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度尼西亚930事件，如何看待历史事件，求发展？
提起印度尼西亚的“930事件”，那绝对是一个沉重而又极其复杂的话题。它不仅仅是一场未遂的政变，更是一段被严重扭曲和误读的历史，深刻影响了印度尼西亚后来的政治走向和社会发展。要理解这一事件，我们必须剥开层层迷雾，从多个角度去审视，才能为当下和未来的发展找到方向。
事件的发生：疑点重重的“政变”
1965年9月30日，印尼发生了一系列针对军方高级将领的绑架和杀害事件。官方的说法是，这是一个由印度尼西亚共产党（PKI）策划的“930事件”政变，意图推翻苏哈托将军领导的陆军。根据这一叙事，PKI及其附属组织，特别是“9月30日运动”（G30S），是这次行动的主角。他们声称要保护总统苏加诺免受“企图颠覆政府的将军委员会”的侵害。
然而，对事件的真实性，至今仍有诸多质疑。
谁是幕后黑手？ 官方一口咬定是PKI，但许多研究表明，PKI在那时并非拥有足以发动如此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实力，而且一些被指控参与的PKI领导人也表现出犹豫和不确定。
苏哈托的角色？ 事发后，苏哈托迅速掌握了主导权，并利用事件大力清剿PKI。这使得许多人怀疑，苏哈托是否早已知晓或参与了事件，并以此为契机夺取权力。
“将军委员会”的真实性？ 被指控为政变的“将军委员会”成员，许多人的动机和行动逻辑都难以完全解释。一些人认为，这可能是军方内部派系斗争的产物，或者是由外部力量操纵的。
“自发的”人民力量？ 在“930事件”之后，印尼涌现了大量的“反共”示威和行动，其中许多伴随着暴力和屠杀。这些行动的“自发性”程度有多高？是否受到了某种程度的组织和煽动？
事件的后果：新秩序的建立与流血的代价
“930事件”的直接后果是，PKI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其成员及其家属遭到大规模的逮捕、审判，甚至不经审判就被处死。据估计，在随后的几年里，有数十万甚至上百万被怀疑是PKI成员或同情者的人被杀害。这场大屠杀是20世纪最严重的政治暴力之一，其残暴程度令人发指。
苏哈托将军在此过程中迅速崛起，最终取代苏加诺成为印尼总统，开启了长达32年的“新秩序”（Orde Baru）时期。这个时期，印尼经济取得了显著发展，但也伴随着严重的政治压迫、腐败以及对媒体和言论自由的严格控制。
如何看待历史事件？
看待“930事件”，我认为需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1. 多源史料的交叉验证： 不能仅仅依赖官方叙事。我们需要搜集和研究当时军方、PKI、媒体、外国情报机构以及幸存者等不同来源的资料。历史是复杂的，单一来源往往是片面的。
2. 批判性思维： 每一个“事实”都需要被审视。在“930事件”中，大量的“证据”都是在苏哈托主导的“新秩序”下被制造或歪曲的。我们要问“为什么”，而不是仅仅接受“是什么”。
3. 理解历史背景： 当时冷战正如火如荼，印尼作为东南亚的重要国家，自然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PKI在印尼的影响力以及苏加诺的“不结盟”政策，都可能成为某些外部势力介入的诱因。
4. 承认复杂性与模糊性： 历史事件很少有纯粹的黑白分明。在“930事件”中，很可能存在多股力量的交织，包括军方内部派系、PKI的不同派别，甚至是外国干预。试图将责任完全归咎于一方，往往是对历史的简化。
5. 关注受害者： 无论事件的真相如何，在那场大屠杀中，无数无辜的生命被剥夺。承认他们的苦难，是正视历史的重要一环。
如何寻求发展？
从“930事件”这一历史教训中，印度尼西亚乃至任何国家都可以汲取宝贵的经验，寻求可持续发展：
1. 追求真相与和解： 迟迟未能对“930事件”的真相进行彻底调查和公开，以及对大屠杀的受害者进行道歉和补偿，是印尼社会一直存在的创伤。只有正视过去，才能真正实现和解，弥合社会裂痕。这是建立信任、凝聚共识的基础。
