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哪些宁与友邦，不与家奴的事？
历史上“宁与友邦，不与家奴”的例子并非直接以这样的字面形式出现，但其精神内核——即在国家利益和国际关系中，更倾向于与盟友、有共同利益的国家合作，而对国内的反对派或被视为不忠诚的群体持警惕甚至打压态度——却在许多历史事件中有所体现。这是一种政治策略，有时也与国家安全、稳定和发展紧密相关。
以下我将从几个角度来详细阐述历史上与这种精神内核相似的例子：
一、 对外联合，对内压制异己以巩固统治
这类情况往往发生在国家面临外部威胁或内部不稳定的时候。统治者为了应对危机，会主动寻求外部盟友的支持，同时为了避免内部的动荡成为外部干涉的借口，或者为了集中力量应对外部敌人，会对国内的异议者采取强硬手段。
例子：罗马共和国晚期马略和苏拉的内战及其后续
在罗马共和国末期，政治派别之间的斗争异常激烈。以马略和苏拉为代表的政治家，为了在与日耳曼部落的战争中获取军事胜利和政治权力，会利用军队的效忠来打击政敌。
“友邦”的体现： 当罗马面临外敌（如日耳曼部落）入侵时，军队的团结和稳定至关重要。将领们会竭力争取士兵的效忠，而士兵的效忠对象往往是能够为他们带来胜利和利益的将领，而非遥远的元老院。在某种程度上，与士兵（他们是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在外部作战时可以视为“友邦”的力量）保持良好关系，比处理内部政治纷争更为紧迫。
“家奴”的体现： 在内战期间，被视为“敌对派系”的政治家及其支持者，在某种意义上就被视为“家奴”中的“不忠诚者”。苏拉在掌权后，进行了血腥的政治清洗，列出了“禁制名单”（proscriptions），剥夺了其政敌的财产甚至生命。这种做法虽然是针对内部的政治对手，但其逻辑在于，任何可能削弱国家统一和稳定，甚至可能与外部敌人勾结的内部力量，都必须被清除。这种清除是为了保证国家的内部稳定，以便更好地应对外部挑战。
在这个例子中，将领们更看重的是军队（内部的“友邦”力量）的即时效忠，而对政敌（被视为潜在的“家奴”的破坏者）则毫不留情。虽然“友邦”在这里更多是指内部的忠诚力量，但其逻辑与“宁与外援，不助内奸”有相似之处。
例子：中国历史上一些王朝在面对外敌入侵时，对内部反对力量的处置
当一个王朝面临强大的外部威胁时，统治者往往会优先处理外部的敌人，但同时也需要警惕内部可能出现的叛乱或不稳定的因素。
“友邦”的体现： 在某些情况下，统治者可能会寻求与周边国家（或至少是中立国家）建立良好关系，以避免多线作战。或者，如果统治者能有效利用国内的忠诚势力（可以类比为“友邦”），例如收买或安抚边疆民族，让他们对抗主要的敌人，那么这种策略也可能被视为“与友邦合作”。
“家奴”的体现： 同时，对于国内的反对派、叛乱分子或被视为可能勾结敌人的群体，统治者会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例如，在明朝末年，面对满洲的威胁，崇祯皇帝一方面依赖关宁铁骑等忠诚的军事力量，另一方面又对内镇压农民起义（李自成、张献忠等），并且严厉打击政治上的反对派（如东林党部分被视为牵制朝政的力量）。尽管东林党并非“家奴”，但在被打击时，统治者认为他们阻碍了国家应对外部危机的决心和效率，其处理方式也体现了“优先解决外部威胁，同时清除内部障碍”的逻辑。
二、 国际合作优先于国内妥协
有时，一个国家为了与外部的强大盟友保持一致，或者为了获得重要的国际支持，可能会做出一些在国内不受欢迎的决定，甚至牺牲一部分国内的利益或压制国内的某些声音。
例子：冷战时期一些国家在中美苏之间站队的选择
在冷战时期，许多国家需要在美苏两大阵营之间做出选择。一些国家为了获得经济援助、军事保护或政治支持，会积极与其中一方结盟。
