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

杜维明在回忆殷海光的时候顺带提到这样一件事情：

这一时期，哈耶克（F. A. Hayek）曾到台湾作为期十天的访问，我担任翻译，全程陪同，其间有两件事我印象很深。其一是哈耶克去见蒋介石，我表示可以陪送他到“总统府”门口，但不进去为他作翻译。后来他与蒋见面时的翻译是由当时蒋的私人译员、以后出任过“外交部长”的钱复承担的。哈耶克见到蒋之后非常兴奋，认为见到了一位“伟人”。另一件事是许倬云要我促成哈耶克与殷海光先生见面。哈耶克头一次访问中国台湾曾会见过殷，使殷受到很大鼓舞，但这次他不想见殷。哈氏的态度我又不便对殷、许直说，为此许倬云对我存有误会。这两件事反映作为自由主义者的哈耶克同时具有来自奥匈帝国贵族传统的崇拜权威的一面。 -----《 康桥清夏访硕儒——杜维明教授访谈录》

人物介绍：

杜维明在政治和经济上大概是个自由主义者，但是在文化上是文化保守主义者，思想上偏向海外新儒学。

殷海光自认为是哈耶克的真传弟子，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是自由主义者。大名鼎鼎的李敖跟他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在殷海光晚年的时候，有人说他在文化上和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即儒学）和解了，也有人说他和西方的文化保守主义（即某教）也和解了（殷的夫人是教徒），但李敖不认同（话说得很难听）。

殷海光在到了台湾之后，基本上就是和常凯申对着干的，为此也失去了很多很多，李敖受他影响很深，也蹲了不少天大牢。然而，令人诧异的事情发生了，自认得了哈耶克真传的殷海光在其实践中的作为根本得不到哈耶克的认可。这不由得让人警惕起来：

诚然我们不想走向一条通向奴役之路，但是我们也不想走向一条通往威权之路。

如果吹捧《通向奴役之路》的理由仅仅是反对集权，那真没必要把哈耶克捧那么高，哈耶克绝不是第一个指出这一点的人。早在哈耶克之前、和马克思同时代的无政府主义革命领袖巴枯宁就已经对马克思展开过猛烈的攻击，逼格比哈耶克搞到不知哪里去了。

在反对“人民国家”时，巴枯宁有一个著名的发问: “如果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它将统治谁呢? 就是说将来还有另一个无产阶级要服从这个新的统治，新的国家。”巴枯宁所预计的结果是:先进的工人将统治“马克思主义者不赏识”的贱农，发达的德国将统治落后的斯拉夫民族。

在《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中巴枯宁指出：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都会得到一个最可悲的结果: 少数特权者统治绝大多数人民群众。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说，这个少数将是工人。是的，大概是过去的工人，但是他们一旦变成了人民的统治者或人民的代表，他们就不再是工人了。他们将从国家的高度来看一切普通工人，他们所代表的已经不是人民，而是他们自己和他们治理人民的欲望。

那些为了显示自己逼格而吹捧哈耶克的，其实吹捧巴枯宁更好，毕竟哈耶克让人给说烂了。

PS：我对巴枯宁的看法持保留态度。

政府的作用在于维护“好的”竞争。

这是老哈头说的。

但问题在于，我没有发现老哈头如何定义“好的”。

哈耶克的观点应该叫《另一条奴役之路》才对。

一个新自由主义的脑残信徒、欺骗人民捏造假象的理论家、资本家和金钱的走狗 所写的 通往另一条奴役之路的方法。他指出，以前的通往奴役的道路太过明显，而且官僚挤压了资本家的利益，让人民容易看见，所以要共同开发利用。因此，他指明了另一条道路，更高效的奴役之路，争取把枷锁戴在大多数人身上。

——

附一个以前的想法:

自由主义(尤其是新自由主义)者天生就是做奴隶的好材料。看似追求自由的外表实则有着一颗奴才的心，无时无刻不渴望依附权贵、得其怜悯分到一些残渣剩饭。

哈耶克、弗里德曼这两只都曾经说过类似“砖制可以保护自由”的，给皮诺切特做辩护、摇旗呐喊。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得出来，它们追求的“自由”其实就是牺牲大部分人的人身自由和政治自由，换去资本家的经济自由。

