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国外的无产阶级联合不起来呢？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触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个核心的议题，以及现实世界中工人运动发展复杂性的方方面面。如果非要说“联合不起来”，那未免太绝对了，毕竟历史上也有过很多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但如果问为什么在很多发达国家，我们似乎看不到像过去那样大规模、具有明确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联合行动，或者说这种联合的力度和广度不如预期，那确实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原因。
首先，我们得从“无产阶级”和“联合”这两个词本身来审视。
一、“无产阶级”的界限在模糊与分化：
1. 产业结构的变迁与“非正规就业”的兴起：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无产阶级很大程度上指的是在工厂里从事标准化、重复性劳动的产业工人。他们拥有相对集中的工作场所，共同的劳动条件，这本身就为组织和联合提供了便利。但随着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发达国家的传统制造业岗位大量外移或被自动化取代，服务业比重急剧上升。这带来了几个变化：
产业工人规模的相对缩小： 虽然产业工人没有消失，但他们在整体劳动人口中的比例下降了。
新经济业态的出现： 零工经济（gig economy）、平台经济（platform economy）蓬勃发展。像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自由职业者等，他们的工作地点分散，工作时间灵活，收入不稳定，甚至不被视为传统意义上的“雇佣关系”，而是“独立承包商”。这种状态极大地削弱了他们与传统企业雇主之间的直接利益对立，也使得他们难以像工厂工人那样形成集体协商的工会力量。他们之间的联系更多是通过平台，而非共同的劳动场景。
知识型/技术型劳动者的崛起： 软件工程师、设计师、咨询师等，他们可能收入不菲，拥有专业技能，其工作性质和对经济的贡献方式与传统产业工人有很大不同。他们是否属于“无产阶级”的范畴，或者他们的阶级意识如何形成，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有些人会认为他们是新的“小资产阶级”的影子，或者是“服务型工人”，但他们在集体行动上的倾向可能与传统无产阶级不同。
2. 福利国家的缓冲作用与社会保障体系： 很多发达国家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包括失业救济、医疗保险、养老金、住房补贴等。这些制度虽然不能完全消除贫富差距，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最底层的贫困状况，降低了赤贫的比例，减少了工人阶级被逼到绝境的可能性。当生存压力不那么迫切时，人们参与激进的集体行动的动机和意愿也会受到影响。社会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将个体风险社会化，也可能削弱了集体行动的紧迫性。
3. 阶层流动性的感知与机会主义心态： 虽然现实中向上流动的机会可能有限，但在很多发达国家，关于“努力工作就能成功”的叙事依然深入人心。媒体宣传、教育体系都在强调个人奋斗的重要性。这种对“阶层流动”的感知，哪怕是微弱的希望，也可能让一部分人倾向于“向上看”，而不是“向下联合”。他们可能更关注如何通过自身努力获得更好的职位和收入，而不是通过集体力量去改变游戏规则。
二、“联合”的障碍与多元化挑战：
1. 工会的力量式微与代表性问题：
会员比例下降： 许多发达国家，工会的会员比例相比于二战后的黄金时期已经大幅下降。这背后有多种原因：产业结构变化导致会员基础缩小；新的就业形式难以组织；工会自身的官僚化、僵化倾向；以及一些企业采取的“反工会”策略。
代表性不足： 即使工会仍然存在，它们可能更多地代表着传统产业工人或特定行业的工会会员，对于服务业、非正规就业者、以及新出现的职业群体，工会可能缺乏有效的组织和代表机制，甚至存在隔阂。这使得工会难以成为整个“无产阶级”的统一声音。
内部的分化： 工会内部也存在利益分化。例如，不同行业工会之间可能存在竞争，甚至因为行业利益冲突而难以形成统一战线。
2. 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与碎片化：
