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支持新教，德意志的历史会有什么改变？
宗教改革的狂潮下的哈布斯堡抉择：
16世纪初，马丁·路德的呐喊如同燎原之火，席卷了德意志的土地，点燃了宗教改革的导火索。彼时，哈布斯堡王朝，特别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是天主教世界的天然捍卫者。查理五世，那位同时也是西班牙国王的雄心勃勃的皇帝，他将镇压新教视为维系帝国统一和自身统治合法性的基石。他的军队在对抗新教诸侯的战争中留下了血腥的印记。
然而，假设一下，假设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导者，或许是某个更具远见或更务实的皇帝，在早期的宗教改革浪潮中，看到了新教所蕴含的政治潜力和经济利益，决定利用它来巩固自己在德意志的地位，而非对抗。这是一个大胆的赌博，但一旦成功，其影响将是颠覆性的。
德意志政治格局的重塑：
如果哈布斯堡王朝转向新教，那么原本支持天主教的强大力量将瞬间瓦解。
神圣罗马帝国的世俗化与中央集权： 作为帝国名义上的保护者，哈布斯堡王朝的新教化将极大地削弱罗马教廷在德意志的影响力。许多原本依赖教皇支持的德意志君主和主教，将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立场。哈布斯堡家族可以利用新教的“政教分离”原则，逐步削弱那些坚持天主教、拥有强大封建权力的诸侯，将权力更加集中到皇帝手中。神圣罗马帝国，这个名义上的统一体，可能会比历史上更早地走向高度中央集权的道路，甚至可能演变成一个更加强大的、以新教为国教的德意志国家。
三十年战争的可能性： 历史上，三十年战争（16181648）是德意志地区天主教与新教势力之间残酷冲突的顶点。如果哈布斯堡王朝是新教的，那么这场战争的性质将完全改变。它可能不会发生，或者会演变成一场由其他天主教势力（如法国、西班牙）针对一个新教化哈布斯堡帝国的干预战争。无论如何，德意志大地将免受那场毁灭性的战争的蹂躏，其人口和经济的损失将大大减少。
普鲁士的崛起可能被抑制： 历史上，普鲁士（勃兰登堡）在新教改革后逐渐崛起，成为德意志地区一个重要的力量，并在后来统一德国。如果哈布斯堡王朝率先成为新教的领导者，并且成功地将德意志大部分地区纳入其新教统治之下，那么普鲁士独立崛起并与哈布斯堡对抗的条件将不复存在。勃兰登堡可能被整合进一个更加庞大的新教哈布斯堡国家，其独立的发展轨迹将被完全改变。
欧洲力量平衡的转移：
哈布斯堡王朝的新教化不仅仅影响德意志，更将对整个欧洲的权力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对抗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 历史上的哈布斯堡家族分为西班牙和奥地利两大分支。如果奥地利分支改信新教，那么它将成为西班牙天主教哈布斯堡王朝最主要的外部竞争对手。两国之间围绕宗教和地缘政治的冲突将不可避免，甚至可能演变成一场全欧洲范围内的宗教战争，只不过这次的主角是两个同根同源但信仰不同的哈布斯堡家族。
法国与新教欧洲的联盟： 法国，作为欧洲大陆上的主要天主教强国，在历史上对德意志的新教势力持矛盾态度。如果哈布斯堡王朝转向新教，法国可能会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更加孤立的境地，而原本在宗教上与其对立的奥地利，可能成为其潜在的盟友，共同对抗强大的西班牙哈布斯堡。这会极大地改变法国的外交政策和在欧洲的角色。
荷兰独立战争的变数： 荷兰在16世纪末爆发了反抗西班牙哈布斯堡统治的独立战争，其中宗教因素是重要的驱动力。如果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选择新教，那么它可能会利用荷兰的反抗来牵制西班牙，甚至可能与荷兰新教徒结盟。这可能会加速荷兰的独立，并使其更容易获得外部支持。
