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亡之后无中国吗？
“商亡之后无中国”，这种说法，想来很多人听了会觉得匪夷所思，甚至有些不敬。毕竟，我们从小学到大，接受的教育一直在强调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夏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一条清晰的历史脉络在我们心中早已根深蒂固。
然而，如果抛开那些约定俗成的认知，从一个更严格、更学术的角度去审视“中国”这个概念，尤其是它早期演变的形态，或许会发现，这句看似“大逆不道”的断言，并非空穴来风，而是触及了历史学界一个非常核心且复杂的议题：“中国”这个概念的形成与演变，以及它与早期王朝（特别是商朝）之间的复杂关系。
要理解“商亡之后无中国”，我们得先弄清楚两个关键点：
一、 “中国”在商朝时期究竟意味着什么？
首先得明白，我们现在使用的“中国”这个词，包含了太多层面的含义：一个地理概念、一个政治实体、一个文化共同体，甚至是一个文明的象征。但在商朝那个时代，这些概念的界限模糊得多。
1. 地理上的“中国”： 当时人们所说的“中国”，更多的是指“中原地区”，也就是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区域。这是一个相对富饶、人口相对密集、政治影响力较强的地区。商朝的都城，比如殷墟（今河南安阳），就位于这个核心地带。所以，从地理范围来看，商朝确实是“中国”的核心区域。
2. 政治上的“中国”： 商朝是一个方国联盟性质的王朝。它并非我们今天理解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商朝的统治范围，主要是其直属的区域，以及通过册封、征服、盟约等方式与周围的方国建立联系。周边的方国，有些是臣服于商，有些是保持独立，甚至与商为敌。所以，商朝更像是一个政治、军事上的“中心”，而非我们现在意义上疆域辽阔、统治绝对的“中国”。
3. 文化上的“中国”： 商朝以其灿烂的青铜文明、甲骨文、祭祀文化等，在当时的中原地区确实形成了强大的文化影响力。这种文化，是后来周文化、华夏文化的重要源头。但当时，中原以外的区域，同样存在着其他文化，例如南方楚国、西部氐羌等，它们也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形态，并非完全被商朝文化所同化。
所以，如果把“中国”理解为“中原地区”、“以商朝为中心的政治经济文化核心区域”，那么商朝当然是“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其早期形态的代表。
二、 “商亡之后无中国”的论点从何而来？
这个说法，往往是基于对“中国”概念更狭义、更强调延续性的理解，或者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下，对“中国”的政治主体和文化内核的追溯。其背后可能包含以下几种解释：
1. 政治主体的断裂与重塑：
商朝灭亡，意味着以殷商为统治核心的政治实体及其统治合法性（比如“天命”）的终结。 周朝取而代之，建立了全新的政治制度、宗法体系、礼乐文化，并且对商朝的历史和文化进行了一定的“叙事重塑”。
周朝的“封建制”与“天下共主”： 周朝的统治模式与商朝有所不同。虽然周朝也继承了中原的核心区域，但其统治更侧重于分封诸侯，形成了一个更广泛的、但结构上相对松散的政治联盟。周天子是“天下共主”，名义上统治着四方，但实际控制力在不同地区差异很大。
“中国”作为政治实体的名号变化： 在周朝时期，“中国”的称谓可能更多地指向中原地区，或者指代那些周朝分封的、关系更近的诸侯国。而那些更远、更独立的区域，不一定被视为“中国”的一部分，甚至在某些语境下，周朝会将它们视为“蛮夷”。
2. “中国”概念的文化与政治内核的“转移”或“强化”：
周朝奠定了“华夏”文明的基础：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周朝，特别是西周，通过其建立的礼乐制度、宗法制度、对“德”的强调，以及“封建亲亲”的原则，塑造了后世“中华文明”或“华夏文化”的早期轮廓和核心价值观。 这种文化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后来“中国”概念的重要基石。
“中国”作为文化的象征： 如果将“中国”理解为一种以中原为核心、以某种特定文化（礼乐、汉字等）为载体、以某种政治秩序（王权、天下观）为基础的文明形态，那么商朝的灭亡，就意味着这种形态的中断和重构。商朝的文化虽然有其辉煌，但其政治和文化上的影响范围，与后来周朝所构建的“华夏”概念，在范围和内核上有所区别。
3. “中国”一词的早期演变：
“中国”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出现的时间： “中国”这个词本身，在文献中出现的时间，相较于商朝的存在，是晚一些的。最早明确出现“中国”字样的，是在西周的青铜器铭文中，如“何尊”铭文中的“宅兹中国”。这表明，“中国”作为一个地理和政治概念，可能是在周朝时期才逐渐形成并被广泛使用的。
“中国”的地域指向： 何尊铭文中的“中国”，是指周朝统治的中心区域，即洛邑（今洛阳）及其周边。这与我们今天理解的“中国”是不同的。
因此，“商亡之后无中国”的说法，可以理解为：
