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古代日本和波斯、阿拉伯地区有交流吗？
丝绸之路的东方回响与海上丝路的波斯湾明珠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点：古代日本本身并不直接位于陆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日本是一个岛国，其与大陆的联系主要是通过朝鲜半岛，再通过中原王朝（如中国）与西域相连。因此，日本与波斯、阿拉伯地区的交流，更多的是间接的，是通过“贸易链”来实现的。
丝绸之路的终端效应: 陆上丝绸之路将东方的丝绸、瓷器等商品源源不断地运往中亚、波斯、印度，最终抵达阿拉伯地区。反过来，来自波斯和阿拉伯的珍宝，如玻璃制品、香料、宝石、金属工艺品等，也通过这条路径传播到东方。当这些商品通过中国或朝鲜半岛到达日本时，就构成了我们所说的“间接交流”。
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性: 尤其是唐朝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为日本与西方世界的联系提供了更直接的通道。中国的东南沿海港口，如广州，是重要的国际贸易枢纽。从波斯湾和阿拉伯海来的商船，将货物运往印度洋沿岸，再经由东南亚，最终抵达中国的港口。日本的遣唐使和日本商人也可能通过这些航线，与来自波斯和阿拉伯地区的商人发生贸易往来，或者购买到他们带来的商品。
考古证据与物质文化的碰撞
尽管直接的史料记载可能不多，但考古发现为我们揭示了这些交流的痕迹：
玻璃制品: 日本考古发现的许多古代玻璃器，尤其是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玻璃制品，其成分和工艺与西亚（包括波斯地区）的玻璃技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例如，日本出土的一些绿色或蓝色的玻璃珠、玻璃碗等，其铅钡系玻璃的特征，表明它们可能是在丝绸之路上传播过来的西亚玻璃制品，或是受到西亚玻璃工艺影响而仿制的。
金属工艺与装饰品: 从日本古墳时代（约3世纪至7世纪）出土的许多金属制品，如金银器、铜镜等，在纹饰、造型和制作技艺上，可以看到来自西方的影响。例如，一些Sasanian（萨珊波斯）风格的翼龙纹、连珠纹，以及受希腊罗马艺术影响的卷草纹等，都可能通过贸易和人员往来传入日本。奈良正仓院珍藏的大量文物，其中不乏来自中亚、波斯甚至更西方的精美工艺品，如“金银平脱”、“伎乐面”等，都直接或间接地证明了这种跨文化交流的存在。
香料与药物: 随着佛教的传播，一些来自西域、波斯、印度的香料和药物也传入日本。奈良正仓院保存的许多药物和香料，如乳香、没药、苏合香等，都是阿拉伯地区和中东地区特产，这些很可能是通过海上贸易传入日本，并被用于宗教仪式、医疗以及日常生活中。
织物与图案: 一些日本古代织物的图案和纹样，也可能受到了来自波斯地区的影响，例如一些几何纹、动物纹（如狮子、凤凰）等，这些纹样的传播往往伴随着丝绸等纺织品的贸易。
人员往来与文化观念的渗透
除了物质上的交流，人员的往来和观念的传播也是不容忽视的。
商人的角色: 那些穿梭于丝绸之路和海上航线的波斯、阿拉伯商人，他们不仅带来了商品，也可能带来了自己的语言、宗教信仰、生活习俗和知识。虽然很难追溯具体到某一个来自阿拉伯地区的商人来到日本，但他们的商品抵达日本，也间接地将这些文化元素带入了日本社会。
宗教与艺术的传播: 佛教的传播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随着佛教从印度经中亚、中国传入日本，一些在佛教艺术中融合了希腊、波斯、中亚风格的元素，也随之传入。例如，佛教造像中的一些服饰、纹样，以及寺院建筑的某些风格，都可能受到这些地区的影响。
“西域”概念的泛化: 在古代日本人的认知中，距离遥远而又充满异域风情的大陆世界，常被笼统地称为“西域”或“唐土”。这其中也包含了他们对波斯、阿拉伯地区的一些模糊印象。一些关于遥远国度的传说和故事，也可能通过各种途径传入日本，丰富了他们的想象世界。
历史的薄膜与难以言说的联系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交流的“直接性”是有限的。日本与波斯、阿拉伯地区的联系，更多的是通过中国、朝鲜半岛以及印度洋贸易网络进行的“二手”或“三手”交流。日本本身没有直接派遣船队抵达波斯湾，也没有大规模的阿拉伯移民在日本定居。
因此，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文化元素的“漂流”和“融合”，而不是大规模的直接碰撞。这些交流的痕迹，往往隐藏在对工艺品细节的分析、对考古遗址的精微辨析，以及对历史文献的细致解读之中。它们就像一张张细密的网，将看似遥远的国度联系在一起，共同谱写了古代世界多元文明交流的篇章。
总而言之，古代日本与波斯、阿拉伯地区并非完全隔绝。通过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延伸，物质商品、工艺技术、艺术风格，甚至是一些文化观念，都以间接的方式在日本留下了印记。这些印记虽不易察觉，却有力地证明了古代世界紧密相连的贸易网络和文化交融的生动图景。
