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的观点？
下面我将从多个角度详细评价哈耶克的观点：
1. 核心论点与逻辑：
经济计划与自由的对立： 哈耶克认为，经济计划，尤其是试图由政府全面控制资源分配和生产的计划经济，必然会侵蚀个人自由。他指出，为了实现经济计划的既定目标，政府必须拥有对经济活动的广泛权力，这意味着要限制个人选择的自由，例如选择职业、消费方式等。
权力集中与知识分散： 哈耶克强调，经济活动中的信息是分散在无数个体手中的，这些信息具有“地方性”和“时效性”，是中央计划者永远无法完全掌握的。计划经济试图将决策权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必然会导致信息处理的低效和决策的错误。而这种权力集中一旦形成，就容易被滥用。
道德滑坡与机会主义： 哈耶克预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为了在分配资源时获得优势，人们会趋于奉承、贿赂和结党营私，而不是依靠勤奋和创新。这将导致社会道德的滑坡。
从经济到政治的“滑坡”： 这是本书最核心的论证之一。哈耶克认为，一旦政府被赋予了控制经济的权力，这种权力就很难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为了实现和维护计划，政府不得不进一步干预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包括教育、文化、思想控制等。他预言，经济自由的丧失最终会导向政治自由的丧失。
“不得不为之”的逻辑： 哈耶克并非反对政府提供一些基本的服务或进行必要的干预（例如反垄断、维护法律秩序等），而是反对那种试图取代市场机制、对经济进行全面规划的做法。他认为，一旦启动了计划经济的“滑坡”，即使有再好的初衷，为了达成计划目标，政府也会“不得不”采取越来越压制性的措施。
2. 哈耶克观点的历史背景与时代意义：
对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 《通往奴役之路》是在20世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兴起，并对资本主义构成巨大挑战的背景下写成的。哈耶克直接回应了当时流行的对中央集权式计划经济的乐观态度，认为这些思想家忽视了经济计划对自由的潜在威胁。
对纳粹主义的警告： 哈耶克在书中明确指出，德国纳粹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在实现其目标的方式上（即政府对经济的全面控制）存在相似之处，尽管他们的意识形态有所不同。他认为，两者都导向了集权和压迫。这本书在当时具有强烈的反极权主义色彩。
对凯恩斯主义的间接批评： 虽然哈耶克并未直接点名批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但他的观点是对当时越来越流行的国家干预主义经济政策（包括凯恩斯主义）的一种深刻质疑。
3. 《通往奴役之路》的积极评价与贡献：
对自由市场的辩护： 该书是对自由市场经济和个人自由最经典、最深刻的辩护之一。它强调了市场作为一种分散式的信息处理和资源配置机制的优越性。
对政府权力的警示： 哈耶克对政府权力扩张的深刻洞察，为后来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想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武器。他提醒人们警惕政府权力不受约束的危险。
对“美好社会”幻想的批判： 书中深刻揭示了那些基于抽象理想而进行的宏大社会工程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他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演化的有机体，试图按照一套理性设计来“改造”它，往往会适得其反。
对“进步”的重新定义： 哈耶克认为，真正的进步不是由政府强行推动的，而是个体自由选择和市场竞争产生的自发秩序的结果。
4. 《通往奴役之路》的局限性与受到的批评：
对“计划”的界定过于宽泛： 一些批评者认为，哈耶克对“计划”的定义过于宽泛，将所有形式的国家干预都归为同一类，从而忽略了不同干预措施的性质、程度和目的的差异。例如，福利国家或监管政策是否必然导向“奴役之路”？
忽视市场失灵的存在： 批评者指出，哈耶克过于强调市场的自发性和有效性，而对市场失灵（如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垄断等）的认识不足。在某些情况下，政府干预可能是纠正市场失灵、增进社会福利的必要手段。
对人性的理解过于悲观： 一些人认为，哈耶克对人性的理解过于悲观，低估了人们在民主制度下理性行使权力、有效监督政府的能力。他似乎预设了政府官员必然是贪婪和专制的。
忽略了非经济因素对自由的影响： 除了经济计划，还有其他因素可能威胁个人自由，例如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宗教狂热等。哈耶克主要聚焦于经济计划，对这些非经济因素的讨论相对较少。
历史论证的“滑坡谬误”： 虽然哈耶克的“滑坡”论证非常有说服力，但一些历史事件的发展并非完全印证了他的预测。例如，一些实行了较多政府干预的西方国家，在保障公民自由方面仍做得相当不错。这使得“滑坡谬误”的指控依然存在。
忽略了社会不平等的调节作用： 市场的自由运行可能导致严重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平等，这本身也可能成为对个体自由的一种限制。哈耶克对此的关注相对不足。
5. 现代的意义与启示：
尽管《通往奴役之路》写于70多年前，但其核心观点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警惕技术集权和数据垄断： 在数字时代，科技巨头掌握了大量用户数据和平台控制权，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形成了新的权力集中。对这种“数字计划”的潜在影响，哈耶克的警告或许能提供新的视角。
审慎对待政府的扩张： 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政府往往被寄希望于提供解决方案。哈耶克的著作提醒我们，在扩大政府权力时，必须保持警惕，仔细权衡其潜在的负面影响。
强调个人责任和自由选择： 在一个越来越强调集体主义和规制的社会中，哈耶克对个人自由和责任的强调，为我们思考个体在社会中的定位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辩论公共政策的焦点： 哈耶克的思想仍然是理解和辩论自由市场与政府干预关系的基石。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他的观点常被引用以支持或反对特定的干预措施。