稍稍有一点智慧的人都可以看得出来，如果没有平等、集体主义做保障，只有自由，那么这必定短暂的、空洞的。自由主义者们追求的如果实现了，最终的结果仍然是在市场经济、经济自由、个人主义当中，按照社会达尔文主义设想发展，产生大资本家。自由主义者显然不知道这些危害，觉得资本家们可以搞慈善，然而它们也可以搞权力搞金权政治。即便是高额遗产税，资二代仍然可以凭借上一辈的关系疏通、高等教育和企业股份金融成为新的资本家。无产者有的是“出卖自由时间或者挨饿的自由”“选择出卖劳动力或者饿死的自由”，形成雇佣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依附关系)不得不依附于他人，献出自己的“自由”。反正你不愿意，也有一堆饿着肚子想被剥削的排队等着呢。

只要经济制度和社会地位上存在不平等(实际上的阶级)，就无处谈“自由”。自由主义者只能陶醉在它们的美梦当中吃一些残羹冷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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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匿名回答中提到了，如果反对集权，那么吹捧哈耶克不如看看巴枯宁。那个回答说得很好，不过我@不到他。补充一下，巴枯宁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安那其主义的主流是集体安那其主义(无政府资本主义只是资本主义极端化以后的，一般算作资本主义中)。巴枯宁对自由非常痴迷、狂热，但是他在经济上是集体主义者，仍然认为应该所有人控制经济(公有制)，相比于苏联的官僚控制，他主张则是全民公社控制(而不是各自为战互相竞争人吃人的市场经济)。巴枯宁认为平等才能保证自由的长存，我非常赞同。

以下是巴枯宁说的:

“ 我是自由的狂热爱慕者，把它看做人类一切智识、尊严和幸福的唯一源头 。”
“我绝对支持人与人之间经济与社会地位的平等，因为我知道除非有了平等，否则所谓的自由、公平、人类尊严、道德、个体的幸福还有人民的兴盛，都不过只是谎言。但是我同样地坚持自由，因为自由是人性的首要条件；因此我所设想的平等，是以生产者自由联合的公社为基础、以自发的集体劳动和财产公有为前提的。这个公社必须完全独立自主，不容国家威权的染指。”
“ 我所讲的自由，不是远离他人的自由，恰好相反，它延展至无限，也只有在其无限性上才能得到证实。它是个人的，但首先必须是所有人的，它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和平等”

确实可以用巴枯宁批驳马恩，或者说他的理论比列、斯等人都好一些。但是巴枯宁终究也是共产/社会主义者的一员，安那其比起科社在政治上只会更左，而经济上最终目标类似，过程也都是坚定的集体主义。无论如何，不可能堕落到与资本的走狗——新自由主义者们同流合污。

怎么说呢，如果按照标准的政治哲学的学术规范来看待这本书的话，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中的论证其实是非常糟糕的，并不足以支持他的观点。

集体主义和计划经济导致国家强权，国家强权会导致奴役算是哈耶克最负盛名的论断了。作为一个经济学上的新自由主义者，哈耶克强烈反对国家干预，特别是通过国家计划指导经济发展的做法。也正因为如此，哈耶克对社会主义十分反感，并将其与法西斯主义并为一类，称其都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而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主张社会平等的政治理论，也就成为了被攻击的对象。但是问题在于，哈耶克的这种说法理由实在是有点太过简单了。

首先，社会主义的理想，即正义、事实上的平等以及社会保障等。而这在哈耶克看来，社会主义者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选择了一条快速有效的方法：废除私有制，实行计划经济，以国家计划取代自由的市场。而哈耶克主要攻击的，便是这种社会主义的方法论。

根据计划经济的要求，国家要“根据一个单一的计划对一切经济活动加以集中管理，规定社会资源应该‘有意识地加以管理’，以便按照一种明确的方式为个别的目标服务”[1]。因此，计划经济是天然地反对市场上的自由竞争的。同时，对经济活动进行统一管理的这一要求必然地导致国家的垄断。而当国家权力拥有了经济上的垄断地位并且进行“有意识的管理”后，国家的极权主义就不可避免了。

