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用重典和约法三章是不是相矛盾？
“乱世用重典”和“约法三章”这两个提法，初听之下，似乎是水火不容，一个是严酷无情，一个是宽厚简明。然而，深入剖析一下，它们并非绝对的矛盾，而是可以在特定情境下，甚至在某些方面相互补充，以达到治理乱世的目的。理解这一点，关键在于把握它们各自的侧重点和适用场景。
我们先来看看“乱世用重典”。这句话的意思很明确，就是在国家动荡、社会失序的时期，要采取严厉的法律和严酷的惩罚来镇压犯罪、恢复秩序。这背后蕴含的逻辑是：
震慑作用： 在混乱的年代，人们的道德底线容易被突破，对法律的敬畏之心减弱。这时候，严厉的刑罚，比如重罚、严刑，能够对潜在的犯罪者产生强大的心理震慑，让他们不敢轻易越雷池一步。俗话说，“杀鸡儆猴”，重典的目的就在于此。
快速恢复秩序： 乱世往往伴随着盗匪横行、民不聊生、各方势力角逐的局面。如果法律松弛，只会让混乱愈演愈烈，难以收场。重典能够迅速剪除那些破坏稳定的因素，为重建秩序创造条件。这就像医生面对病入膏肓的病人，有时需要下猛药才能挽救。
权力集中与权威建立： 在乱世中，往往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权威来统一号令。重典的推行，本身就是一种权力意志的体现，它能够帮助新生的政权或领导者树立起不可动摇的权威，让民众认识到谁才是真正掌握话语权和执行力的人。
那么，“约法三章”呢？这是刘邦在进入关中时，对秦朝苛政的一种反拨，其内容大致是“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它的核心在于：
简明易懂，易于推行： 在经历秦朝繁琐复杂的法律后，约法三章以其简单明了的条文，迅速获得了民心。它没有晦涩的术语，没有繁琐的程序，让普通百姓都能明白其中的规定。
民心所向，顺应民意： 约法三章的核心在于“宽仁”和“不扰民”，它顺应了当时百姓渴望安宁、厌恶苛政的心理。刘邦通过这一举措，争取了民心，为他日后夺取天下奠定了基础。
底线原则的建立： 约法三章并非完全没有法律，它确立了最基本的社会规范，即生命权和财产安全不容侵犯。它为社会运作设定了一个最低的道德和法律底线。
那么，它们为什么不一定是矛盾的呢？
1. 侧重点不同，目的相符： “乱世用重典”侧重于“严”，强调的是惩罚的力度和效率，目的是为了“止暴制乱”。而“约法三章”侧重于“简”和“宽”，强调的是法律的易行性和对民众的宽容，目的是为了“收揽民心”和“建立基础”。虽然手段不同，但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安定乱世”。有时，严厉的手段是为了扫除障碍，而简明的原则是为了凝聚人心。
2. 阶段性与普遍性的关系： “乱世用重典”更像是一种应对危机时的“应急措施”，是快速恢复秩序的手段。而“约法三章”则更像是一种“基本原则”或“立国之本”，是重建秩序后的长期指导。一个成熟的治理者可能会在初期采取严厉的手段平息动乱，待秩序初定后，再逐步推广更加简明宽仁的法律，以巩固统治，赢得民心。
3. “重典”的内涵可以包含“约法三章”： 如果我们将“重典”理解为“有效而严厉的法律”，那么“约法三章”作为最基本的法律条文，如果被严厉地执行，同样可以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反之，如果“重典”只是简单的滥杀无辜，那反而会加剧混乱。刘邦的约法三章，虽然内容简略，但其执行的坚决性，对于当时的秦朝余孽和地方势力来说，同样是一种“重典”。
4. 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有时候，一个成功的乱世治理者，需要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只有重典而没有约法三章，容易导致统治者的暴虐，失去民心；只有约法三章而没有重典，则容易让社会重回混乱。一个有智慧的统治者，会在必要的时刻挥舞重典以儆效尤，同时也会在不妨碍大局的前提下，给予民众一定的自由和宽松，这样才能赢得长久的稳定。
