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波兰立陶宛和奥斯曼同是宗教宽容，阿什肯纳兹人就怀念波兰，塞法迪人就建立了以色列？
波兰立陶宛联邦与奥斯曼帝国都曾是宗教宽容的典范，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生活在那里的犹太群体都怀有同样的怀念之情，或者有着相同的历史走向。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对波兰立陶宛的怀念，以及塞法迪犹太人最终建立以色列，背后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历史、社会和文化根源。我们不妨一层层剥开，看看这其中的具体缘由。
关于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对波兰立陶宛的“怀念”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将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对波兰立陶宛的感情简单概括为“怀念”可能有些片面。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复杂的、夹杂着黄金时代的记忆和后世苦难的反差。
黄金时代的吸引力： 波兰立陶宛联邦（约15691795年）对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而言，确实是他们在中世纪欧洲最为和平、繁荣的时期之一。
大规模的定居与繁衍： 犹太人从中世纪西欧因宗教迫害和经济限制被驱逐，大量迁移到东欧，其中波兰立陶宛是他们最主要的定居地。在这个广阔的帝国里，犹太人获得了相对自由的迁徙和定居权。
经济机会的扮演： 犹太人在波兰立陶宛的经济生活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们精通贸易、租赁、银行业务，甚至在农业领域也有参与。这种经济上的活力，虽然有时也伴随摩擦，但总体上为犹太人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也让他们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和影响力。
社群自治与内部治理： 波兰立陶宛的统治者，特别是国王，为了更好地管理帝国，给予了犹太社群相当大的自治权。这体现在瓦阿德（Vaad HaKehilot，犹太人社群议会）的建立和运作上。瓦阿德拥有征税、教育、司法、慈善等方面的权力，这使得犹太人能够按照自己的宗教和文化传统生活，形成强大的内部凝聚力。这种程度的自治，在当时的欧洲是极为罕见的。
相对的宗教宽容： 相比于当时西欧许多地方对犹太人的极端排斥和频繁的血腥迫害，波兰立陶宛的统治者出于经济和政治的考量，对犹太人采取了更为宽容的态度。虽然偶尔也会有反犹事件，但总体而言，犹太人在这里不像在其他地方那样被视为必然的敌人或罪犯。犹太人可以公开地建造会堂，遵循犹太律法，学习塔木德。
文化与精神的中心： 随着时间的推移，波兰立陶宛逐渐成为阿什肯纳兹犹太文化的中心。像伊扎克·鲁宾斯坦（Isaac Luria）这样的卡巴拉大师的思想在这里传播，涌现出许多著名的拉比和学者。犹太教育体系蓬勃发展，培养了无数虔诚而博学的犹太人。
“怀念”的另一面——后世的对比： 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对波兰立陶宛的回忆之所以显得“怀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后的历史对他们来说是灾难性的。
海达马克起义（16481649）： 波兰立陶宛并非完全和平，赫梅利尼茨基起义（Khmelnitski Uprising）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历史上最血腥的事件之一。在这次起义中，哥萨克人、农民和鞑靼人对犹太人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估计有数十万犹太人死亡。这是对“黄金时代”记忆的残酷撕裂。
瓜分波兰与沙俄统治： 18世纪末，波兰立陶宛被三国（俄罗斯、普鲁士、奥地利）瓜分。大部分犹太人落入了沙皇俄国的统治之下。俄国对犹太人的政策远比波兰立陶宛更为严酷，包括强制性的隔离区（Pale of Settlement）、各种限制措施以及周期性的暴力迫害（Pogroms）。
