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变法富强，为啥管仲支持商人并减税让他们来发展经济，而商鞅重农抑商?
首先，管仲深谙“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他看到当时各国对商人的压制，认为过度繁重的赋税和禁令只会扼杀商业的活力。于是，他采取了“轻赋”的策略，降低商人的税负，甚至在某些时期予以减免。他明白，商人逐利而行，如果税负过重，他们就会选择逃避，甚至外逃，这对于国家的税收和经济发展都是有害的。通过减税，管仲意在鼓励商人聚集，让他们敢于投资，敢于经营，从而将国内的商品流通起来，盘活经济。
其次，管仲不仅仅是减税，他还积极地“招商引资”。他认识到，单纯依靠国内的产出是有限的，必须要有外部的商业力量注入。为此，他大力发展港口，改善交通，为商人提供了便利的营商环境。他甚至鼓励外国商人前来齐国贸易，通过提供优惠政策和安全保障，吸引他们将货物运入齐国，再将齐国的特产运往他国。这种开放的态度，使得齐国成为了当时重要的商业中心。
更重要的是，管仲理解商业的“溢出效应”。他认为，富商的壮大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财富增加，更会带动整个社会的繁荣。商人的流通会促进农产品的销售，带动手工业的发展，解决就业问题，最重要的是，他们积累的财富可以通过税收、捐赠等方式回馈国家，为国家的军事和民生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在他看来，商人是国家财富的“催化剂”，他们的活跃能够放大国家现有的生产力，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
然而，到了战国时代，各国为了应对日益激烈的兼并战争，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财政和兵源压力。商鞅变法，是在秦国面临着“战则屈，不战则亡”的生死存亡关头推行的。秦国的国情与春秋时期的齐国大相径庭。
商鞅重农抑商的核心逻辑，在于他认为国家的根本在于农业和军事。在那个冷兵器时代，粮食是军队的命脉，而农民是兵源的基础。他观察到，如果商业过分发达，会吸引大量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进入商业领域。这不仅会削弱农业生产，导致粮食短缺，更会影响兵源的充足。
因此，商鞅的“抑商”并非完全禁止商业，而是通过各种手段将其置于农业之下。他通过制定严苛的法律，限制商人的活动范围和规模，提高商人的赋税，甚至对囤积居奇、操纵物价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这种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强制社会资源，特别是劳动力，优先向农业倾斜。
同时，商鞅大力发展农业，推行“耕战”政策。他鼓励农民垦荒，引进先进的农业技术，提高粮食产量。他深知，只有粮食产量充足，才能养活更多的人口，才能支撑起庞大的军队。通过这种方式，他将国家的经济重心牢牢地锁定在农业上，为秦国日后的强大奠定了物质基础。
此外，商鞅的“奖励耕战”政策，就是将国家资源的分配导向与农业和军事挂钩。从事农业生产并有突出贡献的农民，可以获得土地、免除徭役等奖励；在战场上英勇作战、斩获敌方首级的士兵，也能获得相应的爵位和封赏。这种导向，使得民众的精力更多地投入到直接关系国计民生的农业和军事活动中，而非流向了被视为“末业”的商业。
总而言之，管仲和商鞅的政策差异，并非简单的“支持”或“反对”商人，而是他们在不同时代背景下，为了实现国家富强的不同路径选择。管仲生活在诸侯争霸、经济逐渐活跃的春秋时期，他看到了商业的活力和潜力，通过“富商”来拉动经济，积累国力。而商鞅则身处战国争霸白热化的时代，他必须解决国家生存和扩张的根本问题——粮食和兵源，因此他选择“重农抑商”，将一切资源集中在最能保障国家安全的领域。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策略，都深刻地影响了各自国家的历史走向。
网友意见
1，
商鞅变法中“重农抑商”的内容是齐变法、晋（魏）变法的混合体和变异体。
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秦国作为变革的后发国，在引进东方的变革经验时自然要结合自身经验及先发国经历的教训进行一些合理的调整。
公平来说，公孙鞅对东方变革经验的调整是非常成功的，这正是他非凡才能的体现。
不过，目前网络上的某些人群似乎热衷于将公孙鞅的变革抬高成为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孤立变革行为，如果不是孤立的那就是“对商鞅变法的贬低”——我个人不太能理解这种思维。
2，
齐国在春秋中前期的经济变革主要有二：
一为降低商业税收；
二为实现盐铁专营——特别说明一点，冶铁的运用在西周后期就已经出现了，只是在春秋后期铁制工具才逐渐普及。
以上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齐廷通过把控重要资源的开发和批发以创造垄断性暴利，再通过吸引商人将这一暴利产业铺开，最终达到“伐菹薪煮泲水以籍于天下”的效果。
综上所述，齐变革的本质并非纯粹的发展商业，而是在重要资源领域上由官商取代民商，再利用民商将官商的产品铺向整个周王领域的市场。实际上是扶持官商、控制民商的手段。
3，
晋国在春秋时期也有类似于齐国的公室“专利”制度。
至春秋后期，晋卿内部开始进行了授田制变革，土地开始进一步向私有化发展。
至战国初期，魏卿境内出现了“尽地力之教”的变革。
这一变革本身应是（类）奴隶社会生产方式向封建社会生产方式的过渡产物——在（类）奴隶生产方式中，农业生产者在贵族的【监督】下耕作广袤的公田，到了授田制的时期，就需要官吏通过“尽地力之教”督促农业生产者充分开发土地的潜力——这一变革的另一个作用应在于压榨普通人求学或经商的精力，以此维护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
4，
秦国的早期变革起始于战国前期，主要是秦简公一朝的“初租禾”和“令百官带剑”。
至战国中前期，秦献公实施了迁都栎阳和“行为市”的变革，秦廷在本国最重要的进出口地设置了全国性集散市场，这给之后的经济变革建立了重要基础。
至秦孝公一朝，秦廷先引进了晋（魏）国的“尽地力之教”作垦草令，并模仿齐国的变革经验进行了全面的抑制民商，由此形成了“重农抑商”的特点。
那么，为什么秦廷会选择全面抑制民商，而不能像齐国一样在下游领域鼓励民商呢？
原因有二：
一是秦国的出口产品以木材、玉石、粮食这种分布广泛的商品为主，秦公室很难像齐廷控制卤水分布区和铁矿一样进行有效的把控；
二是秦国的一些命脉资源——如青铜、食盐等——主要从魏国进口，秦公室利用市场把控上述资源的进口能够能够达到类似于齐廷盐铁专卖的效果。
因此，全面抑制民商也就成了最合适的方案。
5，
总之，对于某些政策时务必注意时间节点和经济环境。
齐管仲变革比秦商鞅变法早了3个多世纪，且齐国和秦国的经济环境也有很大区别。
所以，秦廷的变革者但凡拥有最起码的智力水平，都不可能照搬齐管仲的变革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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