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明朝延续，没有清朝，现在中国会怎么样？

“明朝延续”的唯一可能性，大概就是孙可望胜利，然后国号接着叫“明”，甚至有可能因为被赐过国姓而自称姓朱。这样的话，历史书上就会把明朝分成朱元璋建立的前明和朱可望建立的后明。不管出现多少意外，在17世纪后期统一中国的一定是一个另起炉灶，和原来的明朝基本没什么关系的政权。如果不另起炉灶，接着明朝的烂摊子存档继续玩，谁也带不动这些朱队友。

比清朝强那是肯定的，但是大方向并不会和清朝有什么差别。清朝在北疆开疆拓土，动机是为了王朝的利益和边疆安全，能成功的原因是生产力的进步、人口的增长，藏传佛教在蒙古的传播甚至大瘟疫等等原因，这些因素只要是个财政情况正常的统一的中原王朝就能拥有。准噶尔汗国往东都打到乌珠穆沁了，在西边严重威胁陕西、青海等地的安全，不管紫禁城里当皇帝的是什么民族、哪个家族，碰到这种情况都必须得和准噶尔打到底，都必须把经略蒙古作为重大国策。

但是要后明搞出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来，那也要求过高了。要迈进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要面临绅权和君权的斗争，有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权压制，是没法产生真正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但是绅权压倒君权的结果，那不就是前明后期的那个样子吗。要使社会生产资料集中到少数人手里，使大批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士绅就会用暴力的手段迫使小生产者同生产资料分离并积累资本，然后不就逼出李自成了。这种路线在英国行得通，放在中国就不见得行得通，先打破传统的自然经济，然后整个王朝就被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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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年了，还有人以为废除贱籍是大清圣天子的恩赐，你们从小受的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教育吗？

贱籍制度的废除，是天下“贱民”长达一个世纪的反抗的结果，是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统治而不得不做出的妥协。

明末农民战争爆发之初，就有匠户的参与，李自成的副手刘宗敏就是铁匠，大顺军的重要将领张能是补锅匠出身，张礼是胥吏出身，大部分农民军首领的出身都没有详细考证，其中还不知有多少是贱籍出身。

到了崇祯朝中期，南方的奴仆起义也发展了起来。崇祯七年，南直隶桐城的奴仆首先起义，起义被镇压之后，明朝官员质问义军首领张儒为什么造反，张儒回答：“无他，不欲为奴耳。”幸存下来的张儒部下们并没有放弃斗争，他们总结了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认为单靠他们这些奴仆，力量太过薄弱，要找到其他盟友才行，于是他们北上来到了淮北一带，与陕西农民军张献忠部取得了联络，在南直隶本地“贱民”的带领下，农民军攻破凤阳，破坏明朝皇陵，随后在南直隶西部接连攻克庐州、滁州、和州等地，最远抵达仪征。

崇祯十六年时，张献忠再次转战于南直隶，遭遇失败，这时，湖北麻城爆发了汤志等人领导的奴仆起义。汤志等人前往南直隶联络张献忠，双方会师之后攻克武昌，杀死明楚王。尽管奴仆起义军后来遭到了明军左良玉部的反攻倒算，汤志等首领牺牲，但还是给了明朝官绅以巨大的震慑。湘赣交界处的吉州、永新等地，在这时出现了“铲平王”运动，响应张献忠。这一运动与湖南的矿工起义一脉相承，参与者大多是湘赣边界的奴仆、佃农。之所以运动的名称叫“铲平王”，意在铲除主仆、贵贱等不平等关系，“均人也，奈何以奴呼我？”

李自成攻克北京之后，江南的奴仆大受鼓舞，“天地迴薄，贵贱翻蹑，我辈何必长为奴乎？”南直隶、浙江、江西、广东地都爆发了奴仆起义，虽然最终全都在满洲贵族和汉族军阀、士绅的联合镇压之下失败了，但是频繁的奴仆起义让江南的士绅开始惶惧，时时担心遭到奴仆的报复，蓄奴、锢奴、虐奴的风气大为收敛。而奴仆起义军的余脉有的加入了太湖抗清义军，有的则逃亡海上，投入了张煌言、郑成功等人麾下，坚持抗清斗争。