经济控制同极权主义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在一个有着自由市场的社会中，资源是在供求关系以及金钱的中介作用下进行交换和分配的。可一旦国家获取了经济中的垄断地位，实行了计划经济，控制了市场的价格以及交易后。货币和市场规律的作用将消失，取而代之的将是纯粹国家权力的作用了。而微观经济同人们的私人生活密切相关，而当商品的生产，价格，交易等等环节都被国家权力渗透之后，个人生活将遭到公共力量的干预。在自由竞争的市场里，我们有着自主选择自己需要的自由，“但如果我们面对一个垄断者时，我们将唯他之命是听”[2]。于是，在国家的经济干预下，人通往奴役之路是不可避免的。

哈耶克对于计划经济对于私人生活的影响的描述，可以说是十分敏锐的，这种批判也具有很强的警示性。但是，哈耶克似乎简单粗暴地在计划经济、国家计划和社会主义这三者之间划了等号。并借对计划经济的批判来批判之后两者。这种做法至少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作为平等理论中的一类，社会主义是一种要求社会平等，反对自由主义的思想以及社会运动。其内涵并不必然蕴涵计划经济。因此，哈耶克并不能就通过批判计划经济就可以批判社会主义思想。

除此之外，哈耶克犯的另一个错误在于他对社会主义同集体主义的关系的混淆。在对计划经济的描述上，哈耶克指出，计划经济的一大特点就是强调集体主义精神，因为在彻底的计划经济中，个人在市场上的作用被抹去，有的只是国家意志对于各个生产部门的直接作用与管理，而个人只有存在于具体的组织或者部门之中，才能成为经济生活里的一环。这明显同个人的自由是格格不入的。不过，哈耶克断定，因为“社会主义是集体主义的一种，因而符合集体主义本身的一切东西也必定适用于社会主义”[3]。于是，在哈耶克那，计划经济、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就这样糅合在一起；但是这种定义明显是错误的，首先，社会主义是否与集体主义是被包含关系，或者说社会主义是否是集体主义的一个“子集”这一点，本身是有争议的。在逻辑上，如果说A包含B的话，那么子集B拥有的所有属性，A都拥有。但是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似乎不存在这种关系。比如，社会主义会主张高福利政策，可是我们没有什么极强的理由说集体主义也必然要求高福利政策。另外，更重要的是，即使双方是一种包含关系，“符合集体主义本身的一切东西也必定适用于社会主义”这个论断也是不成立的。这种说法就好像是说，存在集合A与B，且A蕴涵B，那么对于所有B的属性a∈B，那么a∈A，可是反之则不然，对于集合A所有的属性b，b并一定属于子集B。也就是说，即使社会主义是集体主义的子集，也并非所有集体主义的性质社会主义都拥有。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当代政治哲学中的社群主义在广义上说也可以算是一种集体主义的思想，那难道哈耶克所认为的集体主义会有的特性，诸如实行计划经济、极权倾向等，社群主义也同样拥有吗？这种说法明显是荒谬的，同社群主义本身的主张相悖。

总的来说，哈耶克在其政治理论中所主张的是同诺齐克类似的自由至上主义理念（Libertarianism），在他们那，“自由”这个概念被先天地赋予了一种纯粹消极的意味，即“免于....的自由”从而使得其看起来同“平等”是相矛盾的。然而，在现实之中个人的自由绝非二人想象的那样是完全私人的，在前面已经论证过，只有真正在公共生活之中个人才有自由可言。社会里的群体生活以及公共事务并非是对自由的限制，而是给予个人自由实现的机会。因此在这一点上，自由与社会共同体、自由与社会成员之间的平等本身便不一定是矛盾的。

