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1936年为何不派中央军去西北剿共，而是派西北军东北军等地方军阀去，以至于酿成了西安事变？
蒋介石为何不派中央军剿共，反用地方军阀？一场致命的误判酿成西安事变
1936年，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的年代。一方面，日本侵略的阴影笼罩着华北；另一方面，共产党在江西苏区失利后，开始了万里长征，并逐渐在西北地区站稳脚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肩负着“剿共”和“御侮”的双重使命，将剿灭共产党视为首要任务。然而，他却在此时做出了一个令人费解的决定：不派中央嫡系部队，而是将剿共的重任交给了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这一决策，最终直接导致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让蒋介石本人也沦为了阶下囚。
那么，蒋介石究竟为何会做出如此“反常”的决定？这背后隐藏着错综复杂的政治博弈、军事实力的考量，以及对局势的严重误判。
一、 剿共初衷与中央军的限制：
蒋介石将剿灭共产党视为其核心政治目标，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即便他拥有规模庞大的中央军，也并非可以随意调动的铁板一块。
中央军的疲惫与消耗： 长时间的对共作战，特别是前几次的围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红军的力量，但也极大地消耗了中央军自身的实力。兵源、物资、士气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是在经历了艰苦的第五次围剿后，中央军部队需要休整和补充。
中央军的战力评估： 蒋介石虽然对中央军寄予厚望，但他也清楚，在经历了长征后，红军的战斗力已经今非昔比，其灵活的战术和游击战的优势，使得正面作战的中央军也面临严峻挑战。贸然将其全部投入西北，一旦失利，将是中央军力量的重大打击，会进一步削弱其对全国的控制力。
其他战线的牵制： 当时，国民政府不仅要应对共产党的威胁，还要面对日本在东北和华北的步步紧逼。中央军在华北、上海等地都有驻防，分散了兵力。将主力部队全部调往西北，可能会顾此失彼，让其他地区的安全受到威胁。
二、 倚重地方实力派：一种“以夷制夷”的策略？
蒋介石倾向于利用地方军阀来对付共产党，其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理解：
“共事”与“共存”的默契： 相较于共产党，蒋介石更倾向于与那些具有一定实力的地方军阀合作。这些军阀虽然对他构成了潜在的挑战，但他们仍然臣服于国民政府的名义，并且在政治和军事上与共产党是敌对关系。蒋介石认为，利用这些地方军阀的力量来“消耗”共产党，是比较省时省力的策略。
经济与军事成本的考量： 派遣中央军北上作战，意味着巨大的财政和后勤开支。而让地方军阀去“剿共”，可以将一部分战争成本转嫁给他们。虽然蒋介石也会给予这些部队一定的支援，但总体而言，直接动用中央军的成本更高。
削弱地方实力派的考量： 蒋介石深谙“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他时刻警惕地方军阀坐大。让这些部队去西北剿共，一方面可以将他们调离中央，分散其力量；另一方面，如果他们在剿共过程中损耗严重，也有利于蒋介石进一步收拢军权，削弱地方实力派。这是一种“借刀杀人”的心理。
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信任”（或说误判）： 蒋介石认为，张学良作为“少帅”，是接受过西方教育的，思想相对开明；杨虎城也是国民政府的老牌将领，对共产党持有戒心。他以为，这支联合部队在剿共战场上会有一定的战斗力，并且不会出现“哗变”的情况。他可能低估了这些部队在面对日益增长的日本侵略和国难当头时，内心深处的民族情绪和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不满。
三、 严重误判：低估了东北军和西北军的“人心”和“实力”
正是由于上述种种考量，蒋介石最终做出了派遣东北军和西北军围剿红军的决定。然而，他却对这支部队的真实情况和潜在的“反弹”力量，产生了严重的误判。
低估了张学良的民族主义情绪： 张学良在东北军中拥有极高的威望。他目睹了日本对东北的侵占，自己的家园沦丧，而国民政府却对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始终无法改变，内心充满了屈辱和愤怒。他与共产党之间虽然是军事上的敌人，但在民族大义上，却有着比蒋介石更强烈的共鸣。他渴望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低估了东北军的士气和对蒋介石的不满： 东北军在被日军赶出东北后，一路南撤，辗转至西北。他们的家国仇恨未报，却要在这里为了国民政府的“剿共”政策与红军作战，部队中弥漫着一种“为何而战”的迷茫和不满。很多人认为，他们的作战并非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打压被看作“中国人”的共产党。