“友邦”的体现： 与美苏这样的超级大国建立同盟关系，可以被视为与“友邦”合作。例如，韩国、日本等国与美国结盟，获得了安全保障和经济援助。它们因此会配合美国的战略，在某些国际问题上与美国保持一致。
“家奴”的体现： 在这些国家内部，与西方阵营“保持一致”可能意味着要压制亲苏的左翼力量，甚至限制国内的某些言论和活动。如果这些国内力量被视为对与“友邦”（美国）的关系构成威胁，或者被视为潜在的“共产主义颠覆者”，那么它们就可能被边缘化或打压。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护与“友邦”的关系，国内的一些政治派别或社会群体就可能被当作“家奴”般对待——即为了维护整体利益而牺牲一部分的自由或权利。
例子：殖民时期或后殖民时期，某些国家为了获得宗主国或西方国家的支持而采取的措施
在殖民时期，被殖民者常常面临两难境地：是反抗宗主国，还是与宗主国合作以获取一定程度的自治或利益？
“友邦”的体现： 一些统治者或精英阶层，可能会选择与宗主国合作，将宗主国视为一种“友邦”或至少是重要的依靠力量，以维持其统治地位或在国际舞台上获得一定的发言权。
“家奴”的体现： 在此过程中，那些主张彻底独立、反对与宗主国合作的本土力量，可能会被视为“家奴”中的“不安分者”或“捣乱分子”。统治者为了维系与宗主国的关系，可能会对这些本土力量进行镇压。例如，一些亚洲或非洲国家的独立运动领袖，在面临内部不同派别的选择时，如果其主要政治目标是与西方国家建立联系并获得援助，那么他们可能会选择压制那些更激进、更倾向于完全摆脱西方影响的国内派别。
三、 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对内部不同声音的策略性容忍与压制
有时，“宁与友邦，不与家奴”并非完全排斥内部声音，而是将内部的“不忠诚”声音视为次要矛盾，而将维护国家与“友邦”的关系和共同利益放在首位。
例子：战时或国家危机时期，政府对媒体和言论的控制
在国家面临战争威胁或严重的经济危机时，政府往往会加强对国内信息的控制，以维护社会稳定和民众士气，并避免信息泄露给敌对国家。
“友邦”的体现： 此时的“友邦”可能是指那些与本国站在同一战线的盟友，政府会优先确保与这些盟友之间的信息畅通和战略协调。
“家奴”的体现： 国内的媒体、学者或普通民众中，如果出现批评政府抗战不力、呼吁和平谈判或质疑政府决策的声音，这些声音可能会被视为“动摇军心”、“泄露国家机密”或“与敌国勾结”的“家奴”。政府可能会通过新闻审查、逮捕异议人士等方式来压制这些声音，以确保国内舆论与政府立场（以及与“友邦”立场）的一致性。
总结与延伸思考：
“宁与友邦，不与家奴”这种说法，虽然听起来有些极端和不人道，但在政治现实中，其背后蕴含着一种“实用主义”和“国家优先”的逻辑。
“友邦”： 能够提供实在的帮助（如军事、经济、政治支持），拥有共同的战略目标，并且其行为可预测性相对较高。与这样的力量合作，被认为是提升自身实力和安全的关键。
“家奴”： 在这里，“家奴”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奴仆，而是指国内那些对统治者或国家政策持反对态度、被视为不可靠甚至具有潜在威胁的群体。他们的存在，被认为可能削弱国家力量，甚至给外部敌人以可乘之机。因此，统治者会优先考虑如何“管理”或“压制”这些“家奴”，以维护统治的稳定和对外战略的顺利实施。
这种策略并非总是积极的，也可能导致：
国内民主和自由的牺牲： 为了所谓的国家利益或与“友邦”的关系，可能压制本应存在的批评和监督声音。
过度依赖外部力量： 长期将国内问题与外部盟友挂钩，可能导致国家自主性下降。
内部矛盾激化： 对国内异见者的长期压制，最终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冲突。