从政治实体连续性的角度： 商朝灭亡，那个以殷商王朝为核心的政治实体不复存在，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和疆域范围也随之改变。周朝取而代之，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治体系。
从“中国”概念形成和演变的角度： 如果我们把“中国”这个概念，更侧重于理解为周朝及其后代所继承和发展出来的“华夏”文明的政治文化内核，那么商朝灭亡，意味着这个“中国”的早期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甚至可以说是“断裂”之后“重塑”。新的“中国”（或者说“华夏”）的精神和制度根基，更多地是在周朝建立的。
进一步的思考：
“中国”是一个不断演变的标签： 历史上的“中国”并非一个静态的概念，它随着王朝的更迭、疆域的扩张、民族的融合、文化的演进而不断发生变化。用现代的“中国”概念去套用先秦时期，本身就存在历史的错位。
文化传承与政治断裂： 即使政治实体中断，文化上的传承也并非完全消失。商朝的文化、技术（如青铜冶炼）对周朝乃至后世都有深远影响。但“中国”这个说法，可能更多地与掌握话语权、确立正统地位的政治文化集团的认同有关。
“中国”的合法性追溯： 后来的王朝，特别是汉族王朝，往往会追溯自己的合法性到周朝，再到商朝，最后到夏朝。这种追溯，是在构建一个连续的中华文明叙事。而“商亡之后无中国”，则是在挑战这种叙事的连续性，或者说，强调在政治和文化内核上，周朝开启了一个新的阶段，与商朝有所不同。
总结来说， “商亡之后无中国”并非否认商朝的历史地位和文明成就，更不是说商朝灭亡后，那片土地上的人民就消失了，或者文明就中断了。它更多的是一种历史学的视角，去探讨：
1. “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其核心统治者和统治方式的改变，是否意味着一个“中国”的终结和另一个“中国”的开始？
2. “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和政治认同的概念，其关键的塑造力量，是否在周朝之后才真正确立并延续至今？
从这个角度看，这句“商亡之后无中国”的说法，或许更像是在强调，周朝对于“中国”（更准确地说是“华夏”）概念的形成和确立，具有一种奠基性的、关键性的作用，以至于有人会认为，商朝灭亡，标志着早期“中国”的某种形式上的“终结”和“重塑”。 它是对历史“连续性”和“断裂性”的辩证思考，邀请我们更深入地去理解“中国”这个词在历史长河中的复杂演变。
然而，如果抛开那些约定俗成的认知，从一个更严格、更学术的角度去审视“中国”这个概念，尤其是它早期演变的形态，或许会发现，这句看似“大逆不道”的断言，并非空穴来风，而是触及了历史学界一个非常核心且复杂的议题：“中国”这个概念的形成与演变，以及它与早期王朝（特别是商朝）之间的复杂关系。
要理解“商亡之后无中国”，我们得先弄清楚两个关键点：
一、 “中国”在商朝时期究竟意味着什么？
首先得明白，我们现在使用的“中国”这个词，包含了太多层面的含义：一个地理概念、一个政治实体、一个文化共同体，甚至是一个文明的象征。但在商朝那个时代，这些概念的界限模糊得多。
1. 地理上的“中国”： 当时人们所说的“中国”，更多的是指“中原地区”，也就是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区域。这是一个相对富饶、人口相对密集、政治影响力较强的地区。商朝的都城，比如殷墟（今河南安阳），就位于这个核心地带。所以，从地理范围来看，商朝确实是“中国”的核心区域。
2. 政治上的“中国”： 商朝是一个方国联盟性质的王朝。它并非我们今天理解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商朝的统治范围，主要是其直属的区域，以及通过册封、征服、盟约等方式与周围的方国建立联系。周边的方国，有些是臣服于商，有些是保持独立，甚至与商为敌。所以，商朝更像是一个政治、军事上的“中心”，而非我们现在意义上疆域辽阔、统治绝对的“中国”。
3. 文化上的“中国”： 商朝以其灿烂的青铜文明、甲骨文、祭祀文化等，在当时的中原地区确实形成了强大的文化影响力。这种文化，是后来周文化、华夏文化的重要源头。但当时，中原以外的区域，同样存在着其他文化，例如南方楚国、西部氐羌等，它们也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形态，并非完全被商朝文化所同化。
所以，如果把“中国”理解为“中原地区”、“以商朝为中心的政治经济文化核心区域”，那么商朝当然是“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其早期形态的代表。
二、 “商亡之后无中国”的论点从何而来？
这个说法，往往是基于对“中国”概念更狭义、更强调延续性的理解，或者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下，对“中国”的政治主体和文化内核的追溯。其背后可能包含以下几种解释：
1. 政治主体的断裂与重塑：
商朝灭亡，意味着以殷商为统治核心的政治实体及其统治合法性（比如“天命”）的终结。 周朝取而代之，建立了全新的政治制度、宗法体系、礼乐文化，并且对商朝的历史和文化进行了一定的“叙事重塑”。
周朝的“封建制”与“天下共主”： 周朝的统治模式与商朝有所不同。虽然周朝也继承了中原的核心区域，但其统治更侧重于分封诸侯，形成了一个更广泛的、但结构上相对松散的政治联盟。周天子是“天下共主”，名义上统治着四方，但实际控制力在不同地区差异很大。