[1] 哈耶克著 王明毅等译： 《通往奴役之路》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40页

[2] 哈耶克著 王明毅等译： 《通往奴役之路》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92页

[3] 哈耶克著 王明毅等译： 《通往奴役之路》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8页

“事实上，在一般性地考察制度的时候，我是完全反对独裁制度的。但在某个转型时期，它可能是一种必要的体制。当一个国家在某个时间具有某种形式的独裁性权力的时候，它就成为必要的。如你所知，一位独裁者是有可能以自由主义的方式进行治理的。而一个民主政府完全拒绝自由主义而进行治理，也是有可能的。我个人更愿要一位自由主义的独裁者，而不愿要一个缺乏自由主义的民主政府。我的印象尤其是——这也适合于南非——在智利，你们处于由一个独裁政府向自由主义政府转型的过程中，而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保持一种独裁权力是必要的，不是将其作为永久性的东西，而是作为一种转型安排。”

哈耶克如此热爱自由，以至于不得不搞出一个独裁者来维护自由。

铁树心 不做历史的看客 今天

我们在面对自己无力突破的樊笼时，在最无奈之际，总会由心底里升起一种期盼和幻想：幸亏历史是在一直前进的，我们的未来会越来越好，虽然我们这辈子也许已经无望看见XXX场面了，但相信随着时间的前进，我们的子孙后代一定会实现我们未竟的梦想。

这是一种绝对的幻觉，更是一个永远都不会实现的自我欺骗和自我安慰的愿望。

历史不会向好的方向发展，是因为人性并不会向好的线状进化，相反，它反而更有大的概率会向更坏的线状进化。孔子曾经对现世的礼崩乐坏痛心疾首，然后发誓要恢复礼制把现世带回上古社会的淳朴中去，他是第一次发现历史不会随着时间推移前进，只会随着时间推移退化的人，后面的人，即使发现了现世的不好，也都会对未来充满了期待，以为自己面临的坏现象会在自己死去以后的将来跟着消逝在历史的棺材里，泯灭在历史的墓道中。但很可惜，历史的幽灵从不会跟随这些人的躯壳腐朽，还会附着在新生者的身上带来迭代变异。

孔老夫子若在地下有知，会不会打破十八重地狱的封锁，回到人间再和苏格拉底来场礼乐的大合奏呢？

我想，他一定会的。

上古有炮烙之刑的传说，也有剜心掏肺的做法，但在孔子认为礼崩乐坏的现世里，大家砍砍杀杀还是较为正常的一种游戏模式，即便如此，便已让孔老夫子受不了了，他要是知道千刀万剐的刑罚是在大家都公认为盛世昌明的大宋朝才明文入典，他若是看见只因为一篇文章就可以诛人十族的恐怖事件是连向来残暴的大元朝也没做到，反而在让后世景仰复辟的大明才发生时，想必他那懦弱而颤抖的心里，早已偷偷把几篇诗经和论语塞进了寒冬中的火炉，为自己僵死的心脏提供苟活一秒的暖气。

历史并不前进，暴政的车辙总在无情地碾压现世，更在推导未来。人类自我灭绝的种族屠杀，固然有上古时代的罪恶，更有距今不远的疯狂，我们不怕面对消逝已久的故事，但是却对尚未寒冷的残暴心有余悸，如果说历史有条清晰明确的路径在给我们强有力的数据，证明未来会比过去变得更好，那当然是最能令我们死可瞑目的好消息了，哪怕我们现在就要上刀山下火海，但如果为了后代的光明未来，我们也是死的其所，死的有价值的。但是，当你梳理这些数据报表之后，赫然发现，人类所有的历史，竟然跟中石油的股票K线图极其相似之时，上市便成高点，其后虽然偶有反弹和处亮点，但整体的轨迹其实是一路向下的，并且目前乃至将来都还看不见触底反弹的迹象时，你对于未来的乐观情绪，牺牲精神和奉献态度，就会有了严重的怀疑。

“官逼民反”一向是我们对历史事件的解读方式，对于已经死亡的朝代，我们完全可以自由地毫无禁忌地对这个已亡朝代进行解剖，然后得出许多自认为已经找到王朝兴衰更替的密码，写出来洋洋洒洒地告知世人。然后感叹：这暴政伤民，又或者对某些“中兴良臣进行歌功颂德，比如曾国藩郭子仪之类的，都是以镇压暴民而被赞颂。