面对明末的危局，明朝官府为了生存，对贱籍的歧视也不再像过去那样严格。河南总兵陈永福是乞丐出身，投军之后因军功成为高官，最后加入李自成麾下，战死于抗清战争中。南明的凌海将军陈奇策本是一个胥吏，面对清兵入侵、国家危亡的处境，他被南明官府破格起用，组织水师抗击清军。他学习欧洲军事技术，展开海上游击战，坚持抗清十余年，最终壮烈殉国。陈奇策的部将林伯岳是奴仆出身，官至参将，也牺牲在了抗清斗争中。

南明政权灭亡之后，“贱民”的反抗依然没有停止。广东的疍户在反清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原本他们因为厌憎明朝官府而投降了清军，但是清朝却采取了丧心病狂的迁界禁海政策，大量疍民遭到驱逐、迫害、屠杀，把疍民逼上了反清的道路，他们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起义，一度攻打广州，义军主力坚持斗争了数年，而余部直到郑氏投降清朝之后才被彻底消灭。广东的“社兵”原本是明朝末年反抗士绅的奴仆组织，但是由于清军的剃发易服运动和大屠杀，他们也倒向了明朝一方，与农民军首领王兴一同在广州以西地区进行游击战，响应李定国率领的明军主力，直到三藩之乱后，社兵组织才被彻底消灭，前后长达三十余年。江西的棚户首领刘文煌本是泰和县一个豪绅家的奴仆，后不堪主家凌虐落草为寇。清军南侵之际，刘文煌一度投降，但是很快又因不满清朝的暴政而反正。金声桓、王得仁反正之后，刘文煌率领棚户与清军血战，起义军头裹红布，称为“红营”。刘文煌牺牲后，棚户依然没有放弃反抗，直到三藩之乱期间，他们还在和清军斗争。打着“朱三太子”旗号起事的杨起隆，其手下的骨干也是饱受八旗贵胄虐待的奴仆。

即便是所谓的“盛世”期间，这些被压迫的“贱民”依旧在反抗。康熙十三年、十四年，麻城的奴仆、农民两次起义。康熙十六年，江西“棚寇”杨玉泰起义。康熙二十七年，被裁撤之后衣食无着的绿营兵在夏逢龙的领导下起事。康熙四十五年，云南昆明爆发起义，康熙四十六年，杭州、太仓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康熙四十七年，江浙两省都发生了抢米运动。康熙五十年，泉州的贫民在陈五显的领导下发动抢米运动，本来老百姓没打算抢米，只是要求囤积居奇的不法奸商卖粮，然而奸商们却守着满仓的粮食不肯出售，坐视老百姓挨饿。于是陈五显宣称：“屡次捐免钱粮，地方官员不曾施及百姓。故我等穷民窘于衣食，不得已而为此。若各处富户不将屯积米石粜卖，我等必抢夺。”康熙皇帝也不得不承认：“伊等原非盗贼，因年岁歉收乏食，不得已行之耳。”然后就逮捕、杀害了两百多名参与运动的百姓，血腥地镇压了他们。康熙五十二年，江西雩都县、兴国县发生抗租运动，康熙五十五年，河南宜阳县发生反加派运动。无锡县的村民刘三揭发县令李牧数十桩罪行，李牧派人逮捕刘三，村民数百人奋起抵抗。刘三被捕之后，在审讯时义正辞严地指责李牧残害百姓的种种暴行，身受酷刑仍毫不屈服，最后被李牧杀害在狱中。康熙六十年，台湾知府王珍大肆盘剥，逮捕入山伐竹的农民二三百人进行勒索。出钱者释放，不出钱者重责四十大板，驱逐过海，激起了大规模的起义，直到雍正元年才被镇压。

和明末那种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的景象相比，康熙朝的情况无疑要好得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社会矛盾，正相反，社会矛盾还非常尖锐。上述的这些反抗运动虽然并不都是“贱民”们发动的，但是“贱民”们在其中也有着重要的作用。在经济上，贱籍也变得不利于经济发展。匠户制度在明末就已经名存实亡，匠户大量逃亡，既没有实际的意义，也不利于组织生产。蓄奴也是极大地妨碍了社会生产的制度，大量人口被士绅掌握，不利于国家统治，士绅对奴仆的虐待又会激化矛盾。对于士绅来说，社会秩序的恢复、人口的增长使得劳动力价格越来越低，也让大量蓄奴变得意义不大，甚至成了赔本生意。多种原因加在一起，这才有了雍正元年开始的“开豁贱籍”政策。

