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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是新教导致了经济增长，还是有别的因素促进经济增长？是马克斯·韦伯错了吗？

回答
新教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及马克斯·韦伯在其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论述，是一个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中长期以来备受争议且引人入胜的话题。要回答“是新教导致了经济增长，还是有别的因素促进经济增长？是马克斯·韦伯错了吗？”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深入探讨其历史背景、韦伯的论点以及后人的批评与修正。

马克斯·韦伯的论点核心：新教伦理如何催生了资本主义精神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马克斯·韦伯的核心观点。韦伯认为，并非所有新教教派都对经济增长有同等的影响，他特别关注的是加尔文主义和其他一些强调“禁欲主义”（asceticism）的新教分支。他的主要论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 预定论（Predestination）与焦虑： 加尔文主义的核心教义之一是预定论，即上帝在创世之初就已经决定了谁能得救（选民）和谁将被定罪（弃民）。这对信徒造成了巨大的心理焦虑，因为他们无法通过任何行为来改变上帝的决定。
2. “世俗圣召”（Beruf in der Welt）： 为了缓解这种焦虑，信徒试图在自己的职业生活中寻找得救的证据。他们认为，上帝可能已经拣选了他们，而如果在自己的职业领域勤奋工作，取得成功，这可能是上帝恩典的迹象。这种将职业视为上帝赋予的“圣召”的观念，鼓励了信徒全身心投入工作，并追求效率。
3. 禁欲主义与勤俭节约： 与天主教强调出世的禁欲不同，新教的禁欲主义体现在对世俗生活的参与中。新教徒被鼓励要勤奋工作，但同时也要克制享乐和奢靡。他们不鼓励挥霍所得，而是将利润再投资于事业，或者以一种朴素的方式生活。这种行为模式与资本主义积累资本、扩大生产的内在逻辑高度契合。
4. 理性化与职业精神： 新教的教义强调理性、自律和有条理的生活。这种理性化的态度延伸到了经济活动中，催生了一种强烈的职业精神（professional spirit），即认真对待自己的工作，追求卓越，并以一种无情但公平的方式进行竞争。
5. 对富裕的态度转变： 在韦伯看来，传统社会对财富的态度往往是负面的，富裕可能被视为罪恶或堕落的标志。而新教伦理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看法。虽然不鼓励奢华，但通过勤奋工作获得的财富，如果能够保持禁欲的生活方式，并将其用于上帝的荣耀（例如，通过商业活动造福社会），也可以被视为上帝的祝福。

韦伯通过分析17、18世纪新教国家（如荷兰、英国、德国的部分地区）在早期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突出表现，以及与天主教国家在经济活力上的对比，来支持他的论点。他认为，新教的伦理观和价值观，创造了一种有利于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文化土壤。

“是新教导致了经济增长，还是有别的因素促进经济增长？” – 多重因素的复杂互动

韦伯的理论非常有影响力，但他也认识到这不是唯一的解释。许多后来的学者认为，将经济增长完全归因于新教伦理是过于简化了。经济增长是一个复杂现象，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这些因素可能与宗教改革同时存在或相互促进：

1. 政治因素：
政治稳定与法治： 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健全的法律体系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前提。一些新教国家，例如英国，在政治制度改革方面走在前列，建立了更稳定的产权保护和更高效的政府。
国家支持： 一些新教国家，例如荷兰，政府积极支持商业和贸易，例如通过建立贸易公司、海军保护贸易路线等。
相对自由的环境： 在某些地区，新教的兴起伴随着对教会权威的挑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为思想和经济活动提供了相对更自由的空间。

2. 地理和资源因素：
海岸线和港口： 拥有有利的地理位置，例如漫长的海岸线和优良的港口，为贸易和商业活动提供了天然优势。荷兰和英国在这方面就表现突出。
自然资源： 某些地区拥有重要的自然资源（如煤炭、铁矿石），这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基础。
农业基础： 相对发达的农业可以为城市人口提供食物支持，并为工业部门释放劳动力。

3. 技术和创新因素：
科学革命： 与宗教改革大致同时发生的科学革命，带来了新的技术发现和方法，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进步。
农业技术进步： 农业技术的改进提高了粮食产量，减少了因饥荒而导致的劳动力损失。

4. 商业和金融机构的发展：
贸易网络的扩张： 欧洲的贸易网络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已经开始扩张，新教地区可能从这些已有的网络中获益。
金融工具和机构的创新： 例如股份公司、银行、证券交易所等金融工具和机构的发展，为资本的聚集和投资提供了平台。

