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党报的评论「中国已不可能落入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

中等收入陷阱对应的都是“没有核心竞争力”的国家

中等收入陷阱对应的都是“在全球化分工中处于产业链低端”的国家；

中等收入陷阱对应的都是“工业化不完整”国家

其实，中等收入陷阱是发达国家养羊然后杀羊之后给羊的一个解释。

问题是，想杀中国这只羊，发现丫是披着羊皮的狮子。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诸位有想过没有，为什么TG在没有任何先例可参照的情况下，能走的如此成功，并超越苏联、甩开日本、直逼美国？在20世纪美国崛起之后的历史上，有没有同样的案例？

突围已固化的世界格局，以任何国家不曾有的速度追赶资本主义头牌，真的是因为运气吗？

怎么全世界那么多国家，比如1949年远远比中国发达的印度、1930年即跻身发达国家的阿根廷、1970如日中天的苏联、1980年极度发达的日本，都没有做到的事情，中国能做到？

中国在这个追赶的过程中，一定是做了一些深度的思考，制定了独特的策略。

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深入思考题主的问题。

拉美国家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其真相是什么？

首先我们要了解这个词语是哪里来的，“中等收入陷阱”，最早出现于世界银行为总结亚洲金融危机十年来东亚经济表现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报告题为“东亚经济的复兴”，于2007年出版。该报告用一小节阐述了关于东亚经济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

但如果是形容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为什么不叫做“美国金融狙击战”，而叫做“中等收入陷阱”？

世行把泰国的问题归纳为，基础设施薄弱，缺乏人力资本的积累，教育和科学技术滞后。这些世行的大佬们，头脑精密，学历高高在上，在总结别国经济问题上，就这个水平？

马来西亚，所谓的原因是，它依然在使用1970年制定的“新经济政策”(NEP)。

而美国这个罪魁祸首，在“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词语的掩盖下，悄悄撤退的干干净净。

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词语，在广大西方背景的经济学家推广下，又和拉美挂钩了。

拉美国家，其实质，没有一个真正的所谓独立国家。

都是美国提线木偶代理统治的殖民地，它们不需要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更应该叫做“美国的猪圈”。

弄清楚以上问题了，中国会不会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不是会清晰一些了？

还不够。

还需要深入思考的，是世行是个什么玩意？

世行是美国式的经济政策宣传机构、换取他国利益筹码的放贷机构。

世行真是做学术研究的机构吗？

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人均国民收入（GNI，基本等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每年低于1006美元的为低收入国家，高于12275美元的为高收入国家，介于两者之间的为中等收入国家。也就是说，从1006美元到12275美元的都是中等收入国家（其中3976—12275美元为中上等收入国家），目前世界上有86个国家或地区属于中等收入的范围。那么，是人均国民收入刚刚达到1000美元多一点的国家容易落入“陷阱”，还是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超过一万美元的国家容易落入“陷阱”？世界银行没有说，也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知乎讨论的轰轰烈烈的人均GDP数字。

又是一个足够大的坑。

不同国家人的生活水平、发展模式、物价水平、文化背景，都不同，这决定了未来的发展潜力有多大。用一个数字进行衡量和定级，不是搞笑吗？

比如说，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教育水平、工作时长、消费模式、进出口产品的类型，都有巨大的区别，中国均8000美元的时候，只需你稍作研究，就会发现，比俄国人均8000美元的潜力大得多。

