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古代酷吏张汤？
首先，咱们得承认，张汤这个人，在汉武帝那个时期，确实是“有用”的。汉武帝雄才大略，对外征伐四方，对内加强集权，这时候就需要一批能够雷厉风行、毫不留情的官吏来推行他的政策，扫清障碍。张汤，无疑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的“酷”体现在哪里？
严酷的审讯手段： 张汤以“酷吏”闻名，这绝非空穴来风。当时的法律条文，虽然也有细致的规定，但执行起来往往需要狱吏来“解读”。而张汤在这方面，可以说是“独具匠心”。他善于从各种细枝末节中挖出“罪证”，通过严苛的审讯，逼迫嫌疑人招供。有时候，这种招供并不一定完全真实，但对于急于“破案”的统治者来说，这却是一种“高效”的手段。他那些“罗织罪名”、“欲加之罪”的传闻，虽然可能有些夸大，但也能看出他办事的方式有多么不留情面。
政治上的“狗腿子”？ 很多史书，尤其是后世的儒家史观，对张汤的评价往往不高，认为他过于迎合汉武帝，为了讨好皇帝，不惜使用非法手段。在一些涉及皇族、权贵甚至大臣的案件中，张汤往往能够准确地“捕捉”到皇帝的意图，然后将事情办得“滴水不漏”，甚至主动为皇帝“解围”。这种行为，在讲究“君臣之道”的儒家看来，是缺乏独立人格，甚至是“奴颜婢膝”的表现。
制造恐怖气氛： 他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震慑作用。对于那些想要钻法律空子、贪污腐败的官员来说，张汤就像一把悬在头顶的利剑。他的名声在外，足以让许多人望而却步，不敢轻举妄动。这种“以刑制刑”的方式，在集权加强的汉武帝时期，确实能达到一定的社会稳定效果。
但他真的只是一个“滥杀无辜”的酷吏吗？
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
汉武帝的“工具”： 很多人认为，张汤的“酷”并不是他个人的“发明”，而是汉武帝那个时代社会和政治环境的产物。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私下里，他对于法家那套“以严刑峻法治国”的手段，却运用得炉火纯青。张汤，就是汉武帝手中一柄锋利的“刀”，专门用来对付那些阻碍他集权、挑战他权威的人。他所做的一切，很大程度上是在执行皇帝的意志。
客观上的“贡献”： 尽管手段令人诟病，但张汤在一些案件的侦破和处理上，也确实起到了作用。例如，在治理国家、打击地方豪强的过程中，他的严厉执法，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秩序。他并不是完全胡来，只是他的“法律解读”和“执行方式”更加极端。
自身的局限性： 承认他是个“酷吏”，也意味着他可能在某些方面缺乏人道主义精神，或者说，他的道德底线相对较低。他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使用一些不光彩的手段。这种做法，在任何时代，都难以获得普遍的赞誉。
历史评价的复杂性：
评价张汤，不能脱离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汉武帝时期，国家经历了巨大的变革，从一个相对宽松的统治，走向一个高度集权的时代。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伴随着一些激烈的手段。
“贤臣”还是“奸臣”？ 在一些拥护汉武帝政策的人看来，张汤是能臣、干吏。他能够贯彻皇帝的旨意，为国家效力。而对于那些反感严酷统治、或者曾被他迫害过的人来说，他自然就是奸臣、酷吏。
后世的“污名化”： 儒家思想成为主流后，对那些违背“仁义礼智信”的官员，往往会给予负面评价。张汤的“酷吏”标签，很大程度上也是后世儒家史官的“定性”。
