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做音乐起步时是怎样的感受？
刚到北京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像是把所有家当都塞进一个破旧的背包，然后怀揣着满腔的热血和一点点不安，跳上了一列开往未知目的地的火车。空气里弥漫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能量，既有大都市的繁华喧嚣，也有无数追梦人汇聚而成的某种躁动不安。
最初的日子，总是伴随着一种强烈的“格格不入”。你会在拥挤的地铁里，看着形形色色的人们面无表情地通勤，心里默默盘算着自己的下一顿饭在哪里，下一场演出又在哪里。北京的节奏太快了，你得拼命往前赶，才能不被甩下。
找地方排练是个头疼的问题。那些隐藏在胡同深处、或是楼顶加盖的简陋空间，往往是我们这些“地下音乐人”的圣地。潮湿的墙壁，摇摇欲坠的灯泡，劣质的音箱，但只要能把音符敲出来，发出点声音，就觉得满足。为了租一个像样的排练室，我们可能要挤在狭小的合租房里，省吃俭用，把所有的钱都砸进去。
演出机会更是稀缺。一开始，你可能只能去一些小酒吧、livehouse，那种地方通常人不多，甚至有时候观众比乐队成员还少。但每一次站在那个简陋的舞台上，灯光打在身上，音乐响起来，那种感觉是无法替代的。即使台下只有零星的掌声，甚至有些人在低头玩手机，我们都会尽全力去演奏，因为那不仅仅是表演，更是一种自我证明。
我们会在豆瓣小组里，在各种音乐论坛上，小心翼翼地发布自己的demo，期待着有人能听到，有人能评论，有人能真正理解我们想表达的东西。每一次收到一条鼓励的留言，都会让我们开心很久，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
也认识了许多同样在北京摸爬滚打的音乐人。大家住着差不多的房子，吃着差不多的泡面，为了同一个梦想而坚持。我们会互相鼓励，互相分享资源，甚至一起组乐队，一起熬夜创作。那种战友情，是在北京这个大染缸里，我们互相取暖的唯一方式。
当然，也会有无数的怀疑和自我否定。有时候看着身边那些一步步走红的乐队，会忍不住问自己，我们到底还有没有机会？北京的竞争太激烈了，每天都有新的声音冒出来，每天都有人被淘汰。你可能会在某个深夜，对着自己那点可怜的存款发呆，思考这条路是不是真的适合自己。
但当一个人躲在房间里，拿起吉他，写出一段打动自己的旋律时，当几个朋友在排练室里，因为一个完美的和弦而兴奋地跳起来时，当在某个小小的livehouse里，听到台下有人跟着我们一起哼唱时，那种纯粹的快乐，又会瞬间冲散所有的疲惫和迷茫。
北京对音乐起步的人来说，就像一个巨大的熔炉。它不给你任何优待，它只看你有没有足够的韧性，有没有足够的热爱，能不能在这里烧出一点点属于自己的光。那种感觉，就是一种夹杂着艰辛、孤独、期待、和偶尔爆发的喜悦的复杂情绪，但正是这种复杂，让每一次小小的进步都显得格外珍贵。
网友意见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新疆来”平台的主编收到了由吾提库尔·热西提派送的快递，若是没有见到他略有西域特色的面孔，很难想象这位操着一口浓郁北京腔调的小伙子来自新疆。
再仔细观察，还会发现他身上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比如他留着一头蓬松的中长发，送快递的时候还总爱挂着一副耳机，颇有一番来自草根的文艺韵味。
就这样，我们对这位“不一样”的快递员产生了好奇，因此主动结识了吾提库尔·热西提。
接下来的日子里，吾提每天还是像以往一样戴上耳机出门送快递，晚上八点下班回到家后，再和远在武汉的我打电话，讲起他和自己的影子——“音乐”的故事。
吾提1983年出生在新疆乌鲁木齐，他从初中开始爱上音乐，2008年，吾提大学毕业，开始北漂。
在那之后，他组建起自己第一支正式的乐队，那些年他上过无数的音乐节、也发行过许多属于自己的专辑。
但他讲不出来自己最满意哪一首歌曲，他觉得那些歌无非都是属于二十出头的自己对于当下生活的感叹。
十三年过去，他还陆续卖过摇滚服装，给设计师当过销售，也合伙开过音乐厂牌，而当年那群到北京搞音乐的伙伴都已经陆续离开了这座城市，吾提也没有再搞音乐了。