举个例子来说，想象一下一个战场。当敌军来势汹汹，局面混乱不堪时，指挥官会下达严厉的命令，严格执行战场纪律，违者斩首示众，这就是“重典”。一旦战斗结束，敌人被击退，局面稳定下来，指挥官可能会发布新的作战方针，例如“各部队巩固阵地，保障后勤供给，不得擅自行动”，这就像是一种“约法三章”的变体，是新的行为准则，但其核心在于保持已建立的秩序和效率。如果战后指挥官继续用杀头来治军，军队必然会崩溃。
更贴切的例子或许是历史上的某些时期。比如在国家面临外敌入侵、内部叛乱频发时，统治者通常会颁布戒严令，严惩汉奸、投降者和破坏军纪者，这便是“重典”。但同时，为了稳定民心，保障基本生活，可能会出台一些优惠政策，比如减免赋税，禁止抢劫，保证商品流通，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约法三章”的精神，即在严酷环境下，为民众划定一条生存底线和基本规则。
因此，与其说“乱世用重典”和“约法三章”是矛盾的，不如说它们是治理乱世的不同策略和面向。成功的治理者会根据时局的需要，灵活运用这两者，甚至将它们融为一体，最终达到安定天下、重塑秩序的目的。关键在于把握住“重典”的执行是为了“稳定”，而“约法三章”的本质是为了“人心”和“基础”，当这两个目的能够统一时，它们就不再是矛盾，而是殊途同归的有效治理手段。
我们先来看看“乱世用重典”。这句话的意思很明确，就是在国家动荡、社会失序的时期，要采取严厉的法律和严酷的惩罚来镇压犯罪、恢复秩序。这背后蕴含的逻辑是：
震慑作用： 在混乱的年代，人们的道德底线容易被突破，对法律的敬畏之心减弱。这时候，严厉的刑罚，比如重罚、严刑，能够对潜在的犯罪者产生强大的心理震慑，让他们不敢轻易越雷池一步。俗话说，“杀鸡儆猴”，重典的目的就在于此。
快速恢复秩序： 乱世往往伴随着盗匪横行、民不聊生、各方势力角逐的局面。如果法律松弛，只会让混乱愈演愈烈，难以收场。重典能够迅速剪除那些破坏稳定的因素，为重建秩序创造条件。这就像医生面对病入膏肓的病人，有时需要下猛药才能挽救。
权力集中与权威建立： 在乱世中，往往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权威来统一号令。重典的推行，本身就是一种权力意志的体现，它能够帮助新生的政权或领导者树立起不可动摇的权威，让民众认识到谁才是真正掌握话语权和执行力的人。
那么，“约法三章”呢？这是刘邦在进入关中时，对秦朝苛政的一种反拨，其内容大致是“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它的核心在于：
简明易懂，易于推行： 在经历秦朝繁琐复杂的法律后，约法三章以其简单明了的条文，迅速获得了民心。它没有晦涩的术语，没有繁琐的程序，让普通百姓都能明白其中的规定。
民心所向，顺应民意： 约法三章的核心在于“宽仁”和“不扰民”，它顺应了当时百姓渴望安宁、厌恶苛政的心理。刘邦通过这一举措，争取了民心，为他日后夺取天下奠定了基础。
底线原则的建立： 约法三章并非完全没有法律，它确立了最基本的社会规范，即生命权和财产安全不容侵犯。它为社会运作设定了一个最低的道德和法律底线。
那么，它们为什么不一定是矛盾的呢？
1. 侧重点不同，目的相符： “乱世用重典”侧重于“严”，强调的是惩罚的力度和效率，目的是为了“止暴制乱”。而“约法三章”侧重于“简”和“宽”，强调的是法律的易行性和对民众的宽容，目的是为了“收揽民心”和“建立基础”。虽然手段不同，但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安定乱世”。有时，严厉的手段是为了扫除障碍，而简明的原则是为了凝聚人心。
2. 阶段性与普遍性的关系： “乱世用重典”更像是一种应对危机时的“应急措施”，是快速恢复秩序的手段。而“约法三章”则更像是一种“基本原则”或“立国之本”，是重建秩序后的长期指导。一个成熟的治理者可能会在初期采取严厉的手段平息动乱，待秩序初定后，再逐步推广更加简明宽仁的法律，以巩固统治，赢得民心。
3. “重典”的内涵可以包含“约法三章”： 如果我们将“重典”理解为“有效而严厉的法律”，那么“约法三章”作为最基本的法律条文，如果被严厉地执行，同样可以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反之，如果“重典”只是简单的滥杀无辜，那反而会加剧混乱。刘邦的约法三章，虽然内容简略，但其执行的坚决性，对于当时的秦朝余孽和地方势力来说，同样是一种“重典”。