开豁贱籍难道是因为雍正多么仁慈吗？是因为贱籍制度拖了生产力的后腿，激化了社会矛盾，不利于他的统治，他才会这么做。那么雍正是怎么意识到贱籍制度激化了社会矛盾呢？靠的是无数的“贱民”们前赴后继争取自由，奴仆、棚户、匠户、疍户们拷打过虐待他们的士绅，刨过明朝皇帝的祖坟，拼死抵抗过八旗铁蹄，这才终于让士绅害怕起来，使得大量蓄奴的成本高得让士绅难以承受，这才引起了清廷的警觉和重视，让清廷认真考虑“贱民”的诉求。倘若没有那么多起义军的浴血奋战，清朝统治者难道会突然之间大发善心去关心“贱民”的自由？天底下所有的自由都是靠流血牺牲争取来的，逆来顺受等待皇帝和士绅的恩赐的人只能永远做奴才。

回过头来，再看看明末的农民军。李自成的大顺朝和张献忠的大西朝的确都没有遗留下太明确的资料证明他们废除了贱籍制度，但同样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们承认贱籍制度。现存史料记载的情况就是，奴仆们得知李自成攻下北京之后欢欣鼓舞，奴仆起义军总是以张献忠作为靠山。李自成建立政权不过两年，没有遭遇贱籍人员的反对还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而孙可望、李定国在云南经营了十五年，还征收极高的赋税，却依然能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欢迎，得到各民族的欢迎，对比同时期清朝控制下的江西、广东的“贱民”频频起义，想方设法响应李定国的情形，谁对待“贱民”们更好难道不是一目了然的事情吗？连以极残暴手段镇压屠杀奴仆、疍民、棚民的清朝都能在生产力进步、社会矛盾激化的逼迫下废除贱籍制度，居然有人认为一贯保护贱籍利益的农民起义者坐了江山就不会废除贱籍了，你们的历史都是赵尔巽教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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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农民军建立的王朝不能像清朝一样统治蒙古和新疆的人，无非是觉得，清朝能将这些地方纳入版图，靠的是圣天子和王爷贝勒们采取了某些英明的政策，而愚昧的流寇们不懂得这些，就统治不了北疆了。那我倒想要问，当清太祖还在抚顺、本溪的山沟里打家劫舍的时候，他懂什么叫和硕特、什么叫准噶尔吗？清朝的统治者还不是在和蒙古人的交流之中一步步学会如何统治他们的。皇太极、多尔衮、福临、玄烨这些人能学会，难道李自成、孙可望就学不会？

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哪个皇帝的英明神武。国家政策的调整当然会对国家的生产力水平造成重要影响，但生产力的提升也绝不是某个皇帝上下嘴皮子一动就能实现的。

清朝对蒙古的政策并没有什么超越时代的奇思妙想。联姻，这是历朝历代是个统治者就会的招数。《南明史·李定国传》提到：“暹罗进女为定国妃，并遣官六十余人贡象马礼物甚厚，又出神宗敕书勘合，自称偏藩。”沐天波的儿子也都娶了云南土司的女儿。所谓“汉族统治者不屑于和其他民族联姻”是极其荒谬的，翻遍中国历史能找出无数的反例。利用宗教，这也不是什么稀罕招数，孙可望、李定国在云南的时候，就利用佛教来巩固自己在土司中的地位。盟旗制度是清朝独创，但是也没复杂到不来个“天纵聪明的圣君”就设计不出来的程度，也是皇太极在与蒙古人交往的过程中结合清、明两方的制度和蒙古旧制一点点摸索出来的。再好的制度设计，也得看背后支撑它的国家实力如何。

总有人觉得，满洲人自己就是来自塞外的民族，在处理蒙古问题的时候就有优势了，可真问到这个优势在哪，又没人说得出来。清朝虽然鼓吹“满蒙一体”，可是在实际执行的时候，哪里把蒙古人当成自己的同胞了？而是想尽办法对蒙古人进行压榨、限制，在经济上、宗教上、文化上、军事上都长期抱着压制蒙古人的态度。打仗的时候拿蒙古人当炮灰，而清朝扶植起来的贵族们又成了套在蒙古百姓头上的沉重枷锁，再加上商业的官督垄断，何尝拿蒙古人当自己人看待？蒙古的王爷佛爷们也并非不知道这一点，只不过是清朝给了他们荣华富贵，所以他们就一边吸着自己子民的血汗，一边装得和大清其乐融融。此外，清朝还限制蒙古人和汉人的来往，不许蒙古人学汉话，不许蒙汉通婚。