总的来说，张汤是一个极具争议的历史人物。
他是一个在汉武帝时期，为了实现皇帝的集权和统治目标，而不择手段、手段狠辣的官员。他的“酷”是他的标签，也是他为官生涯最突出的特点。
我的看法是：
他不是一个值得赞扬的“好官”。 他的执法方式，在现代看来，是侵犯人权的，是违背法治精神的。
但他也不是一个全然没有“能力”的人。 他能够被汉武帝重用，说明他在某些方面确实有过人之处，能够处理复杂的问题。
他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他的存在，是汉武帝时期政治生态的一种体现。不能简单地用后世的标准去评判他，但也不能因此就为他的“酷”辩护。
理解张汤，就像理解汉武帝时期那个充满变革和斗争的时代一样。他身上体现了那个时代对“忠诚”的理解，对“效率”的追求，以及对“秩序”的维护，但同时也暴露了那个时代在人权和公正方面的不足。他是一个复杂的、值得我们去深入思考的人物。
网友意见
说一个人性的侧面。
张汤死后，家中财产不超过五百金，都是俸禄和汉武帝的封赏。
《史记·酷吏列传》汤死，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他业。昆弟诸子欲厚葬汤。
历史上确实存在一类人，不恋钱财但恋权，例如张汤和姚广孝。
另外，如何评价张汤，某种程度上也是如何评价汉武帝的用人之道，一个问题的两面。
司马迁在写张汤的时候很有意思，酷吏列传一定要前后结合起来看。
张汤是汉武帝时期朝堂最重要的政治人物，汉武帝一手提拔的宠臣，晋升是直升机的速度，张汤的受宠也代表了汉武帝的用人之道。
张汤的典型特点是善于媚上，善于揣度领导心思，不管领导决策对不对，一味迎合，欺上瞒下，手段残酷，充当了汉武帝的打手和马仔。
但汉武帝却喜欢用这样的人，司马迁在写张汤的同时，似乎在揭示汉武帝的帝王心术。
司马迁在写《酷吏列传》的时候，很有意思，酷吏列传的人物并不都是奸佞，其实不乏正面人物，“酷”源于对原则的坚持，刚直不阿，不愿意退让和妥协，没有道德评价。
《酷吏列传》是一个集体画像，记载了西汉以来的酷吏，里面不乏正面评价的人物，例如汉文帝和汉景帝朝的郅都，他也是酷吏，但是刚直不阿，为了维护法律，敢于得罪皇帝和权贵，颇有海瑞的影子。
《史记·酷吏列传》郅都迁为中尉。丞相条侯至贵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时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独先严酷，致行法不避贵戚，列侯宗室见都侧目而视，号曰“苍鹰”。
但是逐渐到汉武帝时期，风格开始转变，张汤这类欺上媚下的人物，逐渐受宠，成为了政治风向标，受到皇帝重用。
司马迁在写张汤的同时，司马迁似乎也在揭示，汉武帝喜欢用这样的人，这就是汉武帝的帝王心术。一朝天子一朝臣，有什么样的皇帝，也会有什么样的臣子。
武帝朝内政最举足轻重的人物——我心目中的汉武帝打击政敌的第一打手，摧折豪强的第一尖刀。
他是名副其实的酷吏，但没有进入《酷吏传》，因为他是酷吏中的酷吏，酷吏之王。
故而《汉书》单独有传。
《汉书》70列传，单独有传的区区几人。
贾谊、董仲舒、司马相如、杨雄、司马迁、萧望之、冯奉世、杨雄，然后是王莽一个人占了三卷《列传》。
这些人大抵有一个共同点：明经文学之士，或者干脆就是纯儒生。
只有另外两个人例外，其中一个是杜周，另一个就是本文的主角——酷吏之王。
他是杜陵人。
不过杜陵当时还不叫杜陵。汉宣帝刘病已死后，安葬的陵墓为杜陵。
汉帝国皇帝的陵墓周围多迁豪强大族居住，久而久之，多成高密度聚居区。也是这个原因，杜陵后来就不单单是个陵墓，后来还成了县治。
他的父亲是长安丞，有事外出，还是小孩子的他，就在家看家。
他的父亲外出归来，发现老鼠偷吃了家里的肉，就大发雷霆，暴打了他一顿。
接下来，小小年纪的他就做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