那为什么在世行眼里，这两个国家一个水平？

在更多人眼里，中国的人均GDP低于墨西哥，就比墨西哥要差？

我不得不贴出以下文章：

“为什么要作社会经济调查？我们就是这样回答。因此，作为我们社会经济调查的对象的是社会的各阶级，而不是各种片断的社会现象。近来红军第四军的同志们一般的都注意调查工作了，但是很多人的调查方法是错误的。调查的结果就像挂了一篇狗肉账，像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新奇故事，又像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郭。这种调查用处不大，不能达到我们的主要目的。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明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我们调查所要得到的结论，是各阶级现在的以及历史的盛衰荣辱的情况。举例来说，我们调查农民成分时，不但要知道自耕农，半自佃农，佃农，这些以租佃关系区别的各种农民的数目有多少，我们尤其要知道富农，中农，贫农，这些以阶级区别阶层区别的各种农民的数目有多少。我们调查商人成分，不但要知道粮食业、衣服业、药材业等行业的人数各有多少，尤其要调查小商人、中等商人、大商人各有多少。我们不仅要调查各业的情况，尤其要调查各业内部的阶级情况。我们不仅要调查各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要调查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我们的目的完全在这里。 ”

1935年，主席在反对本本主义文章上，严肃的批评了那些思想僵化、习惯于按图索骥的人，开篇即说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说的就是世行。

世行这样的地方，哪里有一点实际性的调查工作？只是习惯性搞一刀切。

哪里懂中国的情况？

怕就怕中国所谓的专家们，瞎跟着世行起哄，把问题复杂化。

更加重要的是，回到开篇，为什么TG一路上战无不胜？

这是因为，历史上，TG上过太多的当，踩过太多的坑，不过这些教训使得队伍迅速的成熟起来，并在主席的理论指导下，把问题体系化，借助强大的政委体系，把核心价值观传递到全党，最后，成为了TG可学以致用的思想武器。

1926年，共产党前途茫茫，陈独秀把满腹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批评毛泽东做农民运动，并限制做土地改革；另外，张国焘轰轰烈烈的开始学习苏联，发动城市工人进行暴动。

1927年，主席在戴述人等陪同下，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考察了 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历时三十二天，行程七百公里。

写成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尽管这篇文章被国际共产进行了翻译与发表，但在党内仍然受到无视。

9月5日，在张国焘的建议下，计划发动长沙暴动，主席认识到，当时全国革命形势已走向低潮，反动军事力量在各处都大大超过革命力量。从湘赣边界来说，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本来就很薄弱的兵力又分散使用，各自为战，行动并不统一，进攻目标却是湖南的中心城市长沙。

主席带领一部分队伍在浏阳文家市“议决退往湘南”。

随后，主席开辟了井冈山根据地，经过一年多来的井冈山对敌斗争和实地发展，毛泽东根据工农武装割据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进行系统的总结，作出新的理论概括。

他在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一月先后写成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 篇重要著作，便是这种总结和概括的集中表现。

这里最重要的思想，就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制定合适的策略，来总结发展。

后面复杂的过程就不说了，李德的坑，王明的坑，张国焘的坑，一次次把TG逼到绝境，好在红军一一挺了过来。在1937年，主席利用难得的闲暇时间，写成了实践论与矛盾论。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

“原来人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例如有些外面的人们到延安来考察，头一二天，他们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触了许多的人，参加了宴会、晚会和群众大会，听到了各种说话，看到了各种文件，这些就是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各个片面以及这些事物的外部联系。这叫做认识的感性阶段，就是感觉和印象的阶段。也就是延安这些各别的事物作用于考察团先生们的感官，引起了他们的感觉，在他们的脑子中生起了许多的印象，以及这些印象间的大概的外部的联系，这是认识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们还不能造成深刻的概念，作出合乎论理（即合乎逻辑）的结论。

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三国演义》上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们普通说话所谓“让我想一想”，就是人在脑子中运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工夫。这是认识的第二个阶段。外来的考察团先生们在他们集合了各种材料，加上他们“想了一想”之后，他们就能够作出“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彻底的、诚恳的和真实的”这样一个判断了。在他们作出这个判断之后，如果他们对于团结救国也是真实的的话，那末他们就能够进一步作出这样的结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能够成功的。”这个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在人们对于一个事物的整个认识过程中是更重要的阶段，也就是理性认识的阶段。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重复地说，论理的认识所以和感性的认识不同，是因为感性的认识是属于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论理的认识则推进了一大步，到达了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到达了暴露周围世界的内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围世界的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的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