清朝能统治蒙古的根本原因，是始终能保持对蒙古的强大军事干预能力。原因有三。第一是军事科技的进步，火器的大规模运用改变了原有的战争模式。准噶尔汗国同样也有强大的火器部队，不仅从中亚和俄国引进新式火器，还有不弱的生产能力，但是这样的生产能力不足以支持与一个统一的中原王朝拼消耗。第二是清代粮食产量增加，人口增长，手工业的规模也随之扩大，整体经济实力要强于之前的历朝历代，当然有能力统治更大面积的土地。第三，是清代的财政效率比明朝更高，官府能够聚敛更多的经费用于边疆开拓。

如果换成其他势力在十七世纪下半叶统一了中国，难道就做不到以上三点了？军事科技的进步方面，清朝在其建立之初并未落后于时代，但是一直是一个学习者，不管换成谁做皇帝，只要有军事需求，对军事科技的重视都不会弱于清朝。没有清朝的大屠杀，没有圈地，没有迁界禁海，取代明朝的新王朝的经济只会更繁荣。至于财政能力，孙可望、李定国等领导的西营比清朝只强不弱。西营在云南建立的营庄制度“踏看田地所出，与百姓平分，田主十与一焉。条编半征，人丁不论上、中、下全征”。税率比明朝和清朝都要重得多，但是行政效率要高得多，征收过程中的损耗也低得多，这样的高税率，不仅没有逼出农民起义，还深得云贵百姓的拥护。靠着云贵这两个穷省，西营供养二十万大军，奋力抗击已经统治了大半个中国的清军长达七年之久，还多次发动战略反攻，重创清军。以这样的财政能力，又不屠杀老百姓，不供养八旗子弟，如果由他们统一了中国，财政状况只会比清朝更好。既然在武器、国力、财政上都不弱于清朝，对蒙古进行军事干预的能力当然也不会弱于清朝，所以清朝能取得的成就，这个假想路线中的后明王朝不仅都能取得，而且只会做得更好。

三北不复国家有也！

丧失了三北，无论是不是汉地18，只会更加内卷。儒家本质是内卷之学，将更加强盛，地主阶级儒哈比与民间宗教天天内战。

高度内卷化自然也无法进行技术替代，发展工业技术。

唯一可能性是下南洋，与西班牙，大英碰撞……

明朝没有大规模下南洋，主要是同塞北民族作战的军事压力牵扯了主要精力。明末，女真已经统一了东北，威胁会更大。新朝还是要投入很大精力于对北防御作战。能有多少精力下南洋也难说。

而且由于石油钢铁等资源主要分布在三北，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阶段会比较麻烦。

皮埃斯：这个题目下很多人既要……又要……

还有鼓吹长期战乱的，长期战乱会导致民族分化，赶上欧洲民族主义传入，那统一难度骤增。大概率长期分裂下去。

满清武器落后于时代，主要是乾隆十全武功后天下太平近百年，承平日久。这段长期和平奠定了中国版图，加强了统一的意识。

学啥不好学欧洲，一时之雄耳，混到现在，只能匍匐于美俄这种大型国家脚下。中国来欧盟做个生意，都吓得欧盟老大德国说不要分裂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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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源也不在明朝境内，续到现在，要被外国拿捏死的，参考印度和东南亚……

恒河，湄公河源头在中国手上，中国修个水利，他们就得抗议。也就中国仁慈，印度可是借着印度河源头卡巴基斯坦，把小巴整得很惨。

如果明朝是家公司的话，那么原始股东们太贪婪，没远见，疯狂侵吞公司资产，公司早就资不抵债了。

然后大明公司老总因为疫情来临，发现公司已经发不出工资了，尤其一线员工的工资，董事长崇祯，决定消减高管工资，然后给一线工人发工资。后开发现高管们一直在吸公司的血，于是工资也不想发了，让高管捐款与公司共度难关，可是呢！不给股份也就算了。

大明公司的原始股东们一个个住在豪宅里，占着公司股份，过着奢华的生活，可是却没有一个股东出来捐款与公司共度难关。

而且朱老板家族传统从来不把员工当人看 ，一不开心就拉出去用棍子打死，前朝员工于谦舍身为国，将大明公司从濒死环境下挽救回来，却被导致公司破产的CEO给杀了。

员工们各个都有小九九，救公司的不得好死，还不给股份，横竖活不了，还不如苟且。每个人都是经过权利斗争上来的，操守高的早就被淘汰了 所以员工明知道公司垮了，但是觉得不就是换个老板嘛，反正自己没股份。

