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或割据时期的百姓的集体感或归属感是怎样的？
乱世或割据时期的百姓，他们的集体感与归属感，绝非如今我们所能轻易想象的固定模式，而是一种在剧烈变动中不断重塑、分化、又在特定情境下爆发的复杂情感。它不是一道清晰的界限，而是如同河流一般，时而湍急，时而舒缓，又可能在某个节点汇聚成磅礴的力量。
一、 根深蒂固的“乡土”依恋：最初的锚点
首先，最底层、最持久的归属感，依旧来自于那片生养他们的土地。无论时代如何更迭，战火如何蔓延，百姓对家乡的眷恋是刻在骨子里的。
地理的烙印： 山川河流、田埂村落，这些熟悉的景物构成了他们生命中最坚实的背景。即使乱世让他们背井离乡，他们心中依然有一个“老家”的坐标，那里有祖坟、有亲人、有童年记忆。这种地理上的联系，即使被战争撕裂，也未能完全抹去。
血缘与亲情： 在权力结构瓦解、社会秩序混乱的时期，家庭和家族往往成为最基本、最牢固的社会单位。同一个村落、同一个姓氏的宗族，在面对外来的威胁时，会天然地凝聚在一起。血脉的延续，共同的祖先，是比任何抽象的国家概念都来得更实在的纽带。宗祠、家谱，即使在战火中残破，也依旧承载着一份共同的身份认同。
邻里互助： 在信息不发达、生存艰难的年代，邻里之间的相互扶持是生存的关键。谁家缺粮了，谁家有病号了，总会有邻居伸出援手。这种基于现实利益和日常交往形成的互助网络，是百姓在乱世中互相取暖的重要方式。这种“我们”的意识，就建立在日常的共患难之中。
二、 依附与效忠：在权力夹缝中的求生
乱世和割据时期，谁来保护？谁能提供最基本的生存保障？这直接影响着百姓集体感的流向。
地方豪强与军阀的“庇护”： 当中央政府的权威荡然无存，地方上的军事力量就成了事实上的统治者。百姓为了生存，不得不依附于某个军事首领、地方豪强，或者一个割据政权。这种依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获得安全和安宁。
“恩主”的形象： 有些统治者会努力塑造自己“仁义之师”、“爱民如子”的形象。他们可能在收复失地时犒劳百姓，在饥荒时赈济，或者至少能够维持一定程度的治安。这种“恩主”式的统治，能够赢得一部分百姓的真心拥护，形成“跟定某某”的集体感。百姓会为这个“恩主”而战，为他的政权而牺牲。
被动的跟随： 更多的情况下，百姓的依附是被动的。他们可能被征兵、被征赋税，但只要统治者能够提供相对稳定的环境，让他们能够继续耕种、做生意，百姓就会选择接受。这种“归属”是一种生存策略，是“哪边能活命就跟哪边”的理性选择。
“乡勇”、“团练”的地域性认同： 在地方武装兴起的过程中，很多队伍是以地域为基础的，例如某个县、某个州、甚至某个村庄组成的乡勇。这些队伍的成员往往是来自同一片土地、认识彼此的乡亲。他们的作战目标很多时候是为了保卫家乡、驱逐外敌。这种强烈的地域性，使得他们拥有非常紧密的集体感和同仇敌忾的意识。胜利了，是“我们村”的荣耀；失败了，也是“我们”的悲惨。
三、 意识形态与精神寄托：抽象但有力的羁绊
在一些时候，比土地和血缘更抽象但更具号召力的力量，也能塑造百姓的集体感。
宗教或信仰的凝聚： 如果一个地方的百姓拥有共同的宗教信仰，那么这种信仰就可能成为强大的凝聚力。在乱世中，宗教领袖往往会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们可能提供精神慰藉，甚至组织信徒进行自卫。例如，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其政治主张复杂，但其早期的宗教狂热和“拜上帝会”的组织形式，确实在初期凝聚了大量底层民众，形成了强大的集体力量。
民族主义的萌芽（特定时期）： 在一些国家和民族遭受外族侵略的割据时期，抵抗外敌的共同目标会激发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百姓们可能不再仅仅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村庄，而是为了“汉人”、“蒙古人”或“羌人”的整体生存和尊严而战。这种“我们”的范围被大大拓展，而“他们”的界限也变得清晰。例如，南宋时期面对金、元，民间抵抗意识的提升，百姓会因为同属于“汉族”而产生一种共情。