这种基于实践的由浅入深的辩证唯物论的关于认识发展过程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以前，是没有一个人这样解决过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唯物地而且辩证地指出了认识的深化的运动，指出了社会的人在他们的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复杂的、经常反复的实践中，由感性认识到论理认识的推移的运动。列宁说过：“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以及其他等等，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非瞎说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认识过程中两个阶段的特性，在低级阶段，认识表现为感性的，在高级阶段，认识表现为论理的，但任何阶段，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阶段。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

这是TG最宝贵的财富，是中国走向成功最重要的经验。

哪有什么“中等收入陷阱”？只有自己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好在我们有理论武器和实践经验，来解决林林总总的问题，不断发展。

这是我们需认识世界，最重要的哲学思想。

人口红利派，养老派需要思考几个问题：

人口红利消失？大规模廉价拉动力供给和大量不充分就业下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是否可以致富？有哪个这样的国家是高收入国家的？

老龄化是在提高，但是受过高等教育人口比例也在快速提高。到底是大量年轻且只能从事低收入简单劳动的劳动力养老能力更强，还是大量可以从事高收入复杂劳动的劳动力养老能力更强？发达国家老龄化基本都比欠发达国家高，养老压力大，可也没见发达国家过得比欠发达国家差。

发展模式的问题：

如何提高国内产业的技术能力，进入高新技术和高附加值产业？总是在中低端产业打转，是进入不了高收入水平的。

这里面是不是有思维陷阱和路劲依赖，这是需要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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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口红利问题，把我在另一个问题下的回答贴过来：知乎 - 知乎

我们谈经济和经济的发展潜力，总归要先对经济的实质有一个大概的认识。即使是泛泛而谈，也要有一个基础。我听过一个论断，“经济的发展，本质是科技的进步”，觉得非常有道理。另外我还想对这句话做一点点补充：科技的进步，包括分布空间上的扩散和时间上的演进。科技从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扩散，使得不发达地区和整体经济都获益并向前发展。比如中国，一方面承接了向发达地区学习科技带来的生产力进步，另一方面，中国生产力发展也给世界提供了更多的消费需求，带动世界整体经济规模的扩张。科技在时间上的演进，是人类掌握的科技向前绝对性的发展，从模拟电话，到数字电话，到移动电话，再到如今的智能手机，这就是时间上的演进。

说中国的经济，过去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属于第一类发展，从科技空间上的扩散获益，带来了的经济进步（科技扩散本身的难度也很大，山寨不是这么容易的，否则发展中国家都应该渐渐的向发达国家靠拢，然而事实上不是这样，这和这里的问题就无关啦）。科技扩散的能力，决定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对技术扩散的主动性；另一方面来自于发展中国家对扩散科技的学习和实施能力。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依然会受益于从发达国家得到的科技扩散，但这会越来越难，因为中国当下已经比较靠近发达国家水平，发达国家基于自我保护，会对这种科技扩散做出限制。但是另一方面，中国自身的学习和研发能力，本身也对科技扩散，甚至科技创新具有决定能力。所以我们不应仅仅立足于学习和跟随，中国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已经不能纯碎靠学习跟随来发展了，一方面是因为人口多，少量的产业并不足以支撑如此大量的人口致富，另一方面，中国科技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已经没有那么大，学习的空间很有限了，需要自主发展。