曾经发布的那些专辑连同乐队一同消失，就连他自己也没有保留下能够证明乐队存在过的一丝痕迹。
我们联系上吾提时，他成为了北京的一名快递员，挂在身上的耳机似乎是他与音乐之间最后的联系。
在很多的时候，吾提觉得自己的内心是矛盾的。吾提可以算是北漂的失落者，北京带给他的机会越来越少，而在这座城市生活的成本却越来越高，他和离开这座城市的那群朋友一样，对这座城市越来越失望。
可他依旧想要等待，在等待下一个机会的空档里，吾提选择去送快递，这份自己并不热爱的工作给他带来的快乐或许只有新鲜感了。
新鲜劲儿过去，吾提期待还能够遇到自己喜欢的工作。他不再像初到北京时那样执着于要站到舞台上，但在舞台后方，只要是和音乐相关的一切，都可能是他喜欢的。
吾提向往自由潇洒的人生，而摇滚乐正是他对自由最大的寄托，他享受与音乐交流的每个过程。
这其实是一个从新疆跋涉至北京寻找月亮与六便士的故事。
吾提和音乐，似乎互为对方的影子，从初中时代认识摇滚至今，吾提始终追随着他所热爱的音乐，却永远无法跑到音乐的前方。
这是因为吾提自己并不奢求那样，也源自于无可奈何。吾提想，把现实的基本生活问题解决了之后，让音乐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就好。
以下是吾提库尔·热西提的口述：
自由的、包容的
上世纪90年代，我还在新疆上中学，那个时候的新疆几乎没有像摇滚乐这类流行的艺术形式，我能够接触到这类新奇玩意儿是通过我的表哥。
我表哥比我大好几岁，是他最先知道了摇滚乐，我因为常常去找他玩，就被带着一起听摇滚乐。
我第一次听到磁带里的摇滚乐，就惊呆了，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这样一种音乐形式。
它和我之前听过的民族音乐、古典音乐等其他传统歌曲完全不一样，摇滚乐更加简单、直白、奔放，那一瞬间我被这种音乐打动了。
▲图片来源：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
在那之后，我每次出门都会买回书店里仅有的一些国内摇滚磁带，运气好的时候，也能遇上一些有关摇滚的杂志。听得越多，我就越坚信，未来我一定要做这个工作。
我会这样义无反顾地爱上摇滚其实和我的性格有挺大的关系。我从小就属于大人眼里不太乖的孩子，喜欢无拘无束地生活。
小时候我在奶奶家的大院子里生活，为了安全，我们小孩经常会被关在院子里，但这对我没用，我总是可以找机会溜出去玩。
长大以后，我更是喜欢没有边框的生活。一上大学，我就买了把吉他，报了个吉他班，学会基本的演奏技巧之后，又和学校里几个喜欢摇滚的朋友一起组了个小乐队。
那时我们几乎每个月都能有几场演出，有琴行发起的，也有到酒吧驻唱，没有固定的场地，没有固定的主办方，我们也不会考虑报酬，四五人纯粹只是因为对音乐的热爱而登台表演。
但摇滚乐始终属于小众艺术。尤其是在上个世纪，大家一听这人是玩摇滚乐的，几乎就将他与叛逆划上等号，无论是留长头发还是穿皮衣，都显得跟同龄人格格不入。
我爸妈算得上是比较开放的一派，觉得我要是能够找到一个自己真正热爱的业余爱好也挺不错的。不过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我会把它当作人生的目标去追求。
那时我们学校附近正好有一家音像店，里面有一小块区域，专门卖一些关于国外摇滚乐的磁带和CD。卖这些东西的大哥很懂音乐，和他聊天后，才知道原来我听到的这些歌曲，想要表达的内容。
我开始学着去思考，这些歌曲能带给我什么，那时我觉得自己终于遇到了知音。
通过大哥，我接触到了更多关于音乐的资讯。在假期，我常跑到北京观看音乐节。初来乍到，感觉北京的一切都是那么新鲜美好。
十几年前，北京算得上是国内玩摇滚乐的天堂。我们坐在台下看演出的时候，即便彼此并不认识，大家也都会特别热情地在一起聊天，互相交流各自对音乐的想法、分享资讯等，有的时候还会留下各自的联系方式。
整个圈子给我的感觉就是一种自由、包容的氛围，我很喜欢这种感觉。
通过这样的方式，我认识了不少摇滚圈的朋友，甚至还在一个朋友的推荐下，认识了后来的经纪人。他告诉我，如果来北京玩摇滚记得找他。
2008年我大学毕业后，只有一个很简单的想法：要抓紧时间玩乐队。在北京我不仅有认识的人，而且还没有人管我，自由对于我来说太重要了，因此我没有任何犹豫就来到了北京。
