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的苏联人过得舒服还是2020年的俄罗斯人过得舒服？
1. 经济层面：
1990年的苏联人：
名义上的稳定，但暗藏危机： 1990年是苏联解体前夕，经济上仍然存在着计划经济的残余。虽然许多基本商品（如面包、牛奶）在国家补贴下价格相对较低且供应有保障，但这种稳定是脆弱的。
商品短缺与排队文化： 尽管基本商品供应看似稳定，但许多非必需品、进口商品和高质量的本地产品却普遍存在短缺。人们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排队才能买到心仪的商品，甚至需要通过特殊渠道（如关系、黑市）才能获得。
隐性通货膨胀与储蓄贬值： 虽然官方公布的通货膨胀率较低，但由于商品短缺和价格管制，市场上存在大量的“超额货币”（即人们有钱但买不到东西）。一旦价格放开，货币价值会迅速贬值，导致人们的储蓄大幅缩水。
就业相对稳定，但缺乏活力： 几乎所有人都拥有工作，失业率非常低。然而，许多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工资水平不高，晋升机会有限，缺乏市场竞争的激励。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力受到压抑。
福利保障（但也有限）： 国家提供免费医疗、教育、住房（通常是分配的公寓）等基本福利。但医疗服务质量不高，教育体系也存在僵化的问题，住房分配也可能不尽如人意，并且缺乏真正的产权。
2020年的俄罗斯人：
市场经济的阵痛与分化： 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剧烈的市场化转型，带来了严重的经济衰退、高通货膨胀、失业和贫富分化。然而到2020年，经济已经相对稳定，尽管仍然面临挑战。
商品极大丰富与选择多样： 市场经济带来了商品供应的极大丰富，消费者可以轻松购买到各种本地和进口的商品，从食品到电子产品，选择非常多样。排队现象基本消失。
相对温和的通货膨胀与购买力： 相较于90年代初，2020年的通货膨胀率更为可控。虽然物价上涨仍然存在，但人们的平均工资水平也相应提高，许多商品的购买力得到了改善。然而，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购买力差异巨大。
就业市场的竞争与不确定性： 就业市场更加灵活但也更具竞争性。虽然失业率并非过高，但人们需要更积极地寻找工作，职业选择更多样，但也伴随着失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提供了更多薪资和发展机会。
福利保障的转型与不平等： 国家仍然提供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但其质量和可及性受到地区和收入水平的影响。与苏联时期不同的是，人们现在可以通过支付额外费用获得更高质量的服务。住房方面，产权更加明确，但购房和租房成本高昂，特别是对于年轻人和低收入群体。贫富差距显著，少数富裕阶层和大多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差异巨大。
总结经济层面：
从商品丰富度和选择多样性来看，2020年的俄罗斯人无疑更“舒服”。他们不再需要为了基本的商品而排队。然而，从经济的稳定性、普遍的保障感以及贫富差距来看，1990年的苏联人可能在某些方面感受到了某种程度的“稳定”，尽管这种稳定是建立在压抑和短缺之上的。2020年的俄罗斯人在经济上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和机会，但也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和贫富分化。
2. 社会与个人自由层面：
1990年的苏联人：
有限的政治自由： 苏联是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政治参与受到严格限制。虽然戈尔巴乔夫时期开始的“改革”和“公开性”带来了一定的松动，但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仍然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人们不能自由地批评政府或挑战现有体制。
信息受限： 信息传播受到国家严格控制，外国媒体和书籍难以获取。人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非常有限，信息来源单一且经过筛选。
社会结构相对稳定（但缺乏流动性）： 社会阶层相对固化，职业和生活轨迹在很大程度上由国家规划决定。虽然不存在巨大的贫富差距，但也缺乏个人通过努力实现阶层跃升的动力。
社区联系（但可能带有强制性）： 社会关系更加紧密，邻里之间、同事之间互助现象普遍。但这种紧密性有时也可能带来社会监督和个人隐私的侵犯。
出国限制： 普通公民出国旅行受到严格限制，几乎不可能自由地去西方国家。
2020年的俄罗斯人：
政治环境的收紧： 相较于苏联解体后的初期，2020年的俄罗斯政治环境更加收紧。对媒体、互联网和公民社会的控制有所加强，批评政府的声音受到压制，政治抗议的自由度降低。