因此，虽然历史上存在类似“宁与友邦，不与家奴”精神内核的事件，但如何平衡国家利益、国际合作与国内的多元化声音，始终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政治课题。这种提法更多地反映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统治者出于生存和发展的考虑而采取的一种优先顺序和策略选择。
以下我将从几个角度来详细阐述历史上与这种精神内核相似的例子：
一、 对外联合，对内压制异己以巩固统治
这类情况往往发生在国家面临外部威胁或内部不稳定的时候。统治者为了应对危机，会主动寻求外部盟友的支持，同时为了避免内部的动荡成为外部干涉的借口，或者为了集中力量应对外部敌人，会对国内的异议者采取强硬手段。
例子：罗马共和国晚期马略和苏拉的内战及其后续
在罗马共和国末期，政治派别之间的斗争异常激烈。以马略和苏拉为代表的政治家，为了在与日耳曼部落的战争中获取军事胜利和政治权力，会利用军队的效忠来打击政敌。
“友邦”的体现： 当罗马面临外敌（如日耳曼部落）入侵时，军队的团结和稳定至关重要。将领们会竭力争取士兵的效忠，而士兵的效忠对象往往是能够为他们带来胜利和利益的将领，而非遥远的元老院。在某种程度上，与士兵（他们是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在外部作战时可以视为“友邦”的力量）保持良好关系，比处理内部政治纷争更为紧迫。
“家奴”的体现： 在内战期间，被视为“敌对派系”的政治家及其支持者，在某种意义上就被视为“家奴”中的“不忠诚者”。苏拉在掌权后，进行了血腥的政治清洗，列出了“禁制名单”（proscriptions），剥夺了其政敌的财产甚至生命。这种做法虽然是针对内部的政治对手，但其逻辑在于，任何可能削弱国家统一和稳定，甚至可能与外部敌人勾结的内部力量，都必须被清除。这种清除是为了保证国家的内部稳定，以便更好地应对外部挑战。
在这个例子中，将领们更看重的是军队（内部的“友邦”力量）的即时效忠，而对政敌（被视为潜在的“家奴”的破坏者）则毫不留情。虽然“友邦”在这里更多是指内部的忠诚力量，但其逻辑与“宁与外援，不助内奸”有相似之处。
例子：中国历史上一些王朝在面对外敌入侵时，对内部反对力量的处置
当一个王朝面临强大的外部威胁时，统治者往往会优先处理外部的敌人，但同时也需要警惕内部可能出现的叛乱或不稳定的因素。
“友邦”的体现： 在某些情况下，统治者可能会寻求与周边国家（或至少是中立国家）建立良好关系，以避免多线作战。或者，如果统治者能有效利用国内的忠诚势力（可以类比为“友邦”），例如收买或安抚边疆民族，让他们对抗主要的敌人，那么这种策略也可能被视为“与友邦合作”。
“家奴”的体现： 同时，对于国内的反对派、叛乱分子或被视为可能勾结敌人的群体，统治者会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例如，在明朝末年，面对满洲的威胁，崇祯皇帝一方面依赖关宁铁骑等忠诚的军事力量，另一方面又对内镇压农民起义（李自成、张献忠等），并且严厉打击政治上的反对派（如东林党部分被视为牵制朝政的力量）。尽管东林党并非“家奴”，但在被打击时，统治者认为他们阻碍了国家应对外部危机的决心和效率，其处理方式也体现了“优先解决外部威胁，同时清除内部障碍”的逻辑。
二、 国际合作优先于国内妥协
有时，一个国家为了与外部的强大盟友保持一致，或者为了获得重要的国际支持，可能会做出一些在国内不受欢迎的决定，甚至牺牲一部分国内的利益或压制国内的某些声音。
例子：冷战时期一些国家在中美苏之间站队的选择
在冷战时期，许多国家需要在美苏两大阵营之间做出选择。一些国家为了获得经济援助、军事保护或政治支持，会积极与其中一方结盟。
