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成都王司马颖？
要评价司马颖，我们得先把他置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下。他是西晋王朝时期的一位宗室亲王。西晋啊，一个短暂却波澜壮阔的王朝，由司马炎建立，却也因为内部的权力斗争和外部的民族冲突而迅速衰落。司马颖，字士则，他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儿子，按照辈分，他算是皇帝的侄子辈。在西晋初期，宗室亲王们拥有封国和大量的土地与权力，这本是为了巩固皇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强大的宗室势力反而成为了皇权内部不稳定的因素。
司马颖早年被封为成都王，这是一个非常显赫的封号，意味着他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一般来说，像这样的宗室亲王，如果能够安分守己，辅佐朝政，也能在历史上留下不错的名声。然而，司马颖的人生轨迹却充满了戏剧性和悲剧性。
他的命运转折点，或者说真正让他进入历史视野的，是“八王之乱”这一段令人心惊胆战的时期。八王之乱是西晋后期一场旷日持久的内乱，参与的宗室王多达八位，他们为了争夺朝廷的控制权和各自的权势，纷纷起兵相攻，将西晋王朝搅得天翻地覆，也为后来的“五胡乱华”埋下了伏笔。
司马颖在八王之乱中，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虽然他的结局并不光彩。他是较早参与其中的一位王爷，并且一度拥有过非常高的地位。他曾被权臣赵王司马伦拥立为皇太子，后来又短暂地掌握了朝政大权，甚至一度成为摄政王。从这一点看，他并非一无是处，至少在权力斗争中有过一定的“手腕”和“机会”。
但是，评价一个人不能只看他有没有得势，更要看他在得势之后做了什么，以及他的品行如何。司马颖在掌握大权之后，并没有展现出能够力挽狂澜的气魄和能力。史书上对他的记载，往往是描述他沉溺于享乐，对政事疏于管理，身边聚集了一群阿谀奉承的小人。他虽然年轻，有宗室的身份加持，但缺乏政治经验和政治远见，很快就失去了朝廷内外许多人的支持。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被寄予厚望辅佐的皇帝，也就是晋惠帝，本身就是一个能力平庸且有些痴傻的皇帝。在这样的环境下，原本应该成为国家中流砥柱的宗室亲王们，却开始了互相倾轧的恶性循环。司马颖在这个漩涡中，既是参与者，也是某种程度上的牺牲品。
他的政治生涯可以说是高开低走，甚至可以说是“暴起暴落”。在某个时期，他凭借着手中的兵力和一定的支持，确实一度成为了朝廷的实际掌控者，他曾试图改革弊政，但收效甚微，更多的精力可能还是放在了如何巩固自己的权位上。
我们再从个人品性上来看待他。像他这样的宗室子弟，从小养尊处优，容易沾染奢靡之气。史书上说他“专任小人，不采忠言”，并且“宠任左右，骄奢淫逸”。这并不是什么特别罕见的品质，在那个时代的权贵圈子里，这种现象并不少见。但是，当这种品质与掌握国家命脉的权力结合在一起时，就显得尤为危险。
司马颖的政治生涯最终以失败告终。在与其他宗室王（如齐王司马囧、长安王司马腾）的权力斗争中，他最终被击败，甚至被自己的部下出卖，最终落得个被囚禁甚至可能被杀害的结局（史书对此有不同说法，但大致都是其权势被剥夺，人生走向了悲惨的结局）。他的失败，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失败，更是整个西晋王朝政治体制腐朽的缩影。
那么，我们该如何评价这位成都王司马颖呢？
首先，从历史贡献来看，他并没有留下什么积极的、可以彪炳史册的功绩。 他更多的是作为一场内乱的参与者和短暂的掌权者出现，他的出现并没有给西晋带来稳定，反而加剧了动荡。
其次，从个人才能和品德来看，他显然是缺乏作为一位王爷应有的担当和能力。 年轻气盛、争权夺利是他的主要表现，而沉迷享乐、不善用人则暴露了他政治上的短板。他可以被视为那个时代许多宗室王的一个缩影，他们被赋予了过多的权力，却又缺乏足够的自律和智慧来驾驭这些权力。