20世纪的浩劫： 第一次世界大战、波兰第二共和国时期的反犹浪潮，以及最终的纳粹大屠杀（Holocaust），彻底摧毁了东欧犹太社区。在20世纪，波兰的犹太人是纳粹迫害的重点，约有300万犹太人在波兰被杀害。
因此，当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怀念”波兰立陶宛时，他们怀念的更多是那个相对自由、能够建立强大社群、学习宗教、发展经济的时代，以及与后来沙俄统治和纳粹大屠杀所带来的恐怖形成鲜明对比的“黄金时代”。这种怀念，也包含着对失去故土、失去家园、失去亲人的深切哀伤。
关于塞法迪犹太人与以色列的建立
塞法迪犹太人（Sephardi Jews）起源于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和葡萄牙），他们的历史轨迹与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有着显著的不同，也因此导致了他们与以色列建国之间的独特联系。
塞法迪犹太人的起源与伊比利亚的“黄金时代”：
从罗马到伊斯兰统治： 犹太人在罗马帝国时期就已经定居在伊比利亚半岛。在西哥特王国时期，犹太人遭受了宗教迫害。然而，当穆斯林在8世纪征服伊比利亚时，塞法迪犹太人迎来了一个新的“黄金时代”。
宽容与繁荣： 在穆斯林统治下，犹太人享有相对的宗教自由，成为重要的知识分子、商人、医生、外交官甚至政治顾问。西班牙成为了犹太文化和学术的中心，涌现出如迈蒙尼德（Maimonides）这样的伟大思想家，他的著作对犹太哲学和法律产生了深远影响。塞法迪犹太人发展出了独特的语言（拉迪诺语，Ladino）和文学，他们的音乐、诗歌和服饰都独具特色。
基督教收复失地运动与危机： 随着基督教王国逐渐收复伊比利亚半岛（Reconquista），对犹太人的态度也变得愈发敌对。到了15世纪末，天主教双王（伊莎贝拉一世和费迪南多二世）颁布了《阿尔罕布拉法令》（Alhambra Decree），下令驱逐所有拒绝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
被驱逐后的流散与奥斯曼帝国的接纳：
被迫流亡： 1492年，约有10万至20万塞法迪犹太人被迫离开西班牙，紧接着葡萄牙在1497年也进行了类似的驱逐。他们流散到北非、奥斯曼帝国、意大利等地。
奥斯曼的欢迎： 奥斯曼帝国苏丹巴耶济德二世（Bayezid II）以一种相当开放的态度接纳了这些流亡者。他认为这些具有商业、金融和专业技能的犹太人能够为帝国带来财富和知识，并且也以此来削弱刚刚统一的西班牙的势力。
在奥斯曼的安顿与社群： 塞法迪犹太人在奥斯曼帝国获得了相对的安宁和经济机会，他们在萨洛尼卡（今希腊）、伊斯坦布尔、士麦那（今土耳其）等地建立了繁荣的犹太社区。这些社区保持着自己的语言、习俗和宗教传统，并且与当地的犹太人（如果存在的话）相互影响。
塞法迪犹太人与现代以色列建国的联系：
“锡安主义”的萌芽与发展： 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运动在19世纪末兴起，其核心是犹太人回归祖国以色列（Eretz Israel）的民族和政治运动。虽然锡安主义运动最初主要由欧洲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主导，但塞法迪犹太人也积极参与其中。
来自“东方”的犹太人： 许多塞法迪犹太人，特别是那些来自北非、中东和奥斯曼帝国的犹太人，他们本身就生活在伊斯兰文化背景下，对于在穆斯林世界生活有着长期的经验。他们对圣地的向往，以及在“东方”的社群生活，为他们参与建国运动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建立以色列的动力： 20世纪，随着二战的结束和对犹太人大屠杀的反思，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国际支持，最终促成了1948年以色列国的建立。在以色列建国后，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涌入其中。
塞法迪人的贡献： 塞法迪犹太人（以及米兹拉希犹太人，Mizrahi Jews，即来自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构成了以色列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带来了自己的文化、语言、烹饪和传统，为以色列社会的多元化做出了巨大贡献。许多塞法迪人将建立以色列视为一种历史的回归，是对过去在流散中饱受苦难的一种回应。
