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之后贵族是怎么丧失土地占有权的？
一、 封建制度的松动与中央集权的兴起
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封建制度的框架下。国王将土地分封给贵族，贵族则效忠国王并提供军事支持。这种层层分封的关系，使得贵族既是土地的拥有者，也对土地负有一定的义务。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几个趋势削弱了这种封建联系的牢固性：
军事变革： 中世纪后期，火药武器的出现和步兵的崛起，使得身披重甲、骑着战马的骑士不再是战场上的绝对主宰。这降低了国王对贵族提供骑兵支援的依赖。取而代之的是，国王开始招募雇佣兵，并建立起自己的常备军。这使得国王在军事上能够更加独立，不再需要完全依靠领地贵族的军事力量。
王权的加强与税收体系的现代化： 随着国家的财政需求增加（战争、宫廷开支等），国王开始直接向领地内的居民征税，而不是仅仅依赖贵族提供的贡品或兵役。中央政府逐渐建立起更有效的税收机构，直接收取各种税款，如人头税、消费税、财产税等。这使得国王能够直接获取财政资源，削弱了贵族作为中间层级从其领地获利的重要性。
法律体系的统一与发展： 王室法院和成文法的逐渐发展，使得国王的法律解释权和执行力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提升。这意味着国王的法律比地方领主的习惯法或裁决具有更高的权威性。一些关于土地继承、买卖、抵押的法律开始趋向全国统一，并且倾向于保护国王的利益和国家税收。例如，国王可能通过法律限制贵族随意分割或赠与土地，以防止税基流失。
二、 经济模式的转型与资本主义的萌芽
中世纪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土地的价值体现在其出产的粮食和劳役。但近代早期，商业和手工业日益繁荣，货币经济的重要性不断提升。这为贵族丧失土地占有权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方式：
货币化和贵族债务：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贵族越来越倾向于将农产品货币化，并通过市场出售，而不是仅仅依靠农奴的实物贡品。这意味着他们需要更多的货币来维持其日益奢华的生活方式、参与宫廷政治、支付战争费用等。然而，许多贵族并不擅长精打细算，加上挥霍浪费，常常陷入债务困境。
土地抵押与出售： 为了偿还债务或获取流动资金，贵族不得不抵押甚至出售他们世代相传的土地。早期，抵押常常是临时的，土地所有权仍在贵族手中，但收益归债权人。一旦债务无法偿还，土地就可能被债权人（往往是新兴的商人、金融家或皇室）永久占有。公开的土地买卖也变得更加普遍，这使得非贵族阶层（特别是富裕的商人）有机会购买贵族土地，并以此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
商业投资的吸引力： 对于一些头脑灵活的贵族而言，将土地变现后用于商业投资可能比传统的农业收益更具吸引力。他们将资金投入到贸易、航海、早期工业等领域，虽然这可能意味着远离土地，但却能带来更高的回报。
三、 政治变革与社会结构的变化
除了经济和法律层面的变化，政治上的巨变也直接影响了贵族的土地占有权：
宗教改革的影响： 在一些国家，宗教改革导致了教会财产的没收和重新分配。许多教会拥有的土地被国王或世俗领主夺取，然后出售或分封给支持新教的贵族或新兴的土地所有者。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土地的持有者，并可能削弱了旧有的教会贵族势力。
革命与内战： 一些国家发生的革命或内战，例如英国的内战或法国大革命，是贵族土地占有权丧失的直接催化剂。在这些冲突中，被革命党或胜利者视为敌人的贵族，其土地会被没收，然后被分配给支持革命或成为革命成果受益者的新阶层。这是一种更为暴力和彻底的土地所有权转移方式。
社会流动性的增加： 近代社会比中世纪更加开放，虽然贵族依然享有特权，但通过财富、功勋或婚姻，非贵族阶层（如富裕的商人和律师）也获得了提升社会地位的机会，并能够购买土地，成为新的土地所有者。这稀释了贵族在土地占有上的垄断地位。
四、 土地管理方式的改变
贵族对土地的占有权也体现在其管理方式上。中世纪的庄园经济，贵族通过农奴的劳役和贡品来维持生活。但近代早期，这种方式开始受到挑战：