总结来说，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提出的观点是：
核心是倡导个人自由，并认为经济计划是自由的最大威胁。
他揭示了权力集中与知识分散的矛盾，以及计划经济中潜在的道德滑坡和政治压迫。
该书对自由市场经济和有限政府的辩护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然而，它也因对“计划”定义过宽泛、忽视市场失灵等问题而受到批评。
尽管存在争议，哈耶克的警告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在我们思考政府权力、技术发展和社会进步时。
《通往奴役之路》并非一本关于“如何滑向奴役”的指南，而是一本关于“如何避免滑向奴役”的警世恒言。它强调的是对自由的珍视和对权力扩张的审慎。理解这本书的观点，需要结合其历史背景，并以批判性的思维去审视其论证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网友意见
正好最近刚看了这本，毕竟是80年前的老书，想挑毛病挺容易的。
- 哈耶克在前言里就说了，这本书是政治宣传册子，不是什么正经文章。
- 哈耶克运用话术，把计划经济等价于社会主义，全然不顾当时的社会主义在计划经济之外的诉求。然后把法西斯管制下的经济归为一种计划经济，这样就把法西斯归为一种社会主义。基本上整本书提到社会主义四个字直接替换成计划经济就行了。
- 哈耶克整本书的目的是宣传民主的计划经济的危险，这种政体在现实世界中从未实现过，最接近的智利阿连德政府政变了，换句话说整本书的论证都是清谈。
- 哈耶克整本书只字未提计划经济的低增长和创新缺乏，这是真正毁灭苏联的原因。
- 对垄断可以避免（垄断不可避免是当年计划经济合理性的根本来源）的论证，虽然结论正确，但是论证过程基本属于扯淡，只字未提行业的企业容量。
这本书是哈耶克1944年写的。这个时候前线的二战正在用枪杆子打仗，后方笔杆子的战争也是你死我活。
人类社会就没消停过一秒钟。毛主席说过，到处都有左中右，到处都有斗争。他就喜欢斗争。而有很多人痛恨斗争，忌讳斗争，呼喊和谐，自称为人类幸福，可是这些人一边痛恨斗争，一边又和人激烈地斗争，把自己的嘴巴打烂了都不知道，自相矛盾。自相矛盾就是精神分裂，自相矛盾的人，其理论肯定是不正确的。真痛恨斗争的人，应该出家一个人躲到深山老林里，与世隔绝，与世无争。出家到寺庙里都不行，寺庙里也有斗争。两口子都有斗争。
本篇要说的主人公哈耶克也是一个浑身充满自相矛盾的人，一边顽固保守，一边批评别人保守；一边高喊自由和谐，一边搞集权专制斗争，朝敌人猛烈开火，泼粪。
哈耶克是当代公知的祖师爷。
哈耶克是奥地利经济学派，即自由市场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坚定捍卫者。
都以为哈耶克是经济学家，其实他的准确身份应该是政治家。他一生所做的工作几乎都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他的几本最著名的作品《通往奴役之路》《致命的自负》《自由秩序原理》都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作品，而不是经济学作品。他出名，他红火，他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91年获得美国总统自由勋章，被夸“终身的高瞻远瞩”，都是因为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宣传工作“成绩突出”，吸粉无数，被资产阶级吹捧，表彰，而不是因为他在经济学方面有什么贡献。1991年苏联变性且解体，他获得总统自由勋章，你以为这只是巧合吗？
1944年，哈耶克出版了他的《通往奴役之路》，这是一本纯政治意识形态的作品，同时描着当时美国的凯恩斯主义和苏联的计划经济猛烈开火。
说说这本书的写作背景。
人类的经济活动，历史上基本都是自由经济，国家基本不干涉。经济活动是民间自发的，人们生产、科研、买卖、投资、借贷、租赁、雇佣这些行为都是自发的，政府基本上都不管，无论中国还是外国都这样。政府的作用就是看场子，维持秩序，防止有人坑蒙拐骗，作奸犯科。政府就好比开赌场的老板，只管维持秩序，其它都不管，无论赌徒们玩色子还是牌九还是麻将，无论赌徒们玩多大，他都不管，他只管维持秩序，防止打架斗殴，出老千。这种经济形式就被称为自由经济。当然，政府维持秩序需要成本，要养官员，养军队，养警察，政府就要收税。赌场老板也要提成。
古代的经济都属于自由市场经济。古代的经济学家也都是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像斯密、李嘉图这些都是自由派经济学家。他们的理论都是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没有政府干预经济一说。他们的理论都被称为古典经济学。
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认为，市场是万能的，能够自动调节市场，解决好市场经济问题。例如帽子的价格上涨了，利润增加了，就会吸引很多商人自发地投资生产帽子，帽子的价格就会恢复到“正常”状态。斯密认为市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能够自动调节市场，让经济良好运行。
但是频繁出现的经济危机，还有自古就有的贫富分化的顽症，又证明自由市场经济并不能自动把经济问题解决好。自由市场经济束手无策，只能干瞪眼看着。
对此，马克思提出了解决办法，即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既能消灭贫富分化，也能消灭经济危机，使经济高效且健康。
这个办法要消灭私有制，资产阶级肯定不答应，是与虎谋皮。所以资产阶级要围剿马克思主义，同时围剿劳动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本来是古典资本主义经济学家的理论，是17世纪经济学家配第提出的。到了斯密和李嘉图时代，劳动价值论已经被发展完善得很好了，也被资产阶级高度称赞。但是因为马克思用劳动价值论发现了剥削，资产阶级就马上翻脸，把劳动价值论打进十八层地狱，从经济学里删除。
到了19世纪七十年代，几个奥地利经济学家把“边际效用价值论”从历史垃圾堆里翻出来，重新梳洗打扮一番，塞到经济学课本里，代替劳动价值论。称此为新古典经济学。这就是奥地利学派。这一派是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因为古典经济学就是自由市场经济学，所以他们这个自称新古典的学派，当然脱离不了自由市场经济的窠臼。自此，删除了劳动价值论的奥地利自由市场经济学派又被资产阶级奉为上宾，其学说被资产阶级推广。