杨虎城作为地方实力派的潜在顾虑： 虽然杨虎城在名义上是国民政府的一员，但他同样拥有自己的地盘和军队。他清楚，一旦共产党被剿灭，下一个面临蒋介石“整顿”的，很可能就是他自己。更重要的是，杨虎城也看到了日本侵略的紧迫性，他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同样心存疑虑。
未能有效控制地方部队： 蒋介石虽然号称“校长”，但对各地方军阀的控制力，尤其是对远离中央的部队，是有限的。他无法完全确保这些部队的忠诚度，也无法及时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
四、 西安事变：一场致命的误判的必然结果
在这种背景下，当蒋介石飞抵西安，要求东北军和西北军发动大规模剿共攻势时，他所面对的，已经不再是他设想中的“听话”的工具。
张学良和杨虎城多次向蒋介石进言，希望他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联合共产党抗日，但蒋介石置若罔闻，一意孤行。最终，张学良和杨虎城出于民族大义和自身部队的利益考虑，做出了扣押蒋介石的决定，酿成了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
可以说，蒋介石之所以不派中央军，而是选择地方军阀，是一种基于现实考量的策略，但这种策略建立在对当时复杂局势、地方军阀的真实心态以及民族主义情绪的严重误判之上。他将自己的政治目标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最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也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进程留下了更为复杂的伏笔。这场事变，也深刻地揭示了国民政府内部存在的深刻矛盾，以及蒋介石个人政策的局限性。
1936年，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的年代。一方面，日本侵略的阴影笼罩着华北；另一方面，共产党在江西苏区失利后，开始了万里长征，并逐渐在西北地区站稳脚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肩负着“剿共”和“御侮”的双重使命，将剿灭共产党视为首要任务。然而，他却在此时做出了一个令人费解的决定：不派中央嫡系部队，而是将剿共的重任交给了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这一决策，最终直接导致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让蒋介石本人也沦为了阶下囚。
那么，蒋介石究竟为何会做出如此“反常”的决定？这背后隐藏着错综复杂的政治博弈、军事实力的考量，以及对局势的严重误判。
一、 剿共初衷与中央军的限制：
蒋介石将剿灭共产党视为其核心政治目标，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即便他拥有规模庞大的中央军，也并非可以随意调动的铁板一块。
中央军的疲惫与消耗： 长时间的对共作战，特别是前几次的围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红军的力量，但也极大地消耗了中央军自身的实力。兵源、物资、士气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是在经历了艰苦的第五次围剿后，中央军部队需要休整和补充。
中央军的战力评估： 蒋介石虽然对中央军寄予厚望，但他也清楚，在经历了长征后，红军的战斗力已经今非昔比，其灵活的战术和游击战的优势，使得正面作战的中央军也面临严峻挑战。贸然将其全部投入西北，一旦失利，将是中央军力量的重大打击，会进一步削弱其对全国的控制力。
其他战线的牵制： 当时，国民政府不仅要应对共产党的威胁，还要面对日本在东北和华北的步步紧逼。中央军在华北、上海等地都有驻防，分散了兵力。将主力部队全部调往西北，可能会顾此失彼，让其他地区的安全受到威胁。
二、 倚重地方实力派：一种“以夷制夷”的策略？
蒋介石倾向于利用地方军阀来对付共产党，其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理解：
“共事”与“共存”的默契： 相较于共产党，蒋介石更倾向于与那些具有一定实力的地方军阀合作。这些军阀虽然对他构成了潜在的挑战，但他们仍然臣服于国民政府的名义，并且在政治和军事上与共产党是敌对关系。蒋介石认为，利用这些地方军阀的力量来“消耗”共产党，是比较省时省力的策略。
经济与军事成本的考量： 派遣中央军北上作战，意味着巨大的财政和后勤开支。而让地方军阀去“剿共”，可以将一部分战争成本转嫁给他们。虽然蒋介石也会给予这些部队一定的支援，但总体而言，直接动用中央军的成本更高。
削弱地方实力派的考量： 蒋介石深谙“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他时刻警惕地方军阀坐大。让这些部队去西北剿共，一方面可以将他们调离中央，分散其力量；另一方面，如果他们在剿共过程中损耗严重，也有利于蒋介石进一步收拢军权，削弱地方实力派。这是一种“借刀杀人”的心理。