“友邦”的体现： 与美苏这样的超级大国建立同盟关系，可以被视为与“友邦”合作。例如，韩国、日本等国与美国结盟，获得了安全保障和经济援助。它们因此会配合美国的战略，在某些国际问题上与美国保持一致。
“家奴”的体现： 在这些国家内部，与西方阵营“保持一致”可能意味着要压制亲苏的左翼力量，甚至限制国内的某些言论和活动。如果这些国内力量被视为对与“友邦”（美国）的关系构成威胁，或者被视为潜在的“共产主义颠覆者”，那么它们就可能被边缘化或打压。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护与“友邦”的关系，国内的一些政治派别或社会群体就可能被当作“家奴”般对待——即为了维护整体利益而牺牲一部分的自由或权利。
例子：殖民时期或后殖民时期，某些国家为了获得宗主国或西方国家的支持而采取的措施
在殖民时期，被殖民者常常面临两难境地：是反抗宗主国，还是与宗主国合作以获取一定程度的自治或利益？
“友邦”的体现： 一些统治者或精英阶层，可能会选择与宗主国合作，将宗主国视为一种“友邦”或至少是重要的依靠力量，以维持其统治地位或在国际舞台上获得一定的发言权。
“家奴”的体现： 在此过程中，那些主张彻底独立、反对与宗主国合作的本土力量，可能会被视为“家奴”中的“不安分者”或“捣乱分子”。统治者为了维系与宗主国的关系，可能会对这些本土力量进行镇压。例如，一些亚洲或非洲国家的独立运动领袖，在面临内部不同派别的选择时，如果其主要政治目标是与西方国家建立联系并获得援助，那么他们可能会选择压制那些更激进、更倾向于完全摆脱西方影响的国内派别。
三、 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对内部不同声音的策略性容忍与压制
有时，“宁与友邦，不与家奴”并非完全排斥内部声音，而是将内部的“不忠诚”声音视为次要矛盾，而将维护国家与“友邦”的关系和共同利益放在首位。
例子：战时或国家危机时期，政府对媒体和言论的控制
在国家面临战争威胁或严重的经济危机时，政府往往会加强对国内信息的控制，以维护社会稳定和民众士气，并避免信息泄露给敌对国家。
“友邦”的体现： 此时的“友邦”可能是指那些与本国站在同一战线的盟友，政府会优先确保与这些盟友之间的信息畅通和战略协调。
“家奴”的体现： 国内的媒体、学者或普通民众中，如果出现批评政府抗战不力、呼吁和平谈判或质疑政府决策的声音，这些声音可能会被视为“动摇军心”、“泄露国家机密”或“与敌国勾结”的“家奴”。政府可能会通过新闻审查、逮捕异议人士等方式来压制这些声音，以确保国内舆论与政府立场（以及与“友邦”立场）的一致性。
总结与延伸思考：
“宁与友邦，不与家奴”这种说法，虽然听起来有些极端和不人道，但在政治现实中，其背后蕴含着一种“实用主义”和“国家优先”的逻辑。
“友邦”： 能够提供实在的帮助（如军事、经济、政治支持），拥有共同的战略目标，并且其行为可预测性相对较高。与这样的力量合作，被认为是提升自身实力和安全的关键。
“家奴”： 在这里，“家奴”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奴仆，而是指国内那些对统治者或国家政策持反对态度、被视为不可靠甚至具有潜在威胁的群体。他们的存在，被认为可能削弱国家力量，甚至给外部敌人以可乘之机。因此，统治者会优先考虑如何“管理”或“压制”这些“家奴”，以维护统治的稳定和对外战略的顺利实施。
这种策略并非总是积极的，也可能导致：
国内民主和自由的牺牲： 为了所谓的国家利益或与“友邦”的关系，可能压制本应存在的批评和监督声音。
过度依赖外部力量： 长期将国内问题与外部盟友挂钩，可能导致国家自主性下降。
内部矛盾激化： 对国内异见者的长期压制，最终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冲突。