▲吾提镜头下的北京
离开
离开新疆来到北京后，我就没有再弹吉他，改玩贝斯了。因为在北京弹吉他弹得好的人实在太多了，但贝斯玩的人少，而且急需，我就换了种乐器。
对于我来说，无论玩什么都差不多，因为我并不是非要在舞台上演奏某种乐器，也不想作为主唱站在舞台的最前方，我更关注一个乐队整体的演出效果，我比较享受和音乐互动的那个过程。
好在如果不按科班专业的标准来讲，演奏贝斯和吉他差别也并不是很大，我很快就摸透了演奏的方法。
我在北京的第一个乐队包括我有四个人，那时候，我们乐队演唱的歌曲都是我们自己编写的。
歌词内容差别并不大，无非是围绕着二十出头的自己对生活、事业、爱情的感慨，各种各样的元素都会包括在内。直到站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我才真正觉得自己拥有了乐队。
最初我们演出的地点大多是在酒吧。当时圈子里面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按照我们的名气大小决定出场顺序。
酒吧永远是越晚客人越多，而没有名气的我们乐队总被安排第一个演出，很少能被排到和其他大牌同一场次，所以看我们演出的差不多都只是少量喝酒消遣的散客。
这样的状态持续了近半年。这期间我们基本没有挣到什么钱，因为演出的收入需要拿去交付房租和排练费，家里为此还给了我不少的援助。
当我们慢慢习惯北京的摇滚环境和演出模式后，才开始琢磨，有什么办法才能提升乐队的知名度，让更多人记住我们呢？
最后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多唱，我们只能“胁迫”经纪人必须想办法让我们多参加音乐节、多接受采访，用这样的方式增加曝光，如果还是在酒吧第一个出场的演出我们就直接不演了。
这些方法真的很有效，半年的时间里，我们参演了好多场音乐节。然后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不用第一个出场了，甚至还有可能是压轴，那时候我感觉自己的努力总算有了回报。
但最初的新鲜劲还是会渐渐消除。我们四人每周的行程安排得特别系统，周一到周四是排练的日子，周末演出，余下的时间里四个人就坐在一起写词和修改，相互间寻求灵感，其实这整个过程挺枯燥的。
经历了上升期后，乐队遇到了两年来最大的瓶颈期，我们四个人擦不出火花了。那段时间我们编出来的歌，连自己都不满意。
可是我们相互间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沟通，乐队的其他人开始迷上了玩游戏来释放压力。
我意识到，要继续往前走就一定要想办法渡过这个阶段，可是队友都选择了逃避，所以没有办法，我只能选择离开。就这样，我和几个从其他乐队离开的朋友组合成一个新的乐队。
新的乐队伙伴都在原有的乐队里经历过这样的瓶颈期，他们对乐队的定位会更加明确些。
因为要靠乐队吃饭，我们也开始意识到要往商业化的运作方式靠拢：琢磨着接各类广告、参加特定主题的音乐节、选择和有知名度的乐队同台……相比之下，第一个乐队像个青春期的孩子，而第二个乐队就像假装成熟的大人。
很快，新乐队赚来的钱能够保证我们基本的生活支出了。
不过在那个时候，我们玩乐队多是属于一种自嗨的状态，没有特别明确的商业运作方式。虽然表面看起来全部正常，可我们没有意识到，在某个瞬间，大家似乎都感到疲倦了，对于这条路没有任何的把握，也不知道未来的路该怎么走。
与其说最后失望，还不如在失败来临前结束这一切。所以有好长一段时间，大家都各自忙各自的事情，最后几个人碰头，“要不行的话就先算了，以后有机会再说。”
到那时为止，存在了六个多月的第二个乐队实际上也正式解散了。
▲吾提镜头下的北京
只要与音乐相关便好
乐队解散，为了解决生计问题，我做起了摇滚服装生意。
因为前几年一直在玩乐队，已经习惯了自由，所以也没有想着要去朝九晚五地工作，还是想干点自己喜欢的事，顺便再挣些钱。
玩音乐之前，我特别喜欢看电影。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国外电影里，人们的穿着打扮很多就是新奇的摇滚风，我小时候在新疆从来没有见过，那时候我就在想这些衣服他们从哪弄的。