老板可不可以把员工都给薅出来榨光家产呢？有点难度，员工发现老板准备杀鸡取卵，那就一起起事推翻老板，因为员工们掌握了整个公司的财政与保安系统，老板杀员工，员工们肯定不干，老板也清楚，这件事上一旦动了，自己将面对整个要反对自己的公司员工，那外敌未入，公司就已经倒闭了。

朱老板走了，听说李自成李老板为人宽厚，待遇不错，本来公司大股东们只有随便出点资，这个难关就过了，大股东不出钱，那就等新老板来了在投靠。

可是没想到李老板是个土豪，不懂现代化管理，觉得大明公司就是自己的了，一看公司账户没钱，不但资不抵债，还有无数黑窟窿需要添补，肯定是高管贪污的。

李老板自己有一套班子，觉得不稀罕大明留下的破高管，公司倒闭肯定就是这帮孙子干的。

于是李老板薅出来高管一顿爆锤，发现这帮孙子还真有钱，然后李老板又把大股东们从各地分公司薅过来，这回更狠，全部杀掉，结果大明公司，意外被小公司大清给接盘了，上演了一出金融界长盛不衰的蛇吞象。

明末河南，全省全年财政收入84万石，但河南本地的王爷们，也就是公司股东们一年要消耗192万石。山西省年财政收入152万石，而山西的皇族每年的俸禄是312万石。

这和公司没啥区别，一家还有希望的公司，大家都会拼命入股去救活它，一家马上破产的公司，无论CEO怎么哀求，都不会有人去挽救的。

大明公司当时已经资不抵债，遇到一个李自成的初创公司就被打的落花流水，大清公司就是一个家族公司，但是创始人们比较有创业精神，代理CEO多尔衮也是一个精明管理者于是代明而立。

清朝不进，还会有别的公司来占领大明剩下的市场，空白点市场总是会有人占领但肯定不是大明而已。

王朝末期都很烂，别说明朝，换个汉唐，延续到现在也是腐朽不堪。这个问题就相当于问“让一个九十岁老头来打NBA会怎么样”，答案几乎是确定的，不会因为换一个老头就能打赢NBA。

所以：

首先，明朝是不可能延续的，除非换了一个朝代之后，那个朝代仍然自称为“明”。

其次，对于清代疆域扩张和人口爆炸，建议先考察亚洲其余地区的表现，看看到底是时代的贡献还是清帝的英明神武。

第三，对于中国近代化而言，没有比清朝更差的结局了。如果说封建王朝在近代化面前都是反动的，那么他们之间的区别就是他们的反动意愿和反动能力。对于清朝这样一个合法性前所未有的低下的王朝、一个把专制毒菜发展到顶峰的王朝，他对中国近代化的反动，是任何中国封建王朝均不能比拟的。

不要脱离时代评价王朝。拿前近代时期的王朝和古典王朝比，本来就是不公平的。曼谷王朝比大城王朝开疆三倍，罗曼诺夫王朝比莫斯科大公国强了何止十倍，德川幕府也比足利幕府统治力强的多。

不要忘了清朝统治力的增强本身就是建立在时代的演变上。如果没有斯拉夫人的到来、西方火器的传入、藏传佛教的普及，清军拿什么控制蒙古？如果没有16世纪晚期的白银货币化和晋商运输技术的革新，清军拿什么远征西域？如果没有金鸡纳霜的出现，清军征苗征缅征金川要付出多少代价？如果没有农业技术的进步、粮食产量的增加，清军拿什么四处征战（粮食增产和人口繁殖是全世界同步的）？

如果不是因为斯拉夫人的到来迫使蒙古整体性沦为清朝的附庸，清军击败蒙古再多次，蒙古人也可以逃到贝加尔湖一带休养生息然后再次卷土南下；如果没有基于清军火器对蒙古的干涉能力，蒙古人又怎么会老老实实遵守盟旗分封制度？如果不是因为藏传佛教和梅毒传播极大削弱了蒙古平民的力量，蒙古王公又怎么会老老实实接受联姻，而不是像匈奴一样吃干抹净不认账？

所以，那些说清朝统治权术高超，联姻分封愚民技术棒棒哒，汉人绝对做不到的说法可以歇歇了。游牧民族整体性衰落，这么一件全球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岂是几个唯心主义操作可以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