他通过熏烧挖掘老鼠洞，捉住了老鼠，追回了老鼠洞内残存的肉。随后，陈述老鼠的罪状，对老鼠进行严刑拷打审问，并出具审问记录。
取证、审问完成之后，他下达了判决书，对老鼠行刑——当廷肢解。
他的父亲看到这个情景，就拿来了他断鼠盗肉案的整个卷宗来看，发现卷宗完备、言辞老练——这孩子天生是干廷尉的料啊！
从此以后，他父亲悉心教他学习刑狱律令。
父亲死后，因为汉初的阶级固化，他子承父业，在长安衙门得到一份工作。
他的发家史大抵如下：
1、周阳侯田胜系长安狱，他倾身结交。田胜出狱后，他因之得以遍交权贵，成为著名酷吏内史宁成的助手。
2、宁成欣赏他，就把他推荐给丞相府，担任茂陵尉，负责给皇帝修陵墓。
3、武安侯田蚡（与田胜都是汉武帝刘彻生母王皇后的异母兄弟）任丞相时，就任用他为丞相府属吏，随后推荐给汉武帝，任用其为侍御史。
这就跟汉武帝搭上线了。
他第一次在汉武帝面前有出色表现是治陈皇后阿娇巫蛊案。
“深竟党与，上以为能，为太中大夫”。
据《外戚列传》，此案诛连三百余人，以长公主刘嫖、皇后陈阿娇为代表的势力被连根拔起。
经此一战，汉武帝发现这是个非常能领会自己意图的检察执法高手。
汉武帝的意图是什么？摧抑豪强！
不管古代还是现代，豪强大族都是致乱之源。
以豪侠郭解为例，谁敢瞪他一眼，或者说他一句坏话，郭解未必看到、听到，郭解的手下人就把这人杀了。
就任太中大夫后，汉武帝命他与赵禹二人重新更定律令。
新律令苛刻严峻，旨在对豪强大族严加约束，对政府郡国官吏严格控制。
本质上，是让摧抑豪强有了法律依据。
汉初七十余年，豪强势力日益强大，蓄奴、枉杀、淫乱、兼并，窦婴、田蚡等朝廷高官随便找出一个，都充满罪恶，可以说，抽刀向豪强，十个有九个不冤枉。
不过，尽管如此，汉武帝的这次更定律令，仍然是皇权严重凌驾立法权之上的行为，不可以为后世效。
这一点，提请注意。
也因此，他这一次与赵禹更定律令，首先是为汉武帝服务，为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实行个人专制服务。
这也是帝制时代的悲哀，加强中央集权通常是有利于帝国政治稳定的，但在帝制时代，加强中央集权又往往等同于君主专制。
由于更定律令深得汉武帝的欢心，他随后被任命为廷尉，居九卿之列，成为帝国最高司法长官。赵禹也被任命为少府，位列九卿。
他和赵禹更定的律令，本身就是极其迎合汉武帝的律令，在具体执行时，他更是唯圣意马首是瞻。
皇帝喜欢儒学，他就请博士弟子中精通《春秋》、《尚书》的为廷尉史，帮助他判案。
——补充说明：汉代判案，《春秋》几乎相当于一部判例法，《春秋》所讲的事例，通常拿来给当时的案例做参照。
对疑案重案，他会把所有的调查事实无保留地、条分缕析地讲给汉武帝，然后根据汉武帝的态度来判案，同时把皇帝的指示列为成文法，把皇帝主持审定的案例作为判例法参照。
如果皇帝不同意他上报的判决，他会立即承认错误，并向皇帝说，曾经有谁反对我这样判，但是我没有听。既让听话的部下有所表现，也因此求得皇帝的原谅。
他充分揣摩汉武帝摧抑豪强的意图，治案只要是牵涉到豪强的，虽轻必深文周纳，往死里搞；牵涉到穷人贫户的，他虽然按律令裁定，但常常又让皇帝重新裁定审查，因而多有宽纵。
后来，治淮南王、衡山王谋反案，就是一例。
淮南王刘安手下有一个叫伍被的，虽然被胁迫造反，但平常劝谏刘安的书文中常常对汉朝廷不吝赞美之词，汉武帝就想原谅伍被，但他坚持伍被造反为事实必须死。
汉武帝的幸臣庄助也牵涉其中，与淮南王勾结。汉武帝也想放了庄助，他却说，庄助出入中枢，却交结私藩，不诛杀，将助长此类风气。
伍被、庄助一个没跑，全被诛杀。
再后来，他迁为御史大夫。
不久，浑邪王投降，关东又大水。汉武帝又是赏赐匈奴降者，又是救济关东百姓，各级国库尽皆空虚。
他又遵从汉武帝的暗示，推出了一系列充实国库的措施：造白金和五铢钱；政府垄断经营盐铁；颁布告缗令。
辅以惯用的深文巧诋、严刑峻法，用以排斥豪商大贾，铲除兼并豪强。
这些措施，说起来都是很流氓的，虽说摧抑了豪强，但也因而转嫁到底层百姓身上，给底层人民带来了严重的苦难。
