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希特勒胜利，建立了一个超级大国，他还会被认为是一个恶魔吗？
1. 希特勒的“胜利”与“超级大国”的定义：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希特勒胜利”和“建立了一个超级大国”的含义。历史上的希特勒政权所代表的是一个极权主义、种族灭绝和侵略性的国家。如果希特勒在某种程度上“胜利”了，这通常意味着他成功地扩张了德国的领土，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压制或消灭了其主要的敌人（如盟国）。他建立的“超级大国”很可能是在其意识形态指导下，以军事力量、经济控制和意识形态宣传为基础的强大国家。
但是，即使在这种极端情况下，“胜利”并不意味着他的行为会改变性质。他的胜利更多的是外部权力的扩张，而不是他内在意识形态的改变。
2. “恶魔”的定义与视角：
“恶魔”这个词在语境中有多重含义：
宗教和神话意义： 在许多宗教和神话中，恶魔是邪恶的化身，是与神对立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希特勒及其政权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尤其是系统性的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种族灭绝（大屠杀），以及发动的残酷战争，在许多文化和道德框架下，使其行为与“恶魔”的特质高度契合。
道德和伦理意义： 从世俗的道德和伦理角度来看，“恶魔”可以用来形容那些犯下极端邪恶、反人类罪行、对他人造成巨大痛苦和毁灭的人。希特勒的政策和行动无疑符合这一描述。
历史和公众认知意义： 在我们的现实历史中，希特勒已经成为邪恶的象征。他被普遍认为是20世纪最臭名昭著的恶棍之一。这种认知是建立在他所造成的巨大破坏、无数死亡和对人类尊严的践踏之上的。
3. 如果希特勒胜利，情况会如何变化？
即使希特勒“胜利”并建立了一个“超级大国”，对他和他政权的评价也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原因如下：
罪行的性质不会改变： 种族灭绝、战争罪行、反人类罪行等都是客观存在的，它们不会因为政治上的“胜利”而消失或被洗白。大屠杀的证据确凿，受害者的痛苦和死亡是无法抹去的。
意识形态的持续性： 希特勒的纳粹意识形态的核心是极端的民族主义、种族优越论和反犹主义。即使他成功建立了超级大国，这种意识形态很可能仍然是其统治的基石。一个以种族灭绝和压迫为基础的超级大国，其本质仍然是邪恶的。
受害者的视角不会改变： 对于被希特勒政权迫害、屠杀和奴役的个体及其后代来说，希特勒永远是罪魁祸首，是造成他们痛苦的根源。他们的经历不会因为德国变成了“超级大国”而改变。
历史叙事的斗争： 即使在希特勒胜利的假想情境下，也必然会存在围绕历史的斗争。那些被压迫和屠杀的群体及其盟友（如果还有的话）会继续讲述他们的故事，揭露真相。纳粹政权也可能会竭力进行宣传，试图重塑历史，但掩盖罪行的本质是极其困难的，尤其是在涉及如此大规模和系统性的暴行时。
道德和良知的评判： 人类社会仍然会存在道德和良知的评判。即使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其领导人的行为如果极端残忍和不道德，仍然会被许多人视为“恶魔”。对善恶的区分，即使在权力格局发生巨变的情况下，也往往是根植于人类共有的道德直觉。
4. 希特勒胜利可能带来的不同“叙事”：
然而，我们可以想象，在希特勒“胜利”的特定情境下，公众对他的看法可能会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或者说存在不同的叙事层叠：
纳粹宣传的成功： 如果纳粹宣传机器足够强大，并且能够长期压制异见和真相，那么在德国以及其控制下的地区，可能会出现一种“民族英雄”或“伟大领导者”的叙事。但这种叙事是建立在谎言、压迫和对历史的扭曲之上的。
“现实政治”的辩护： 一些人可能会试图用“现实政治”或“国家利益”来辩护，声称希特勒的极端手段是为了德国的强大和生存。这种观点会淡化其道德责任，将其视为一个为了目标不择手段的政治家，而不是一个“恶魔”。
对受害者的漠视或合理化： 在一个由希特勒主导的世界中，受害者的声音可能会被完全压制，他们的苦难可能会被描绘成“必要的代价”或被完全忽视。从这个角度看，对希特勒的“恶魔”评价，可能只存在于秘密的抵抗或被征服的群体中。
历史的“另一种解读”： 在某些特定的、可能由纳粹控制的历史学界中，可能会出现对希特勒行为的“另一种解读”，试图将其描绘成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领袖，其政策是必要的。但这种解读会与普世价值和人权原则背道而驰。
结论：
总而言之，即使希特勒在假想的历史中“胜利”并建立了一个超级大国，他仍然会被绝大多数坚持普世道德价值的人视为一个“恶魔”。
罪行的性质是客观的，不会因政治胜利而改变。 他的政权所犯下的种族灭绝、战争罪行和反人类罪行是无法被洗白的。
他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仇恨和压迫之上的，一个由这种意识形态主导的超级大国，其本质依然是邪恶的。
受害者的视角是无法被抹去的，他们对希特勒的认知将是永恒的罪恶。
虽然在一个由希特勒统治的世界中，纳粹政权可能会通过强大的宣传和镇压来构建一种“英雄”叙事，但这将是一种扭曲的、建立在谎言和暴力之上的叙事。从人类文明的道德和良知角度来看，希特勒及其政权所代表的极端邪恶，将使其无论胜利与否，都会被铭记为“恶魔”。他的“胜利”只会让他有机会将他的“恶魔”行径推向更广阔的领域，造成更深重的灾难。
网友意见
