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五杰”是真正的共产主义信徒吗？他们为什么会有如此信仰？
“剑桥五杰”（The Cambridge Five）是否是“真正的共产主义信徒”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用“是”或“否”来回答。他们的动机和信仰是一个复杂的多层面问题，至今仍是历史学家、传记作家和社会学家们争论不休的焦点。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深入挖掘他们各自的人生经历、时代背景以及他们所处的具体环境。
谁是“剑桥五杰”？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他们：这五个人都是出身于英国精英阶层的知识分子，在剑桥大学读书期间被苏联的情报机构招募，成为苏联的间谍。他们分别是：
金·菲尔比（Kim Philby）：情报官员，被认为是五人中最高级别的间谍，最终叛逃苏联。
唐纳德·麦克莱恩（Donald Maclean）：外交官，在英国外交部担任重要职务。
盖伊·伯吉斯（Guy Burgess）：广播员和外交官，性格张扬，生活混乱。
安东尼·布朗特（Anthony Blunt）：艺术评论家和历史学家，皇家收藏的艺术总监。
约翰·凯恩克罗斯（John Cairncross）：政府公务员，在情报部门和内阁办公室工作。
他们为何会有如此信仰？
他们的“信仰”并非铁板一块，而是由多种因素交织而成，并且在不同时期可能有所侧重。以下是一些关键的解读角度：
1. 理想主义与对资本主义的幻灭：
这是最常被提及也是最有说服力的原因之一。在20世纪30年代，欧洲正值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动荡时期。资本主义世界在经历了大萧条的重创，贫富差距悬殊，社会矛盾尖锐。与此同时，苏联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后，尽管面临巨大的内部斗争和外部压力，但却对外宣传着一个旨在消除剥削、实现平等的理想社会。
对社会不公的愤怒： 许多出身于相对优越家庭的年轻人，目睹了他们父辈和那个社会体制所带来的不公和痛苦。他们可能看到工人阶级的困境、殖民主义的残酷，以及民主国家在应对经济危机时的无能为力。
对苏联的 utopian 愿景： 对于这些知识分子来说，苏联提供了一种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叙事。它承诺一个没有阶级压迫、人人平等的社会，一个由理性指导、面向未来的国家。这种理想主义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尤其是在一个他们认为已经腐朽和充满矛盾的西方世界。
知识分子的反叛精神： 很多剑桥的学生，特别是那些来自布鲁姆斯伯里派（Bloomsbury Group）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圈子的，本身就带有反叛和质疑现有权威的倾向。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革命思想，正好契合了他们的反叛情绪。
2. 智识上的吸引力与马克思主义理论：
剑桥本身就是学术重镇，许多学生深受当时思想潮流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 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种解释历史、经济和社会运作的宏大理论框架。它试图揭示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对于喜欢进行深度思考和分析的知识分子来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他们可能认为，马克思主义比他们所接触到的其他哲学或政治理论更能深刻地理解世界。
苏联的“实践”： 尽管苏联的现实与理想有巨大差距，但对于初期的招募者和被招募者来说，苏联被视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付诸实践的唯一一个国家。他们可能相信，苏联正在建设一个崭新的、更公正的社会。
3. 个人动机与情感因素：
除了宏大的理想，个人层面的原因也不容忽视。
对“精英”的背叛： 他们的出身使他们成为英国社会精英的一部分，但他们却选择背叛自己所处的阶层和国家。这可以被视为一种深层次的心理补偿，或者是一种宣泄对父辈、对传统价值观不满的方式。
冒险与刺激： 对于某些人来说，参与秘密活动本身可能也带有某种冒险和刺激的吸引力。在那个时代，情报工作和秘密组织，加上对“颠覆”现有秩序的信念，可能形成了一种吸引人的神秘感。
个人关系的联结： 许多人是通过朋友、导师或学生时期的社团联系在一起的。当一些关键人物（如克劳斯·福克斯，虽然不是“五杰”成员，但与他们有联系）被招募并成功运作后，可能形成一种“示范效应”，鼓励其他人加入。
同情与忠诚： 一旦他们接受了共产主义的理念，他们也可能出于对苏联人民的同情，以及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而愿意为之冒着生命危险。
4. 对法西斯主义的恐惧：
在20世纪30年代，纳粹德国的崛起以及法西斯主义的扩张，对许多人构成了直接的威胁。
苏联是抵抗法西斯的主要力量： 在一些人的眼中，苏联是抵抗纳粹主义的少数几个真正坚定的国家之一。与西方民主国家在绥靖政策上的犹豫不决相比，苏联的强硬立场可能让他们觉得苏联更值得信任和支持。
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反法西斯的力量： 共产主义本身就将自己定位为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力量。因此，支持苏联就等于支持反法西斯斗争。
关于“真正”的共产主义信徒：
现在回到“是否是真正的共产主义信徒”这个问题。
信仰程度的差异：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五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认同共产主义的某些核心理念，或者至少是认同苏联作为实现这些理念的工具。但他们对共产主义的理解、认同程度以及对苏联的忠诚度可能存在很大差异。