因此，虽然历史上存在类似“宁与友邦，不与家奴”精神内核的事件，但如何平衡国家利益、国际合作与国内的多元化声音，始终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政治课题。这种提法更多地反映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统治者出于生存和发展的考虑而采取的一种优先顺序和策略选择。
网友意见
1933年5月27日，塘沽谈判进入关键阶段。 蒋公致电何应钦、黄绍竑，提出谈判核心：务请以避免文字协定为主。全文如下：
何部长、黄参谋长。密。并转黄委员长。对倭交涉务请以避免文字协定为主，而以口头信义、君子约束之意告前途以试其意态。其间当有波折，然以沉着应之。先令彼确知吾人之决心，后乃可明其对定也。非至最后不得已时，万勿轻易售敌以文字也。以其攻平与否之政策既定，不关文字之有无。如果其决心攻平，则不待今日亦不欲有吾人之文字；若其为文字之有无而转移其既定之政策，绝不为也。察事严重，可否请季宽兄或膺白兄派员前往，切劝勿使其对外出丑，略持党国之体面。倘其有所要求，在可能范围内亦可与协商。何如？中。沁午机印。
可惜“最后不得已时”来的出人意料的快，5月31日，《塘沽停战协定》仍然由冈村宁次和熊斌签字，“售敌以文字”。《协定》全文如下：
关东军司令官元帅武藤信义，于昭和八年【按：1933年】5月25日，在密云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所派军使、该分会参谋徐燕谋所提出的正式停战提议。
依此，关东军司令官元帅武藤信义，关于停战协定，委任全权于该军代表关东军副参谋长陆军少将冈村宁次，在塘沽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所委任的停战协定全权、华北中国军代表、北平分会总参议，陆军中将熊斌，缔结左列之协定：
一、中国军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又不行—切挑战扰乱之举动。
二、 日本军为确悉第一项实行之情形，可用飞机或其他方法施行视察，中国方面应行保护，并予以便利。
三、 日本军确认中国军业已撤至第一项规定之线时，即不再越该线继行追击，且自动撤归还至长城之线。
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域内之治安维持，由中国警察机关任之。右述警察机关，不可用刺激日军感情之武力团体。
五、本协定签字后发生效力。
昭和八年、中华民国廿二年 五月三十一日
至此，北京北、东六环以外京津冀区域沦由亲日势力控制的非武装区。
而所谓“察事”，是指5月26日，在国府对日妥协甚嚣尘上之际，冯玉祥在张家口就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在就职通电中，冯玉祥指出：
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得寸进丈，直以灭我国家，奴我民族，为其绝无变更之目的。握政府大权者，以不抵抗而弃三省，以假抵抗而失热河，以不彻底局部抵抗而受挫于淞沪平津。即就此次北方战争而言，全国陆军用之于抗日者不及十分之一，海空军则根本未出动；全国收入用之于抗日者不及二十分之一，民众捐助尚被封锁挪用。要之，政府殆始终无抗日决心，始终未尝制定并实行整个作战计划。且因部队待遇不平，饥军实难作战。中间虽有几部忠勇卫国武士，自动奋战，获得一时局部胜利，终以后援不继而挫折。迩者，长城前线不守，敌军迫攻平津，公言将取张垣。不但冀察垂危，黄河以北悉将不保。当局不作整军反攻之图，转为妥协苟安之计，方以忍辱负重自欺，以安定民心欺人。前此前敌抗日将士所流之血，后方民众为抗日所流之汗，俱将成毫无价值之牺牲。一时之苟安难期，他日之祸害愈深。