总结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分化：
1. 地理与历史环境的差异：
阿什肯纳兹： 主要生活在东欧，在相对自由但后来饱受战乱和迫害（尤其是俄国沙皇时期和纳粹时期）的环境中发展。他们对相对和平的“黄金时代”波兰立陶宛的记忆，与后来的深重苦难形成鲜明对比。
塞法迪： 起源于伊比利亚半岛，在伊斯兰和基督教统治下经历了不同的起伏，最终因宗教迫害而流散。奥斯曼帝国相对宽容的接纳，让他们得以在新的土地上继续发展。
2. 社会与文化角色的不同：
阿什肯纳兹： 在波兰立陶宛，他们更多地作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和自治社群的组织者。他们的文化中心地位和内部凝聚力是其历史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塞法迪： 在伊斯兰世界，他们一度成为重要的文化和科学精英。他们的流散和被奥斯曼帝国接纳，让他们在世界犹太人历史中扮演了独特的连接角色。
3. 对“家园”的定义与期望：
阿什肯纳兹： 他们的“家园”经历了从相对自由的东欧到被压迫的东欧，再到最终希望回归祖国以色列的过程。
塞法迪： 尽管他们也经历了流散，但他们在奥斯曼帝国等地的安顿，以及在中东和北非悠久的犹太历史，使得他们对“犹太土地”的渴望，与阿什肯纳兹人因为在欧洲遭受系统性迫害而产生的回归愿望，在表达方式和历史语境上有所不同。
简而言之，波兰立陶宛的“怀念”是对比出来的、对失去的自由与社群的追忆，而塞法迪犹太人建立以色列的行动，更多是基于其悠久的“东方”犹太历史、对圣地的传统向往，以及在20世纪全球犹太民族主义浪潮中的自然参与。 两者虽然都与宗教宽容有关，但因为身处的具体历史土壤、经历的重大事件以及形成的社群文化不同，他们的历史走向也就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面貌。
关于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对波兰立陶宛的“怀念”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将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对波兰立陶宛的感情简单概括为“怀念”可能有些片面。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复杂的、夹杂着黄金时代的记忆和后世苦难的反差。
黄金时代的吸引力： 波兰立陶宛联邦（约15691795年）对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而言，确实是他们在中世纪欧洲最为和平、繁荣的时期之一。
大规模的定居与繁衍： 犹太人从中世纪西欧因宗教迫害和经济限制被驱逐，大量迁移到东欧，其中波兰立陶宛是他们最主要的定居地。在这个广阔的帝国里，犹太人获得了相对自由的迁徙和定居权。
经济机会的扮演： 犹太人在波兰立陶宛的经济生活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们精通贸易、租赁、银行业务，甚至在农业领域也有参与。这种经济上的活力，虽然有时也伴随摩擦，但总体上为犹太人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也让他们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和影响力。
社群自治与内部治理： 波兰立陶宛的统治者，特别是国王，为了更好地管理帝国，给予了犹太社群相当大的自治权。这体现在瓦阿德（Vaad HaKehilot，犹太人社群议会）的建立和运作上。瓦阿德拥有征税、教育、司法、慈善等方面的权力，这使得犹太人能够按照自己的宗教和文化传统生活，形成强大的内部凝聚力。这种程度的自治，在当时的欧洲是极为罕见的。
相对的宗教宽容： 相比于当时西欧许多地方对犹太人的极端排斥和频繁的血腥迫害，波兰立陶宛的统治者出于经济和政治的考量，对犹太人采取了更为宽容的态度。虽然偶尔也会有反犹事件，但总体而言，犹太人在这里不像在其他地方那样被视为必然的敌人或罪犯。犹太人可以公开地建造会堂，遵循犹太律法，学习塔木德。