对“正统”的追求： 即使在分裂时期，许多百姓心中仍然存在一个对“天下归一”的期盼。当某个割据势力能够展示出足够的“正统”气象（如继承前朝制度、尊崇某个合法性来源），或者声称自己是为了恢复“大一统”而战时，就能获得一部分“怀念旧秩序”或“渴望统一”的百姓的支持，从而形成一种基于政治理想的集体认同。
四、 矛盾与分化：集体感的复杂面向
需要强调的是，乱世和割据时期的百姓，其集体感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充满矛盾和分化的。
“我” vs “我们”： 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个体生存往往会优先于集体。当生存受到严重威胁时，人性的自私和对亲近小团体的保护会压倒更广泛的集体意识。
不同群体的差异： 农民、士人、商人、手工业者，不同阶层和职业的百姓，他们的归属感和集体感往往是不同的。农民可能更关心土地和粮食，士人可能更关注政治和文化，商人则可能更看重贸易路线的安全。
“外面”与“里面”的界限模糊： 割据政权之间，往往是犬牙交错，势力范围不断变动。百姓可能生活在两个政权的交界地带，他们的忠诚可能会随着局势的变化而摇摆。今天效忠的军阀，明天可能就被另一个占领了。这种不确定性，使得“我们”的界限也变得模糊。
被压迫与反抗： 并非所有的统治都能带来归属感。如果一个统治者是残酷的、剥削的，那么百姓对这个政权的归属感就会转化为仇恨和反抗。在这种情况下，集体感就体现在反抗的共同目标上，而不是对现有统治者的依附。
总结来说，乱世或割据时期的百姓，他们的集体感和归属感，是在生存的压力、血缘的羁绊、地域的联系、以及对安全和秩序的渴望中，不断地寻找和塑造的。它既可能表现为对某位“恩主”的效忠，对某个政权的跟随，也可能体现在对家乡土地的守护，对共同信仰的坚持，甚至是对抗外敌的团结。这是一个动态的、多层次的、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如同在汹涌的波涛中，人们紧紧抓住身边的浮木，或共同划向一片看似平静的海域。
一、 根深蒂固的“乡土”依恋：最初的锚点
首先，最底层、最持久的归属感，依旧来自于那片生养他们的土地。无论时代如何更迭，战火如何蔓延，百姓对家乡的眷恋是刻在骨子里的。
地理的烙印： 山川河流、田埂村落，这些熟悉的景物构成了他们生命中最坚实的背景。即使乱世让他们背井离乡，他们心中依然有一个“老家”的坐标，那里有祖坟、有亲人、有童年记忆。这种地理上的联系，即使被战争撕裂，也未能完全抹去。
血缘与亲情： 在权力结构瓦解、社会秩序混乱的时期，家庭和家族往往成为最基本、最牢固的社会单位。同一个村落、同一个姓氏的宗族，在面对外来的威胁时，会天然地凝聚在一起。血脉的延续，共同的祖先，是比任何抽象的国家概念都来得更实在的纽带。宗祠、家谱，即使在战火中残破，也依旧承载着一份共同的身份认同。
邻里互助： 在信息不发达、生存艰难的年代，邻里之间的相互扶持是生存的关键。谁家缺粮了，谁家有病号了，总会有邻居伸出援手。这种基于现实利益和日常交往形成的互助网络，是百姓在乱世中互相取暖的重要方式。这种“我们”的意识，就建立在日常的共患难之中。
二、 依附与效忠：在权力夹缝中的求生
乱世和割据时期，谁来保护？谁能提供最基本的生存保障？这直接影响着百姓集体感的流向。
地方豪强与军阀的“庇护”： 当中央政府的权威荡然无存，地方上的军事力量就成了事实上的统治者。百姓为了生存，不得不依附于某个军事首领、地方豪强，或者一个割据政权。这种依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获得安全和安宁。
“恩主”的形象： 有些统治者会努力塑造自己“仁义之师”、“爱民如子”的形象。他们可能在收复失地时犒劳百姓，在饥荒时赈济，或者至少能够维持一定程度的治安。这种“恩主”式的统治，能够赢得一部分百姓的真心拥护，形成“跟定某某”的集体感。百姓会为这个“恩主”而战，为他的政权而牺牲。
被动的跟随： 更多的情况下，百姓的依附是被动的。他们可能被征兵、被征赋税，但只要统治者能够提供相对稳定的环境，让他们能够继续耕种、做生意，百姓就会选择接受。这种“归属”是一种生存策略，是“哪边能活命就跟哪边”的理性选择。
“乡勇”、“团练”的地域性认同： 在地方武装兴起的过程中，很多队伍是以地域为基础的，例如某个县、某个州、甚至某个村庄组成的乡勇。这些队伍的成员往往是来自同一片土地、认识彼此的乡亲。他们的作战目标很多时候是为了保卫家乡、驱逐外敌。这种强烈的地域性，使得他们拥有非常紧密的集体感和同仇敌忾的意识。胜利了，是“我们村”的荣耀；失败了，也是“我们”的悲惨。