人们对于那些死亡的朝代里发生的暴政，当然会毫不留情地鞭挞，但对于这个朝代周期里面发生的暴民，则或有鞭挞，或有赞扬，虽然褒贬不一，但后世看来也算是公允，毕竟都是已入泥尘的历史，除非当事者的后人，怀有某种需要牟利的目的去歌颂或者踩低，才会有偏颇的事件出现。在这方面，我们不谈事件对人物描绘的褒贬方向，我更感兴趣的是人们对于历史的认知态度和未来方向的选择模式。

这或许是一个无解之BUG。

孔老夫子没有让自己手里恢复的礼乐制度绽放出文明之光，却反而如枯油之灯让后世越走越黑暗。它诞生之初有秦的暴政，尚可以礼乐未入民心为由做个推脱，但到了唐宋明清之后，解构已经非常完善严谨了，礼乐仁义之下屡屡出现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事件出现，则是最让信徒崩溃的肇始。我们常说欧洲有黑暗的中世纪，但回过头来，在亚洲这块土地上的中世纪其实一样也毫无光明可言。大家津津乐道的大宋”仁政‘，放开外敌异族不谈，也对小说演绎的水浒传故事不予渲染，它对于自己治下之民，也远谈不上“仁”，当然与它朝相比也算不得“暴”，其被蒙古人所灭，固与外敌异族的强大有关，但更与内部暴民抗暴的分裂消弭有关。及至大明王朝的彻底倾覆，更与张献忠李自成这股暴民反抗有直接关联。

明朝暴政催生了以牙还牙的暴民，采用玉石俱焚的方式结束了朱氏统治。好笑却又让人不解甚至让智者圣人不寒而栗的诡异事件也就此出现在了中国历史上：按理说一个这么残暴的朝代，是不应该被铭记并且怀念的，后世的人们应该把这样的渣滓糟粕直接扫进历史为它准备好的三十六层地牢深处才对。但这样的场景并没有出现，若说在末世之初，会有一撮既得利益者不愿意退出历史舞台而为旧主招魂情有可原，在清朝政局稳固之后还有余孽做妖也还好理解，让人不解的是，在大清两三百年江山耗尽之后，居然还有“反清复明”的思想余威，这就着实有种人类非但永无进步，反而在处处滑向深渊的恐惧感。

大明有什么好复的地方？暴政横生，民无活路，商无余利，连为官为吏也是生不如死的时候居多。这样一个找不到一个赢家的制度模式，居然会有遗民怀念？是的，你没看错。人们会一直念念不忘“反清复明”，回归那种暴政体制之下，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大家被虐出了高潮，喜欢看朱元璋诛杀同谋共犯把他们剥皮填草，喜欢看朱棣抢侄子的江山，更喜欢他杀方孝孺十族的血腥无情，还喜欢看太监们瞬间被宠又瞬间被诛的无常。人们会在被虐中改变自己的信仰，也会在受虐中找到适合自己生存下去并且翻身起来的哲学。虽然这是一个对所有人都很残忍的社会环境，但在人们已经适应了这样的环境以后，反而会无比的怀念并且拥戴这种制度的延续，不愿意被破坏。