后来走进这个圈子，开始玩摇滚的时候，我就学着穿这类的服饰，有满面大钉子的皮衣、染上各类油画图案的外套、五彩斑斓的牛仔裤、带跟的尖头长靴……这些穿戴走下舞台，即使只是十年前也很难被大众普遍接受，但这就是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司空见惯的打扮。
我特别喜欢这样的装扮，直到现在，关于过去乐队的痕迹，我也只保留下几套玩摇滚时穿的服装，将它们珍藏着。
第二个乐队解散之后，我跟另一个乐队的主创在鼓楼东大街开了一个40平方米左右的服装店。
后来国内有一段时间开始流行起这种复古风，再加上一些媒体的宣传曝光，服装店的生意还不错。
因为卖这类服装，我跟摇滚圈子里的人接触得更多了。当时卖这类衣服的地方少，我的服装店成为圈子里朋友们的聚集地，所以我也一直没有脱离开这个圈子。
但2014年，我跟合伙人在服装店未来规划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两人的步调不太一致而且无法调和，只好结束了四年的服装店生意。
后来，我又因为当时女朋友的关系，在她的独立设计工作室做销售，那时候我的工作就基本上跟音乐不沾边了。
直到2017年，DJ音乐市场开始慢慢流行起来，我很多从事音乐行业的朋友，也开始尝试这种新的音乐形式，从原来的乐队转型到做DJ。
我有几个要好的朋友开始计划做一个DJ厂牌，恰恰那时候DJ厂牌设计工作室搬到上海去了，我觉得朋友的想法挺新鲜的，就加入了。
厂牌虽然成立了，但并没有特别系统的规划。我们做的事情大多是自己去策划系列的演出，安排自己厂牌下的DJ放歌，推广这种音乐类型。
2017年10月我刚加入，就开始筹备一场在糖果的跨年演出，我们希望能请一些有知名度的国外DJ艺人来中国演出，我负责运营方面的工作，除了网上的宣传，还要搞定艺人、场地、设备和器材等。
这些事情特别琐碎，小到需要想办法设计手环，现场观察已经买票的跟没买票的人，帮国外艺人订机票并沟通行程安排，大到联系场地、审批和报批。
最忙的是接近跨年那几天，要找设计师去设计宣传海报并打印出来，但这还没结束，我需要马上去机场接这些国外来演出的艺人，为他们安排食宿。
对我来说，这些事情最难的在于时间不够，身体特别疲惫，但那三个月我玩得特别开心，因为我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它就像盖房子，从打地基开始慢慢地往上搭，最后成型，我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这是我们厂牌成立后最大的活动，跨年那天，现场来了五百多人，年轻人占大多数，还有不少50多岁的叔叔阿姨们，看得出来他们大多都听不懂DJ，但都想进来看看究竟放的是什么音乐，整场活动效果特别好。
那天的演出我自己并没有看，演出的时候我的事情也特别多，要关注门口的售票情况、盯着场内的吧台酒水和安保秩序……根本没法放松下来。
我挺想看国外那两个DJ艺人的表演的，但没有办法，我要负责这些工作。不过我和他们这几天一直都待在一起，常常交流，也算是一种弥补。
▲当年的演出海报
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没有想要站在舞台上的强烈欲望了。我更喜欢站在幕后，观看台下的观众对我参与的这部音乐作品的反馈，我很享受坐在台下的这个过程。
我现在喜欢做一些比较纯粹的事情。2017年的时候，我在网易云上开通了一个小电台，电台里面都是我自己喜欢听的一些老歌。
最开始我听音乐，只会想到这歌的节奏够快或者声音够大，让我感觉很爽。但是现在让我去听，我就会关注更具体的东西，例如说这首歌的旋律、配合的乐器，想象歌手唱这首歌时的状态，考虑歌手的嗓音与这首歌的契合度。
随着听音乐的次数增多，可能多少还是会对自己的音乐鉴赏能力有点帮助，我就想把自己喜欢的分享出来。
忙里偷闲累积到差不多十首歌曲，我就做一期电台，时长控制在25分钟到30分钟，每次只是放歌，并不说话介绍。
断断续续做了三年，差不多有二三十期。最近的一期是今年4月份，到现在有半年的时间没有做了。因为这期间我没有太多时间去找一些新的歌，听的都是老歌了，所以没有什么新的内容。