再次，他也可以被看作是那个时代政治环境下的一个悲剧性人物。 身处乱世，身不由己地卷入权力斗争的漩涡，虽然他曾有机会改变历史，但他最终未能抓住，反而被历史的洪流所吞噬。他的故事，也警示着权力与责任的平衡，以及个人能力与时代机遇的重要性。
总而言之，成都王司马颖不是一个能够扭转乾坤的英雄人物，也并非是一个纯粹的奸佞之辈。 他更像是一个在那段混乱时期中，被权力迷昏了头脑，又被历史的车轮无情碾过的一个普通宗室贵族。他的名字或许不为人熟知，但他的命运，却为我们了解西晋王朝由盛转衰的复杂过程，提供了一个具体的、生动的注脚。评价他，也等于在审视那个时代特有的政治病灶，以及身处其中的个人如何被环境塑造，又如何反过来影响环境的。他是一个被权力光环笼罩，却最终被权力反噬的典型。
网友意见
成都王司马颖其实是一个拥有极强代表性的西晋宗王，这里所说的“代表性”绝不仅仅是指他在“八王之乱”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是指他的生平经历与整个西晋中后期政局的紧密关联。寒鲲甚至认为，我们通过成都王司马颖这个“线索型人物”，绝不仅仅能够搞清楚“八王之乱”其中一王是如何折腾的，还能够把八王之乱的前因后果全数串联在一起，这样才能把单一历史人物成都王司马颖之效用，发挥至最大。
从“益州成都国”到“荆州成都国”：司马颖背后的西晋宗王制度
成都王司马颖（公元279年生人）的封国最初是在成都平原的：太康十年（公元289年），以蜀郡、广汉、犍为、汶山十万户为王国，易蜀郡太守号为成都内史。紧接着司马颖与其他皇子的封王，第二年晋武帝司马炎便驾崩西去，也就是说，这位不足11岁的新封亲王，正是晋武帝司马炎在位期间的最后一次新封亲王，是司马炎统治后期试图调整“亲子王”与“宗室王”之比例，并且配合太子（晋惠帝司马衷）、外戚三杨、外戚贾氏之中枢朝政格局，形成“众星（亲王）拱月（太子）”之局面的一次政治举措。（关于司马炎之分封政策，可见下面寒鲲的回答链接）
换言之，司马颖以司马炎亲子身份新封成都王，本身便是西晋前期政局流变之所致，是司马炎作为开国之君尝试构建一个新朝制度与政治格局之表现。
然而，由于司马颖的小叔祖赵王司马伦坐镇关中时的处置失当，激起本就在东汉以来积累了大量矛盾的西北氐羌大规模反叛（公元296年齐万年之乱），而齐万年之乱又进一步引发西北氐羌的迁徙，其中就有一支迁徙回蜀中的巴氐流民，在巴氐豪族李氏的带领下，于公元304年最终建立“大成”政权，也即十六国中的【成汉】。巴氐李氏之“大成”的建立，直接导致成都王司马颖丧失了自己的十万户租税来源。
与此同时，司马颖刚刚从“坐镇邺城、遥控朝廷”的权力巅峰跌落，之后的两年也在颠沛流离的败落过程中度过，逐渐被东海王司马越把持的朝廷也完全没有必要为他的封国食邑替代方案操心。所以，直到晋怀帝司马邺上位后的永嘉四年（公元310年），西晋朝廷才想起来为这位先帝亲子的继嗣（司马遵），再设置一个成都郡国（分南郡之华容县、州陵县、监利县，再新设丰都县，共四县设置成都郡），延续司马颖之香火。这个位于原荆州南郡的成都国，仅仅存在了五年，便被改为华容县王，直接降格处理了。以东莱王司马蕤之子司马遵继嗣成都王司马颖，并且在继嗣之后根据政治情势之发展而频繁调整其宗王等级（郡王or县王）、分封王号，也算得上是西晋宗王政治的一大惯例了。
从成汉到汉赵：成都王司马颖与十六国开端的直接&间接关联
前文提到的巴氐李氏之大成国，与成都王司马颖之关联，虽然确实直接影响到成都王司马颖作为一个郡王级亲王的实际利益，并且直接造成了西晋成都郡国之“挪窝”，但毕竟不是成都王司马颖本人一手促成的，相对还是一种间接关联。比起司马颖，八王中的赵王司马伦与巴氐成国之建立，关系反倒是更直接一些。
不过，另外一个在晋末八王之乱中便已建立的十六国政权——刘渊汉国，与坐镇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便是妥妥的直接关联了。在司马颖镇邺之前，刘渊一度取得并州匈奴诸部的一部分治权：公元279年代左部帅、公元289年北部都尉、公元290年五部大都督，却因部人逃亡出塞而被免官（公元298/299年左右）。