信息爆炸与选择： 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取来自世界各地的海量信息，信息来源多样化。但也伴随着假新闻和宣传的挑战。
社会流动性增强（但受限于资源）： 市场经济提供了更多的社会流动机会，人们可以通过教育、创业、投资等方式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然而，资源（如教育质量、人脉、初始资本）的不平等仍然限制了许多人的流动性。
个人主义与原子化：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传统的社区联系有所减弱，社会关系趋于原子化。个人主义和追求个人利益成为更主流的价值观。
相对自由的出行： 俄罗斯公民现在可以相对自由地前往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旅行，这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和体验。
总结社会与个人自由层面：
从信息获取、个人出行和一定程度的创业自由来看，2020年的俄罗斯人显然比1990年的苏联人更加自由和舒适。然而，在政治参与、言论自由和对政府的监督能力方面，1990年的苏联人虽然受到严格限制，但2020年的俄罗斯人也面临着政治空间收紧的挑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改革初期”的希望感。
综合来看：
如果“舒服”主要指拥有充足的商品、自由的选择、多样化的信息和相对自由的出行，那么2020年的俄罗斯人过得更舒服。 他们摆脱了物质短缺的束缚，可以更自由地探索世界和个人潜能。
如果“舒服”更多地指向一种宏观层面的稳定感、低失业率、国家提供的普遍基本保障（尽管质量不高），以及不太激烈的社会分化，那么1990年的苏联人可能在某些方面感受到了不同类型的“舒服”。 他们生活在一个可预测但受限的社会中，虽然物质匮乏，但至少在基本生活保障方面有国家兜底。
需要强调的几个重要点：
“舒服”的主观性： 不同的人对“舒服”的定义不同。一个渴望自由探索世界的人可能认为2020年的俄罗斯人更舒服，而一个看重稳定和集体保障的人可能更怀念1990年的苏联。
历史背景的差异： 1990年的苏联正处于解体的前夜，经济和社会动荡的阴影已经笼罩。而2020年的俄罗斯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转型期，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但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个体差异巨大： 无论是在1990年的苏联还是2020年的俄罗斯，不同社会阶层、地区和个体之间的生活质量差异都非常巨大。不能一概而论。
总而言之，1990年的苏联人和2020年的俄罗斯人生活在截然不同的经济和政治体系下，享受着不同的“舒服”。2020年的俄罗斯人拥有更多的物质选择和个人自由，但也面临着市场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和不平等。而1990年的苏联人则生活在一个更稳定但也更压抑的环境中，享受着国家提供的基础保障，但缺乏真正的选择权和物质丰富。
网友意见
这个问题谈数据没用，怎么讲呢，类似于一直有人称现代人比秦始皇吃的好，所以比秦始皇更加幸福。
苏联的问题不是数据，而是代差，技术代差。粗略的讲就是苏联达到了二次工业革命的高峰（是不是顶峰这个可以争论），但是六七十年代后，欧美进入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其产品和生活方式对二次工业革命社会是碾压性的。老叶去了一趟米国就跳反了，不是他收了米国人多少钱，而是他进了米国人的超市，作为市长他清楚的知道以苏联的技术条件，做到同样规模的商品供给得把他累死。与此类似的就是一次鸦片战争代清也有高明匠人能用手搓出来高级火药，但是累死也赶不上一次工业革命后的工厂产量。
同样的道理，解体后的苏联固然数据不好看，但是通过引入外资和购买外国商品，在生活日用品领域抹平了和过去西方的代差。所以对赤贫阶层以上的人口来说，实际生活水平和舒适度都要高于苏联时代。
这就是为什么一帮人成天喷口水念经也把苏联念不回来的主要原因，因为重点都抓不住……
我不由得想起了之前黄宏被骂的最惨的“我不下岗谁下岗”
虽然该骂，但当我看到一个个双标狗开始洗东德和东欧时，我突然发现，他们从来没同情过东北下岗工人，只是反华而已。配合日寇反对蒋家王朝的事我可干不出来。
现如今可以说就算是最差的东北人估计过的都比当年老工业基地的光荣工人强百倍，但你说归功于下岗那就是找削。
同样，民主给东欧和俄罗斯带来的只有阿尔巴尼亚发匪帮，捷克斯洛伐克的妓女，反法西斯战士的晚年悲凉。罗马尼亚的奴隶市场，巴尔干的战火纷飞。
只有最没人性的渣才会觉得西式民主有一丝好处。
克里姆林宫里面的人永远最舒服。
显然，提问题的人并没有明白，苏联行将就木时，普通苏联人有多惨。那么1990年的苏联是什么样纸呢？
嗯，经济危机，难民都快在红场撒尿了