自由劳动力的兴起： 随着农奴制度的瓦解，贵族越来越多地雇佣自由劳动者，并以货币支付工资。这使得土地的收益更加依赖于市场价格和管理效率，而非直接的劳役。
圈地运动（在英国为例）： 英国的圈地运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虽然这不是直接剥夺贵族土地，但它改变了土地的用途和所有权结构。传统上贵族拥有的公共牧场和农民的共有土地被圈起来，成为私有的、更具经济效益的商业性农业用地。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成为无地雇工，而圈地后的土地则可能落入更具资本优势的贵族或绅士手中。这是一种贵族通过资本主义方式重新巩固和扩大土地占有的过程，但同时也伴随着一部分贵族因无法适应而失去土地。
总而言之，贵族在中世纪之后的土地占有权丧失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它不是一个单一事件，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封建制度的衰落、中央集权的加强、货币经济的发展、法律体系的改革、商业活动的兴盛以及社会政治的动荡。在这个过程中，一些贵族因为无法适应新的经济和政治环境而失去土地，而另一些则通过更灵活和资本主义的方式，转变了其土地占有的形式和目的，甚至通过投资商业而间接“超越”了对土地的直接依赖。这标志着一个时代从以土地为中心的经济和政治模式，向以资本和国家权力为中心的现代社会转型。
网友意见
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其实相当麻烦，够历史学家们吃上无数本书。所以，我会试图把题主问题里面的几个关键词加以扩展，结果可能就是这个回答不会那么切题，但我希望能给观众老爷们留下某些思考空间。
另外也要提个预警，在“自下而上”的浪潮之后，对（作为一个整体的）贵族的研究已经称不上近代史的研究热点了。
我们容易受到某种线性叙事的影响，认为“丧失土地占有权”是一个一路向前的进程，事实并非如此。简单说，“中世纪以后”包含了15-16世纪，16-18世纪以及19世纪三种大致的地产变更趋势；“贵族”包含了大贵族，小贵族，旧贵族，新贵族，还有欧洲各地贵族的不同发展趋势；“土地占有权”事实上包含了封建所有权和资本主义式产权。
1.中世纪的“土地占有权”
在中世纪，“领地”不仅仅是一片土地，而是一组财产、权利、收入和权力的组合体，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部分：（1）庄园主直接控制的土地；（2）以固定地租的形式出租给佃农的土地，庄园主只有间接的控制权；（3）庄园边界之内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垄断。
在这一意义上，庄园主被叫做“领主”而不是“财产所有人”，他既比近代的财产所有人权力更强，但又在某些方面不如财产所有人：对于（2）的土地，佃农在法理上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包括出售或继承。而（3）则意味着，领主在地方政治和司法权力中拥有绝对地位，并且垄断了对周围经济生活至关重要的行业活动；比如，每个人都必须使用他的磨坊来磨面粉，同时通过控制就业机会，他也能对周围的人施加某种间接的影响。
2.近代早期欧洲各地的情况
东欧在近代长时间内的情况，用沃勒斯坦的话说，“富裕的自耕农-农民小群体完全消失了……成为贪婪的地主的直接牺牲品”。国家权力的削弱，意味着庄园主权力的巨大扩张：一个标志性事实是，到1700年的时候，德国东部，波兰和匈牙利的领主可以相互出售他们管辖下的农民的各种权利，或是出售农奴，当时人把这种交易描述为“实质上的奴隶贸易”。
而在西欧，同样的时间内出现的反而是领主权的衰败。这种衰败伴随着一种新的财产观念的兴起，以现在的观点来看，它是“资本主义”式的：地主不再考虑对人们施加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是考虑如何从土地中变出金钱。
在法国北部的蓬-圣皮埃尔男爵领地，1400年的时候，领地的收入可以分为这样几部分15%来自司法权，14%来自磨坊垄断，定额地租占到63%；只有8%来自对男爵领地辖区的直接开发。决定性的变迁发生在16世纪，到16世纪70年代，情况发生了逆转：领地的3/4收入来自直接经营的地产。到1780年时，封建收入仅占11%。
3.领主权衰落的变迁动力