英国的角色： 英国在亨利八世时期走向了新教，并与欧洲大陆的新教势力建立了联系。一个新教化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无疑将与英国在宗教和政治上更加亲近，共同对抗天主教的西班牙。这种联系可能会促使英国更早地介入欧洲大陆事务，并在其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文化与思想的演进：
宗教是深刻影响一个民族文化和思想内核的因素。
新教思想在奥地利的传播： 如果哈布斯堡王朝带头拥抱新教，那么新教的思想、神学、教育模式将有机会在奥地利及其统治的德意志地区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和发展。这可能会催生出不同于历史上奥地利天主教文化的面貌，在艺术、哲学、文学等领域留下独特的印记。
教育与科学的发展： 新教改革往往伴随着对教育的重视，尤其是对圣经的普及阅读。一个新教化的哈布斯堡王朝，可能会更加积极地推动世俗教育和科学研究，以服务于其新教化的国家。历史上的“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在德意志地区的发展可能会与历史上有所不同，或许会更早地受到新教思想的启发。
世俗化进程的加速： 宗教改革不仅仅是宗教层面的变革，它也极大地推动了欧洲的世俗化进程。如果哈布斯堡王朝率先拥抱新教，这意味着它对罗马教廷的依赖大大减少，国家对教会的控制力增强。这种世俗化的动力，将可能比历史上更早地在德意志地区显现。
一个猜想性的结局：
可以想象，在一个哈布斯堡王朝支持新教的世界里，德意志可能会比历史上更早地形成一个统一的、以新教为主的国家。这个国家将拥有更加强大的中央集权，并且在欧洲大陆上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三十年战争的血腥阴影将不会笼罩这片土地。普鲁士的崛起将可能被完全吸收或改变。法国将面临一个更加强大的新教邻居，欧洲的宗教和政治联盟将重新洗牌。
当然，历史的走向是无数复杂因素交织的结果，我们所描绘的仅仅是基于一个假设的可能。但正是这些“如果”，让我们得以窥见历史的无限可能，以及那些看似微小的抉择，如何能激荡出改写整个世界命运的洪流。一个拥抱新教的哈布斯堡王朝，将是德意志，乃至整个欧洲历史上，一个令人遐想万千的“未竟的篇章”。
网友意见
帝国对自身意识的构建和天主教密不可分，哈布斯堡可能宽容新教（隔壁法国的例子展示了即便只是宽容也会带来足够大的风险），却没法改宗新教，除非他们打算提前三百年把帝国给解散掉。
另外这个可能只限于德意志支系（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皇帝某种程度上是个被他父亲和大伯强行扭转的路德宗潜在信徒），西班牙支系是没有任何可能性这么做的。
与其讨论哈布斯堡如果支持新教会怎么样不如想想哈布斯堡支持新教有什么好处。
为什么这么说？原因很简单，欧洲历史上的宗教改革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宗教问题或者良心问题，在德意志尤其如此。德意志宗教改革的基本原则不是“对和错“或者”是否符合良知“，相反德意志宗教改革的基本原则是“教随国定”。也就是说决定了一片土地上的人民究竟信新教还是天主教的不是人民的信仰或者道德良知的判断，而是君主的判断。所谓“教随国定”最赤裸裸的版本是“谁的领地信谁的教”。而历次宗教合约以及在这个基础上的帝国的各种政策也从来没有在宗教改革的基本议题上作出什么决定性的判断。相反宗教合约里各方最关心的其实是“教会财产状况”和宗教在帝国等级里的分布状况。
从这些事实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新教和天主教在德意志分布的决定性因素从来都跟宗教信仰或者道德良知没有什么关系，真正决定了宗教分布的是教会财产的分配、以及宗教改革对帝国制度和秩序的影响。
举个例子天正十年的科隆战争，是科隆大主教为了跟妹子结婚所以决心把科隆选侯邦世俗化为公国，自己成为公爵。结婚这个问题上他和亨利八世差不多，在世俗化教会财产为公国这件事上他和条顿骑士团大首领差不多。可以算是把两大宗教改革的成功经验合二为一的尝试。但为什么他就失败了呢？被赶走了呢？仅仅是因为刚好有一队西班牙军队路过么？显然不是！