“阶级”概念的淡化： 在消费主义、个人主义盛行的社会中，“阶级”作为一个宏大的叙事概念，其吸引力可能不如过去。人们更容易从消费品味、生活方式、地域身份、民族认同、性别认同、宗教信仰等更个体化或群体化的角度来定义自己和他人。
其他身份认同的优先性： 环境主义、女权主义、种族平等运动、LGBTQ+权利运动等社会运动在发达国家非常活跃。这些运动的议题可能与经济剥削有交叉，但其核心诉求和动员方式不完全是基于传统的阶级分析。对于某些人来说，这些身份认同可能比“无产阶级”的身份更具优先性，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与传统的工人运动产生张力。
宣传与媒体的影响： 媒体在塑造公众认知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发达国家的媒体往往倾向于放大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价值，而对系统性的经济不平等和阶级矛盾的关注可能相对较弱，或者将其解读为个人能力问题而非结构性问题。
3. 政治体制与民主协商的渠道：
议会民主的吸纳能力： 发达国家普遍实行代议制民主。工会、工人政党（如社会民主党）通过参与选举、议会辩论、政策游说等方式，已经成为体制内一股重要的力量。这种“体制内”的协商和改革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分流和缓和了街头抗争和革命性的联合行动。人们可能更倾向于通过投票、请愿等方式来表达诉求，而不是直接的、颠覆性的联合。
合法性与改良： 很多工人运动的诉求通过立法和政策调整得到了部分满足，例如提高最低工资、改善工作条件、缩短工时、扩大社会保障范围等。这种渐进式的改良，虽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但会降低人们对“彻底革命”的期待和动力。
4. 全球化下的挑战：
“赢家”与“输家”的区分： 全球化使得资本可以自由流动，但劳动力相对受限。这导致在发达国家内部，也出现了“赢家”（能够适应全球化、技能型人才）和“输家”（传统制造业工人、低技能服务业人员）的分化。这种内部的经济差异，可能会阻碍形成统一的阶级立场。
“外包”与“竞争”的恐惧： 企业以“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为由，将生产转移到劳动力更便宜的国家，或者引入自动化技术。这使得工人在面对企业时，普遍存在被替代的恐惧。这种恐惧可能让他们更倾向于接受较低的工资和较差的条件，以免彻底失去工作，而不是团结起来对抗资本家。他们担心联合行动的成本过高，例如被解雇。
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张力： 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些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可能更容易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将失业和经济困境归咎于移民或外国的竞争，而不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本身。这会破坏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甚至在国家内部制造分裂。
总结来说， 要说国外“联合不起来”是过于简单化的判断。更准确的说法是，在当代的发达国家，传统意义上那种以产业工人为主体、具有鲜明阶级意识的、大规模的“无产阶级联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挑战源于产业结构的深刻变革、福利国家的缓冲、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政治参与方式的改变以及全球化带来的复杂影响。
现代的工人运动和联合形式可能更加分散、多元和复杂，例如各种类型的工会、非政府组织、社会运动中的劳动者群体、以及在特定议题（如气候变化下的绿色就业）下形成的跨阶层联盟等等。它们依然在尝试构建新的联合模式和阶级意识，但其路径和表现形式与百年前的工人运动已大不相同。所以，与其说他们联合不起来，不如说他们联合的方式和挑战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首先，我们得从“无产阶级”和“联合”这两个词本身来审视。
一、“无产阶级”的界限在模糊与分化：