暴政出暴民，以暴易暴、一报还一报的复仇模式虽然自古就有，但真正愈演愈烈并且终成体系互为依存的朝代，却在明清才到高峰，并且不见消散。

暴政在明清时期达到中国有史以来的高峰，而不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文明的交汇变得平和宽容，恰恰相反，是在变本加厉的背道而驰。施政者也成天把礼义廉耻常挂嘴边，却让傻子都能看穿说一套做一套的把戏，他们刚说完要爱民如子，转头就挥刀如割草芥。暴政让人看不到头，暴民同样让人绝望，民心越来越毒辣，民智越来越混沌，义和团那样的人群，如果发生在张天师年代，尚能让人看见挽救教化的希望，可他们偏偏已经出现在离现代文明最近的朝代，这是一种爱因斯坦能够把他们的躯体送到宇宙深处，却不能把他们的灵魂带离地面五厘米的绝望。他们精熟尔虞我诈，也懂得趋利避害，他们善于表现出诚信忠贞的一面，但同样更善于施展出两面三刀翻脸无情的另一面，人性的丑陋与可恶，一旦融合了先进文明的精华要素，再加以理论外衣的加持，就将变得尤其具有破坏性，比如洪秀全的拜上帝教，这是什么样的天才型魔鬼，才能创造出如此幼稚可笑但又令人难以置信的杀伤力和破坏力的暴民团队呢？

人性之恶，不怕他们曾经有多残暴可怖，比如恶名远扬的维京海盗，或如残暴嗜血的日耳曼人，若有向善的趋势，哪怕文明之光降入黑洞，要再砺炼狱之火，要再经断魂之毒，只要趋势明确，那这些代价的付出，依然是值得承受的苦难。

但若无法让人看到趋势向好的曙光，纯粹只是一厢情愿的自我安慰，认定自己死后的未来一定会变得比曾经的过去或者正在发生的现世更好，那就是一种麻醉和欺骗，是个无法原谅的错判。

广告哈耶克作品集：通往奴役之路/自由宪章/致命的自负（精装全三册）
作者：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　著
当当
最近有网友想看一些书，要我推荐一下，我一向不怎么喜欢向人推荐书目，因为我怕向人推荐一本圣经，他看完之后就去学洪秀全搞了个天父天子之类的项目出来，又或者看完了老子的道德经，没学会修身养性，倒练成了飞檐走壁的轻功，拉了一帮人要进京扶清灭洋，这教唆的罪过可就大了。

但后来我又想了想，既然有爱看书的兴趣，其实我不推荐，大家也还是会去山洞或者墓道里挖些秘诀来读，最终你要是有拉帮结派的目标，始终都会找到一个能漂船的南湖，也一定能做成那只可以漂在南湖上的小船，更有机会凑够能同船聚会喝酒聊气功的十几个人。所以，我就索性多推荐几本书吧，比如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经济学著作。

之所以推荐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著作，不是因为看到他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头衔，更不是因为我有芝加哥学派的倾向，而是因为他所服务的一个国家也有奇葩而特殊的暴民传统：智利。智利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相当陌生的国家——即使是现在这个高等教育很普及的时代，想必许多人对智利的印象，大概跟外国人想象中国人还是一根长辫子差不多的类别。以为智利不过是个拉美穷国，因为前不久，智利人就是因为提高几块钱的地铁票而爆发出骚乱，让远在地球另一角落的中国人诧异莫名：这是穷成什么样，才会因为几块钱的地铁票而造反啊。中国人对另一个拉美国家是很熟悉的，那就是委内瑞拉，天天挂在嘴边，于是就想到智利大体也就跟它的拉美兄弟差不多，也是穷得揭不开锅，才要这么拼命。

这是一个大错特错的误区，智利一点都不穷。他们的人均GDP可比身为世界工厂的大中国高多了，而且他们的人均收入也远超我们大中国（美元计价哦，非本国缺乏购买力的名义货币，是有实际含金量的真正国民收入），就是这样一个具有真正财富的国家，会为几块钱地铁票闹到不可开交，他们的国民不是暴民是什么？


智利的国民确实是暴民，虽然他们曾经有幸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亲历加持，替他们带来了富裕美好的生活前景，弗里德曼本人都已经魂归西天许多年了，但他的余荫仍然庇佑着那块国土，尚未远离，但这些蒙昧混沌的暴民们，早已三番五次想要率先抛弃这个真有法力的易筋经，想换成辟邪剑谱来练，走同宗兄弟委内瑞拉或者玻利维亚那样的路。

看来，具有明清遗民思维模式的暴民，在世界其他角落里，并不缺乏同行者。人类虽有智者的光辉引领，不至于深堕蒙昧而无力自救，但离共进共荣的大同一体境界，却仍然道阻且长，泥泞不堪。