回到经济发展的本质问题，想观察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潜力和趋势，其实就看中国对已经出现的科学技术的学习能力和对未出现的科学技术的创新能力。来到这一点上，请让我们再回头看看本文最开头的一段，悲观派观点中的人口红利问题。无须赘述，在当前讨论的语境下，所谓的人口红利一定指的是低收入的低端劳动力。发展经济学指出，发展中国家利用自身劳动力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资本积累。这里面其实隐含着另一个关于科技的线索，发展中国家承接的劳动力密集新产业一般同时属于科技水平较低，资本密集程度较低的产业。但是所谓科技水平较低的产业是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的，相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些依然是代表了他们自身的科技进步。举个例子，我们国家90年初引进的捷达、桑塔纳轿车，虽然在发达国家已经不是先进技术产品了，但是对当年的中国来说，依然是代表着更先进的技术水平。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中国家通过自身积累，也能进入一些更高层次的产业，从历史上来看，基本上就达到了中等收入水平。要我说，这一段其实已经烂大街了，随便谁都能说出很多。问题在于之后，为啥会有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个大问题，我肯定回答不了，笑。但是我可以简单思辨一下，靠着廉价劳动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积累模式，肯定不可能致富，换句话说，当发展中国家发展阶段到达中等收入水平的时候，用低收入的低端劳动力所谓的人口红利问题来解释和推演未来发展是错误的。这更近似于所谓的路径依赖，或者说经验主义。这个思路的错误有两方面，一方面错误在于认为依赖低收入的低端劳动力可以致富，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另一方面在于认为失去了低收入的低端劳动力带来的经验式高速发展，经济就不能继续良性的向前发展。

经济一旦到达中等收入水平，要向上发展，那必然不能继续在国际分工里较低端的产业打转，否则高附加值、高收入从何谈起？既然要跳出低端产业，发展高附加值、高收入的行业，需要的人力资源，其实就只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源了。各种新兴科技和产业，必然都是接受高等教育人力资源的领域。没有科研力量，没有高素质的工程师队伍，科技产业无从谈起。高等教育人力资源也决定了我们个发达国家学习先进技术的能力，以及自身进行创新的能力，这更决定了未来中国的发展潜力。流水线上的工人是没有可能发展新技术、新产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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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要推荐一篇论文，并截取其中的主要结论（不想看长篇论述的朋友，可以拉到后面看论文主要结论--两条发现）。

《世界人口大国高等教育人口比重的比较研究》，作者：刘笑飞， 世界人口大国高等教育人口比重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网

在这篇论文中，作者通过对比人口大国高等教育人口比例和经济发展的联系，得出了下面一些结论:

“通过对美国、日本、韩国三个发达国家的研究发现，在受高等教育人口比重大幅增长与经济水平迅速提高两个阶段之间，在时序上先后相差10年。根据美国、日本和韩国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人口比重显示，只有在这一比重超过10％之后，一个国家才可能实现其“经济起飞”。考虑到中国人口众多这一因素，当某些人力资源文化素质指标超过上述数值后，才有可能实现中国的“经济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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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论文的主要结论，该论文发表较早，使用的中国数据都是上个世纪的旧数据。我们接下来看看本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情况。

1. 高等教育人口数量和比例

中国第6次人口普查数据， 学历部分：

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具有大学（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119636790人；具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口为187985979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为519656445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358764003人（以上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包括各类学校的毕业生、肄业生和在校生）。

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3611人上升为8930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1146人上升为14032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33961人上升为38788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由35701人下降为26779人。

在2010年，我国的高等教育人口在全体人口数量比例在8.9%，在15岁以上的口中占10.7，下面是每5年数据比较，可以看到，我国15岁以上人群高等教育人口比例在2010年达到并超过10%。按照上面论文中的结论，“ 受高等教育人口比重大幅增长与经济水平迅速提高两个阶段之间，在时序上先后相差10年 ”，中国将在2020年开始进入高速发展期，到时我们会看到切切实实的教育推动经济，切切实实的中国科技高速进步期。中国各种科研成果将井喷，并将在产业进步和新兴产业上大放异彩。

https://pic2.zhimg.com/v2-789d1b3b659581b54409bb8ac64f7fc9_b.png

2. 在校大学生人数

再看看在校大学生人数，

教育部报告：中国在校大学生数量3700万人 规模世界第一

从公开信息渠道可以查到：日本在校大学生300万人，美国在校大学生1700万人。基本上中国在校大学生人数是美国的一倍以上，是日本的10倍。如此大的人力资源差别，带来的红利可是有相当大的不同。