2. 建立健全的法治与民主制度： “930事件”的发生以及随后的政治清算，都凸显了缺乏制衡的权力是多么危险。“新秩序”时期的压迫，正是因为缺乏健全的法治和民主制度来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要防止历史悲剧重演，必须坚持法治，保障人权，加强民主监督。
3. 多元化的社会治理： “930事件”的压制性结果，源于对单一意识形态的极端排斥。一个健康发展的社会，应该是能够包容不同声音、不同思想的。发展应该建立在尊重多元化的基础上，而不是强迫统一。
4. 警惕意识形态的极端化与政治操纵： “930事件”被成功地塑造成一场“反共”的革命，而“共”则被描绘成妖魔。这种意识形态的极度对立和政治操纵，为后续的大规模暴力提供了合法性。在任何社会发展进程中，都要警惕将政治对手妖魔化，避免极端化的意识形态冲突。
5. 经济发展与社会正义并重： “新秩序”时期虽然带来了经济增长，但并没有解决贫富差距、腐败等深层社会问题。真正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经济增长与社会公正、环境可持续性相互协调的。
“930事件”是一面血淋淋的镜子，它警示我们：历史的真相不容遮蔽，制度的健全刻不容缓，社会的包容至关重要。只有勇于面对和反思过去，才能真正走向一个更加公正、民主和繁荣的未来。对于印尼而言，这场事件留下的伤痕至今仍在，而寻求发展，也必定包含着对历史的清算、对受害者的尊重，以及对未来更加审慎和负责的态度。
网友意见
泻药。
先给结论：
930事件是一次由苏加诺总统周围少数左倾的亲信军官策划的政变，目的是为苏加诺去除威胁其权力的右翼军人。
但是政变失败、右翼军人的反政变成功后，苏加诺却将责任推卸到了自己的盟友印尼共身上，默许（尽管也尝试进行了几次反抗）右翼军人对印尼共产党人、左派群众和华人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而以艾地为首的印尼共领导集团（也包括大部分上层和中层干部），则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一切翼赞苏加诺、唯“加诺兄”马首是瞻，结果葬送了党、也葬送了整个印度尼西亚人民的事业。另一方面，以纳苏迪安-苏哈托为首的右翼军人，则得到了美国和苏联双方的共同支持。
苏加诺的鸡贼、左翼少壮派将校的急躁、艾地等人的盲从、右翼军人的狠辣以及两大列强的合谋，共同制造了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要理解1965年9月30日所发生的事件，我们得先回到整整17年前的1948年9月30日。
1945年8月，苏加诺等人宣布印度尼西亚独立。但是，试图恢复其对印尼统治的荷兰殖民者，却以苏加诺等人曾受日本扶植为由，在英国的支持下向新生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发动进攻。
在1945年9月—1946年11月和1947年7月—1948年1月的两次战争中，尽管印尼政府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还是不敌荷兰军队，反而连战连败：在第一次战争后，印尼失去了对婆罗洲、苏拉威西、摩鹿加等外岛的控制权，只保留爪哇、马都抗和苏门答腊三岛；在第二次战争后，印尼又丧失了对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上各大主要城市的控制权。
控制区域大幅缩小后，印尼共和国政府内部的矛盾更加激化。当时，印尼左派主要分为两大集团：以慕梭为首的印尼共支持共和国，而以陈马六甲为首的极左派则反对共和国。1948年1月签订停战协定后，印尼共开始陷入右派军人和陈马六甲极左派集团的夹击之下。8月初，梭罗的陈马六甲集团武装组织野牛队暗杀了左派武装力量国军第四师师长苏达尔多。9月1日，驻梭罗的右派部队西利万吉师绑架印尼共产党人，并无故扣押前往营救的第四师军官，引起双方武装冲突。9月17日，驻梭罗的左派军队被右派军队赶出梭罗，退往茉莉芬。9月18日，茉莉芬驻军两派发生冲突，左派军队控制全市，左派组织人民阵线推选副州长（共产党员）代理州长职务并电告中央政府。印尼共和国政府闻讯立即声称印尼共在茉莉芬发动政变，造谣说印尼共要“建立印尼苏维埃共和国”。9月20日，茉莉芬民族阵线政府成立，并公布了"为了劳动人民的需要，加强和保卫无产阶级共和国"的7项政纲。9月21日印尼共领袖慕梭撰文声明，茉莉芬政府是民主的印尼共和国的一部分 。9月23日，茉莉芬政府再度声明承认印尼共和国现有的宪法、国旗、国歌等。9月30日，政府军攻占茉莉芬。10月底，慕梭在战斗中牺牲。11月，沙利佛丁等印尼共其他领导人被俘，12月被害。