理想主义的变形： 许多人认为，他们的“信仰”更多的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寄托，是对西方世界不满的宣泄，是一种智识上的反叛，而不是对列宁主义教条或斯大林主义现实的盲目崇拜。他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是一种更加抽象、更侧重于平等和解放的理念，而非苏联实际的政治体系。
背叛与背叛的动机： 到了后期，随着斯大林主义的恐怖和苏联的实际政策越来越公开化，一些人可能开始对苏联的真实面貌产生怀疑。然而，一旦被捕获或被揭露，他们往往会利用“共产主义信仰”作为辩护的理由，以维持自己的形象，或者试图减轻罪责。
菲尔比的特殊性： 金·菲尔比是其中最执着的一个。他的一生都致力于为苏联服务，甚至在叛逃后继续为克格勃工作。他所写的自传和接受的采访，都极力强调他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以及他对英国情报机构的“背叛”是对自身良知的维护。他的“信仰”似乎是最为纯粹或至少是表现得最纯粹的。
总结来说，“剑桥五杰”的“共产主义信仰”是一个复杂而多维度的混合体。
他们可能确实怀揣着一种对更公平、更美好社会的理想主义憧憬，对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不公和矛盾感到失望，并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所吸引。同时，对法西斯主义的恐惧也驱使他们寻求一个强大的反法西斯力量。个人的情感、智识上的探索和反叛精神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然而，将他们的“信仰”简单地等同于对苏联政权及其所有政策的无条件拥护，可能过于简化了问题的复杂性。他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更多地是一种对普世价值的追求，一种对现有秩序的批判，而苏联只是他们当时看到的唯一“可能”的实现途径。当现实与理想出现裂痕时，他们的动机和信仰的纯粹性就更难以界定了。
最终，他们是那个特定时代和特定背景下，一批有思想、有抱负，但又对现实感到失望的知识分子，他们选择了一条极端而危险的道路，而这条道路的驱动力，恰恰是对那个时代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巨大鸿沟的深刻回应。
谁是“剑桥五杰”？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他们：这五个人都是出身于英国精英阶层的知识分子，在剑桥大学读书期间被苏联的情报机构招募，成为苏联的间谍。他们分别是：
金·菲尔比（Kim Philby）：情报官员，被认为是五人中最高级别的间谍，最终叛逃苏联。
唐纳德·麦克莱恩（Donald Maclean）：外交官，在英国外交部担任重要职务。
盖伊·伯吉斯（Guy Burgess）：广播员和外交官，性格张扬，生活混乱。
安东尼·布朗特（Anthony Blunt）：艺术评论家和历史学家，皇家收藏的艺术总监。
约翰·凯恩克罗斯（John Cairncross）：政府公务员，在情报部门和内阁办公室工作。
他们为何会有如此信仰？
他们的“信仰”并非铁板一块，而是由多种因素交织而成，并且在不同时期可能有所侧重。以下是一些关键的解读角度：
1. 理想主义与对资本主义的幻灭：
这是最常被提及也是最有说服力的原因之一。在20世纪30年代，欧洲正值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动荡时期。资本主义世界在经历了大萧条的重创，贫富差距悬殊，社会矛盾尖锐。与此同时，苏联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后，尽管面临巨大的内部斗争和外部压力，但却对外宣传着一个旨在消除剥削、实现平等的理想社会。
对社会不公的愤怒： 许多出身于相对优越家庭的年轻人，目睹了他们父辈和那个社会体制所带来的不公和痛苦。他们可能看到工人阶级的困境、殖民主义的残酷，以及民主国家在应对经济危机时的无能为力。
对苏联的 utopian 愿景： 对于这些知识分子来说，苏联提供了一种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叙事。它承诺一个没有阶级压迫、人人平等的社会，一个由理性指导、面向未来的国家。这种理想主义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尤其是在一个他们认为已经腐朽和充满矛盾的西方世界。
知识分子的反叛精神： 很多剑桥的学生，特别是那些来自布鲁姆斯伯里派（Bloomsbury Group）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圈子的，本身就带有反叛和质疑现有权威的倾向。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革命思想，正好契合了他们的反叛情绪。
2. 智识上的吸引力与马克思主义理论：
剑桥本身就是学术重镇，许多学生深受当时思想潮流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 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种解释历史、经济和社会运作的宏大理论框架。它试图揭示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对于喜欢进行深度思考和分析的知识分子来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他们可能认为，马克思主义比他们所接触到的其他哲学或政治理论更能深刻地理解世界。
苏联的“实践”： 尽管苏联的现实与理想有巨大差距，但对于初期的招募者和被招募者来说，苏联被视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付诸实践的唯一一个国家。他们可能相信，苏联正在建设一个崭新的、更公正的社会。
3. 个人动机与情感因素：