上世纪二十年代，资本主义又爆发了巨大的经济危机。这个时候，美国出了个凯恩斯，他提出，自由市场经济不行，市场不万能，政府光看场子不行，必须出手干预经济，投资拉动需求，限制或者扶持某些行业，调节价格、利息、工资，打击豪强垄断，给穷人适当福利等等。这个办法并不消灭私有制，不消灭资本家的私产，只是要对资本家的经营进行适当干预，是对自由市场经济的改良，所以资产阶级还是可以勉强答应的，于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在三十年代就强硬采纳了凯恩斯的办法。这就是凯恩斯主义的出现。
与完全自由市场经济相比，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经济就是半自由市场经济，自动加手动调节。其本质仍然是市场经济。
从此，市场经济学派就分为自由市场经济学派和凯恩斯的半自由市场经济学派。
凯恩斯主义的出现，让信奉自由市场经济的自由派非常愤怒，同时也引起一些资产阶级的不满。
上面说了，美国总统罗斯福是强硬实行凯恩斯主义的，并不是资产阶级都喜欢。尤其一些大资产阶级，垄断地位的资产阶级，最不喜欢政府干预他们，他们最喜欢的是自由经营，自己爱干啥干啥，不喜欢别人干涉内政。小资产阶级们也不太喜欢政府干预他们经营。政府打击豪强垄断虽然能获得小资产阶级的欢迎，但是当政府干预到他们头上时，他们就不满了。所以凯恩斯主义注定会引起整个资产阶级的不满，资产阶级终究喜欢的是自由经营。
所以，凯恩斯主义面临两大敌人，一是资产阶级，二是自由派经济学家。其实两派可以看作一派，后者本来就是前者的代言人。
因此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立即就遭到强烈的炮火攻击，冲在前面的是自由派经济学家，站在背后支持的是资产阶级。
攻击凯恩斯主义，攻击政府干预经济最猛烈，最出名的就是哈耶克。这个人经济学水平不咋地，但是政治意识强，立场坚定。
1944年他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就是攻击凯恩斯主义的，同时也攻击苏联的计划经济。他认为，苏联的计划经济和凯恩斯主义都是政府干预经济，所以他放在一起攻击。其实，苏联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是计划经济，是对市场经济的割命，凯恩斯主义虽然是半自由市场经济，是对市场经济的改良，但是终究是市场经济，两个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天差地别，性质不同。
哈耶克的思想的核心就是自由市场经济，他主张政府什么事都不要管，只管看场子收税就行，其它都交给资本家来做。这就是他的核心。他一辈子说的话，都是围绕这个核心转的。谁否定自由市场经济，他必然坚决反击。
所以在这本书中，没有一点学术精神，通篇都是对凯恩斯主义和计划经济的攻击，用耸人听闻的主观臆断和大帽子，用声嘶力竭的口号式的空话大话，对凯恩斯主义和计划经济污蔑谩骂。他宣扬政府干预经济就是干预自由，是通往奴役之路，为自由呼喊。因此得到了资产阶级大力支持，把这本书捧红了，一下子洛阳纸贵，成为畅销书。
很多穷人看到这本书为自由呼喊，以为是为自己呼喊的，因此拍案叫绝，力挺这本书，大骂凯恩斯主义和苏联的公有制计划经济。
其实这些穷人都自作多情了。哈耶克根本就不是为穷人呼喊自由的，而是为资产阶级呼喊自由的，他所说的自由，自由市场经济学派所说的自由，都是指自由经营。穷人没有企业，只是打工者，你经营个啥？又何谈自由经营？所以自由派经济学家呼喊的自由，都是为资产阶级呼喊的，目的是让他们能够自由经营，摆脱政府的干预。因此会得到资产阶级的大力支持。支持哈耶克，痛恨凯恩斯主义和计划经济的穷人都自作多情了。苏联的变性和解体，就是因为喜欢自由经济，痛恨计划经济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很多，这不能不说有哈耶克的很大功劳。苏联变性解体之后，这些人都成了穷光蛋，才知道上当，但是仍然不知道公知说的自由是资产阶级的经营自由，而不是穷人的什么什么自由。
我有点不懂，穷人和富人明明是对立的，整天埋怨富人这不好那不好，赖工资啦，剥削啦，假冒伪劣啦，加班不给钱了，贿赂啦等等，可是富人吹捧的东西穷人为什么总是会信以为真呢？多长个心眼子不好吗？
因为要把凯恩斯主义赶出政治舞台，哈耶克就自称进步派，把支持政府干预经济的人称为保守派。他写的《为什么我不是保守派》就是自夸是进步派的。一个信奉古典自由经济的人，试图把经济制度拉回到几百年前的人，居然说自己不是保守派，而是进步派，这就很好笑了。把进步和保守搞混，让大众分不清进步和保守，有时候要咒骂进步派，歌颂保守派，进步派这个词就是被他们玩坏的。
袁世凯也曾经标榜自己是进步派。袁世凯当了皇帝之后，很多人反对，要国家退回到原来的总统制，袁世凯就说这些人是保守派，夸自己是进步派。
哈耶克本书其实也能做到比较好的逻辑闭环，但由于对概念的严重滥用使得《通往奴役之路》存在一种莫名其妙的荒谬感。
哈耶克认为纳粹主义是一种“中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虽说脑子正常的人都不会把纳粹这种镇压无产者焚烧资本论窃取社会主义名号的不知道啥玩意儿当成社会主义，但哈耶克就是这么做了。哈耶克还大胆预言，如果英国模仿德国、瑞典，维持政府干涉经济的体制，最终也一定会变成法西斯国家。
但哈耶克本人其实早就被偷家了。奥地利的国民经济如今已经高度国有化，也没见国民阵线的老法西斯们复活冲进维也纳。比起法西斯程度来说，政府强制执行分配的北欧五国更是拍马都赶不上美国。虽说如今的美国也时不时就整个四万亿刺激下市场……（下面这一段一直发不出去）
奥派如果说在哈耶克这里还稍微演一下，到了大能米瑟斯那里更是演都不演了。后者直球将劳动者组织工会的行为斥做破坏主义，坚决要求管管。只能说即使是和中国的自由派思路都不是一条线上的。
我的意见是，即使你觉得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不靠谱，也不要因此就抱上这帮资产阶级辩护士的大腿了，还整得像自己又发现了什么不能谈的新大陆一样
辩经中，奥地利学派的立场是很难反驳的。
这么说吧。理性建构主义者的社会工程设计类似于用纸牌搭房子。纸牌搭房子搭建过程本身就很不容易了，搭建之后能够长久维持结构稳定不坍塌更难。理性主义者要想证明自己的胜利就必须以较小的代价成功搭建并持久维系纸牌屋稳定运作，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因为未来总是充满不确定性。