因为科隆是选帝侯，如果教会选侯少一个世俗的世袭选侯多一个这是颠覆帝国制度的大事。同样的天主教选侯少一个新教选侯多一个也同样是颠覆性的大事。要完成这样的颠覆性改革需要巨大的资源和力量。但科隆大主教显然不具备这样的力量，他手里唯一的好牌是当时德意志的诸侯分化为新教同盟和天主教同盟彼此相持不下，而哈布斯堡的皇帝则对这种两派剑拔弩张的局面无可奈何。
这虽然是他的好机会，但其实也是他的不利因素。在两个阵营彼此剑拔弩张的局面下，他掀起如此巨大的颠覆性变革。对新教同盟一边来说无疑是好事，但这种好事最好能自己成功，如果需要他们承担责任背负成本，他们是不愿意的。科隆的地位和影响太大了，但领地和资源又太少了。科隆改宗如果能成功，新教同盟当然高兴，但如果科隆改宗需要整个天主教同盟为之战斗颠覆帝国，大家就不愿意了。他们唯一愿意做的大概就是威慑天主教同盟，这时候一支路过的西班牙军队赶走了改革派的大主教，反而是两派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对16、17世纪的德意志诸侯来说，宗教改革是一个政治上的选择，风险和收益才是决定性的，而信仰和良心反而是次要的。对条顿骑士团大首领来说改宗可以利用波兰王权的软弱，德意志帝国的鞭长莫及，还可以利用迫切的想要让条顿骑士团领地接受波兰宗主权的波兰国王的支持。这些因素作用在一起几乎可以把风险降到最低，而收益则是让自己世袭条顿骑士团领地成为公爵。而科隆大主教的改宗代价是颠覆帝国的制度和传统，挑起一场遍及帝国的大纷争，而收益仅仅是小小的科隆选侯邦改宗新教，而一旦科隆选侯邦失去了选侯票，这个变更可能就是无足轻重的。风险和收益完全不成比例。
德意志西部的主教管区确实积聚了巨大的财富，但这些财富是浮财。西部的主教和修道院没有东部同行那么广阔的土地。但他们因为身处帝国核心位置在帝国秩序里的影响却非常大。所以在这种地方搞宗教改革就是高风险低收益的。而在东部，那些被德意志君主作为桥头堡、防御要塞和在公国里安插的钉子般建立的主教管区却往往拥有广阔的领地。改宗之后吞噬他们就可以拿到巨大的收益。
同样的德意志西部的世俗诸侯的领地因为一系列的遗产分割也变得非常细碎了，利用宗教改革驱逐亲戚或者邻居固然可以带来好处，但这些事都发生在大诸侯的眼皮底下，大诸侯不动手你敢动手就会被按死。大诸侯都动手了，还轮得到你么？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德意志西部除了少数例外很多诸侯最后都回到了天主教一边，因为相比能够获取的领地收益相比，趁教会危在旦夕的机会让他们依赖自己是更好的选择。
而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哈布斯堡的德意志系其实一直对宗教改革采取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皇帝甚至曾经被怀疑是匿名新教徒。
因为哈布斯堡王朝此时直接面对奥斯曼帝国的威胁，皇帝的权力和影响以及帝国的团结是他们最大的资源之一。在这种局面下改宗新教固然可以利用侵吞教会财产扩张领土，但这种收益和因此引起帝国纷争甚至崩溃，让奥地利在奥斯曼人的危险面前孤立无援相比根本不成比例。
其次哈布斯堡的重要领土和唯一的世袭选侯票来自波希米亚。波希米亚这时候正处在宗教信仰分裂的局面之下，如果哈布斯堡的皇帝在宗教问题上倒向新教，固然可以赢得一部分新教的捷克诸侯的支持，但也会因此失去大票的天主教诸侯的支持。
而且德意志的领地分布决定了大部分西部和南部诸侯选择天主教，哈布斯堡世袭领地则在东南部，他们的威胁来自东方。为了争取北方的援助而牺牲自己在西部的盟友是不划算的。为了扩张领地干脆颠覆自己手上最有价值的帝国也不是划算的。
所以哈布斯堡德意志系列才会在很长时间里和他们的西班牙亲戚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他们对帝国内部愈演愈烈的宗教纷争作壁上观。既不倒向天主教一方也不倒向新教一方。竭力维持帝国的团结和稳定。只不过最后波希米亚要脱离他们的统治的时候，他们才利用群情激愤的天主教同盟采取武力。原因就在于这种的选择是最经济最划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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