苏联大部分群众担心生活水平下降，在很多给苏共中央写的信中见证了这一点：
萨拉托夫地区的哈尔拉耶夫写到：“88年参加苏共全苏大会的代表，现在都公开说某类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下降趋势。除了面包、牛奶、糖和其他某些食物，一切都太贵了。价格总是涨涨涨，但没人解释为什么涨。我跟我老婆每月共拿到160卢布的退休金。靠这些钱活着变得越来越困难。”
莫斯科人库列绍夫写到：“领导人讲话时总是强调，搞改革是以人民利益为重。那为什么价格要比工资涨得快？拿我家做例子吧。我跟我老婆都是工程师，我的工资是150卢布，她的工资是140卢布。我们有两个女儿，如果减掉所得税，减掉房租钱（2人间公寓、每月22卢布）、减掉大女儿上音乐学校的学费（28卢布），就剩下190卢布可供花销。这不是生活，这是生存。我老婆没有过冬物品——外套、靴子、帽子。它们卖400卢布、150卢布、300卢布。老婆还年轻，她真的很想要好衣服穿。但190卢布能买到吗？”
莫斯科人沃罗申、斯捷巴诺夫斯卡娅、塔拉索娃在集体信里写到：“我们请求考虑工程师、技术员、文化工作者、职员、大学生、退休者和许多其他的人的境况，这些人每月的收入不高于100-130卢布。涨价后他们该怎么办呢？价格改革杀人不用刀。我们认为，上面这些人——显然占了整体数量的一半多——的利益，没有得到应有的考虑，因为管理者跟经济学家只看平均值。人们愤怒用“协商价”来内涵价格上涨。”
车里雅宾斯克的女居民阿巴索娃给莫斯科写到：“我满怀痛苦与愤怒写这封信。在我们这座工人城市你，所有的食品店都按着协商价来做生意。请您解释，是谁跟谁协商，要商店按卢布卖甜菜和胡萝卜呢？（真敢说啊……）我们仅仅需要在各个节日时，按6卢布/公斤在集市上买肉。人们对这场价格竞赛感到愤怒。停止价格竞赛吧您！普通人过得太难了。战后我们都比现在过得好。”（斯大林：我特么谢谢你）
不过不要慌，跟第二年的情况比起来，这些还都是小场面。
我有两张全球收入分布图，分别是1990年和2016年的，纵坐标是各收入层级内的人口占比，横坐标为收入层级。除了中国，就属苏联/俄罗斯（紫色）的变化最有意思。
1990年，注意苏联的收入差距非常小。
2016年，注意苏联/俄罗斯的收入差距拉开的非常明显（注意99%以后的单位和前面不同）。
至于哪个年代过得舒服，这种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标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只是数据的搬运工。
六十多年来的油价波动图，就是一把尺，衡量着俄罗斯的气短情长。
苏联人生活的“好”或是“不好”——人家那是以美国为标准进行比较，和美国“牛排大豪斯”生活水平争高低、比长短的。
По калорийности питания (в среднем) мы не только не уступаем, а даже превосходим средний 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уровень(в СССР—3200 калорий на одн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в день, в США—2800 калорий).
Однако,по качественному составу среднего пищевого рациона СССР еще уступает США. Значительная часть всей калорийности этого рациона приходится на углеводы, получаемые в основном из зерновых и картофеля; в США на углеводы приходится меньшая доля калорий. Однако в США значительно большую, чем в СССР, долю каролий дают жиры и животные белки.
В 1974 г. потребление мяса в расчете на душу населения СССР составляло 47% уроыния США (58 и 115 кг), а потребление молока и молочных продуктов было на 21% больше, чем в США.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в 3 раза превосходит США по потреблению рыбы в расчете на душу населения (16,1 и 5,6 кг).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мы еще заметно отстаем от США по душевому потреблению яиц (68 уровня США), растительного масла (около 40%), фрутков (45%).