5. 教育和文化因素：
识字率的提高： 新教强调信徒亲自阅读圣经，这刺激了识字率的提高，从而提高了劳动力的整体素质。
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影响： 这些思潮也对鼓励创新和理性思考起到了一定作用。

“是马克斯·韦伯错了吗？” – 批评与修正

韦伯的理论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但也引发了大量的批评和反驳。这些批评并没有完全否定韦伯的洞见，而是对其进行了修正和补充：

1. 前资本主义的经济繁荣： 许多批评者指出，在宗教改革之前，一些天主教地区也出现了相当繁荣的商业活动和早期资本主义的萌芽。例如，意大利的城邦在14、15世纪就已经是重要的商业和金融中心。这表明经济增长的动力并非完全是新教带来的。
2. 归因的因果关系问题： 批评者认为，韦伯可能混淆了原因和结果。也许是那些已经具备商业精神和勤奋特质的地区，更容易接受和采纳新教的教义，而不是新教直接“创造”了这种精神。
3. 教义的解释差异： 并不是所有新教徒都拥有韦伯所描述的那种“禁欲主义”精神。天主教内部也有许多强调勤奋和良好品德的教义，而且历史上有许多虔诚的天主教徒也是成功的商人。
4. 新教内部的差异： 韦伯主要关注加尔文主义，但新教内部存在许多不同的宗派，它们在经济行为上的表现可能存在差异。
5. 地理 Determinism（地理决定论）的嫌疑： 一些学者认为，韦伯过于强调宗教因素，而忽视了地理、政治等结构性因素的作用。
6. 后来的历史发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天主教国家也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一些新教国家则出现了经济停滞。这表明新教与经济增长并非一种线性、必然的因果关系。

修正与综合的观点：

当代学者普遍认为，韦伯的理论并非完全错误，而是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揭示了宗教信仰、文化价值观与经济发展之间可能存在的深层联系。然而，更准确的理解是：

新教伦理是“促进者”而非“唯一原因”： 新教的某些教义，特别是加尔文主义的禁欲主义和职业精神，可能与早期资本主义的某些特质相契合，为经济的繁荣提供了一种文化上的“助力”或“催化剂”。
是多重因素的“合力”： 经济增长是政治、社会、技术、地理、文化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新教的兴起恰好发生在欧洲社会经历剧烈变革的时期，与其他促成因素叠加，共同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宗教作为文化符号和身份认同： 在某些历史时期，宗教信仰也可能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影响人们的身份认同和社会凝聚力，这间接也会影响经济行为。
历史的复杂性与非决定性： 历史的发展是复杂且非决定性的，不能简单地用单一因素来解释。

结论：

要回答“是新教导致了经济增长，还是有别的因素促进经济增长？是马克斯·韦伯错了吗？”这个问题，结论是：

新教并非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或直接的“原因”，但其某些教义（特别是新教的禁欲主义和职业观）可能作为重要的“促成因素”或“催化剂”，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兴起相契合。
经济增长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政治稳定、法治、技术进步、商业和金融机构的发展、地理条件等，这些因素与宗教改革同时或先后出现，共同塑造了近代经济格局。
马克斯·韦伯没有“错”，但他对新教与资本主义精神关系的阐释是“不完全的”或“有待补充的”。 他的理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向，但后来的学者通过更广泛的历史证据和多因素分析，对他的论点进行了修正和细化，认识到经济增长是一个更加多元和复杂的过程。