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信任”（或说误判）： 蒋介石认为，张学良作为“少帅”，是接受过西方教育的，思想相对开明；杨虎城也是国民政府的老牌将领，对共产党持有戒心。他以为，这支联合部队在剿共战场上会有一定的战斗力，并且不会出现“哗变”的情况。他可能低估了这些部队在面对日益增长的日本侵略和国难当头时，内心深处的民族情绪和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不满。
三、 严重误判：低估了东北军和西北军的“人心”和“实力”
正是由于上述种种考量，蒋介石最终做出了派遣东北军和西北军围剿红军的决定。然而，他却对这支部队的真实情况和潜在的“反弹”力量，产生了严重的误判。
低估了张学良的民族主义情绪： 张学良在东北军中拥有极高的威望。他目睹了日本对东北的侵占，自己的家园沦丧，而国民政府却对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始终无法改变，内心充满了屈辱和愤怒。他与共产党之间虽然是军事上的敌人，但在民族大义上，却有着比蒋介石更强烈的共鸣。他渴望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低估了东北军的士气和对蒋介石的不满： 东北军在被日军赶出东北后，一路南撤，辗转至西北。他们的家国仇恨未报，却要在这里为了国民政府的“剿共”政策与红军作战，部队中弥漫着一种“为何而战”的迷茫和不满。很多人认为，他们的作战并非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打压被看作“中国人”的共产党。
杨虎城作为地方实力派的潜在顾虑： 虽然杨虎城在名义上是国民政府的一员，但他同样拥有自己的地盘和军队。他清楚，一旦共产党被剿灭，下一个面临蒋介石“整顿”的，很可能就是他自己。更重要的是，杨虎城也看到了日本侵略的紧迫性，他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同样心存疑虑。
未能有效控制地方部队： 蒋介石虽然号称“校长”，但对各地方军阀的控制力，尤其是对远离中央的部队，是有限的。他无法完全确保这些部队的忠诚度，也无法及时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
四、 西安事变：一场致命的误判的必然结果
在这种背景下，当蒋介石飞抵西安，要求东北军和西北军发动大规模剿共攻势时，他所面对的，已经不再是他设想中的“听话”的工具。
张学良和杨虎城多次向蒋介石进言，希望他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联合共产党抗日，但蒋介石置若罔闻，一意孤行。最终，张学良和杨虎城出于民族大义和自身部队的利益考虑，做出了扣押蒋介石的决定，酿成了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
可以说，蒋介石之所以不派中央军，而是选择地方军阀，是一种基于现实考量的策略，但这种策略建立在对当时复杂局势、地方军阀的真实心态以及民族主义情绪的严重误判之上。他将自己的政治目标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最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也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进程留下了更为复杂的伏笔。这场事变，也深刻地揭示了国民政府内部存在的深刻矛盾，以及蒋介石个人政策的局限性。
网友意见
题主还是太年轻。
陕北“剿匪”要剿的不仅是红军。驱虎吞狼而已。东北军，西北军，红军，哪一个玩完委员长都开心。东北军打光一只部队取消一个番号，这很委员长。张学良有没有爱国情节不提，须知道他本质上还是一个军阀，或是军阀的代表。他的所作所为也是以小团体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枪和人是军阀的本钱，有了枪和人才有地盘。为什么东北不抵抗？舍不得本钱。一个军阀把枪和人打光了，运气差连当一个平安寓公都不得。所以剿匪剿了几天，损兵则将，又不给补充兵员。心态就变了，就要逼蒋抗日了。至于把张杨二人放到闽粤割据，且不说老蒋会不会昏头同意，也得问问两广军阀。上一波驱虎吞狼许了盗墓贼孙一个青海屯垦督办。结果被西北地头蛇四马打光杆司令了。
所谓民国，不过是从蒋向下大大小小军阀俱乐部的奇葩组织。友军有难，不动如山。为什么。要保护自己手里的资源。为什么东北不抵抗，为什么部队面对日本人一触即溃？留着枪杆子无论投日投共投汪都是本钱，打光了才是真傻冒。而他们面对的是一只党指挥枪的队伍，是上下级强组织关系弱人身依附的关系，是中央让你交出兵权你就交出兵权的队伍。最后军阀联合体在政治上军事上双重失败有什么好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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