，这难度可想而知。它更像是在一个风暴来临之际，一个刚刚搭好的简易船只，去对抗一艘装备精良、乘风破浪的巨舰。
网友意见
大概率会出现一个东方沙俄。
因为大顺或者其他的汉人大一统政权，将会在约1700年左右时接触到有黑龙江流域做依托的沙俄。也就是说，将在盛世时期受到西方军事体系的较高强度冲击。其动员和反应能力不是1840年才正式进入世界的大清能比的。即使应对办法是洋务式的治标不治本，其治标的效力也绝不是大清所能比拟的。。。。
不过二次工业革命后，十有八九要复制大日本单挑英美俄的壮举，胜败难料。
如果输了，还不如今日中国滋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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