然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一旦这纸牌屋因为自身结构性缺陷或外力因素部分或全部崩塌，那奥地利学派的胜利就是不证自明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奥地利学派的观点是可以躺赢的。他本身质疑理性的功用，反对盲目崇拜理性的力量。他可以什么都不用做，只要坐在一旁吃瓜看戏，坐等理性主义者自己犯下错误（世界上不可能有人一辈子不犯错误），然后奥地利学派就可以向世界宣告自身的胜利了。
综上，奥派的胜利条件比理性建构主义者低太多了，想反驳也几乎不可能。
不用刻意批驳，《通往奴役之路》出版后三十年的历史基本上已经证伪了哈耶克在书中做出的种种预言。
虽然这本书在中国出名是因为它被很多人认为出色地预言了苏式计划经济的崩溃，但是最初哈耶克在这本书里的目标并不是批判苏联——实际上，它是对二战期间英国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做出的回应。《贝弗里奇报告》详细地考察了英国底层工人阶层艰难的生存状况并建议进行社会改革解决贫困问题，战时和战后英国政府根据这个报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但不限于建立社会保险体系，补助工伤，补助贫困儿童的教育，建立著名的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即英国人引以为傲的NHS）。作为一个著名的自由放任经济学的信奉者和保守自由主义者，哈耶克反对《贝弗里奇报告》里展现出的政府干预和再分配倾向，因此写下了这本《通往奴役之路》，核心论点就是：政府不应该有意识地为了平等或者社会福利而有意识地去干预市场，否则必然会让人民丧失自由，进而导致法西斯主义或者共产主义（在哈耶克眼里这两个实际上是一个东西）。
在这本书写成出版后，并没有什么国家听了哈耶克的话，与之相反，战后几乎所有西方国家都采取了哈耶克最警惕最反对的政策——政府干预，福利国家，社会立法，经济再分配。英国，如前所述，以《贝弗里奇报告》为基础通过了一系列社会立法，让国家为全民提供基础的教育，医疗和住房供给。法国实行了大规模的国有化，国家控制了基建，电力，交通，航空，汽车制造等等诸多行业。德国和北欧则采取了所谓的“协作式资本主义”，职工委员会被允许进入董事会参与企业决策，企业主即便是唯一出资人也没有完全的决策权。美国更是在三十年代就通过罗斯福新政成为了西方政府干预的典范，在战后近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共和党的艾森豪威尔总统搞了大规模的联邦基建项目，民主党的约翰逊搞了“伟大社会”通过雄心勃勃的社会工程向贫困宣战。在日本，“太上皇”麦克阿瑟在美军占领期间搞了土地改革给小农分配了土地并且建立了强大的农协，在六七十年代日本政府也通过各种各样的产业政策（这也是哈耶克米塞斯等人深恶痛绝的东西）来扭曲要素市场，扶植本国弱势产业。总之，在二战之后，几乎所有发达经济体都在哈耶克所谓的“通往奴役之路”上大踏步前进，对富人征收70%的累进税，政府控制关键行业，政府开支占GDP的一半，为全民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在那个年代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然而，这些被哈耶克视为洪水猛兽的东西，并没有造成哈耶克所预测的那些影响。相反，二战后头三十年成为了欧美日资本主义国家的黄金时代——经济高速增长且并没有发生严重的贫富分化，绝大多数民众都能够享受体面的小康生活。在法国，这段时期被称为“辉煌的三十年”；在日本，这段时间日本人实现了他们引以为豪的“一亿中流”（即全民中产）；在美国，这段时间工人阶级家庭大多过上了“一个房子两辆车，两个孩子一条狗”的生活——这是今天愤怒的欧美工人阶级无比怀念的good old days。大规模的政府干预也完全没有把国家引向极权主义——相反，与它相伴随的是更完善的民主制度。在这段时间，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转型成为了真正的民主国家，而一系列社会改革在其中功不可没；英国荷兰北欧等国的民主体制运行良好；法国走出了第三和第四共和国时期动荡不安的局面，进入了稳定的第五共和国；美国签署了民权法案，废除了种族隔离，给了黑人和少数族裔平等的公民权（当然很多哈耶克的拥趸们或许不觉得这是个成就）。总之，战后欧美日的政治发展证伪了哈耶克的预测。
自然，80年代之后，随着以里根撒切尔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兴起，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在各个西方国家都或多或少地被减弱了——也正是在这个时代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哈耶克捧上神坛。然而，需要注意到的是，无论里根撒切尔们如何减税砍福利去管制，新自由主义时代各国的社会福利规模和政府对市场发干预程度也都远超哈耶克写下《通往奴役之路》这本书的时候。保守主义者再怎么吹捧哈耶克，社会福利与政府干预已经成为了当代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人们争论的无非是多一点或少一点罢了。此外，80年代各国转向新自由主义背后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政府赤字，宏观经济，社会结构以及一些偶然因素，但是“政府干预会破坏民主”这一点绝不是一个能够成立的理由。实际上，80年代后，那些政府对市场干预力度较大的国家——如荷兰，北欧，德国等等，是西方国家中民主体制运行相对最平稳的；而恰恰是最早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美国，以及奉哈耶克为先知的中东欧国家，在金融危机后出现了一系列宪政危机和严重社会分裂，成为了威权主义，种族主义，新法西斯主义的温床。
最后说一下，在中国以及一些中东欧这些“前共产主义”国家或者“转轨国家”，哈耶克的地位被捧得过高了。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曾经经历过一段政府包办一切的全能国家时期，这段时期对于很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来说是不堪回首的过往。而当这些国家开始突破既有体制的时候，又恰恰是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对于这些国家的老一辈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来说，眼前能够看到的，似乎只有两种选项——要么是苏式指令经济，要么是彻底的自由放任。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被他们天然地等同于“通往奴役之路”，而无政府的市场经济被他们视为自由社会的唯一可能。他们看不到北欧模式，看不到莱茵模式，看不到英美法德意日韩二战后建立的，至今仍然运行的一系列社会福利体系，严密的市场监管立法和累进的税收制度。这是中国80年代后一度垄断了“自由主义”的解释权的老右派们最大的狭隘之处。