一方面，更加强大的、专业的国家机构不再容忍地主。1439年，法国政府宣布，可以无需领主同意即可向农民直接征税；16世纪，法国政府开始鼓励农民到王室司法机构上诉庄园主法庭的司法判决。与此同时，国王要求高标准建设庄园法庭，要求庄园法庭的法官必须是专业人士，具有法律方面的学历和经验，并且支付相应的工资。
另一方面，我们知道，欧洲15-16世纪发生了一场“价格革命”，一场长期的物价膨胀，其原因首先是统治者对货币的控制，其次是人口增加和货币的供应；这一变化对于庄园主而言无疑是致命的。在波西米亚，从12世纪到17世纪，在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领主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情况下，定额地租损失了70%的价值。
4.贵族土地所有权的重新扩张
贵族们比我们想像地更好地适应了资本主义所有权——至少比农民们更快。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地位上的天然优势都使得他们保住了统治地位，甚至有所加强。
在近代早期，大量土地进入了交易市场。在奥地利、西班牙与波希米亚，王室因经济或政治因素出售了大部分土地；在宗教改革运动中，国家在接收教会财产时，同样出售了大量土地。在英国，仅仅20年时间内，大约有1/4的土地实现了私有化。
更重要的土地来源于农民的小块地产。价格革命对贫穷农民同样是致命的；他们的土地很快成为贵族的目标。这一过程事实上在英国走得最远，即所谓的“圈地运动”：17世纪，在一个村庄中，地主一天之内就驱逐了340人；在另一个村庄里，地主将原来的15块耕地合并为3块，都由他自己控制。
这种出售土地的热潮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新官僚与旧贵族的同化。官僚们掌握信息优势，能够在合适的时间以合适的价格购买土地；通过获得土地，他们确立了自己在旧贵族中的位置。
5.关于贵族权力的某种观念
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1786年在布拉格首演。歌剧将领主描绘为一个纯粹的性追逐者，这是因为领主在法理上享有“初夜权”；在歌剧中，这一权利显得如此丑陋，以至于领主自己都找不出合适的理由来为之辩护。事实上，这一情节纯属虚构，但是，它却完美符合了中产阶级和贵族观众对领主权的厌恶，即使这是在相对保守的中欧。人们热衷于听到封建权力的恶行及其对普通人带来的伤害，“领主的权力”处于人人喊打之中。
（题外话，关于“初夜权”是否存在，参考欧洲各级封建领主是否曾拥有「初夜权」？）
土地的大量出售则意味着另外一种新的观念。不仅农民在破产，小贵族因为“消费革命”同样也身处破产风潮之中；贵族们出售土地换取财产，逐渐不再通过某种情感或习俗的纽带（如E.P.汤普森的“道德经济学”）使自己的身份附属于土地（请注意，贵族对土地与传统的依恋在19世纪又得到了重申），庄园逐渐成为一件与个人或家族分离的东西。
一个标志是“乡间别墅”的兴起。别墅不像城堡一样承担政治与军事作用，而代表了优雅、舒适与隐私。“带围墙的花园”之类的设施不再让贵族空间对农民公开，从而强调了贵族与农民之间的距离，他们无需再插手村庄的公共事务，履行过去应负责的义务。隐私权的兴起象征着贵族产权的确立。
6.新纪元？
大革命对于贵族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事实上，它并未“毁灭”贵族，但它消除了贵族与其他富有社会成员之间的实质性差异。贵族被吸纳进了一个更广泛意义上的“统治阶层”，想要维持贵族地位，现在的首要因素不再是土地，而是财产。他们拥有广泛的投资，甚至完全放弃了土地所有权。
这意味着贵族的衰亡吗？并非如此。正如人们在试图解释德国历史时找出的某种理由，人们认为，1914年的好战与纳粹源于德国人未能对贵族统治提供反对意见；同样，19世纪晚期的英国内阁被认为是历史上最贵族化的内阁。法国史学者们也提出“旧制度的延续”，将其终结点推进到20世纪早期。工业革命几乎没有动摇贵族作为一个整体的统治力量。
我觉得这里的土地占有权有点含糊，应该把土地的财产权和与土地相伴随的主权或者说统治权区分开来谈。汤普逊在《中世纪社会经济史》里说中世纪的特点在于“主权与财产权混同”。也就是说你拥有了一片土地的财产权也就拥有了这片土地的主权。但事实更接近中世纪本来面目的描述是，一旦你掌握一片土地的财产权，获得了这片土地所产生的利润，当然通常是农业的地租。你就必须承担相应的公共服务。