国亡种奴，危机迫切。玉祥僻居张垣数月以来，平津沪粤，及各省市民众团体，信使频至，文电星驰，责以大义，勉以抗日。玉祥深念御侮救国，为每一民众所共有之自由，及应尽之神圣义务。自审才短力微，不敢避死偷生，谨依各地民众之责望，于民国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以民众一分子之资格，在察省前线出任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率领志同道合之战士及民众，结成抗日战线，武装保卫察省，进而收复失地，争取中国之独立自由。有一分力量，尽一分力量，有十分力量，尽十分力量，大义所在，死而后已。凡真正抗日者，国民之友，亦我之友。凡不抗日或假抗日者，国民之敌，亦我之敌。所望全国民众，一致奋起，共驱强寇，保障民族生存，恢复领土完整。谨布腹心，敬祈赐予指导及援助。冯玉祥叩。宥。
塘沽协定签订之后，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人不顾劝阻，“不持党国之体面”，继续抵抗收复察北，7月12日解放多伦，终致“对外出丑”。
14日，柴山兼四郎向何应钦、黄郛提出抗议，何、黄立即向 蒋公报告。 蒋公阅毕，大怒批示：对日可说明，因此种匪类成性，中央不能负责，任其处置。批示全文如下：
覆：【按：删去“希即力谋日方之谅解”】我于必要时对察或用武力解决。倘冯、方东窜热边，【按：删去“立即将其缴械遣散”】对日可说明，因此种匪类成性，中央不能负责，任其处置。【按：删去“力谋日方之谅解可也】希即依此进行可也。
一时间，国府非但没有跟进支援，而是调动部队配合日军对察哈尔的抗日部队进行围困，大有联倭会剿之势。
7月23日，光复会元老，辛亥浙江革命党领袖褚辅成（字慧僧）痛惜时局，给委员长 蒋公发电，劝告 蒋公勿作秦桧第二，电文如下：
牯岭。蒋委员长介石兄鉴。对日问题重大，主战者果为救国，主和者未必不为救国。昔人论秦桧之奸，不在主和；而在以十二金牌召回方胜之师，杀岳飞，使主战者绝迹。今冯玉祥甫克多伦，北平当局强迫其结束抗日军事，且将临之以兵，与秦桧所用手段何异？兄处境甚危，负责甚重，措置不可不慎。忝属旧交，敢进忠告。褚慧僧叩。
面对这一充满“恶意诽谤”的电报， 蒋公大人大量，批示：【不理】。后 蒋公虑及用词还是过于严厉，改批【不复】。
这种倚老卖老的“恶声”， 蒋公自然是置之不理的。随后，在 蒋公的整体布局下，在何应钦的亲自指挥下，在国军和倭寇的密切配合下，对“非法抗日”部队的会剿最终完美收官。
9月22日，何应钦向 蒋公、汪逆报告同关东军密商会剿方振武、吉鸿昌部的情况，电文如下：
限即刻到。南昌蒋委员长，南京汪院长。文密极密。
自方振武率其残部窜据怀柔县城后，此间即派殷顾问【按：殷汝耕】同向柴山武官【按：
柴山兼四郎】接洽，谓钧方将派正式军队往剿，请其转达关东军勿生误会。
顷柴山来见，谓“关东军方面因非武装区内忽发现此类武装团体，基于独自立场，将先对方部予以警告，继即实行以兵力驱逐。一俟方部驱除，日军即行撤退，请我军勿越协定之线北进，免引起误会”等语。职当答以关东军意思业已知悉。惟关东军若再进出长城线，无论对内对外均为政治问题，与停战协定精神颇有违背。又关东军行动须决于其统帅权，若因剿办此种匪军之故再行进出，将来撤退又感困难。基以两点理由，坚决主张由我军自行剿办。但为表示坦白且避免误会计，可由日方遣派联络人员担任对我进剿部队之联络，请其再以此意转达关东军。柴山已允照办。
职意为解决此事容易迅速起计，并拟请日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按：冈村宁次】来平一行，俾得就近协商。冈村本人前曾表示俟膺白兄【按：黄郛】回平后自愿来平一行。务乞钧座电催膺白剋日北返，以俾以事得以早日顺利解决为祷。
职何应钦。养申行秘印。