回应一下 @Rong Jianxin 在评论区和另一个回答里的质疑。
那位作者说我在这个回答里立了稻草人，哈耶克在这本书里并没有针对福利国家。可惜的是，这个稻草人不是我立的，是哈耶克他自己选的。前面已经写过了，《通往奴役之路》这本书本身就是对《贝弗里奇报告》的回应，而这个报告是后来英国福利国家建设的基础。贝弗里奇是个英国自由党人，支持市场经济，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都和苏式共产主义/激进社会主义者扯不上什么关系。哈耶克在写这本书的时候的首要假想敌就不是苏联或者正统的社会主义者，而是左翼具有进步性质的自由主义者们。
@Rong Jianxin 可以看一看《通往奴役之路》的第13章《我们中间的极权主义者》——从名字就能看出来，如果哈耶克针对的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者/共产党人，他会说这是“我们中间的”吗？实际上，在整整一章里，哈耶克一直在抨击当时英国社会改革。
摘录几段给大家看一下：
“然而，正如我在本书前头所指出的那样，目前民主国家的情况不是与现在的德国，而是与二三十年以前的德国越来越相似。当时有许多被看作是“典型的德国的”那些特点，现在在英国也同样的司空见惯，而且有许多征兆说明它们正在向着同一方向继续发展。我们已经提到过这个最重要之点，即左派和右派之间的经济观点变得越来越相同，并且他们共同反对向来成为大部分英国政治的共同基础的自由主义……
如果翻阅一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在英国的就英国人和德国人对于一些政治和道德问题的看法分歧所作的比较严肃的讨论，就会使我们分外鲜明地感到在过去20年中英国已经沿着德国的道路走了多远。认为当时的英国公众比现在对于这些分歧有更正确的了解或许是正确的，但是，虽然那时候的英国人对他们的特殊传统感到自豪，现在的大多数英国人却几乎对所有英国特有的政治观点感到很惭愧，假如他们还没有正面地加以驳斥的话……
凡是熟悉欧洲大陆主要国家过去25年历史的人，如果研究一下目前致力于建立一个“有计划的社会”的英国工党的新纲领，定会感到极端沮丧。这个为了反对“任何恢复传统的不列颠的企图”而提出的方案，不但在总的轮廓上，而且也在细节上，甚至于在措词上，都同25年前支配德国舆论的社会主义梦想没有丝毫区别。依照拉斯基的动议而作出的决议中有一些要求是要在和平时期仍然保留“在战时用来动员全国资源的政府控制措施”。不但这个决议中的那些要求，就是一切独特的用语，类如拉斯基教授现在要求大不列颠实行的“平衡的经济”或者对生产具有集中指导作用的“公共消费”，等等。”
请注意，以上这些话是哈耶克在1940年代说的，当时英国的社会改革才刚刚开始，而他已经对改革极为不满了——不仅仅是40年代的改革，甚至对从20年代到40年代这段时间英国极为有限的改革都十分恐惧，认为这是往极权主义大踏步前进。稍有常识的人都该知道，20世纪英国的所有执政党，即便是被哈耶克点名的工党，从来没有想过要搞苏式的指令经济，对经济变革的纲领大多脱离不开福利国家的范畴和温和渐进的路线，而这些也是哈耶克不能接受的。哈耶克反对的绝不仅仅是苏式指令经济，至少在《通往奴役之路》中，他反对的是《贝弗里奇报告》，是工党的社会政策，是给学校提供免费午餐，是给企业制定工伤赔偿标准，是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累进税和收入再分配——不管你认为这是真知灼见还是需要被掩盖掉的黑历史，这的确是哈耶克在写下这本书时传达出来的意思。
当然是用反例来反驳。
北欧模式（民主社会主义）的成功已经证伪了哈耶克的观点。
哈耶克认为每个人都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自发地实现个人利益的极大化。人类不能用人为设计的强制性秩序去取代天然发生的自由秩序，所以政府的规模就应受到严格的法律限制，政府的权力就应该加以分立并相互制衡。这是哈耶克的核心思想。
其实哈耶克有一个很大的逻辑悖论就是，个体的理性计算并不一定会形成自由扩展秩序，往往导向的是囚徒困境。哈耶克的思想只是实验室里理想真空状态下的试验，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各种交易成本，囚徒困境等等。所以我们看西方宪政体系的自我演变历史有两条主线，一个是中枢权力越来越大，一个是政府各部分如立法，行政，司法，现在的构建思路更倾向于合作，而不是分立与制衡。因为会导致政府效率极其低下，尤其在后发国家，基本导致政治权威失落，公共治理能力极其低下，国家动荡不安。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把经济自由认为是政治自由的前提，没有经济自由就没有政治自由，认为像北欧这些国家搞国有化等，最终结果会导致像纳粹一样的极权主义。他的这个预测错得离谱。现实情况则是，政治自由是决定一切自由的前提制度框架。是自由体制还是极权体制，这是一个超边际选择，属于政治哲学范畴，是国体选择和主权者的政治决断。我们可以把这个原初状态，定义为制宪时刻，当然也可以理解为政治革命。是政治的奇点，政治秩序一旦确立，就会形成路径依赖。
另外，哈耶克的东西，特别啰嗦，比如自由宪章，法律立法与自由，致命的自负等这些，砍掉其中的一半篇幅，丝毫不会影响其思想的完整性。
美好的理想可能是通往地狱，这话没毛病，但为此放弃美好的理想，可能比地狱还地狱，这是因为，理想是建构。放弃理想的本身难道不也是一种建构吗？
不去建构就是最大的建构，所谓进化理性主义，不过是把建构的权力让给资本家，是一种更阴险更恶心的建构。
某985法学教授被哈耶克洗脑之后，对马克思大加批判，“谁说非得全世界无产阶级额团结起来？人家欧洲中世纪贫富矛盾很大，一场黑死病，人口死三分之一，土地富裕了，矛盾解决了。所以不要建构，自然界本身就会解决问题”。
得多混蛋才会说出这种话呢？世界上的真理、正义、都不管不顾了，一场黑死病，问题解决了，问题是犹太控制的制药集团如果可以研发病毒，人为建构黑死病呢？
千年的狐狸，不要装白兔。哈耶克这种资本的狗腿子，就别拿来洗脑了。
简单来说“自由竞争”不是自由。“自发秩序”不管套上多少层皮都必然走向“弱肉强食”。
当然你认为丛林法则就是自由，那我也无法反驳，价值观本身无所谓对错。