4. 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有时候，一个成功的乱世治理者，需要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只有重典而没有约法三章，容易导致统治者的暴虐，失去民心；只有约法三章而没有重典，则容易让社会重回混乱。一个有智慧的统治者，会在必要的时刻挥舞重典以儆效尤，同时也会在不妨碍大局的前提下，给予民众一定的自由和宽松，这样才能赢得长久的稳定。
举个例子来说，想象一下一个战场。当敌军来势汹汹，局面混乱不堪时，指挥官会下达严厉的命令，严格执行战场纪律，违者斩首示众，这就是“重典”。一旦战斗结束，敌人被击退，局面稳定下来，指挥官可能会发布新的作战方针，例如“各部队巩固阵地，保障后勤供给，不得擅自行动”，这就像是一种“约法三章”的变体，是新的行为准则，但其核心在于保持已建立的秩序和效率。如果战后指挥官继续用杀头来治军，军队必然会崩溃。
更贴切的例子或许是历史上的某些时期。比如在国家面临外敌入侵、内部叛乱频发时，统治者通常会颁布戒严令，严惩汉奸、投降者和破坏军纪者，这便是“重典”。但同时，为了稳定民心，保障基本生活，可能会出台一些优惠政策，比如减免赋税，禁止抢劫，保证商品流通，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约法三章”的精神，即在严酷环境下，为民众划定一条生存底线和基本规则。
因此，与其说“乱世用重典”和“约法三章”是矛盾的，不如说它们是治理乱世的不同策略和面向。成功的治理者会根据时局的需要，灵活运用这两者，甚至将它们融为一体，最终达到安定天下、重塑秩序的目的。关键在于把握住“重典”的执行是为了“稳定”，而“约法三章”的本质是为了“人心”和“基础”，当这两个目的能够统一时，它们就不再是矛盾，而是殊途同归的有效治理手段。
网友意见
“乱世用重典”是为了维持秩序，“约法三章”是为了获取支持，不矛盾。
刘邦难道没有用过“重典”吗？例如说屠城：
《高祖本纪》：“南攻颍阳，屠之”、“沛公将数万人已屠武关”；
《秦始皇本纪》 ：“项梁使沛公及项羽别攻城阳，屠之”；
《樊郦滕灌列传》：“从攻项籍，屠煮枣、屠胡陵”；
《绛侯周勃世家》：“击陈豨，屠马邑。燕王卢绾反，勃以相国代樊哙将，击下蓟，得绾大将抵、丞相偃、守陉、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浑都”；
《韩信卢绾列传》：“柴将军屠参合，斩韩王信”；
《项羽本纪》：“刘贾军从寿春并行，屠城父”
《资治通鉴·汉纪》：“殷叛楚，以舒屠六，举九江兵迎黥布，并行屠城父，随刘贾皆会”。
PS： @刮民党运输队 “屠”字不是乱用的，即便不是屠城或屠杀，也是造成了巨大伤亡，注释《史记》的《史记正义》说的很明白，“屠谓多刑杀也”。
《史记》记载刘邦起兵：“於是樊哙从刘季来。沛令後悔，恐其有变，乃闭城城守，欲诛萧、曹。萧、曹恐，逾城保刘季。刘季乃书帛射城上，谓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虽为沛令守，诸侯并起，今屠沛。沛今共诛令，择子弟可立者立之，以应诸侯，则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无为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杀沛令，开城门迎刘季，欲以为沛令”，这里就是以“屠”字表述刘邦用屠城来恐吓沛县父老。
“屠”确实不等于屠城和屠杀，但是也肯定不等于“攻”或“破”，这个字源于“刳”，意思是杀人像宰牲畜一样（“诛杀其人，如屠六畜然”），一开始就不是啥“好字”。
刘邦除秦苛暴，“与父老约，法三章耳。”
而后来仍有族诛，仍禁挟书，还是秦法。
法三章者，话一句耳。
——鲁迅《小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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