对比林肯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棘手的伦理难题。所以我斗胆一试。
哲学家德鲁里的书中提出了现代哲学的一个尴尬处境。当尼采，以及后来的福柯说出了现代哲学中的那个隐含命题——“一切真理都是权力的宣称” 之后，欧美的左派不断重新发现这个真相，挑战当前体制；而右派不断的隐瞒真相，维护现存体制。
我认为这个虚无主义的哲学命题对于所谓希特勒问题是极有启发的。首先我们按照要给希特勒定罪的论证出发——其主要的罪行来自于大屠杀。可是，这个论证将导出一些不能接受的结果。如果希特勒是大屠杀，那么美国杜鲁门总统（尽管这和杜鲁门本人没太大关系，更多是一个集团决定）原子弹轰炸日本，导致20万人丧生，成千上万人遭受苦难，为什么杜鲁门或者他身边的人不上法庭？ 斯大林直接间接造成的死亡恐怕也不亚于前面两人，为什么斯大林当时没有受到审判？对这些疑问的思考将直接导出虚无主义的命题：道德真理掌握在有权力的人手中。
尼采和福柯的命题当然不会这么犬儒和幼稚——似乎是谁拥有政治权力谁就能够掌握道德真理。他们提出命题的更深层次在于，现代民主社会来临，伦理道德开始变得对社会大众胃口，这时社会大众掌握了权力。他们喜欢听什么，道德学家伦理学家就鼓吹什么。而这时，这种群众式的道德将带来一些糟糕的后果：当批评纳粹，批评希特勒是恶魔成为政治正确之后，我们对于纳粹的历史其实缺乏全面反思。
首先，显而易见的部分：一战后凡尔赛条约英法残酷对待德国的往事没人提及了，德国人在一战后的屈辱没人提及了，当时欧洲普遍的反犹浪潮没人提及了。
其次，当我们深入纳粹德国的细节后，将会有可怕的发现：纳粹屠犹，犹太人的财产都去哪里了？最后发现很大一部分都被运回德国被德国普通民众接收了（曾经有一本德国学者的书讲这个问题，我暂时想不起来了）。希特勒一直知道讨好民众才是重中之重！做出此结论的学者强调，如果不反思普通德国人在战争中的责任，那么就不是真正反思纳粹现象。我接着说一点，现在某些人总是希望把责任推到个人身上，我认为其潜意识中就有推卸自身责任的想法。想想宋彬彬之流吧。
再者，一些细节更加令人迷惑。比如集中营的建立，现在的一些研究从巨型杀人技术和杀人目的入手探讨集中营，有时候会得出纳粹屠犹是一个偶然行动（contingent decision），这和项羽坑杀秦军是一个道理。再比如，希特勒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显得彬彬有礼，具有良好绅士教养。这样的一个人又是如何能与杀人恶魔联系在一起呢？
最后，两位著名哲学家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汉娜·阿伦特为艾希曼辩护，提出了著名的“平庸的恶”，这是现代社会螺丝钉的同义语，提醒我们一个驱魅的现代社会有可能造成何种恶果。另外，所谓的纳粹哲学家海德格尔将现代化归为三类，一是美国，二是苏联，三是纳粹（具体论证我不清楚）。后期海德格尔对这三类都深恶痛绝。这些角度都可以帮助我们深刻反思纳粹，反思历史。
曾经有一位美国大法官带着无限的道德正义感和崇高感指责所谓的纳粹官僚机构螺丝钉，说他们帮助了恶。我总是对这种事后秀正义感的做法不耐烦。在没有深入到这些螺丝钉的道德困境，没有设想我们在那时会怎么做，事后毫无风险，还能显得自己政治正确的指责多少显得有些轻率。新三国曹操有言，大奸若忠，大伪似真。平日巧舌如簧之徒一到紧要关头便会现出原形。
刚锻炼完洗澡之际，突然想就这个问题为我们的儒家传统“鼓吹”一二。孔子及其弟子子贡在《论语》中至少多次谈到过类似问题。其中一次是子贡评价纣王，一个被“妖魔化”似希特勒一般的魔君，另外一次是孔子评价管仲。
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子贡认为，纣王不像人们说的那么糟糕，纣王的很多罪行都是被强加上去的。尽管子贡的本意并不是要为纣王翻案，但我认为子贡的评价更加接近事实，原始儒家评价人是有相当的同情理解的。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 “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八佾）
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问子西。曰：“彼哉彼哉。”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宪问）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宪问）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宪问）
（来源：孔子四评管仲）
夫子认为管仲有能力，有头脑，但十分反感管仲僭越，行使超过自己爵位的礼法。其实夫子相当善于同情理解对方，总是看到对方的功绩，而对于恶行夫子也从来是严厉批判。一个清醒的头脑不是要取悦任何人——上不讨国君欢心，下不讨百姓拥护，而是要维护礼法，维护那个道。于是，才有了韦伯为之流泪的早期激越儒家——明确了自身的终极召唤，采取严格理性的方式到达目的，“虽千万人，吾往矣”。（而我们后来的儒家要么疯狂鼓吹仁义礼智信，变得有些像美国的那位大法官，要么真成了专制的爪牙，成了魔鬼一般的人物，真是有些可惜）最后总结一下，早期儒家对待伦理虚无主义的态度是，不做理论探讨，但我最大限度的同情理解你，但是你有问题我肯定跟你杠到底。儒家伦理，我以为是我见到的对待虚无主义最好的实践态度。
会，但不是我们的恶魔，我们已经不在了。他没有提出一个塑造新世界的思路，不过是把旧菜炒出了新花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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