而司马颖在公元299年得罪贾谧后，以平北将军之身份被外放到邺城坐镇（司马师时代便确立的一个政治传统，司马氏成员坐镇天下重镇），司马颖到任伊始便上表恢复了刘渊之名分地位——宁朔将军监（匈奴）五部军事，虽然刘渊在惠帝头十年在匈奴五部中积累下来的实际威势未必会受到元康末年之免官影响，但司马颖的这次表请举动，为接下来五六年间司马颖与并州胡系集团（并州屠各、匈奴五部、羯胡杂胡）之“合作”开启了先声。以至于司马颖在其败落的两年中，甚至一度想要投奔公师藩，而公师藩的帐下，还有一员未来的霸主，他叫石勒。
换言之，在八王之乱中期的301年至304年间，坐镇邺城并一度遥控朝局的成都王司马颖，是刘渊的邺城盟友，是石勒上司的前上司，是两赵政权之前身刘渊所部与公师藩所部参与北方军政乱局的“引路人”。刘石之流，本是成都王司马颖用来对抗东海王司马越、东瀛公司马腾、王浚之流的外援或下属，却都因为成都王司马颖的玩脱以及西晋宗王的内耗，而获得了逐鹿中原的良机。质言之，成都王司马颖甚至可以凭他一人，直接联系起“八王之乱”与“五胡乱华”两大历史事件。
从平北到镇北：割据邺城建立霸府的成都王司马颖首先是个军阀
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汝南王、成都王、长沙王、齐王、楚王、赵王、东海王之类的名号上，以为所谓“八王之乱”就是如同“西汉七国之乱”、“明初靖难之役”一般的分封制宗王造反的话，那么就会对“八王之乱”产生严重误读。
其实，所谓“八王之乱”，本质上是皇后、宗王、外戚、军阀、谋士等众多政治人物参与的一次复杂动乱。从权力来源上讲，汝南王司马亮与外戚杨骏参与政争的资格来自“先帝托孤”，贾南风参与政争的资格来自“皇后身份”，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长沙王司马乂、齐王司马冏参与政争的资格基本上都是洛阳的中央禁军，成都王司马颖与河间王司马颙则主要依靠其镇北镇西将军之地方军权参与政争，几乎可以说唯有东海王司马越在八王之乱期间，依托过东海国本身的力量，但司马越也有巧妙利用中央禁军与地方军权的案例。
综上可见，参与到八王之乱之中的所有人，几乎不会去利用其封国所在地之资源争权夺利。那么，我们在评价成都王司马颖在八王之乱中的表现时，“宗王”的身份，自然比不上“军阀”更具有“第一性”，或者说，成都王司马颖与河间王司马颙，是八王之乱中，最具有“地方割据军阀”色彩的造乱者，这二位王爷的地方割据性最为浓烈，并且分别与河北、关中的地方势力达成一定程度的密切关联。
另外，成都王司马颖坐镇邺城，一度在邺城建立丞相府的行径，也像极了公元204年起便坐镇邺城的曹操。陶贤都先生甚至在《魏晋南北朝霸府与霸府政治研究》一书中，将司马颖之邺城霸府视为一个西晋年间霸府实操的重要案例。如果我们结合司马颖一度取得的“皇太弟”身份、晋惠帝的继承人晋怀帝司马邺也是“皇太弟”，那么司马颖之心，可以说是昭然若揭了。
或许，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一度期待自己能够以霸府之组织架构、皇太弟之名分，在晋惠帝司马衷驾崩以后，合理合法地接过西晋皇权，这样既能避免赵王司马伦贸然僭越称帝的风险，也能避免齐王司马冏那般的不可持久，还有邺城这种自己经营多年的大本营作为堡垒，岂不美哉？
奈何，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也不是吃素的，三王在八王之乱中后期的争逐，不仅使得司马颖的野望落空，更使得西晋王朝彻底丧失了回到正轨的可能。巧的是，就在成都王司马颖败落的同年，掀起十六国乱局的“屠各汉”与“巴氐成”，也一南一北地独立建国了，西晋的丧钟也便彻底敲响了。（以下链接，为本文字内容之音频版，欢迎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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