广告实证经济学论文集(经济学名著译丛)
作者：米尔顿•，弗里德曼
京东
广告资本主义与自由
作者：米尔顿·弗里德曼
京东

不是所有人都会渴望自由，更不是所有人都害怕被奴役。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不受束缚的神，想享受奔放的指引，同时，每个人的内心又有一个捆满绳索的鬼，它一直在低声哀求每个人，带上所有的贪念与执着，满怀嫉妒地攻击对手，占有你眼中所见的一切。

这个世界没有完美的模式，只有艰难的抉择，不做自由的斗士，就做被奴役的暴民，当历史退化到远古蛮荒，我们再去找个高地重新审视未来，你会发现，生命力最旺的，绝对不是最完美最优秀的。

简而言之，《通向奴役之路》是面对特定读者，为了达到特定的说明目的，起草的一部范围有限的警示读物，并非百科全书。从针对他写作的目标读者，他是否清晰、准确的传达了他的观点，影响了当时的思潮这个角度出发，他的写作毫无疑问是成功的。从写作的时代来说，很多内容，更是具有极强的预见性，充满了理性的智慧。对他的批判，有的公允，大多并不公允。至于在中文翻译基础上，再断章取义的批判，作二次失真、曲解的描述，那可能真的就是谬以千里了。

1. 关于哈耶克的写作背景和目标读者

关于目标读者，哈耶克在其1976年《通向奴役之路》的前言里写的很清楚，是英国部分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政治组织和知识分子。哈耶克希望传达的思想，大体是以纳粹为例，警告这些政治团体和学者，战争时期限制经济自由的非常措施，不应该保留到战后，否则有可能使得国家一步步滑向专制的深渊，产生意想不到乃至相反的效果。

《通向奴役之路》成书的时间大概在1942年，在英国出版的时间是1944年3月10日，在美国出版的时间则是1944年9月18日，当时二战进行正是最激烈的时候，出于战争需要，英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经济活动进行强力管制。一方面在军事领域，出于军事生产需要，很多工厂被政府征收，生产决策相对较多地自上而下由强制行政力量作出；另一方面，由于军事生产增加，消费品生产减少，通货膨胀风险加剧，在消费品领域，政府也开始实行配给制。

对此，当时英国社会，无论是知识界还是政治领域，继承战前的社会主义思潮，均有一种很强大的呼声，针对战前英国经济发展停滞的现实，主张战时的措施应在战后得以延续。例如1942年英国工党（二战后很快成为执政党，极有影响力）出版了名为《旧世界和新社会》的小册子，认为“战前无计划的，少数特权阶层掠夺多数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计划经济必须取代旧的竞争模式….民主社会的基石应当建立在计划基础上…” 此外，卖出数十万本，当时风靡一时的《威廉贝弗里奇报告》也一定程度上秉承类似的思路。此外二战前后，当时一些较有社会影响力的英国学者，例如埃文德宾（Evan Durbin），将纳粹和苏联的计划体制截然分开，认为纳粹代表着资本主义发展的下一阶段，而以苏联为代表的模式，则是避免滑落至这下一阶段的唯一良药。

对此，哈耶克希望说明，这些所说的“计划”，可能会产生危险的倾向，最终可能引领国家走向与预期相反的境地，来警告当时在英国政坛和知识分子中非常有影响力的上述思潮。就此而言，认为哈耶克的目标读者是德国纳粹、苏联，哈耶克写这本书是代表政府作统战工作，实在是荒谬无比。事实上，他的书当时在英国、美国争议极大，且一定程度上与当时英国相对流行的政治思想（工党1945年成功成为执政党）相左，内部都不统，谈何统战？其著作当时完全没有在苏联、德国出版。更不必说反纳粹当时更是整个英美知识界左派右派一律的共识，写统战册子完全是多此一举。但他的著作当时也不是丑小鸭，特别是在美国，引发了哈耶克自己也没想到的，极为热烈的讨论，对此他在1956年美国版的前言中，还心情复杂地特地就此作了分析。