三、 意识形态与精神寄托：抽象但有力的羁绊
在一些时候，比土地和血缘更抽象但更具号召力的力量，也能塑造百姓的集体感。
宗教或信仰的凝聚： 如果一个地方的百姓拥有共同的宗教信仰，那么这种信仰就可能成为强大的凝聚力。在乱世中，宗教领袖往往会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们可能提供精神慰藉，甚至组织信徒进行自卫。例如，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其政治主张复杂，但其早期的宗教狂热和“拜上帝会”的组织形式，确实在初期凝聚了大量底层民众，形成了强大的集体力量。
民族主义的萌芽（特定时期）： 在一些国家和民族遭受外族侵略的割据时期，抵抗外敌的共同目标会激发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百姓们可能不再仅仅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村庄，而是为了“汉人”、“蒙古人”或“羌人”的整体生存和尊严而战。这种“我们”的范围被大大拓展，而“他们”的界限也变得清晰。例如，南宋时期面对金、元，民间抵抗意识的提升，百姓会因为同属于“汉族”而产生一种共情。
对“正统”的追求： 即使在分裂时期，许多百姓心中仍然存在一个对“天下归一”的期盼。当某个割据势力能够展示出足够的“正统”气象（如继承前朝制度、尊崇某个合法性来源），或者声称自己是为了恢复“大一统”而战时，就能获得一部分“怀念旧秩序”或“渴望统一”的百姓的支持，从而形成一种基于政治理想的集体认同。
四、 矛盾与分化：集体感的复杂面向
需要强调的是，乱世和割据时期的百姓，其集体感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充满矛盾和分化的。
“我” vs “我们”： 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个体生存往往会优先于集体。当生存受到严重威胁时，人性的自私和对亲近小团体的保护会压倒更广泛的集体意识。
不同群体的差异： 农民、士人、商人、手工业者，不同阶层和职业的百姓，他们的归属感和集体感往往是不同的。农民可能更关心土地和粮食，士人可能更关注政治和文化，商人则可能更看重贸易路线的安全。
“外面”与“里面”的界限模糊： 割据政权之间，往往是犬牙交错，势力范围不断变动。百姓可能生活在两个政权的交界地带，他们的忠诚可能会随着局势的变化而摇摆。今天效忠的军阀，明天可能就被另一个占领了。这种不确定性，使得“我们”的界限也变得模糊。
被压迫与反抗： 并非所有的统治都能带来归属感。如果一个统治者是残酷的、剥削的，那么百姓对这个政权的归属感就会转化为仇恨和反抗。在这种情况下，集体感就体现在反抗的共同目标上，而不是对现有统治者的依附。
总结来说，乱世或割据时期的百姓，他们的集体感和归属感，是在生存的压力、血缘的羁绊、地域的联系、以及对安全和秩序的渴望中，不断地寻找和塑造的。它既可能表现为对某位“恩主”的效忠，对某个政权的跟随，也可能体现在对家乡土地的守护，对共同信仰的坚持，甚至是对抗外敌的团结。这是一个动态的、多层次的、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如同在汹涌的波涛中，人们紧紧抓住身边的浮木，或共同划向一片看似平静的海域。
网友意见
泰始四年（戊申，公元四六八年）
春，正月，己未，上祀南郊，大赦。
魏汝阳司马赵怀仁帅众寇武津，豫州刺史刘勔遣龙骧将军申元德击破之，又斩
魏于都公阏于拔於汝阳台东，获运车千三百乘。魏复寇义阳，勔使司徒参军孙台瓘
击破之。
淮西民贾元友上书，陈伐魏取陈、蔡之策，上以其书示刘勔。勔上言：“元友
称‘虏主幼弱，内外多难，天亡有期’。臣以为虏自去冬蹈藉王土，磐据数郡，百
姓残亡；今春以来，连城围逼，国家未能复境，何暇灭虏！元友
所陈，率多夸诞狂谋，皆非实。言之甚易，行之甚难。臣窃寻元嘉以来，伧荒远人，
多干国议，负担归阙，皆劝讨虏，从来信纳，皆贻后悔。境上之人，唯视强弱：王
师至彼，必壶浆候涂；裁见退军，便抄截蜂起。此前后所见，
明验非一也。”上乃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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