除了宏大的理想，个人层面的原因也不容忽视。
对“精英”的背叛： 他们的出身使他们成为英国社会精英的一部分，但他们却选择背叛自己所处的阶层和国家。这可以被视为一种深层次的心理补偿，或者是一种宣泄对父辈、对传统价值观不满的方式。
冒险与刺激： 对于某些人来说，参与秘密活动本身可能也带有某种冒险和刺激的吸引力。在那个时代，情报工作和秘密组织，加上对“颠覆”现有秩序的信念，可能形成了一种吸引人的神秘感。
个人关系的联结： 许多人是通过朋友、导师或学生时期的社团联系在一起的。当一些关键人物（如克劳斯·福克斯，虽然不是“五杰”成员，但与他们有联系）被招募并成功运作后，可能形成一种“示范效应”，鼓励其他人加入。
同情与忠诚： 一旦他们接受了共产主义的理念，他们也可能出于对苏联人民的同情，以及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而愿意为之冒着生命危险。
4. 对法西斯主义的恐惧：
在20世纪30年代，纳粹德国的崛起以及法西斯主义的扩张，对许多人构成了直接的威胁。
苏联是抵抗法西斯的主要力量： 在一些人的眼中，苏联是抵抗纳粹主义的少数几个真正坚定的国家之一。与西方民主国家在绥靖政策上的犹豫不决相比，苏联的强硬立场可能让他们觉得苏联更值得信任和支持。
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反法西斯的力量： 共产主义本身就将自己定位为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力量。因此，支持苏联就等于支持反法西斯斗争。
关于“真正”的共产主义信徒：
现在回到“是否是真正的共产主义信徒”这个问题。
信仰程度的差异：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五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认同共产主义的某些核心理念，或者至少是认同苏联作为实现这些理念的工具。但他们对共产主义的理解、认同程度以及对苏联的忠诚度可能存在很大差异。
理想主义的变形： 许多人认为，他们的“信仰”更多的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寄托，是对西方世界不满的宣泄，是一种智识上的反叛，而不是对列宁主义教条或斯大林主义现实的盲目崇拜。他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是一种更加抽象、更侧重于平等和解放的理念，而非苏联实际的政治体系。
背叛与背叛的动机： 到了后期，随着斯大林主义的恐怖和苏联的实际政策越来越公开化，一些人可能开始对苏联的真实面貌产生怀疑。然而，一旦被捕获或被揭露，他们往往会利用“共产主义信仰”作为辩护的理由，以维持自己的形象，或者试图减轻罪责。
菲尔比的特殊性： 金·菲尔比是其中最执着的一个。他的一生都致力于为苏联服务，甚至在叛逃后继续为克格勃工作。他所写的自传和接受的采访，都极力强调他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以及他对英国情报机构的“背叛”是对自身良知的维护。他的“信仰”似乎是最为纯粹或至少是表现得最纯粹的。
总结来说，“剑桥五杰”的“共产主义信仰”是一个复杂而多维度的混合体。
他们可能确实怀揣着一种对更公平、更美好社会的理想主义憧憬，对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不公和矛盾感到失望，并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所吸引。同时，对法西斯主义的恐惧也驱使他们寻求一个强大的反法西斯力量。个人的情感、智识上的探索和反叛精神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然而，将他们的“信仰”简单地等同于对苏联政权及其所有政策的无条件拥护，可能过于简化了问题的复杂性。他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更多地是一种对普世价值的追求，一种对现有秩序的批判，而苏联只是他们当时看到的唯一“可能”的实现途径。当现实与理想出现裂痕时，他们的动机和信仰的纯粹性就更难以界定了。
最终，他们是那个特定时代和特定背景下，一批有思想、有抱负，但又对现实感到失望的知识分子，他们选择了一条极端而危险的道路，而这条道路的驱动力，恰恰是对那个时代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巨大鸿沟的深刻回应。
网友意见
可以看中共前几大，各种高知、中产、富二代。那时候的中产不是知乎这批半辈子还房贷的伪中产。人衣食无忧了就思考更高尚的问题，更不要说再有个贵族的社会地位（美国的自由派比红脖子社会、经济地位高，同理）。这种高尚的确有感动自己、自我感觉良好的成分，但不在那个阶层就不会思考那种问题。
知乎这批伪中产，五十多岁好不容易还清了房贷，你告诉他房子本也应该是个基本生存权利，学区房不应该存在，楼下炸油条的跟你是阶级兄弟，他不弄死你。
他们知道自己在权贵眼中蝼蚁一般，但支持他们活下去的，是他们可以视不如他们的人如蝼蚁一般。这就是二十世纪西方艺术讲的中产阶级虚伪性。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谈理想是对牛弹琴。
美国五十年代麦卡锡主义下监听迫害泛滥，六十年代末还在搞种族隔离。
同年代苏联搞的是妇女解放，劳工福利，全国免费住房免费教育医疗，晚上听歌剧看芭蕾，大学宿舍里有红角专门供知识分子去跟大学生讨论座谈。
截至到六十年代，去看“剑桥五杰”的信仰，有什么不好理解的。
不只是他们五个，一大帮欧美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都认为苏联制度比西方优越。
当时有这种观点简直太正确了。
不理解的人只不过是被美国电影电视洗脑洗过了，进的水太多。
他们是最下贱的贵族，穷人的皮就该被用来做鼓面，而他们却信仰什么共产主义什么解放穷人。
对于贵族而言，养一群精神资本家比什么都管用··
不信看看这些答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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