1948年9月30日茉莉芬事件结束后，印尼共产党有36000名党员和支持者被捕，其中包括印尼共大部分主要干部在内的大约10000人被杀。至此，印尼共元气大伤，党员数量在1950年锐减到了3000—5000人。
茉莉芬事件的惨败，给一代印尼共产党领导人留下了一个错误的“教训”，那就是：千万不能争取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更不要说独立自主地建立印尼共主导的民主政权了；一旦跟代表中央政府的苏加诺发生冲突，党将会死无葬生之地。
不过，茉莉芬事件同时也给了苏加诺一个教训，那就是：他从反共中得不到什么好处。1948年12月，正当印尼军队主力忙于镇压印尼共时，荷兰殖民军看准时机发动了第三次战争。12月19日，荷军攻占其临时首都日惹，并俘虏了印尼总统苏加诺等政府首脑，印尼军队被迫退入山区。
本来，苏加诺和他的印尼共和国在1948年12月就药丸了。然而，这时美国却出来给苏加诺救驾。原来，美国对于英国、荷兰等国在全球范围内复辟殖民统治十分不满，认为这对他在全球建立新的帝国主义霸权不利。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在1949年1月开始向印尼渗透，并向荷兰施加压力。1月28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美国关于要求双方停火，荷兰释放印尼领导人并“移交主权”的提案。11月，荷兰与印尼在海牙签订《荷兰-印尼协定》，规定成立由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与荷兰扶植的15个自治邦联合组成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并建立以荷兰女王为首的“荷兰-印尼联盟”。12月19日，印尼联邦正式成立。27日，在印、荷两国首都阿姆斯特丹和雅加达举行移交主权仪式。印尼联邦参加荷印联邦。至此，荷兰在印度尼西亚 340多年的殖民统治宣告结束。
1950年，印尼共产党开始从1948年的大屠杀中恢复生机。1951年，从中国回来的艾地等人掌握了印尼共产党的领导权，确立了支持苏加诺“有指导民主”、奉苏加诺为统一战线最高领袖的新路线。
这一路线果然得到了急于摆脱荷兰影响、重新统一印尼甚至兼并马来亚等地的苏加诺的欢迎，当然当时印尼共背后的苏联和中国对苏加诺也是很重要的。到了1954年，印尼共产党的党员数量已经膨胀到了165000人。1955年，印尼共在9月和12月的两次大选中获得了16%多的选票，在257席人民代表委员会和514席立宪会议中分别获得了39席和80席，成为了全国的第四大政党。
这之后，印尼共获得了苏加诺的赞助，其力量在工会、农会、妇女会、青年团等方面的力量不断膨胀，到1959年其党员总数已经达到了150万之多（作为对比：中共在1945年的党员数量也没有达到这个水平），被称为当时全球第三大共产党（仅次于苏共和中共）。然而，党员数量在短短9年之间就增加了300倍以上，其中的投机者比例固毋庸论，组织程度也大成问题。根据1965年之后在中国重建的印尼共领导干部自我批评材料所述，当时党的基层干部中，充斥着只为在苏加诺政府和企事业单位中谋求一官半职的人。
然而另一方面，印尼共也没有让苏加诺失望。它不仅帮助苏加诺从苏联和中国要来各方面的援助，而且能够组织群众为苏加诺各方面的政策（当然，主要是反帝、反封建政策）打先锋。例如：1957年12月，印尼共领导的工会占领了荷兰在印尼投资的主要企业，为苏加诺政府国有化这些企业立下头功（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企业不久就被右派军人掌握，而成为其屠杀印尼共的经济基础）。到了1958年2月，印尼共又帮助苏加诺政府挫败了美国支持、教权派马斯友美党和印尼右派社会党人组织的“印尼共和国革命政府”政变。这一时期，印尼共和纳苏迪安领导的军部逐渐成为苏加诺资产阶级改良的两只手，而纳苏迪安也被印尼共乃至其在中国高层的支持者吹捧为“印尼左派军人的杰出代表”。1960年，苏加诺正式禁止了马斯友美党和印尼社会党，而确立了纳沙贡（民族主义、宗教即伊斯兰教、共产主义）原则，印尼共的力量达到了巅峰。