这个问题放了这么久，竟然没人谈论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的一个经典错误，实在是令人诧异。
哈耶克指出，资本的国有化必然导致专政。
这是一个相当不符合实际的谬论，在历史上世界各个共产党掌权的国家中，国有化和专政出现的顺序恰恰和哈耶克所言相反，今天的所有的共产党专政，基本上都是先有的专政，然后有的国有化（就算是苏联，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和国有化也是同时进行的）。
相同的顺序，也同样适用于一些非共产党专政的国家，比如缅甸和叙利亚。就目前来说，还没有一个国家证明，国有化必然会导致专政，或者专政和国有化必须同时发生。
恰恰相反的是，二战后北欧、英国、德国以及一些其他福利国家的建设，国有化的同时也是社会民主进步、权力分散的一个过程。在这些国家，伴随国有化的是工人权益、少数族裔权益、妇女权益等的进步（例如最基本的投票权），甚至于发展到现在成了被称之为“白左”一类的民粹主义。虽然说未必是一件好事，但也和哈耶克的所谓“通往奴役之路”的国有化导致集权截然相反。
“自由市场怎么解决新冠肺炎？”
反驳哈耶克太容易！
哈耶克说没有私有财产就没有自由，就会被奴役。这种逻辑只能骗心智不全的小学生。
道理很简单。它是把问题极端化，这就是诡辩术。因为这世界并不是只有“有私有财产”和“没有私有财产”两种截然对立的状况。实际上还有“私有财产几乎为零的工人农民”“略有私有财产的小业主小资本家”“拥有大量私有财产的大中型资本家”“垄断巨额私有财产的垄断大资本”。那么，它们都有同样的自由吗？
我也有私有财产，马云也有私有财产，我和马云都有自由，都不会被奴役吗？显然不是，马云有自由，我没有。
所以，有没有自由和“有没有私有财产”没关系，只和你是否能拥有巨额的超过别人的财产有关系。即使你有几百万，一样会被总有几千万几个亿的资本奴役。而即使是几千万几个亿的资本，也会被几十亿几百亿的大资本所奴役。在一个想用私有财产保障人的自由的社会里，人人都不自由，只能大鱼吃小鱼，每个人都被强权奴役。
其实哈耶克的诡辩恰好说明了公有制才能让人人都自由。因为所有的财富资源公有，每个人都对此拥有同样的权利，从哈耶克“有财产才能有自由”的观点出发，此时所有人的自由都是一样的。这是最公平最自由的。
当然，哈耶克也提出公有财产的实际控制权的问题。这是公有制诞生后制度设计不够完美带来的疑问。但有缺点的英雄也是英雄。没缺点的恶棍还是恶棍。私有财产作为一个早已被证明只会给人类带来奴役、黑暗、罪恶、战争、屠杀的罪恶之源，被人类彻底抛弃是历史的必然。而公有制作为从本质上提供了让人人平等人人自由得以实现的可能的新制度，在未来可以通过不断完善解决各种问题。
资本主义搞了几百年，仍然千疮百孔，满身脓血，某些人还抱着臭脚跪舔。怎么对刚诞生几十年的公有制，舔狗们就要求全责备，要它十全十美了呢？
反驳了也没用其实。
都是屁股决定脑袋。
哈耶克的信奉者基本都是潘石屹那种，你别管他获取财富的过程多么不道德甚至违法，但是他们就是要捍卫自己已经获得和想要扩大自己权力。还有就是这些资本家的门客，以学者知识分子的身份宣传，比如什么西方哲学万有引力这种。
而对于普通人，大多数人，必须要明白公共基础设施能保障的水平越高，普通人的生活下线就越高。
只要看世界上有谁真的按他的一套干就行了。非常希望除中国之外，其它国家都执行他的那一套。
更新：
稍有常识的人都该知道，20世纪英国的所有执政党，即便是被哈耶克点名的工党，从来没有想过要搞苏式的指令经济，对经济变革的纲领大多脱离不开福利国家的范畴和温和渐进的路线。而这些也是哈耶克不能接受的。
实际上 @李修宇 为支撑这一论点引的哈耶克原文是：
依照拉斯基的动议而作出的决议中有一些要求是要在和平时期仍保留“在战时用来动员全国资源的政府控制措施”。不但这个决议中的那些要求，就是一切独特的用语，类如拉斯基教授现在要求大不列颠实行的“平衡的经济”或者“对生产具有集中指导作用的公共消费”，等等。
这真是重新定义“福利国家的范畴和温和渐进的路线”了。
There were also more overtly political forces to be reckoned with, forces whose hopes for the postwar world became increasingly clear as the conflict began to turn in favor of the allies. In early 1942 the Labour Party issued a pamphlet, The Old World and the New Society, that laid out the principles for reconstruction after the war. Here are some of its key claims:
There must be no return to the unplanned competitive world of the inter-War years, in which a privileged few were maintained at the expense of the common good . . .
A planned society must replace the old competiitive system . . .
The basis for our democracy must be planned production for community use . . .
As a necessary prerequisite to the reorganization of society, the main Wartime controls in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should be maintained to avoid the scramble for profits which followed the last war.
These ideas were incorporated into a resolution proposed by Harold Laski and passed at the Party Conference on May 26, 1942. In his speech defending the resolution, Laski noted that “Nationalization of the essential instruments of production before the war ends, the maintenance of control over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after the war—this is the spearhead of this resolution.”