此外，如果跳脱出哈耶克所针对的当时、当地的思想，拿现在一些冠以“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之名的思想，去批判哈耶克的概念使用，得出的结论也往往是不准确的。他所针对的“社会主义”，根据他自己在1976年版本《通向奴役之路》前言所说，特征包括（1）生产工具的国有化；（2）在前述国有化基础上，广泛通过集中计划手段干预经济的政府管理模式。他所针对的“计划”，指的是根据某一单一的方案，集中支配所有的经济活动，基于某些特定目标指导社会资源的分配。

此外很重要的一点是，他批判不是社会主义者所希望达到的理想本身，而是实现这些理想目前能够采取的手段（这一点经常被误解）。就此从20世纪的历史来看，这些手段的运用，所造成的灾难，是无可质疑的。他也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也不反对政府对自由市场的一切干预。他指出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争论的实质，不在于是否要计划（即是否要彻底放任自流），也不在于政府是否要干预经济活动，而是怎么干预的问题，为了什么目标而干预的问题。换言之，争论的实质实际上是怎么“计划”。自由主义者的计划在于政府干预来促进自由竞争。而社会主义（40年代英国）者主张的计划大体在于直接根据预设目标，进一步干预自由竞争。

根据凯恩斯1944年6月28日给哈耶克发出的信件，凯恩斯在前往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路上读了《通向奴役之路》，对于这本书的评价是：道德上、哲学上，我几乎赞同这本书的全部内容；不仅同意，而且深切地同意：

Morally and philosophically I find myself in agreement with virtually the whole of it; and not only in agreement with it, but in a deeply moved agreement.

据此，所有声称哈耶克是反对国家对市场一切干预的人，请出门左转先了解一下凯恩斯的生平和凯恩斯的基本观点。自由主义的危机要在自由主义的框架下解决，而不是其他的思路，从这个角度出发，两个人其实是一致的。

2. 对哈耶克此书的批判

首先，某高赞答案对于哈耶克论述逻辑错误的说法，个人认为完全站不住脚。有可能是因为翻译的原因，所以没有传达好文本的意思。英文原文如下：

…it must always be remembered that socialism is a species of collectivism and that therefore everything which is true of collectivism as such must apply also to socialism.

这里论证的实质，粗略的表述如下：

大前提：集体主义的必要条件有ABC；

小前提：社会主义是集体主义的一种；

结论：社会主义也满足条件ABC。

前述论断从逻辑上来讲不存在任何问题。误解的根源，可能一定程度上源自中文翻译，即中译“符合集体主义本身的东西也必定适用于社会主义“，完全没有把必要条件这一点明确出来，而事实上，某一类事物的必要特征并非该类事物中某一种事物的全部特征。

换言之，集体主义不同流派，如果能够归入集体主义，必然要满足一些共性，同时也有自身的特性。但这些特性，因为不是所有的collectivism都有，并非其必要条件，就不能被称之为“true of collectivism”, 最多只能勉强说true of a specie of collectivism.”

哈耶克此书出版后，一些比较有力的批判包括：

（1） 哈氏持历史宿命论观点，夸大计划的负面效果，仿佛任何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偏离，均会必然导致类似纳粹一样的专制集权

就此，哈耶克在1976年版《通向奴役之路》前言以及个人信件中曾反复表示，这种解释曲解了他的本意。结合他本人的说明，更为恰当的解释或许是，他不相信历史宿命论，而只是在对最坏的结果作风险提示。而最坏的结果，显然并不等于必然发生的结果，只是哈耶克通过论证后，认为很有可能发生的结果。

（2） 哈耶克在书中区分了“好“和”坏“的计划，那么什么是好的计划？面对自由放任经济的弊端，出路何在？

凯恩斯当时对《通向奴役之路》大加赞赏之余，提出的意见即在于此。自由市场经济、放任自流的弊端当时已经很显著，那么出路何在？如果出路是好的计划，那么何谓好的计划？《通向奴役之路》对此的讨论并不充分。对此批评，哈耶克是重视的，也在其后的著述中有所深入着墨。感兴趣的可以看他的《自由秩序原理》（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就所谓“好的计划“，提供了很多更加深入、具体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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