到1965年，印尼共的党员总数大约在200—300万人之间，其外围组织印尼中央工会、人民青年团、印尼妇女运动、印尼农民阵线、人民文化机构和印尼科学家协会等的成员总数加起来有印尼人口的大约五分之一。换言之，每20个印尼人中有一个是共产党员，每5个印尼人中有一个是其外围组织的成员，这个比例比赵党这个“全民党”也不遑多让了吧。
然而，印尼共的强大意味着它与苏加诺政权其他“支柱”的矛盾，首先爆发的是与工农党的矛盾。
陈马六甲在丛林中被打死后，他的极左派支持者如亚当.马利克（后曾任苏哈托政权的外交部长、副总统等要职）遂弃械投降，也学着印尼共那样翼赞起了苏加诺。由于势力弱小，该党在争宠中甚至比印尼共更加“无耻”：工农党的高级干部公然做起了苏加诺的秘书和吹鼓手，负责打造苏加诺的意识形态和媒体形象。然而，伴随着1962年之后中苏渐行渐远，印尼共在中立位置上偏向了中共，开始谈论“反修防修”；于是，工农党选择了苏共。
1964年12月，工农党宣布印尼共正在策划一场政变，建议苏加诺解散印尼共和其他所有政党，建立以苏加诺自身为顶点的党国体制。然而这个计划走得太远，无法得到国民党、乌里玛党等其他有力政党的支持，最终被苏加诺所否决。作为反动，苏加诺在1965年1月宣布“冻结”工农党，软禁了该党大部分的领袖。此举导致印尼共的力量进一步上升。为了对抗新成立的马来西亚联邦（苏加诺政府拒绝承认其存在），苏加诺在5月31日宣布组建陆、海、空、警之外的第五军种——工农民兵。在海军和空军的支持下，2000名印尼共产党动员的工农民兵开始在哈利姆空军基地接受军事训练。
现在，掌握军部（尤其是最强大的陆军）的右翼军人坐不住了，他们认为苏加诺已经倒向了印尼共产党，而他们有义务（从封建主和买办的立场上出发）拯救这个年均通胀率已经达到600%的国家：那就是彻底分共，建立一个亲西方的“新体制”，把1957年和1964年赶走的西方列强重新请回印度尼西亚。站在他们这边的，除了苏联支持的工农党，还有强大的伊斯兰教士团体和站在他们背后的封建势力。三位一体的反苏加诺阵营已经建立，而且获得了美国和苏联的支持。
印尼共产党人对此也有所警觉。1965年8月，艾地指示印尼共产党要统计自己的力量。9月14日，艾地又指示全党要做好应变的准备。9月30日，就在政变前一天，人民青年团和妇女运动在雅加达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其中一部分人员因此在日后的政变中被利用）。可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印尼共产党实际上没有做好准备：“武装人民”的计划没有大规模地展开、印尼共的许多领袖在9月30日都去了北京参加次日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6周年纪念活动、绝大多数党员更是丝毫没有察觉到首都剑拔弩张的气氛。
1965年10月1日凌晨3点15分，苏加诺卫队司令翁东中校指挥总统卫队和来自中爪哇、东爪哇的部分军人离开了哈利姆空军基地，开始发动军事政变。他们暗杀了陆军部长兼总司令亚尼中将等一批陆军高级将领，但却放走了国防和安全事务协调部长兼三军总参谋长纳苏迪安上将。值得一提的是，军部后来宣传的所谓“七将军被绑架到哈利姆基地后遭印尼共领导的妇女运动成员虐杀”一说纯属是虚构的。
稍后，930军的2000多名士兵，在2000名工农民兵（原在哈利姆基地接受训练）的支持下，又压制了军部的各主要机关，却唯独放过了苏哈托少将的陆军战略后备司令部：这可能不是一个巧合，因为翁东中校和参加政变的大部分军官都与苏哈托少将关系密切（苏哈托甚至还参加了翁东的婚礼）。