1. 产业结构的变迁与“非正规就业”的兴起：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无产阶级很大程度上指的是在工厂里从事标准化、重复性劳动的产业工人。他们拥有相对集中的工作场所，共同的劳动条件，这本身就为组织和联合提供了便利。但随着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发达国家的传统制造业岗位大量外移或被自动化取代，服务业比重急剧上升。这带来了几个变化：
产业工人规模的相对缩小： 虽然产业工人没有消失，但他们在整体劳动人口中的比例下降了。
新经济业态的出现： 零工经济（gig economy）、平台经济（platform economy）蓬勃发展。像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自由职业者等，他们的工作地点分散，工作时间灵活，收入不稳定，甚至不被视为传统意义上的“雇佣关系”，而是“独立承包商”。这种状态极大地削弱了他们与传统企业雇主之间的直接利益对立，也使得他们难以像工厂工人那样形成集体协商的工会力量。他们之间的联系更多是通过平台，而非共同的劳动场景。
知识型/技术型劳动者的崛起： 软件工程师、设计师、咨询师等，他们可能收入不菲，拥有专业技能，其工作性质和对经济的贡献方式与传统产业工人有很大不同。他们是否属于“无产阶级”的范畴，或者他们的阶级意识如何形成，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有些人会认为他们是新的“小资产阶级”的影子，或者是“服务型工人”，但他们在集体行动上的倾向可能与传统无产阶级不同。
2. 福利国家的缓冲作用与社会保障体系： 很多发达国家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包括失业救济、医疗保险、养老金、住房补贴等。这些制度虽然不能完全消除贫富差距，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最底层的贫困状况，降低了赤贫的比例，减少了工人阶级被逼到绝境的可能性。当生存压力不那么迫切时，人们参与激进的集体行动的动机和意愿也会受到影响。社会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将个体风险社会化，也可能削弱了集体行动的紧迫性。
3. 阶层流动性的感知与机会主义心态： 虽然现实中向上流动的机会可能有限，但在很多发达国家，关于“努力工作就能成功”的叙事依然深入人心。媒体宣传、教育体系都在强调个人奋斗的重要性。这种对“阶层流动”的感知，哪怕是微弱的希望，也可能让一部分人倾向于“向上看”，而不是“向下联合”。他们可能更关注如何通过自身努力获得更好的职位和收入，而不是通过集体力量去改变游戏规则。
二、“联合”的障碍与多元化挑战：
1. 工会的力量式微与代表性问题：
会员比例下降： 许多发达国家，工会的会员比例相比于二战后的黄金时期已经大幅下降。这背后有多种原因：产业结构变化导致会员基础缩小；新的就业形式难以组织；工会自身的官僚化、僵化倾向；以及一些企业采取的“反工会”策略。
代表性不足： 即使工会仍然存在，它们可能更多地代表着传统产业工人或特定行业的工会会员，对于服务业、非正规就业者、以及新出现的职业群体，工会可能缺乏有效的组织和代表机制，甚至存在隔阂。这使得工会难以成为整个“无产阶级”的统一声音。
内部的分化： 工会内部也存在利益分化。例如，不同行业工会之间可能存在竞争，甚至因为行业利益冲突而难以形成统一战线。
2. 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与碎片化：
“阶级”概念的淡化： 在消费主义、个人主义盛行的社会中，“阶级”作为一个宏大的叙事概念，其吸引力可能不如过去。人们更容易从消费品味、生活方式、地域身份、民族认同、性别认同、宗教信仰等更个体化或群体化的角度来定义自己和他人。
其他身份认同的优先性： 环境主义、女权主义、种族平等运动、LGBTQ+权利运动等社会运动在发达国家非常活跃。这些运动的议题可能与经济剥削有交叉，但其核心诉求和动员方式不完全是基于传统的阶级分析。对于某些人来说，这些身份认同可能比“无产阶级”的身份更具优先性，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与传统的工人运动产生张力。
宣传与媒体的影响： 媒体在塑造公众认知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发达国家的媒体往往倾向于放大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价值，而对系统性的经济不平等和阶级矛盾的关注可能相对较弱，或者将其解读为个人能力问题而非结构性问题。
3. 政治体制与民主协商的渠道：
议会民主的吸纳能力： 发达国家普遍实行代议制民主。工会、工人政党（如社会民主党）通过参与选举、议会辩论、政策游说等方式，已经成为体制内一股重要的力量。这种“体制内”的协商和改革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分流和缓和了街头抗争和革命性的联合行动。人们可能更倾向于通过投票、请愿等方式来表达诉求，而不是直接的、颠覆性的联合。