“中国”作为政治实体的名号变化： 在周朝时期，“中国”的称谓可能更多地指向中原地区，或者指代那些周朝分封的、关系更近的诸侯国。而那些更远、更独立的区域，不一定被视为“中国”的一部分，甚至在某些语境下，周朝会将它们视为“蛮夷”。
2. “中国”概念的文化与政治内核的“转移”或“强化”：
周朝奠定了“华夏”文明的基础：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周朝，特别是西周，通过其建立的礼乐制度、宗法制度、对“德”的强调，以及“封建亲亲”的原则，塑造了后世“中华文明”或“华夏文化”的早期轮廓和核心价值观。 这种文化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后来“中国”概念的重要基石。
“中国”作为文化的象征： 如果将“中国”理解为一种以中原为核心、以某种特定文化（礼乐、汉字等）为载体、以某种政治秩序（王权、天下观）为基础的文明形态，那么商朝的灭亡，就意味着这种形态的中断和重构。商朝的文化虽然有其辉煌，但其政治和文化上的影响范围，与后来周朝所构建的“华夏”概念，在范围和内核上有所区别。
3. “中国”一词的早期演变：
“中国”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出现的时间： “中国”这个词本身，在文献中出现的时间，相较于商朝的存在，是晚一些的。最早明确出现“中国”字样的，是在西周的青铜器铭文中，如“何尊”铭文中的“宅兹中国”。这表明，“中国”作为一个地理和政治概念，可能是在周朝时期才逐渐形成并被广泛使用的。
“中国”的地域指向： 何尊铭文中的“中国”，是指周朝统治的中心区域，即洛邑（今洛阳）及其周边。这与我们今天理解的“中国”是不同的。
因此，“商亡之后无中国”的说法，可以理解为：
从政治实体连续性的角度： 商朝灭亡，那个以殷商王朝为核心的政治实体不复存在，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和疆域范围也随之改变。周朝取而代之，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治体系。
从“中国”概念形成和演变的角度： 如果我们把“中国”这个概念，更侧重于理解为周朝及其后代所继承和发展出来的“华夏”文明的政治文化内核，那么商朝灭亡，意味着这个“中国”的早期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甚至可以说是“断裂”之后“重塑”。新的“中国”（或者说“华夏”）的精神和制度根基，更多地是在周朝建立的。
进一步的思考：
“中国”是一个不断演变的标签： 历史上的“中国”并非一个静态的概念，它随着王朝的更迭、疆域的扩张、民族的融合、文化的演进而不断发生变化。用现代的“中国”概念去套用先秦时期，本身就存在历史的错位。
文化传承与政治断裂： 即使政治实体中断，文化上的传承也并非完全消失。商朝的文化、技术（如青铜冶炼）对周朝乃至后世都有深远影响。但“中国”这个说法，可能更多地与掌握话语权、确立正统地位的政治文化集团的认同有关。
“中国”的合法性追溯： 后来的王朝，特别是汉族王朝，往往会追溯自己的合法性到周朝，再到商朝，最后到夏朝。这种追溯，是在构建一个连续的中华文明叙事。而“商亡之后无中国”，则是在挑战这种叙事的连续性，或者说，强调在政治和文化内核上，周朝开启了一个新的阶段，与商朝有所不同。
总结来说， “商亡之后无中国”并非否认商朝的历史地位和文明成就，更不是说商朝灭亡后，那片土地上的人民就消失了，或者文明就中断了。它更多的是一种历史学的视角，去探讨：
1. “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其核心统治者和统治方式的改变，是否意味着一个“中国”的终结和另一个“中国”的开始？
2. “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和政治认同的概念，其关键的塑造力量，是否在周朝之后才真正确立并延续至今？
从这个角度看，这句“商亡之后无中国”的说法，或许更像是在强调，周朝对于“中国”（更准确地说是“华夏”）概念的形成和确立，具有一种奠基性的、关键性的作用，以至于有人会认为，商朝灭亡，标志着早期“中国”的某种形式上的“终结”和“重塑”。 它是对历史“连续性”和“断裂性”的辩证思考，邀请我们更深入地去理解“中国”这个词在历史长河中的复杂演变。
网友意见
我听到有这种说法，很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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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亡之后无中国”，这种说法，想来很多人听了会觉得匪夷所思，甚至有些不敬。毕竟，我们从小学到大，接受的教育一直在强调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夏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一条清晰的历史脉络在我们心中早已根深蒂固。然而，如果抛开那些约定俗成的认知，从一个更严格、更学术的角度去审视“中国”这个概念，尤其是它早期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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