因此，更准确的说法是，韦伯的理论为我们理解宗教信仰在塑造社会和经济行为中的作用提供了宝贵的框架，但他对新教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解释，需要放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并与其他多种因素结合起来进行理解。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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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北大2013级的本科生，我们北大有一门世界经济史课程作业需要我们回答一个关于世界经济史的问题，对于你提的这个问题，受之前一个宗教问题的回答的启发，我基于交通数据做了猜测，本猜测答案属于个人原创，没有剽窃，请您参考。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到，新教教义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是吻合的，新教的广泛传播促使人们勤奋工作，努力储蓄，因此新教促进了经济增长，可以说宗教意识促进了欧洲的勤奋革命。从数据可以看到，如果直接把当下各国人口中新教人口比例和经济增长水平画在一张图中，他们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但是“相关”并不意味着“因果”，也就是说这样的正相关关系不足以说明是因为新教导致了经济增长。实际上，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质疑韦伯的结论。有的学者指出：并不是新教促进了经济发展，而是交通网发达、地理位置优越的地区容易接触到有着新思想的新教，而这些地区的经济在长期中也倾向于有更好的表现。还有的学者认为，某些地区识字率高，教育水平高，这些地区的人更可能接受新思想，而更高的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的长期增长也是有利的。无论是哪种学说，都可以看到新教与经济发展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联。以后者为例，Becker和Woessmann用工具变量验证这一假说：他们用各国到德国威腾堡的距离作为工具变量。威腾堡是路德贴出《九十五论纲》的地方，也是宗教改革思想最早的起源地。离威腾堡越近，意味着越容易接触到新教思想，但威腾堡在经济上并没有突出的地位，所以到威腾堡的距离与后来的经济发展水平应该没有因果联系，统计检验发现这个工具变量是有效的。他们在此基础上做了回归，发现一旦控制教育水平，新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不再明显，而识字率却（受教育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高度显著。这项研究有力地说明了教育才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后来很快有学者利用德国各地区的数据和中国的微观数据做了跟进的研究，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除去教育、医疗等因素，其他因素如交通便利程度也会影响经济增长。上述这些研究中都已经控制了交通因素，但经过与其他师兄、师姐的交流，我得知现在有新的资源来探究中世纪欧洲的交通便利状况。这里，我采用的数据来自斯坦福大学和牛津大学合作的Mapping the Repulic of Letters项目，具体数据由一位做相关研究的大牛师兄提供。这个项目是研究电子化启蒙运动时期（尤其是18世纪中后期）代表人物的书信往来情况和书籍出版情况。该项目的数据库包含了数量十分庞大的信息。例如，伏尔泰一生收发了超过19000封信件，而目前能探明收发对象的大约有十分之一，约2000封。将这2000封信件的收发人直接展示在缩略的欧洲地图上，就可以得到当时欧洲上层社会通讯网的概况，精确而直观。除此之外，这2000封信件都附有原文和写信日期。虽然原文数据还未开放下载，日期也只有发信日期而没有收信日期，这仍然是一批十分珍贵的数据。这个项目中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是由Giovanna Ceserani主持的Travelers on the Grand Tour可视化计划。Grand Tour是一专有名词，特指当时欧洲上游社会子弟在成年后环游欧洲（或美国）增长见识，广为交际的行为。通过他们旅行的路线和时间，同样可以挖掘出许多有价值的信息。但是这一部分数据更不完整，暂时还无法很好地利用。这是一项正在进行中的项目，正如前面所说，伏尔泰的19000封信件目前只整理出十分之一，所谓的案例研究也只包含了几个代表人物，更多资料都还在清理和挖掘中。所以上述观察的现象很可能是不完全，甚至于不准确的，应该随着项目的进行而随时更新。虽然如此，我认为仍然可以从现有数据发掘出一些颇有代表性的结论。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发信日期，这是重构当时欧洲交通状况的宝贵材料。虽然按照Becker和Woessmann的研究，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应当是与识字率相关的人力资本。但是Blum的看法也很值得注意，毕竟交通的便捷程度与其贸易往来等息息相关，也很有可能影响到城市的崛起。当然，从各处零散的史料中重构18世纪欧洲的交通状况也是一种方法。但是这需要分散收集资料，还要考察它们的可靠程度，并且整合起来也很十分复杂。而斯坦福的数据库就没有这个问题。这里的数据同质性很高，十分可靠。遗憾的是，能利用的公开数据中，数量最大的伏尔泰往来信件只有收信年份，并没有具体的日期，这肯定不能满足要求。所以我转而采用来自达朗贝尔的数据。