合法性与改良： 很多工人运动的诉求通过立法和政策调整得到了部分满足，例如提高最低工资、改善工作条件、缩短工时、扩大社会保障范围等。这种渐进式的改良，虽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但会降低人们对“彻底革命”的期待和动力。
4. 全球化下的挑战：
“赢家”与“输家”的区分： 全球化使得资本可以自由流动，但劳动力相对受限。这导致在发达国家内部，也出现了“赢家”（能够适应全球化、技能型人才）和“输家”（传统制造业工人、低技能服务业人员）的分化。这种内部的经济差异，可能会阻碍形成统一的阶级立场。
“外包”与“竞争”的恐惧： 企业以“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为由，将生产转移到劳动力更便宜的国家，或者引入自动化技术。这使得工人在面对企业时，普遍存在被替代的恐惧。这种恐惧可能让他们更倾向于接受较低的工资和较差的条件，以免彻底失去工作，而不是团结起来对抗资本家。他们担心联合行动的成本过高，例如被解雇。
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张力： 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些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可能更容易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将失业和经济困境归咎于移民或外国的竞争，而不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本身。这会破坏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甚至在国家内部制造分裂。
总结来说， 要说国外“联合不起来”是过于简单化的判断。更准确的说法是，在当代的发达国家，传统意义上那种以产业工人为主体、具有鲜明阶级意识的、大规模的“无产阶级联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挑战源于产业结构的深刻变革、福利国家的缓冲、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政治参与方式的改变以及全球化带来的复杂影响。
现代的工人运动和联合形式可能更加分散、多元和复杂，例如各种类型的工会、非政府组织、社会运动中的劳动者群体、以及在特定议题（如气候变化下的绿色就业）下形成的跨阶层联盟等等。它们依然在尝试构建新的联合模式和阶级意识，但其路径和表现形式与百年前的工人运动已大不相同。所以，与其说他们联合不起来，不如说他们联合的方式和挑战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网友意见
敢于抽刃向强者（物理）的无产阶级在哪里？在上海还是北京？
当然，农民这批真敢杀人的闹事主力军是被按住了，原因是啥？99年8月丰城闹事00年江西试点取消农业税，不就是你们最爱说的拿福利堵住无产阶级的嘴嘛
这个话题太大太严肃了。
简单说说吧。
1，现在欧洲的高福利不是资产阶级恩赐的，而是面对无产阶级联合所采取的妥协措施。把本国无产阶级养起来，共同对外剥削，用剥削的红利反哺，这是帝国主义对无产阶级联合的有效遏制措施。
2，大多数欠发达地区的无产阶级和赤贫者，觉醒度不够，仍在以前现代化的中古价值观维持生活，在某些国家，识字率很低，尚未真正普及教育，甚至赤贫者对富人仍有人身依附。
3，全球化市场配置，一方面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可以与他国无产阶级结合产生剩余价值，减少了对本国无产阶级的依赖；另一方面，有很多领域的矛盾被激化，帝国主义有更多方式激化其他矛盾（比如国别、就业竞争、种族、男女、反犹、反绿、地域），以长时间转移阶级矛盾。
4，苏联变修后，加上后来的变化，无产阶级缺乏长远斗争的目标和信心。也缺乏进行无产阶级大联合的理论指导。
5，从巴黎公社到苏东事变，帝国主义者积累了大量分化无产阶级内部的经验和手段，在新媒体时代，这些手段的作用被放大了。
6，依靠苏联垮台的红利、互联网的技术革命，资本社会的经济危机的烈度被降低了。当红利消失、技术停滞、贫富差距急剧扩大之后，大萧条终将到来，阶级矛盾才会再度激化。
以上。
功成不必在我，坚持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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