（70年代）在饮食热量人均值方面我们不仅不落后，甚至还超过了美国水平：在苏联单人每天3200卡路里，美国2800卡路里。
然而苏联在平常食用口粮（份粮）的质量构成上还落后于美国。
苏联口粮的大部分热量来自于谷物和土豆中得到的碳水化合物。在美国碳水化合物而来的热量占更小比重，其相当一部分热量比重是由脂肪和动物蛋白带来的。
1974年，苏联的人均肉类消费是美国水平的47%（58公斤和115公斤）。
不过苏联人均牛奶和奶制品消费则超出美国21%。
苏联的人均鱼类消费则超出美国3倍（16.1公斤和5.6公斤）。
同时我们还明显的在人均蛋消费（为美国水平的68%）、植物油消费（为美国水平的40%左右）和水果消费（为美国的45%）方面落后于美国。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соревнование двух мировых систем》В. М. Кудров
而不说疫情重创各国经济的2020年，两年前的贵新沙俄可是在堂堂俄中央1台上为广大俄罗斯人民普及——怎么吃饿不死。
饿！不！死！
这件事还和一个共产党员有关：尼古拉·邦达连科是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一名议员，以批评普京政府、关注民生出名。
2019年俄罗斯发生了一件事，有个萨拉托夫州的女官员在面对来自最低退休金制度方面的质疑时，公然声称：光吃通心粉等碳水化合物和廉价肉食物，一个月3500卢布（合计人民币约350元）也能过，引发了巨大的民愤。
主人公尼古拉·邦达连科同志曾去她的办公室质疑，无果。
2019年的俄罗斯中央1台，主持人不断和尼古拉·邦达连科这个共产党员展开辩论，企图证明下方列出的食物足够一个成年人一周食用。
他们给出的”饿不死的一周食谱“为：
一公斤土豆，一公斤洋葱，一公斤胡萝卜，一只全鸡，一升牛奶，十颗鸡蛋，一升食用油，一包面包，一公斤通心粉，一公斤苹果，一包燕麦，一包荞麦。
相比之下，斯大林时代在古拉格劳改的日军俘虏食物配给（同样是一周）如下：
黑面包2.5公斤，杂粮（荞麦、燕麦、土豆等）3.2公斤，蔬菜4.2公斤，肉和鱼700克，砂糖140克，另有油、盐、香烟等。（来源：侵华日军斋藤邦雄回忆录 《西伯利亚扣押战俘物语》）
往日里大谈爱国，和外国嘉宾就国际问题雄辩的主持人们、从美国人手里保护老百姓的宣传口爱国者们——此刻却千方百计证明这些最廉价的食物在俄罗斯的严酷气候中足够一个成年人吃7天而饿不死。
各位亲爱的读者，能理解这反差吧？
在2019年（不是1899年、也不是1999年）——当三分之一的俄罗斯人民的人均食物消费基本就是这个样子，当他们在挨饿乃至饿死，他们的“同胞”却在国家电视台计算——
人饿不死的最低标准。
附彩蛋一则：红脑壳尼古拉·邦达连科自己身体力行，试了一个月3500卢布（350人民币）的官方推荐“饿不死”套餐——在一个月内体重暴跌了12斤-14斤。
利益相关，曾在圣彼得堡工作过。巨蟒大师们永远也不会正视一个事实：解体之后的俄罗斯不仅不再是世界一极，甚至民众的生活水平也在以可见的速度下滑。这时候不知道他们能不能说出“我既不要大国崛起，也不要小民尊严”。任何对俄罗斯感兴趣的人都应该亲自去Москва，去Петербург，去Новгород看看，如果他们眼里没有那些月薪25000卢布的公立中学教师，没有那些拿着不到四万卢布工资却要养四五个孩子的警察，没有为了仅仅七千卢布的最低保障而抗争的失业者，或许自由派仍然能够再骗一骗我们。
90年苏联国民经济已经炸了
就是科技没进步也是俄罗斯过的好
更别说第三次科技革命，这30年的科技进步了
泻药。
我想问下，经济政治军事和人过得舒不舒服有很大的关系么？
我同学口述，家住莫斯科大学站附近的他，小时候楼下黑帮枪战是常事。三天两头有人被杀。
经济崩盘，国有资产被大幅侵吞，俄罗斯人90年代经历了卢布暴跌，排队打架买面包，部队士兵偷偷拿手榴弹换粮食，坦克开进莫斯科炮轰白楼（不知道白楼是什么的也不配问这问题...？）的年代。你说他能过得舒服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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