文化与精神的中心： 随着时间的推移，波兰立陶宛逐渐成为阿什肯纳兹犹太文化的中心。像伊扎克·鲁宾斯坦（Isaac Luria）这样的卡巴拉大师的思想在这里传播，涌现出许多著名的拉比和学者。犹太教育体系蓬勃发展，培养了无数虔诚而博学的犹太人。
“怀念”的另一面——后世的对比： 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对波兰立陶宛的回忆之所以显得“怀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后的历史对他们来说是灾难性的。
海达马克起义（16481649）： 波兰立陶宛并非完全和平，赫梅利尼茨基起义（Khmelnitski Uprising）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历史上最血腥的事件之一。在这次起义中，哥萨克人、农民和鞑靼人对犹太人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估计有数十万犹太人死亡。这是对“黄金时代”记忆的残酷撕裂。
瓜分波兰与沙俄统治： 18世纪末，波兰立陶宛被三国（俄罗斯、普鲁士、奥地利）瓜分。大部分犹太人落入了沙皇俄国的统治之下。俄国对犹太人的政策远比波兰立陶宛更为严酷，包括强制性的隔离区（Pale of Settlement）、各种限制措施以及周期性的暴力迫害（Pogroms）。
20世纪的浩劫： 第一次世界大战、波兰第二共和国时期的反犹浪潮，以及最终的纳粹大屠杀（Holocaust），彻底摧毁了东欧犹太社区。在20世纪，波兰的犹太人是纳粹迫害的重点，约有300万犹太人在波兰被杀害。
因此，当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怀念”波兰立陶宛时，他们怀念的更多是那个相对自由、能够建立强大社群、学习宗教、发展经济的时代，以及与后来沙俄统治和纳粹大屠杀所带来的恐怖形成鲜明对比的“黄金时代”。这种怀念，也包含着对失去故土、失去家园、失去亲人的深切哀伤。
关于塞法迪犹太人与以色列的建立
塞法迪犹太人（Sephardi Jews）起源于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和葡萄牙），他们的历史轨迹与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有着显著的不同，也因此导致了他们与以色列建国之间的独特联系。
塞法迪犹太人的起源与伊比利亚的“黄金时代”：
从罗马到伊斯兰统治： 犹太人在罗马帝国时期就已经定居在伊比利亚半岛。在西哥特王国时期，犹太人遭受了宗教迫害。然而，当穆斯林在8世纪征服伊比利亚时，塞法迪犹太人迎来了一个新的“黄金时代”。
宽容与繁荣： 在穆斯林统治下，犹太人享有相对的宗教自由，成为重要的知识分子、商人、医生、外交官甚至政治顾问。西班牙成为了犹太文化和学术的中心，涌现出如迈蒙尼德（Maimonides）这样的伟大思想家，他的著作对犹太哲学和法律产生了深远影响。塞法迪犹太人发展出了独特的语言（拉迪诺语，Ladino）和文学，他们的音乐、诗歌和服饰都独具特色。
基督教收复失地运动与危机： 随着基督教王国逐渐收复伊比利亚半岛（Reconquista），对犹太人的态度也变得愈发敌对。到了15世纪末，天主教双王（伊莎贝拉一世和费迪南多二世）颁布了《阿尔罕布拉法令》（Alhambra Decree），下令驱逐所有拒绝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
被驱逐后的流散与奥斯曼帝国的接纳：
被迫流亡： 1492年，约有10万至20万塞法迪犹太人被迫离开西班牙，紧接着葡萄牙在1497年也进行了类似的驱逐。他们流散到北非、奥斯曼帝国、意大利等地。
奥斯曼的欢迎： 奥斯曼帝国苏丹巴耶济德二世（Bayezid II）以一种相当开放的态度接纳了这些流亡者。他认为这些具有商业、金融和专业技能的犹太人能够为帝国带来财富和知识，并且也以此来削弱刚刚统一的西班牙的势力。
在奥斯曼的安顿与社群： 塞法迪犹太人在奥斯曼帝国获得了相对的安宁和经济机会，他们在萨洛尼卡（今希腊）、伊斯坦布尔、士麦那（今土耳其）等地建立了繁荣的犹太社区。这些社区保持着自己的语言、习俗和宗教传统，并且与当地的犹太人（如果存在的话）相互影响。
塞法迪犹太人与现代以色列建国的联系：