9月29日，何应钦致电 蒋公，报告日军、国军会剿方、吉大捷：
宥日【按：26日】方部受日军压迫进至高丽营附近，与万军周师之一部发生激战。其大部集结于东西幸城、麻峪一带，又被日飞机五架投弹廿余枚，伤甚重。
好消息传来， 蒋公狂喜，手令：乘机痛剿，惩一警百。同时 蒋公点名，“方振武、吉鸿昌、宣侠父、张慕陶等，应一体悬赏购拿”。全文如下：
方吉各部最好且诱且迫，使从一定之方向退走，而于此退路妥为布置，厚集兵力，以要击之。并配置骑兵穷追，昼夜不停，务令悉数歼灭。凡方振武、吉鸿昌、宣侠父、张慕陶等，应一体悬赏购拿。盖日人深恶方之贪利反覆，尤惧吉、宣、张之赤化，断不出而阻挠。我乘其惨败之余，痛剿严追，根本铲除，固可惩一警百，亦足以树立中央在华北之权威，则一切游动份子从此即不敢轻言反侧矣。此着关系极大，盼兄严密布置，以全力赴之，切勿稍存姑息，稍有濡滞为要。所有追剿部署盼即电告。
10月16日，在国府、倭寇“会剿”方振武、吉鸿昌为首“非法抗日”部队取得最后胜利，何应钦给 蒋公发出告捷电报。在电文中，何应钦高度评价了国府、倭寇在此次作战中的表现，指出联络确实，分工明确，空地配合娴熟。最后，何应钦对日军在本次行动中的表现大加赞赏，表示：“此次解决方、吉残部得日方之助力甚多。”
捷报全文如下：
限一小时到。南昌。委员长 蒋。文密。
此次方、吉复窜怀柔、顺义附近，经我军与日军确实联络，包围压迫，日方虽仍不允我军向战区附近取攻势，但连日以日陆炮、空军均向方吉残部施行轰击，我军则在重要地区严密截堵。方、吉经此打击，迭派代表前来接洽。职为减少地方民众痛苦计，业经多方设法加以劝诱，并需以只要方、吉能离开部队，将军队交与启予【按：商震】改编，其个人生命安全可由职与启予负责担保等语。当方、吉已允照此间办法于今日离其部队到达商启予军部。
查吉鸿昌虽受共党利用，其本人尚非共党，惟方振武反复成性，此次事变彼属主动，实为罪有应得。除告启予将方、吉二人加以扣留看管外，钧意如何，是否有照约言履行之必要？乞迅示遵。
又此次解决方、吉残部，得日方之助力甚多，日方并要求须派参谋到启予军部亲见方、吉二人之面后，始行停止攻击。谨并陈明。
职何应钦。铣申行秘印。
要说 蒋公的确是很认真的人，你以为1933年4月6日 蒋公下达的“侈言抗日，立斩无赦”手令（手令全文原件见理水：【档案揭秘】蒋介石“侈言抗日，立斩无赦”手令原件）是儿戏吗？
方、吉、宣、张一点面子不给啪啪打脸，还想有活路？ 蒋公以惊人的耐心和张驰有度的节奏，“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最终在1941年底将四人全部予以“最严厉处罚”。
1934年11月26日，遵照“侈言抗日，立斩无赦”的精神， 蒋公给北平军分会主任鲍文樾下达了处决吉鸿昌的手令：
北平军分会鲍主任志一兄：任应岐、吉鸿昌勾结共匪，图谋不轨，证据确实，应即照律枪决公布可也。蒋中正。
不过有意思的是，在两天之前，熟知领导意图的何应钦已将吉鸿昌处决。25日何应钦致电 蒋公，吉鸿昌、任应岐已于24日中午执行死刑。
吉鸿昌、任应岐两犯已于敬午在北平陆军监狱执行死刑，谨闻。
1938年 蒋公发起秘密行动，将宣侠父、张慕陶逮捕。不过宣侠父当即被处决，而张慕陶则又坐了两年半黑狱，在1941年1月5日被枪杀于南郑。
1938年7月13日 蒋公手令捕杀宣侠父：
西安蒋主席。希即将宣侠父秘密拿解来汉或就地枪决可也。
8月13日 蒋公手令蒋鼎文，共产党（但不包括宣侠父）别乱抓，张慕陶别漏网。
西安蒋主席。共党在西安之党委贾托夫【按：贾拓夫】、李初黎、冯文彬三人【按：此处原稿有“宣侠”二字，后涂改为“三人”】忽告失踪，实情如何，希详告。现对共党方针，应以公正处之，【按：此处原稿有“但不可以密捕”，被删去】勿使其越轨可也。该三人如系由政府逮捕，则可准其保释。当此时期，勿使有所借口也。又宣侠父前在西安之名义是否为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之代表？希详报。闻张慕陶已由政府开释，未知确否。此人最卑劣，死有余辜，应公开处治，不能以其反共而即释放也。以后对共党态度应缓和，而勿使之放任为要。中正。