3. 吸引留学生人数

除了对本国人力资源的利用，还有对国外人力资源的吸引和利用，一国吸引的外国留学生，学习期间为国内研究提供贡献，毕业后也可能留下继续工作。我们来看看中美日三国吸引的留学生数量：

2015年5月在日本学习的外国留学生达20.8379万人

2016年在美留学生数量突破100万人

2016年来华留学生44万人，还在快速增长-----（已经是日本的两倍了，接近美国的50%）

4. 科研投入

知乎相关的雄文很多，我就不献丑了。目前的态势是，中国科研投入已经是日本的两倍，差不多达到美国的70%，并且仍在快速增长。这里提一下科研主要是想说，随着中国科研投入的提高，高等教育人口能够被有效的利用，空有人才没有资源投入也是无用的。

最后，除了高等教育人口比例问题，还有一个规模总量的问题。更大的市场，更多的人力资源，带来的集聚效应会随着规模的增大而产生的质变。当下，中国的移动支付行业就已经领先美国，也即领先世界，接下来，在中国保持国内稳定的基础上，高等教育人口的规模优势还会带来什么样的红利，我们有幸生于这个时代，可以好好观察。总结一下，从人口红利上来看，中国高等教育人口红利才刚刚起步，谈何人口红利消失？难道保持廉价劳动力，专注生产衣服鞋子玩具这些产业就能发展成发达国家，进入高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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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模式问题，如何看待国产大飞机的机会：知乎 - 知乎

中国产业/企业发展升级常见的几种模式

1. 以乘用车为代表的，（技术上）以外部为主的合资模式：

在这种模式中，大型国企与发达国家先进企业共同出资建立合资公司，推出合资品牌以替代发达国家的母品牌。在合资比例中，外商整车厂商（下面用外商指代）虽然没有占据控股的位，但是拥有较高的股份，同时在技术方面占据主导地位，而国内也并未提出严格的产品（提别是后继产品）国产化率的要求和国内技术替代目标。在实际运作中，因为合资的本地品牌替代了原来外商自身的母品牌，在国内市场中，新合资品牌与原母品牌为没有竞争关系；而外商占据的加大股份和技术主导地位，让合资公司与外商结成了利益联盟。在长期发展中，实际形成了外商提供技术研发和更新换代，合资公司的国内部分提供本地市场政治上经济上的各种准入和进入便利（甚至提供非市场手段的保护），最终形成的局面是合资工资自身的技术能力停滞不前，也就是“市场换技术”的目标没有达成，在国内形成技术研发发展能力和扩展产业链的目标没有达成。

在这种模式中，最关键的因素是合资公司与外商公司之间形成的利益联盟，合资品牌替代了外商母品牌，相互之间不在国内竞争，没有利益矛盾；而外商在合资公司用户大比例的股份，可以从合资公司投产的产品中获得较多利润；外商也愿意给合资公司提供技术解决方案，而在外商提供的技术解决方案中，合资公司并不用承受技术研究的压力和风险；主要零配件来自于外商整车厂商，等于外商既能在零配件供应上赚取一次利润，又能在合资品牌车销售中在获取一次股份分红的利润。最终，国内技术能力和产业链并不能在这个过程中收获很多。

当然不能排除某些行业有些做得好的合资厂通过自身努力，解决了自我技术发展的问题。但是大部分情况下，这种模式恐怕产生的趋势对于国内自身的技术发展和产业链促进作用就下降了，在有些时候甚至是消极的。