封建制在我看来实际上是社会经济水平太差的产物。在人类社会的任何时期只要可能君主想要追求的都是绝对君主制，凭借近东的农业和地中海贸易，罗马帝国已经有了一个相当发达的商品经济，这从罗马帝国的货币体系上也能看出来，罗马帝国的货币是金银铜三种货币共同组成的，也就是说除了作为大额支付手段的金币和银币，还有市民日常小额支付所需要的铜币。这种经济结构是罗马帝国有可能维持一个绝对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社会财富的各种创造方式里工商业的贡献并不低于农业，土地所有权也不能作为分配全部社会财富的依据。所以皇帝和帝国才能高踞于整个社会之上，干预社会的方方面面，维持一支国家军队，而且由帝国承担他们的给养和军饷。
即使在罗马帝国趋于衰退的时期，进入罗马帝国西部的日耳曼诸王，也依然依靠地中海贸易维持着不同程度的绝对国家。基督教西欧并不是从476年开始就一夜之间变成封建制的。相反日耳曼诸王之所以像布罗代尔说的那样“努力的奔向大海”，是因为地中海贸易依然可以让他们弱小的国家，通过地中海贸易维持自身的存在。
但是随着地中海贸易的衰退，西欧的货币经济水平跌落到了一个非常凄惨的状态下，铜币的退出市场就说明了日常商品经济匮乏到了什么程度。西欧更是一度只剩下了作为珠宝存在的金币。在这样的经济水平上，绝大部分社会财富是农业创造的，土地所有权是分配社会财富的决定性因素。那么高踞于社会各阶层之上的绝对国家就成了无根之木。
社会经济本身供养不起绝对国家，所以国家只能化整为零去争取自己的存在，过去的国家官职变成大地主世袭的爵位，就是这种国家去适应经济水平的体现。这个社会一共就这么多财富，这些财富还主要都是粮食，这些粮食要让地主吃饱，也要尽可能的让农民吃饱，还要负担公共服务，比如维持治安，抓个贼抵抗个外敌入侵，如果可能还要让大家有衣服穿有房子住，有草料养养耕地的牛和马，最好还能在林子里放放猪。这样的环境下大夫都养不起专职的只能靠剃头师傅代理。自然也养不起军队和警察，而地主老爷你最闲，天天吃白饭不如你都干了算了。神父你也挺有功夫的不如你把教孩子们认字、招待朝圣者，救济穷人，给穷人看病这些活干了算了。
我们抓到一个贼，老爷你把他的手砍了吧，这就是封建制的公权力。我们既然把租子交给你，那你就得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无保护无统治”就是“主权与财产权混合”的另一面。从这个意义上要说贵族是怎么丧失土地的主权的，原因也就在于经济的发展。西欧贸易和手工业的恢复，十字军从新打开地中海，地中海把近东的奢侈品、香料运到意大利，然后通过莱茵河商路运到香槟集市。英格兰的羊毛卖到佛兰德被做成毛织品。让所有的西欧君主国渐渐有了土地之外的收入，人头税、关税的收入开始逐渐高于王室领地的收益。法国的弗朗索瓦一世曾经做过一件非常有象征意义的事，那就是把所有的王室领地都册封出去，而单纯依靠税收来养活王室。这一方面说明土地的另主权已经不能独霸这片土地的所有收益了，王室即使不是直接的领主也照样可以收税。另一方面则说明社会财富里土地所有权能决定的已经不是绝大部分了。
中世纪晚期绝对君主国的崛起就是西欧工商业发达的必然结果。而这个问题的另一个侧面，那就是土地的地产权。其实贵族并不都丧失了地产权。即使到20世纪中欧和西欧依然有很多贵族地产。虽然他们面对殖民地农产品的冲击和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变得越来越处境尴尬，越来越入不敷出。兴登堡的诺伊德克就被抵押出去了，最后是被国会当作生日礼物赎出来送还给他的。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还有很多保住了自己土地的贵族，比如今天霍亨索伦王室和他们的希格马林根支系就共同占有霍亨索伦城堡的产权。英国贵族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具体到这个问题，我觉得贵族对土地的占有在中世纪封建制的鼎盛时期是同时占有了土地的公权力和私权利。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当时西欧的经济发展水平太低，大家因陋就简，反正没别人就老爷你干了吧。而当西欧的经济水平发展起来的时候，公权力就被绝对国家逐渐夺取了。贵族依然保持着土地的财产权，然后随着19世纪的一系列革命和动荡，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失去了大部分的土地所有权，但依然还有一些例外维持到了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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