——Bruce Caldwell Introduction to the Road to Serfdom
提出一个激进目标，然后执政时实现不了，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然而不能因此假装自己的目标和纲领是一贯的，实现不了就重新定义激进目标，或假装激进目标从来不存在。事实上，战后数十年工党内对于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路线争论一直存在。党纲的公有制条款是1995年废除的，见 英国工党公有制思想与政策的演变
贝弗里奇是个英国自由党人，支持市场经济，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都和苏式共产主义/激进社会主义者扯不上什么关系。哈耶克在写这本书的时候的首要假想敌就不是苏联或者正统的社会主义者，而是左翼具有进步性质的自由主义者们。
呵呵
According to Beveridge’s biographer, “the Social Insurance plan formed merely an iceberg tip—and in Beveridge’s view perhaps the least important tip—of the very much more ambitious and far-reaching program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 that he had in his mind at the time . . . [which] included such possible objectives as the nationalization of land and housing, national minimum wage legislation, public ownership of up to 75 per cent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a public enterprise board to direct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investment, and permanent state control of income, prices, and manpower planning.”
“左翼具有进步性质的自由主义者们”提出如此激进的经济制度主张，保守主义者争相向“社会主义”示好，这种思想氛围正是哈耶克写这本书的动因。然后你反过来指责哈耶克居然骂非共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
可以看一看《通往奴役之路》的第13章《我们中间的极权主义者》——从名字就能看出来，如果哈耶克针对的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者/共产党人，他会说这是“我们中间的”吗？实际上，在整整一章里，哈耶克一直在抨击当时英国社会改革。
能把第十三章《我们之间的极权主义者》理解为哈耶克辱骂（包括保守党人）在1920-40年代搞的社会改革，也是天才的理解。读了这一章全文的人不难看出，哈耶克所说“英国差德国20年”，“左右派都在削弱英国自由主义传统”指的是英国政界和思想界对社会主义的态度倾向与20年代德国非常相似，提都没提20-40年代的社会改革，更遑论哪里说做过头要刹车了。
事实上前言里讲得更清楚：
这个国家并非与希特勒德国，也就是目前这场战争中的德国有任何相似之处。但是，研究思潮的人们很难对此视而不见，即在上一次战争期间及战后的德国思潮与目前这个国家的思潮之间存在着并非只是表面上的相似性。现今，在这个国家中肯定存在着同样的决断，要把出于防卫目的而建立的国家体制保留下来用于创造。这里，也有着对19世纪自由主义的同样蔑视、同样的伪“现实主义”乃至犬儒主义，对“不可避免的趋势”同样的宿命论的接受。”
"也许有人会说，这不是提出这种意见针锋相对问题的时候。但我们所谈的社会主义不是一个党派问题，我们正讨论的问题也与政党之间争论的问题没什么关系。某些集团可能比另外一些集团较少地需要社会主义，某些集团需要社会主义是出于某一集团的利益，而另外一些集团则是出于另一个集团的利益，这些对我们的问题并没有影响。重要之点在于，如果我们要挑出一些其见解能影响各种发展的人，那么在这个国家中，他们在相当程度上都是社会主义者。如果强调“我们现在都是社会主义者”已不再时髦的话，这仅仅是因为事实再明显不过了。几乎没有人怀疑我们必须要继续向社会主义前进，大多数人试图做的也不过是按照某一阶级或集团的利益改变这个运动的方向而已。”
需要强调，对于《通往奴役之路》反福利国家，认为社会政策会滑坡到极权主义的解读方式，右派国奥和左派社民都很喜欢。但这是年代错置的解读。在1942年，哈耶克所担心的最大威胁是战后延续统制经济，绝不是过去20年的那些零碎社会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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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驳无所谓，但注意不要树稻草人。例如 @李修宇 的回答 如何反驳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的观点？ 就是一个对于《通往奴役之路》的常见错误理解。
哈耶克在这本书的1956年美国版序言，以及1976年版序言里讲了《通往奴役之路》与福利国家的关系。可以看出，哈耶克本人对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前景是怀疑的、不看好的，但《通往奴役之路》这书本身不涉及福利国家。
That hodgepodge of ill-assembled and often inconsistent ideals which under the name of the Welfare State has largely replaced socialism as the goal of the reformers needs very careful sorting out if its results are not to be very similar to those of full-fledged socialism. This is not to say that some of its aims are not both practicable and laudable. But there are many ways in which we can work toward the same goal, and in the present state of opinion there is some danger that our impatience for quick results may lead us to choose instruments which, though perhaps more efficient for achieving the particular ends, are not compatible with the preservation of a free society. The increasing tendency to rely on administrative coercion and discrimination where a modification of the general rules of law might, perhaps more slowly, achieve the same object, and to resort to direct state controls or to the creation of monopolistic institutions where judicious use of financial inducements might evoke spontaneous efforts, is still a powerful legacy of the socialist period which is likely to influence policy for a long time to come. ——Foreword to the 1956 American Paperback Edition
The reader will probably ask whether this means that I am still prepared to defend all the main conclusions of this book, and the answer to this is on the whole affirmative. The most important qualification I must add is that during the interval of time terminology has changed and for this reason what I say in the book may be misunderstood. At the time I wrote, socialism meant unambiguously 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and the central economic planning which this made possible and necessary. In this sense Sweden, for instance, is today very much less socialistically organized than Great Britain or Austria, though Sweden is commonly regarded as much more socialistic. This is due to the fact that socialism has come to mean chiefly the extensive redistribution of incomes through taxation and the institu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 In the latter kind of socialism the effects I discuss in this book are brought about more slowly, indirectly, and imperfectly. I believe that the ultimate outcome tends to be very much the same, although the process by which it is brought about is not quite the same as that described in this book. ———Preface to the 1976 Edition
事实上《通往奴役之路》的第九章明确支持社会保障：
These two kinds of security are, first, security against severe physical privation, the certainty of a given minimum of sustenance for all; and, second, the security of a given standard of life, or of the relative position which one person or group enjoys compared with others; or, as we may put it briefly, the security of a minimum income and the security of the particular income a person is thought to deserve. We shall presently see that this distinction largely coincides with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security which can be provided for all outside of and supplementary to the market system and the security which can be provided only for some and only by controlling or abolishing the market.
There is no reason why in a society which has reached the general level of wealth which ours has attained the first kind of security should not be guaranteed to all without endangering general freedom. There are difficult questions about the precise standard which should thus be assured; there is particularly the important question whether those who thus rely on the community should indefinitely enjoy all the same liberties as the rest. An incautious handling of these questions might well cause serious and perhaps even dangerous political problems; but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some minimum of food, shelter, and clothing, sufficient to preserve health and the capacity to work, can be assured to everybody. Indeed, for a considerable part of the population of England this sort of security has long been achieved.