而他作为汉武帝的白手套，就承担了从王侯将相到底层人民的所有责难。
但汉武帝用人，只要有用就能好好活着。
而他很有用——从公元前125年到公元前115年，十年间，他可能是汉帝国内政最举足轻重的人物。
所以，当普天之下无人不指责他时，汉武帝却在他生病时，亲自去他家里看望他。
后来，当廷议是否要与匈奴恢复和亲时，当一个叫狄山的博士冲撞他时，汉武帝直接赶狄山一个文弱书生去边境当卫所长，实际也是借匈奴的刀斩狄山的头。
但他最后还是栽了。
事情是这样的。
河东人李文任御史中丞的时候，多次从他判决的文书中找茬，意图置他于死地。
但他纵横朝廷多年，死党无数。其中一个唤作鲁谒居的人，就找茬告了李文。他以此为契机，深文周纳，办了李文死罪。
汉武帝觉得这事蹊跷，就问他：“告发李文的线索是从哪来的？”
他装作不知道，回答道：“可能是李文的熟人怨恨他吧！”
这事最后爆发了，过程很复杂，牵涉到：赵王刘彭祖；著名酷吏、曾经主办淮南王刘安谋反案、主父偃贪腐案的减宣；丞相庄青翟；丞相府三长史朱买臣、边通、王朝。
这一包括诸侯王、司法官、朝廷高官在内的阵容，都被他得罪过。
于是，在这些人的夹攻下，他倒下了。
皇帝派他的老搭档赵禹来指责他。赵禹向他指明，皇帝的态度已经改变，他只有一死。
于是他自杀了。
他死后，家里财产加起来价值不到五百金，还全是皇帝赏赐的。
他的家族兄弟们打算凑钱厚葬他。
但他的母亲制止了，讲：“我儿子是天子的大臣，为人恶言中伤而死，干嘛要厚葬！”
于是用牛车拉着他的尸体，有贴身内棺，但没有椁（外棺）。
汉武帝听说了，讲了一句：“没有这样的母亲，生不出这样的儿子。”
随后下令审讯丞相府三长史，证据确凿，尽皆诛杀。丞相庄青翟惶恐自杀。
他的名字，就叫做张汤，武帝朝第一刽子手，也是第一打手，第一摧折豪强的隐刀，手中沾满了血腥，临死还拉了四个垫背的。
按说这样的人十恶不赦，未来难保不被清算，落个诛三族轻轻松松。
但你猜怎么着？
偏偏，他老张家福祚绵长，熬到了前汉灭亡，又熬过了新朝，熬过了更始帝，到了后汉建立，他的家族还活跃在高层政治舞台上。
这一系列延续中，他的一个儿子张贺参与抚养了孤儿汉宣帝；另一个儿子张安世后来位列公侯，封万户，继霍光首席军事官和首席行政官。
他的孙子张延寿位列九卿，嗣侯。
他的重孙子张勃为散骑，谏大夫。举荐了“明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陈汤。
他的五世孙张临娶了汉宣帝的女儿敬武公主。
他的六世孙张放，跟汉成帝刘骜是死党，备受宠幸，王太后及王家诸侯要搞死他，结果刘骜死了，他还活着。
他的七世孙张纯，在王莽时仍然保住了爵位，到了光武帝时，位至大司空，更封为武始侯。
讲点封建迷信，所以福报靠不住？
张汤这样的人，也能有福报？天理何在？
也许，天看见了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他摧抑豪强，杀了许多人，但他和汉武帝一样，致力的是相对的更加公平。
他拿豪强的钱，用来为帝国守卫边疆，救护了无数边郡百姓；他拿豪强的钱，来赈济灾民，也救活了无数百姓。
他帮助汉武帝开创的千秋局面，让此后两汉近三百年，极少边患，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又少死了许多人。
打击豪强，抑制兼并，又让武帝后来转向休养生息时，耕者有其田，让昭宣两朝人口的大量恢复有了根本。
表面看，他是大恶人，实际上他有大慈悲。
顺便，另一个酷吏杜周，后世也福祚绵长。
不过，最后，还得说，少数人的利益不该被随意牺牲，为政，还得尽力追求最大公约数，当然“嘴上说着不在乎钱，却张开血盆大口拼命从资本市场上吸血的”和“钱都是我自己挣的，想怎么花就怎么花的”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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