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对国内基础能力要求很低，国内先期投资不大，和外商引进初期技术的阻力小，自我经营和技术发展路线所带来的风险也被规避了。门槛不高，风险也不大，自然回报也不会太高，后劲不足。但是如果放到更长的时间周期里，虽然合资厂自己的技术能力可能没有提高起来，但是里面提供的从业机会也能培养出来基础的技术人员，这些人员依然会在国内行业内工作，间接地为国内产业培养了人力资源，只是周期真的很长很长，付出代价也不低罢。

（观察看来，拉美和东南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产业进步和升级能力不足，会有这个因素，而且恐怕影响不小）

2. 以核电/高铁发展为代表的，以我为主的技术合作模式：

这种模式依然是以国家牵头，大型国企出资和进行运作，与第一种方式不同的地方在于，第一，并不与国外整车厂商合资，第二，国内自己产品享有独立权，并非国外厂商母品牌的附庸；第三，项目制定之始就下了（特别是后继产品）国产化率的决心和严格的计划；当然高铁还有另一个特点，国内铁路行业集中度特别高，国外高铁市场却并不大，国内在与国外谈判时处于有利地位;核电国内则不具有高铁这样的优势，国内市场也很小。在[w2] 这样的合作情况下，国内的厂商基本不能与国外整车厂商形成利益联盟，因为国外厂商除了第一批交付的产品和技术转移费用外，就无法从后继的整车或整体销售方案中获得利润了；而且国内厂商自主产品会在国内和国外与之前的外商厂商形成直接间接地竞争，这既拉远了双方的利益距离，又会给国内厂商产生产生了自我技术和运营发展提高的压力；这会导致另一个后续效应，既然得不到后续整车利润，而且还会互相还会形成竞争，国外厂商再也没有动力和积极性提供后续的整体技术解决方案，只是提供零部件而已。

最终发展成的模式，变成了国内整车/整体方案的总成商—国内/国外供应商体系。

这种模式的好处在于，斩断了国内厂商对国外合作方的技术依赖，把国内厂商推到了与国外厂商竞争的前台（国内会有补贴），在国内产业后续技术发展和产业链扩大方面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这样运作的模式门槛也很高，要求已经具有一定/较好的基础技术和工业能力，国家下定战略级别的发展规划和立项，大型国企牵头的巨量资本投入，以及自我经营和技术发展路线的巨大风险。门槛高，起点也高，但是风险大，自然回报也大。

核电行业国内市场也不大，但是自主经营，通过与国外技术合作，引进国外当时先进的二代堆三代堆技术进行消化吸收，现在已经完全掌握三代堆的核心技术，并培养了自身很强的新研发能力，能够完全自足的改进三代堆，研究四代堆，已经走入世界核电领先梯队了。

而高铁行业发展的速度和顺利程度超出意料，这当然离不开我国巨大的高铁市场和近乎垄断的行业集成程度。但是在其他一些没有类似优势的产业里，我们也有类似模式，比如半导体产业，反反复复，但是有一个关键点高度，以我为主的资本和技术合作，以及因为引进技术的难度和阻力形成的以我为主的技术发展路线，与高铁发展是高度相似的。半导体发展目前已经好转不少，现在面板有突破，储存芯片（长江存储）也有重大进步。

当然，并非使用这种产业发展模式就会一帆风顺，能顺利促进国内技术发展和产业链扩张，因为初期很多关键零部件仍然是从进口，这些关键零部件能不能有效引进消化，形成自己的能力，是有不确定的，如果引进消化的不顺利，发展过程还会是在反反复复碰壁，在螺旋中前进。

3. 以华为为代表的，农村包围城市的自力更生模式：

最后一种模式，大部分是小型国企和民营企业，并未与国外厂商产生重大的合作，基本以我们自身的能力独立发展。当然，这必然面临着技术落后，人员落后，运营管理经验落后，市场落后一系列的巨大困难。只能利用国内人力资源价格较低但是质量较好的有利因素，从国内低端廉价边缘的市场开始慢慢发展积累，然后逐步升级，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发展和壮大，最终直面国外先进厂商