网友意见
说个晚点的，跟波斯本土关系不大，但是和波斯语有关。
江户幕府在1672年长崎奉行所设有“莫卧尔通词”一职，负责翻译波斯语。
江户时代有个东京通事叫魏五左卫门（号龙山，1834年卒），他曾爷爷魏喜（也写作魏熹、魏喜宦等）是越南人，是福建大海商魏之琰的家仆（也叫魏九官），随了主家的姓。魏九官这人主要从事越南长崎间的贸易，在长崎有房产，长崎崇福寺的钟铭上就有他的名字（1647年铸），他在1653年和其兄一起避祸长崎（据说还向朱舜水借兵抗清，没有深考过），也带上了仆人魏喜，1672年被幕府准许“归化”（拿到永居），1679年魏之琰一家改姓了钜鹿（魏氏郡望），魏喜则改名叫了魏五平次，魏之琰的子孙后来编了一本《魏氏乐谱》，在音乐史上非常有名，是研究明乐的重要资料。魏五平次成了长崎的东京通词，这里的东京指越南北部的郑朝，后来子孙继续从事这一职业，其四代目魏五左卫门编了一本书，叫《译词长短话》，根据卷尾所记是1796年写成，主要是汉语、越南语、荷兰语等的会话词汇集，其中第五卷的内容是“莫卧儿语”（モウル語），就是莫卧儿帝国使用的波斯语。
《译词长短话》这书用的文字比较奇怪，学者将其称作“魏氏假名”，是用来表示各种语言的发音的，这里根据日本学者长岛弘的转写举几句例子：
你家是南蛮人么
shumā-chī farangi wilāyat （你是法兰克人）
ハルシヤ（波斯）国的到去得
shumā āmada būd （你来）
过几年留在的
panj sāl sāl nishasta（留了五年）
ハルシィヤ的话学，做的ハルシヤ人呢，衣将穿的ハルシイヤ人呢，假得是来不来么
zaban yād girifta libās-i musulmān rashīda bāshī（你记忆语言，变成了穆斯林的衣着）
根据《增补华夷通商考》一书，莫卧尔商船在“以前”到过长崎，但“近年不来”，唐人亦不曾去过，但是此国人曾随暹罗船到长崎，荷兰人亦曾到过此国。当时莫卧尔人曾随着荷兰、中国、暹罗等商船到达日本，因此德川幕府设立莫卧儿通词也就不奇怪了。
主要参考资料
『訳詞長短話』（第五巻）のモウル語復元試論.長島弘.1986
『訳詞長短語』のモウル語について.近世日本にほけるインド認識の一側面.長島弘.1986
トンキン通事魏龍山『訳詞長短話』成立の背景.高山百合子.2013
長崎唐通事中の異国通事について.東京通事を中心として.和田正彦.1980
東京通詞魏氏の家系 -魏五左衛門龍山を中心に.若木太一.1997
萨珊文化对于日本影响不小。萨珊王朝灭亡后，大量波斯贵族跟随王室逃入中国避难，不少波斯贵族用李作为中国姓氏。不少波斯人留在中国的同时也加入了中国皇帝的宫廷任职。733年时日本圣武天皇任命多治比广作为遣唐使前往中国，三年后副使中臣名代带着唐朝使团回到日本，使团里面就有位叫李密翳的波斯人，李密翳也被视为最早前往日本的波斯人。
奈良正仓院收藏的一件日本织物上面，骑手以帕提亚射箭术射杀狮子
这个图案还有姿势与四世纪萨珊波斯银盘上的沙普尔二世猎狮如出一辙
除此之外还有拥有萨珊风格的玻璃碗，金属器皿，琵琶
一直到16世纪日本还有波斯风的武士羽织
室町初期著名的遣明船贸易人士西忍入道就有天竺血统（家族大概率是移民印度或东南亚，但祖籍是西亚的回回）。个人觉得他的父亲有可能是为了躲避元末战乱而避居日本的色目商人
楠葉 西忍（くすば さいにん、応永2年（1395年） - 文明18年2月13日（1486年3月18日））は、室町時代の商人。父は天竺人の「ヒジリ」。幼名はムスル。俗名（通称）は天次で、西忍は出家した後の号。もとは「天竺」を姓とした。
父の天竺人（この天竺がどこを指すかは不明。インド、ジャワもしくはアラビアの可能性もあり）の商人・ヒジリは足利義満の時代に来日し、京都の相国寺に居住して絶海中津の庇護を受けていた。やがて河内の楠葉（現大阪府枚方市楠葉付近）の娘を妻とし、西忍が生まれた。のち西忍が楠葉を姓としたのは母の出身地による。ヒジリははじめ京都の三条坊門烏丸に居住し「有徳の者」と称されたが、将軍足利義持の勘気を受けて（詳細は不明）処罰される。西忍はのちに大和立野に移り住み、興福寺大乗院に奉仕する。
父の死後、大和の武将立野戌亥の娘（大乗院の坊主・実弾房宗信の妹）を娶る。永享元年（1429年）に長男の元次が誕生した。その他にも二男二女を得る。永享4年（1432年）はじめて遣明船にて明国へ渡航。享徳2年（1453年）二度目の渡明では、興福寺末寺の多武峰寺・長谷寺共同の船の外官となり、息子元次を同行させた。南京を経て、首都北平（北京）まで赴き、直接貿易に関わり、銅と生糸・明銭などの交易に携わった。
これらの西忍の交易活動は、帰国後興福寺に報告され、大乗院主尋尊によって『大乗院寺社雑事記』『唐船日記』などに詳細に記されており、当時の日明勘合貿易の実際を知る上での貴重な史料となっている。
晩年は大和古市に寓居し、文明18年に死去。享年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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