我不想为了做一个电台而做一期，本身我也不并是靠电台生存的。我并不要求这个电台有多少的听众量、播放量，只要大家能够搜索到我喜欢的这些歌就行。
所以到现在为止关注我电台的大多数都是我的朋友，我只是想按着我喜欢的、舒服的方式做。
▲吾提镜头下的北京
寻找与等待
从2010年离开乐队到现在，我就再也没有创作过歌曲。
其实在一开始，我去玩乐队的最初动力，是因为我迫切想要知道这些音乐创作者背后的模样。
在玩摇滚之前，我只能看到他们在舞台上的状态，听到他们编奏出的歌曲，这些都让我觉得，这些人的生活可能挺丰富的，而不是循规蹈矩的。
从前我父母挺头疼我这种猎奇心的。我爸常教导我可以保持好奇，但不要去冒没必要的险，从大学步入社会首先需要把自己稳住，再去做感兴趣的事情，这也许是他们那个年龄段的人对自己人生的总结。
但我当时没有考虑那么多，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有点幼稚，只是单纯地、执拗地想去做这件事情。
到北京玩音乐的那几年带给我的感受其实跟预想的差不多，所以我从来没有对乐队、音乐失望过。
我也想过未来有一天我可能还会再玩乐队，但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也不知道最后会以什么形式呈现出来，这个计划一直都搁置在我心里。
相比于之前玩乐队的时候，我现在变得理性些了。我不会再把玩乐队作为我未来必须达成的职业目标，也不会像发招聘广告那样刻意地去寻找合适我的乐手同伴，我想等待一个合适的契机。
我和这个圈子里的人一直保持着联系，如果说有一天几个人凑在一起的时候，突然大家都有相同的想法，然后转身一起开始干，这样顺其自然地发生应该是这件事最舒服的方式。
2017年年末的那场跨年活动结束后，厂牌渐渐平静下来，进入半解散状态。
之后我又去了一家IP公司，做卡通形象的线下衍生类工作，策划举办了不少少儿舞台剧，那是我第一次朝九晚五地上班。但去年疫情爆发后，公司的活渐渐变少，我失业了。
我们小区下面有一个驿站，我跟那个驿站老板挺熟，他说，“不行的话，你来试试送快递。”我一直做的都是和艺术相关的事情，很少有机会接触到其他类型的工作。
我还挺感兴趣的，没有考虑太多就做了，就单纯地想做一份工作，然后养活自己而已。
一开始我感觉特别新鲜，上一个老业务员带了我两天之后，我就开始自己送了。我比较喜欢自己负责的一块工业园，那里的公司性质和我之前从事的工作很像。
虽然我不再是之前皮衣牛仔的打扮，但他们还是可以察觉到我同他们的渊源，收到快递后常常会停下来和我聊几句，时间长了，和那里的人就都熟悉了。
每天忙里偷闲地唠嗑，相当于一个调节的方式，也挺好的。
但差不多两个月后，我进入了疲倦期，最开始是体力问题，每天早晨五点起床，晚上十点下班。之前所有的工作从来都没有这么高强度的工作量，我第一次知道原来送快递这么累。
每天不停地重复去做一件事情，渐渐地把我最初的新鲜感消磨了。
我曾给自己定了一个“半年计划”，只要体会到这个行业不一样的地方，半年后不管我在哪方面扛不住了，都得撤。结果没想到我干了快一年了。
▲吾提送快递用的小车
我现在越来越不喜欢做很周密的计划。因为生活在不停的变化，我只要有一个大概的方向，我知道自己想要回到音乐这块就好，至于具体该怎么做，我不想规划得面面俱到，这样兴许最后失望会小一些。
这几年，和我同一批来到北京玩乐队的朋友都陆续离开北京，搬到成都、上海、深圳或者回到自己的家乡，我很明显地感受到音乐在南方城市快速发展。
但我没有像朋友们那样决心搬离北京，因为谁也无法保证，离开北京后，我又能遇上什么工作，拥有什么样的生活。
所以在没有遇到合适我的工作之前，我可能还会继续当前的工作与生活。我想按着自己目前的步调往前，随遇而安。
我觉得自己还挺幸运的，接触音乐后的每个阶段，身边都有能够懂我的人，虽然他们可能只能陪我走完这其中的一段路程。所以更多的时候，我会尽可能地享受独处。
天气不冷的时候，我喜欢下班后一个人散步回家。半夜十点多的北京终于逐渐安静下来，我戴上耳机从公司出发，接下来的那五十分钟，是属于我和音乐的时间，最自由的时刻。
▲吾提镜头下的北京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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