Nor is there any reason why the state should not assist the individuals in providing for those common hazards of life against which, because of their uncertainty, few individuals can make adequate provision. Where, as in the case of sickness and accident, neither the desire to avoid such calamities nor the efforts to overcome their consequences are as a rule weakened by the provision of assistance— where, in short, we deal with genuinely insurable risks—the case for the state’s helping to organize a comprehensive system of social insurance is very strong. There are many points of detail where those wishing to preserve the competitive system and those wishing to supercede it by something different will disagree on the details of such schemes; and it is possible under the name of social insurance to introduce measures which tend to make competition more or less ineffective. But there is no incompatibility in principle between the state’s providing greater security in this way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individual freedom. To the same category belongs also the increase of security through the state’s rendering assistance to the victims of such “acts of God” as earthquakes and floods. Wherever communal action can mitigate disasters against which the individual can neither attempt to guard himself nor make provision for the consequences, such communal action should undoubtedly be taken.
另外可以补充一个论据。众所周知凯恩斯在政府宏观经济干预方面和哈耶克立场相反，而凯恩斯对《通往奴役之路》的评价是：
In my opinion it is a grand book […] Morally and philosophically I find myself in agreement with virtually the whole of it: and not only in agreement with it, but in deeply moved agreement.
可见凯恩斯认为哈耶克反的是计划经济，不是一般的政府干预。
对于《通往奴役之路》的稻草人反驳如此盛行，本身反映了欧美社民左派的退潮。1940年代公开宣扬的国有化+计划经济不能要了，然后拿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去“打哈耶克脸”，不客气地讲，这反映的就是哈耶克的胜利。
至于《通往奴役之路》怎么反驳呢？我认为无法反驳，因为真正实践了计划经济+国有化的激进左派，反而非常认同与这本书相同的逻辑。
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不会有根本改变。而只要有这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由于“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出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加限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
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一句空话，把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变成残缺不全，只在某些领域专政，不在一切领域专政，只在某个阶段 ( 比如所有制改造以前 ) 专政，不在一切阶段专政，也就是说，不是全部地打掉资产阶级的一切土围子，而是留下一些，让它再扩大队伍，那岂不是为资产阶级复辟准备条件吗 ? ——《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人类实践了几千年，试验了几千年。
最终会发现，孔夫子是对的。
从小不进行圣贤教育，长大了不管选择什么道路，都是错的。
其初心，不是企图得到，就是企图消灭。
唯有圣贤，才是为了利益众生。
事实胜于雄辩。
如果用事实反驳不了，那就退而求其次，用雄（che）辩（dan）来驳倒它吧。
奥地利学派反对理性？
奥地利学派反对的是发明全社会唯一的真理，剥夺他人的思考的权利。反对用暴力逼迫所有人跟你合作推进你的社会实验。
你可以理性思考如何运作一个社会更有效率，让所有人更幸福。但是你不可以剥夺他人的财产和土地上自由迁徙的权利、生育的权利，强征所有公共资源搞什么乌托邦。没有能力承担风险的货色不佩搞什么GP顶层设计。
奥派不阻止个人和组织使用自己的财产、自己能争取到的资源搞社会实验。实验失败的后果由你和你的信徒埋单。
用暴力瓜分其他人的财产搞社会实验是不义，搞到饿殍遍地自己没种承担后果顿顿红烧肉是不仁。
你知道沉溺于酒精、性爱、赌博（打牌）的社会边缘人把精力和金钱都浪费在无用的地方，但是你无权强行剥夺对方的财产和人身自由去让对方干正事。
保守主义承认每个社会参与者的理性，才更不接受少数人用枪杆子和暴力逼迫他人服从自己的理性。
没法反驳，就是铁一样的事实。左派的什么“积极自由”“四大自由”，无非都是在早就明确了的群己权界上搅混水。后果就是把个体和公共的关系弄成一锅粥，现在人们还在没完没了地争：该不该戴口罩、该不该打疫苗、该不该封城、该不该全员居家……
为什么说“没有市场自由就没有一切自由”？因为现今条件下，除了对诈骗、抢劫等有明确受害者指向的犯罪行为的打击，几乎一切侵犯市场自由、私有财产的行为都明确无误地反映了这样一种价值观，即为了“公共利益”，个人行动自由应该也必须让道。而这个“公共利益”含糊不清、可大可小、无从计算却又不容置疑。在这四个闪着金光的大字面前，个人及其一切诉求都显得那样渺小而可鄙。在“公共利益”的名义下，今天可以禁止你使用塑料吸管，明天可以禁止你发表某些言论，后天可以强征你的财产和住房……反正“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万事万物皆可“公共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人还可能有什么自由可言呢？
世界上压根不存在分裂的“经济自由”和“社会自由”，没有任何经济行为不体现社会意义，也没有任何社会自由的行使不涉及经济活动。开什么车、用什么吸管是个人自由吧？一谈到环保，它就变成了“经济活动”，需要被海量专们管；生不生孩子是个人自由吧？一涉及社保体系稳定，它就变成了经济活动，也要海量专们管；言论自由总该不可侵犯了吧？你看现在的“右派言论”给大媒体、大社交网络公司们急的。
一旦你相信“社会是需要治理的、超越个人利益之和的公共利益是值得追求的”，那么为了避免那些无知的、信息不对称的、在“系统性歧视”中没有“真正的自由”的人们不断地犯错误，进而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唯一可行的做法就只能是建立海量专家的绝对权威，对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进行无孔不入的规划和指导。这也就是为什么老凯恩斯派萨缪尔森直到八十年代都深信，只要计算机技术发展够快，苏联经济一定能超越美国。
哦对，新的“自由左派”代表现在是这个德行：
麻烦信奉哈耶克的人赶紧把自己兜里的法币都烧了，挣黄金花黄金。
黄金是市场自由，纸币不是。
纸币是政府自己对自己虚空借贷印出来的，一点也不市场、一点也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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