以华为为例，早期华为的程控电话设备，主要经营的是农村市场，这样的国内通信边缘市场技术要求低，价格低，利润率低，市场做起来倍加艰难；有一定基础后，开始向国内主流通信市场（几大运营商）拓展，开始是作为国外先进商场设备的备份来使用的（曾经有这样的说法，开始时，华为设备不稳定，问题多，运营商虽然采购了，但是只是放在机房并不拆机安装的“备份”；而华为采取的是免费进场供运行商使用，长期在现场配备人员联动总部研发快速有效的解决问题，提高用户满意度，最终通过艰苦的努力，技术提升上来了，产品质量提升了，客户占有率也提升了）；在国内主流市场站稳脚跟以后，继续开拓国外的边缘市场，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市场，如东南亚，中东，非洲和印度等；国外边缘市场占住以后，积累了一定的海外发展经验，继续迈步发达国家市场，最终成为了通信领域的世界领先厂商。到现在，海外厂商，尤其是美国厂商要靠非市场手段，限制华为通信设备进入北美来保护美国的通信设备商，30年河东，30年河西，中国通信扬眉吐气。

当然，华为是国内类似模式发展的最顺利最好的企业，并不能作为一般性的水平看待。但是从其他很多的案例中，仍能看到这样发展模式的喜人进步。比如被网友们称作神车的“五菱宏光”，就是立足于国内汽车农村市场发展起来的案例。

这种模式，门槛低，起点也低，有风险，但是依托国内巨大的市场空间，机会也多。只不过发展起来的周期长，像高铁那样用10余年时间成长为世界先进水平近乎天方夜谈。但是经过长期积累发展起来以后，后劲十足。

上面所说的几种常见的发展模式，其实也并非一个产业，一个企业就一直专注在一种模式，而是可能再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根据自身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模式。比如液晶面板行业，最开始我们国内基础薄弱，积累几乎为零，从头开始几乎不可能，这时就采取了与外商合资的形式，通过合资折腾，了解一下这行业是怎么回事，初级技术是怎么个情况，如何运营管理，如果应对市场。但是这个阶段基本是外商主导的，我们很难拥有话语权。一段时间以后，我们与外商争夺话语权，渐渐的又变化为以我为主的合作形式，甚至是农村包围城市的自力更生模式。最终能迎来局面的好转（京东方），这过程是殊为不易的。

看起来，现在国产大飞机的项目运作模式，可能是吸取了高铁/核电产业发展模式的经验，基于我国既有的工业基础能力以及军用航空发展的技术积累，以我为主的引进西方供应商进行技术合作，制定了后继产品发展的国产化目标和国产替代。可以说从自身发展的模式上是有机会的。关键在于国产大飞机项目自身的努力，结果才说明一切，自己不行，机会再好也是空。

最后，祝愿国产大飞机能够顺利交付，并在后续的改进完善中，不断提高，真正实现国产自主的民用大型客机突破，为中国攻破工业明珠之一的产业

不可能落入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并没有排除中国式『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和很多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不一样，那些国家很多要么基础建设很糟糕，要么不注重工业化和科学技术研究，拉美大多是两者并存。所以中国不可能落入拉美式的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真要堕入的就是中国式的中等收入陷阱，一个注重工业化和科研，而且基础设施不错的国家，还能堕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话，好像目前还没有。所以中国要是堕入，就是唯一的中国式的。

可能的原因就是:

1) 人口太多，各地区间经济地理条件差异大，人均很难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2） 后发国家的后发劣势，毕竟基础都是先发国家打下的，后发国家在传统产业上被先发国家剥削的死死的而且很难逆袭。中国很多强的产业大都是新兴产业，传统产业里我们还要大量进口生产工具，零配件和高端成品。韩国和台湾也有后发劣势，但是人口少，抓住几个新兴产业，然后吸血中国大陆这个大市场就跳出去了，中国就没有一个更大的市场去吸血爬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