10月1日早上7时，翁东中校在晨间新闻中宣布，由他领导的930运动已经成功挫败了一场中央情报局和“将军委员会”计划于10月5日发动的军事政变，而苏加诺总统已在他们的保护之下。此后，苏加诺也离开总统府，前往哈利姆空军基地与艾地、空军少将达尼会合（后来他在苏哈托控制下声称这是为了要坐飞机逃出雅加达）。下午1点15分，930运动继而又宣布了该运动的45人领导层名单，宣布要建立革命委员会；最后，930运动宣布废除中校以上的所有军衔。与此同时，东爪哇等地的930运动军也开始行动，而印尼共的个别领导和媒体也公开支持了930运动的这次“反政变”。
10月1日早上5点30分，苏哈托被叫醒后得知了目前的情况，立即调动战略后备部队反击翁东的930运动军。后者似乎未料到这种情况，所以一触即溃。到晚上7点左右，苏哈托军已占领了雅加达市内被930军占领的所有要点。晚上9点，纳苏迪安抵达苏哈托处与其会合，然后向全国宣布自己已经接管军队最高指挥权，将攻入哈利姆基地“救出苏加诺”。随后，苏加诺拒绝了达尼少将让城别走、再图反攻的请求，离开哈利姆基地抵达另一处行宫，自此脱离了930军；之后更与苏哈托合流，委以“恢复秩序”的全权。苏加诺走后，930军人士气崩溃，纷纷向纳苏迪安-苏哈托军投降。
10月2日，眼看大势已去的艾地和达尼也逃出哈利姆基地。艾地逃往日惹。面对当面质问他首都到底发生了何事的当地党干部，艾地表示930运动只是一次陆军内部的纠纷；印尼共与其完全无关，并将继续支持苏加诺。此后，印尼共面对政变军人和穆斯林教士煽动的大规模屠杀几乎是毫无还手之力，只是坐等“加诺兄拯救”而已。然而，这个拯救没有也不可能到来。11月底，艾地被杀，同时整个印尼共产党的组织也基本上被摧毁了。在美国、苏联、英国的援助下，后续的大屠杀持续到1966年，至少有50万共产党人、支持者或者被错认为共产党的普通群众（最大的数字是300万）惨遭杀害，另有数十万人被捕（到1970年代中期仍有10万人被关押）。
1966年3月11日，苏加诺将权力移交给苏哈托在美国的支持下建立了所谓的“新秩序”，而亚当.马利克等人也鸡犬升天。
此后，少数印尼共产党人在中国重建了印尼共总部，而后在东爪哇、加里曼丹等地展开游击战争，但到1970年代中期终于也归于失败了。
翁东中校被捕后，忍住了严刑拷打，即便在印尼共已被确认烟消云散的法庭审判阶段，依旧拒绝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目前，尽管公认他是一位左倾的军官，但却没有有力的证据支持他确实是一位共产党人，相反有大量证据表明他同后来镇压930事变的人有亲密的联系。
1967年，军部推出一个名叫塞贾姆的印尼共产党干部，宣称他领导的“印尼共产党特别局”领导了930事变。然而，塞贾姆的生平却充满了谜团。
在整个1960到1970年代，有许多人接受了审判，留下了庞大的资料。然而这些政变参加者和同情者们给出的看法也是自相矛盾。
显而易见的是，苏加诺、艾地和达尼都参与和支持了930事件，而苏哈托则很可能事先知晓事件。然而，苏加诺和艾地都没有使用自己的全部力量来支持930运动，反而纷纷争先恐后地与930运动划清了界限；而广大印尼共的中下级干部，则根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更不要说支持930了。唯有苏哈托利用这一事件，一飞冲天。
930事件组织得非常仓促，执行得一塌糊涂，显然出自极少数人仓促的密谋（居然有阴谋论客将这一阴谋归咎于我党或具体说是周公——这简直是把策划过大量起义和暴动的周公当弱O——如果考虑到同一书又在渲染共谍万能论，那就只能说明作者自身是弱O或是刻意将目标读者群定位为弱O），而且这些人似乎真的相信有一个大政变将在10月5日发生（情报源来自哪里呢？），所以不得不在没有周密计划的情况下采取了行动。这个小圈子就是翁东中校和他那些思想左倾的军官伙伴，至于情报的来源则不得而知。抛开史学界流行的塞贾姆阴谋论、CIA阴谋论、英国情报机关阴谋论和苏哈托阴谋论，我们只能得到这样一个结论：这是由苏加诺总统左右少数左倾的亲信军官在某个不明来源的“军部政变计划”刺激下发动的一次先发制人打击，其目标是帮助苏加诺扫除可能威胁自己的右翼军人。
毫无疑问，单就这些人来说，他们犯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可是，他们的计划却得到了苏加诺总统的认可。在这种情况下，艾地等印尼共高层的少数领导人也参加了这个密谋计划，跑去翼赞苏加诺和他周边小圈子的冒险。然而，当冒险露出破绽时，“加诺兄”却首先跳下了这条破船，跑到苏哈托那里去了；艾地也只好尝试与930划清界限，寄希望于苏加诺永远不会到来的拯救。