“锡安主义”的萌芽与发展： 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运动在19世纪末兴起，其核心是犹太人回归祖国以色列（Eretz Israel）的民族和政治运动。虽然锡安主义运动最初主要由欧洲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主导，但塞法迪犹太人也积极参与其中。
来自“东方”的犹太人： 许多塞法迪犹太人，特别是那些来自北非、中东和奥斯曼帝国的犹太人，他们本身就生活在伊斯兰文化背景下，对于在穆斯林世界生活有着长期的经验。他们对圣地的向往，以及在“东方”的社群生活，为他们参与建国运动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建立以色列的动力： 20世纪，随着二战的结束和对犹太人大屠杀的反思，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国际支持，最终促成了1948年以色列国的建立。在以色列建国后，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涌入其中。
塞法迪人的贡献： 塞法迪犹太人（以及米兹拉希犹太人，Mizrahi Jews，即来自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构成了以色列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带来了自己的文化、语言、烹饪和传统，为以色列社会的多元化做出了巨大贡献。许多塞法迪人将建立以色列视为一种历史的回归，是对过去在流散中饱受苦难的一种回应。
总结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分化：
1. 地理与历史环境的差异：
阿什肯纳兹： 主要生活在东欧，在相对自由但后来饱受战乱和迫害（尤其是俄国沙皇时期和纳粹时期）的环境中发展。他们对相对和平的“黄金时代”波兰立陶宛的记忆，与后来的深重苦难形成鲜明对比。
塞法迪： 起源于伊比利亚半岛，在伊斯兰和基督教统治下经历了不同的起伏，最终因宗教迫害而流散。奥斯曼帝国相对宽容的接纳，让他们得以在新的土地上继续发展。
2. 社会与文化角色的不同：
阿什肯纳兹： 在波兰立陶宛，他们更多地作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和自治社群的组织者。他们的文化中心地位和内部凝聚力是其历史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塞法迪： 在伊斯兰世界，他们一度成为重要的文化和科学精英。他们的流散和被奥斯曼帝国接纳，让他们在世界犹太人历史中扮演了独特的连接角色。
3. 对“家园”的定义与期望：
阿什肯纳兹： 他们的“家园”经历了从相对自由的东欧到被压迫的东欧，再到最终希望回归祖国以色列的过程。
塞法迪： 尽管他们也经历了流散，但他们在奥斯曼帝国等地的安顿，以及在中东和北非悠久的犹太历史，使得他们对“犹太土地”的渴望，与阿什肯纳兹人因为在欧洲遭受系统性迫害而产生的回归愿望，在表达方式和历史语境上有所不同。
简而言之，波兰立陶宛的“怀念”是对比出来的、对失去的自由与社群的追忆，而塞法迪犹太人建立以色列的行动，更多是基于其悠久的“东方”犹太历史、对圣地的传统向往，以及在20世纪全球犹太民族主义浪潮中的自然参与。 两者虽然都与宗教宽容有关，但因为身处的具体历史土壤、经历的重大事件以及形成的社群文化不同，他们的历史走向也就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面貌。
网友意见
主要因为波兰立陶宛联邦搞宗教宽容是基于波兰贵族议会；而奥斯曼帝国搞宗教宽容是基于各个宗教各个语言民族的米利特都要效忠奥斯曼大皇帝。
其次因为波兰立陶宛联邦在其最强盛的时候给了犹太教自由，允许犹太教领袖进入议会；而奥斯曼大皇帝是在被法兰克人和罗刹鞑子轮番欺负以后才想到自吹为犹太人的保护者，命令奥斯曼的塞法迪米利特去联络欧洲的塞法迪人、乌克兰的阿什肯纳兹人和克里米亚的克里木恰克人，想让这些犹太人效忠，出力复兴大奥斯曼，合力击败法兰克人和罗刹人，又担心犹太人各米利特的势力变大，于是限制欧洲来的犹太人在士坦堡定居，轰去犹太人米利特的传统地盘海法，与约旦河边越来越多失去奥斯曼控制的阿拉伯半岛移民相互残杀，一石三鸟，然而这就是异想天开，最后还把锅成功甩给了英国殖民者和后来的联合国，遗害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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