达朗贝尔同样收发了大量信件，并且这些信件都附有收信日期。这里首先讲一下为何收发信件日期就可以作为交通发达程度的合理度量。一个可能的缺点是信件无法代表商品的运输情况。因为像伏尔泰和达朗贝尔在当时都是上流社会成员，对于邮费并不会在意。如果实际上交通很不便利，除了邮件一类轻便商品外都无法运输的话，这个数据可能就没有实际意义。但是结合上面提到的Grand Tour，当时的交通应该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同时，我希望得到的是相对关系而不是绝对的值：交通越便利，越有利于长期发展，所以绝对量上的大小应该没有什么干扰。使用信件数据的另一个优势是其真实性，作者在信件上签署的时间一般都不会瞎填，都很真实，所以我认为不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去考察这部分数据的可靠程度，这可以部分抵消前面的缺点。另一个问题是只有收信时间而无发信时间表示数据有缺失，无法直接得到交通路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首先挑选出在同一时间范围内的数据。在这篇文章中，这个时间被限定为18世纪60-70年代间。然后找出通信最频繁的个体，逐封记录他们之间的收发时间。部分收信者的回信已经被整合入数据库，像布鲁塞尔、维也纳和特隆赫姆这些地区与达朗贝尔通信的数据是收发都具备的。剩下的只有单方数据的个体，假定个体收信后马上回信，这样虽然在数据库中只能看见达朗贝尔发出了一封信，过了2个月后达朗贝尔又发出了一封信，但可以假设其中这个人回了一封信，并且达朗贝尔是看到这封信之后才又写一封信的。这个假设应该说还是比较合理的。同时，进一步假设来回路程所需时间相同，比如说信件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需要5天，那么信件返回来也需要5天。这样，就可以用与达朗贝尔通信最频繁的个体的最长一段记录中重构出当时整个欧洲各大城市与巴黎的距离了。不过，如果某些大城市没有与达朗贝尔有通信的个体，又或者只有少数几封来往信件，并且间隔时间长达数年，就没有办法构造这个数据了。这就需要等待更多数据更新之后才能进一步研究。通过计算两个地点之间的直线距离，可以检验信件平均到达时间与直线距离的关系，发现关系十分显著，拟合系数大于0.5，详情见图1。这可能与欧洲平原普遍属于平原地势有关，也可能说明当时交通已经比较发达。但是这样的方法没有考虑到运输方法的异质性，例如水路与陆路之间的区别。像乌普萨拉、巴勒莫等城市，与巴黎的直线路线中都包含大片水域，那么很有可能信件在部分路段经由船舶运输。但是因为缺乏当时欧洲各地的航路数据，这次就没有对这一内容进行研究。不过，近乎直线型的关系已经比较有说服力了。

图 1 信件平均到达时间与直线距离的关系，横坐标为到达时间，纵坐标为距离

为了计算城市GDP，我采用的是布鲁金斯学会2014年发布的世界各大城市GDP购买力平价数据，利用2014年各大城市人口统计就得到了人口。部分城市，例如阿姆斯特丹，有大片间接管辖的地区，只计算市政管辖区人口。此外，有三个城市，巴勒莫、洛桑和特隆赫姆，不属于布鲁金斯学会划定的大城市之列，所以没有得到GDP数据。由于在城市网站等地方也找不到GDP，所以直接使用瑞士和挪威的人均GDP代替。这一结果很明显低估了这几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因为特隆海姆和洛桑都是各自国家规模排在前五的城市，结果也显示这两个城市确实是回归中的异常点。结果显示，城市购买力平价人均GDP确实和城市在18世纪60-70年代到巴黎的邮政距离有密切关系，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具体请参见图2。

图 2 城市购买力平价人均GDP与信件平均到达时间的关系，横坐标为人均GDP，纵坐标为到达时间

总结一下：我要证明的是交通便利程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什么样的指标可以说明交通便利程度呢？我认为通信时间（信件平均到达时间）可能可以说明，但是我需要验证一下这个指标是否可信。所以我做了第一个回归，发现通信时间和距离之间是呈正相关的，这个是符合一般预期的，也就是距离越远通信时间越长（从统计上看是这样的，但并不绝对），因此我认为通信时间这个指标可信。如果做了这个回归后发现通信时间和距离负相关，或者基本没什么关系，那可能就说明这个指标不合适了，得找另一个指标。所以第一个回归主要是用来验证“通信时间（信件平均到达时间）”这个指标的可信程度。做完这个回归后我认为这个指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交通便利程度，所以在第二个回归中我直接用这个指标与经济发展程度做回归，发现通信时间越长经济越差，也就是说交通越不便利经济越差，这就是我得到的结论。

综上所述，目前的证据倾向于显示，交通状况确实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Becker S O, Woessmann L. Was Weber Wrong? A Human Capital Theory of Protestant Economic History[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9, 124(2): 531-596.

[2] Blum U, Dudley L. Religion and economic growth: was Weber right?[J].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2001, 11(2): 207-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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