可见， 蒋公在1938年的这次逮捕行动，目标就是宣侠父、张慕陶两人，同他们是不是共产党并无关系。蒋鼎文领会政策不到位，以为要搞摩擦，故密捕了多位共产党在西安的领导人，并以张慕陶反共的关系【按：1934年张被开除出党】将其释放。这一做法被 蒋公严厉申斥。
而四人中地位最高、资格最老的方振武，则被特务设计，乘香港沦陷方返回广东时于1941年12月袭害于中山。刘熙众回忆：
现在先谈方振武。我和方早就认识。1926年秋，国民军从南口撤退，他是第五军军长。我那时在王镇淮的第九军军部工作，我们一道西撤，就熟识了。以后我代表韩复榘奔走反蒋，更不断和他见面。1938年，韩被蒋介石杀害，我因替冯玉祥拉拢韩的那部分队伍，蒋伯诚报密于蒋，下令通缉我，才携家逃赴香港，遇到老友王季文。他住在九龙的丹桂村十号。他说丹桂村是广西一个有钱的旧军官出资建筑的。广西省简称桂省，故名丹桂村。许多桂系的人都住在那里。他那里有个小农场，环境还不错，让我也到那里住。我去后住在丹桂村二号。住下以后，我也出了点资本，自己养鸡养鸭，一可以掩护身份，二可以补助生活。这时，方振武的一家也住在香港，多年老友，时相过从。到日本发动珍珠港事件，同英、美宣战，我们时常研究将来到哪里好。方说：“我是个抗日的决不能住在这里，总想到内地参加抗日。”在国民党人员撤离香港的时候，几度想走，因得不到飞机座位，均未走成。迄日军攻占了香港，他越发的着急了。
在某一天的晚上，方突然带着全家（他的夫人和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连保姆一共六口）来到我处，慌慌张张地说：“日本人搜查国民党人员很急，我是个抗日的，绝对不能在此住下去了，打算把家眷托在你这里，我一个人到内地去。”当时我寻思了一下，提醒他说：“老蒋总是对你不怀好意，你到内地去能找到出路吗？况且一个人走路，在这兵慌马乱的时候，是不是安全？”他很坚决地说：“英美已同日本干起来了，老蒋还不跟着英美走，再加上全国舆论的压力，再想同日本求和也办不到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想他对主张抗日的人还不敢怎么样。至于路上虽然有困难，总比在这里安全得多。”我当时怕他多心，怀疑我不愿收留他的家眷，也认为他住在香港，谁也不敢保险，所以再不好多讲，我说：“好吧！你一定要走，大嫂和侄子们住在我这里没有问题，我准备的粮食还很多，请你放心。”第二天，替他找了个带路的，研究好走的路线。在一个傍晚，他化装成一个农民的样子，带了点简单行李，我便送他登程。
所找那个带路的，就是小农场的一个农民。几天以后，据他回来说：“我们在走到中山县境过河的时候，即遇到我们的部队，听说什么忠义救国军，X先生（化的什么名，记不起了）即说出真名实姓，我才知道他就是方振武将军。经一小官问话之后，请示了他的上司，就送赴后方去了。方将军叫我回来，告诉家里放心。我一听，心里就知道不好，忠义救国军，是蒋介石特务头子戴笠的部队，这不是自投罗网吗？当时不敢对方夫人说明。等了几天，即接连派人去探听，前两次均未得到消息，最后一次，回来的人说：“经多方设法打听，才听到特务部队在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将方秘密杀害了。”但这个重噩怎能对方夫人说呢？只有劝慰她，静候方到达内地的消息，从此以后，就渺无音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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