身为一个数百万人大党的领袖，艾地不相信群众的力量，却相信几个校官和2000名士兵的力量，相信“加诺兄”个人魅力的力量。这本身就已经很豹笑了，也深刻说明了“左”倾盲动是怎样从右倾妥协路线转化而来的。而印尼共在艾地放弃领导后一盘散沙的表现，似乎又反过来“证明”艾地的不信还“有点道理”，这真可以说是互为因果了：右倾路线制造了涣散的党，而涣散的党反过来加强了右倾路线本身。
930事件能给我们的启示很多，但归根结底就是一条：一定要坚持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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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能不能二婚”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社会化且涉及多方面因素的议题。它没有一个绝对的“能”或“不能”的答案，而是取决于个人的具体情况、社会观念、法律法规以及个人价值观的综合考量。下面我将从几个主要方面进行详细阐述： 一、 个人层面：心理与情感这是最核心也是最关键的因素。能否开启一段新的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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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泽连斯基可能破例获得2022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讨论，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深入分析。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诺贝尔和平奖的评选标准是“为促进民族团结友好、取消或裁减常备军队等事业，做出最杰出贡献的人”。在这样的框架下，我们来审视泽连斯基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角逐诺贝尔和平奖的可能性分析：1.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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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体与未完成体：语言的精确表达在许多语言中，动词不仅表达了动作本身，还承载了关于动作状态和时间的重要信息。其中，“完成体”和“未完成体”是描述动词状态和时间关系最重要的语法范畴之一。它们帮助我们区分一个动作是已经发生并结束了，还是正在进行、或者还没有发生。为了更详细地解释这两个概念，我们将从以下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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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Linus Torvalds 的短视”这篇文章的真实性，以及其中涉及到的 Linus Torvalds 和 macOS 内核的论述，我们需要进行一个详细的分析。首先，明确一点：关于 Linus Torvalds 对 macOS 内核的评价，并且以此为基础批评他“短视”的文章，其“真实性”取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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