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黄巢、张献忠等人对百姓大肆屠杀,为什么还会有人忠于他们?

回答
关于黄巢、张献忠等农民起义领袖“大肆屠杀”百姓却仍有人忠于他们的原因,这确实是一个复杂且值得深入探讨的历史现象。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跳出简单的道德评判,从当时的社会背景、起义的性质、领袖的个人魅力以及底层民众的生存逻辑等多个角度去审视。

首先,我们需要对“大肆屠杀”这一说法进行审慎的辨析。历史记载,特别是官方史书,往往带有统治阶级的立场和宣传色彩。黄巢、张献忠的起义在历史上确实留下了血腥的记录,但也必须认识到,在那个战乱年代,暴力和屠杀是普遍现象,无论起义军还是官军,都可能采取极端手段。

官军的暴行在先: 在黄巢起义之前,唐朝末年的统治腐败到了极点,土地兼并严重,赋税徭役沉重,地方官吏敲骨吸髓,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官军在镇压起义和搜刮民脂民膏时,同样手段残忍,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许多百姓在起义前就已经遭受了官军的蹂躏,他们加入起义军,是对官军暴行的反抗,也是一种绝望中的自卫。当官军的暴行被记录下来时,常常会被轻描淡写,而起义军的暴行则会被放大和渲染,以服务于“官逼民反”之外的“匪患”叙事。

战争的残酷性与升级: 一旦爆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战争的残酷性会迅速升级。为了报复官军的屠杀,为了震慑敌人,或者在激烈的战斗中失去控制,起义军也可能采取极端的报复性措施。同时,在战乱中,军队的纪律往往难以维持,一些基层将领或者普通士兵的行为可能失控,而这些行为可能被归结到领袖头上。

信息传播的局限性: 在古代,信息传播极其缓慢且不发达,普通民众对于远方发生的具体事件可能了解有限。他们可能更多地受到当地的直接经历和口碑传播的影响。如果某个地区的官军尤其残暴,而起义军到来后,即使有零星的暴行,但相对于官军的长期压榨,起义军的到来可能带来了暂时的喘息或希望,从而赢得一部分人的支持。

为什么还会有人忠于他们?

1. 对压迫的深仇大恨与共同的敌人: 这是最根本的原因。黄巢和张献忠的起义,都是在社会矛盾极端尖锐、民不聊生的情况下爆发的。他们代表了被压迫阶层的愤怒和反抗。对于那些深受官府压迫、失去土地、家人被剥削甚至杀害的百姓而言,黄巢、张献忠就是能够为他们报仇雪恨、推翻旧秩序的希望。他们跟随起义军,是对压迫者的直接反抗,这种情绪是压倒一切的。

2. 短暂的解放与秩序的重建: 在起义军占领的地区,虽然战争带来了破坏,但有时也能带来一种“短暂的解放”。例如,黄巢曾宣称“均田免课”,虽然实践中未必完全做到,但这种口号本身就极具吸引力。在官府力量瓦解的地方,起义军往往会建立临时的统治秩序,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和食物供给,对于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百姓来说,这本身就是一种生存的希望。比起无政府状态的混乱,一个强大的、有组织的武装力量,即使其手段激进,也能提供某种程度的安全感和归属感。

3. 领袖的个人魅力与鼓动能力: 黄巢和张献忠虽然在后世评价中多有负面,但在其起义的时代,他们无疑是具有强大个人魅力的领袖。
黄巢: 被誉为“杀人最多”的黄巢,其早期的诗歌如《咏菊》展现了他雄心勃勃、不畏权贵的一面,这能够吸引那些有抱负、不甘平庸的底层民众。他作为一名盐贩,熟悉民情,能够体恤百姓疾苦,并将其转化为革命的口号。他提出“腹中饥,请食”的口号,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民众的生存需求。
张献忠: 张献忠的起义队伍以其“严明军纪”(虽然在战争中也会破戒)和对明朝官员的痛恨而闻名。他曾在起义初期展现出对底层百姓的关怀,例如他著名的“分财宝”的传说,虽然可能带有夸张成分,但反映了他试图建立一个与腐败明朝截然不同的社会秩序的愿望。他的勇猛和决断也能赢得士兵和追随者的崇拜。

4. 社会结构的瓦解与利益的重新分配: 当旧的社会秩序瓦解,传统的社会支持网络消失时,人们往往会转向更强大的力量寻求庇护和生存。起义军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种对旧有利益格局的挑战。加入起义军,不仅是为了报仇,也是为了在新秩序中获得一席之地,甚至通过战争获取财富和地位。在战乱时期,跟随强大的武装力量,成为其一部分,比孤身一人更能生存。

5. 共同的经历和身份认同: 在经历了漫长而残酷的战乱后,起义军的士兵和追随者们,与他们的领袖在精神上会形成一种特殊的联结。他们共同经历过生死搏斗,共同对抗过强大的敌人,这种共同的经历会产生强烈的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即使领袖的行为有争议,但他们已经成为了这个群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离开就意味着失去一切。

6. “别无选择”的现实: 对于许多底层民众来说,在那个混乱的时代,他们可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选择”。官军的镇压和起义军的招募往往是逼迫性的。如果起义军攻占了某个地方,居民很可能被迫加入,或者至少要选择一边站队以求自保。在这种情况下,“忠诚”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被动的顺从,或者是为了在乱世中找到一条活路。

7. 对理想的追求(即使是模糊的): 尽管农民起义的最终目标往往是推翻现有统治,建立一个更公平的社会,但这种“更公平”的具体形态在起义初期可能并不清晰。然而,对更好生活的渴望,对旧制度的不满,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强大的驱动力。领袖们提出的口号和愿景,能够凝聚那些对未来抱有希望的人。

总结来说,黄巢、张献忠等人之所以能获得追随者的“忠诚”,并非因为他们是完美的道德楷模,而是因为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们代表了对现有压迫性体制的绝望反抗,提供了生存和复仇的希望。他们的个人魅力、对民众疾苦的迎合、以及在混乱中能够提供某种程度的组织和保护,都使得他们在被压迫者中拥有了追随者。同时,我们也要警惕历史叙事中可能存在的偏见,理解战争本身的残酷性以及底层民众在极端环境下的生存逻辑。他们的“忠诚”,往往是在极端困境下,对一个能够挑战旧秩序、带来一丝改变的领导者的依附。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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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各的目的”,之前的回答说的很好。这里就黄巢或李自成之事迹,说一些令我感怀的景况。

李自成攻入北京以后,曾经这样问他的部将:

何不助孤做好皇帝?

他希望约束他的部曲,秋毫无犯,市不改肆,他将赢得千古美名。他的部将却直接回答:

皇帝之权归汝,拷略之威归我,无烦言也。

他们很直接——“你别烦了,皇帝爱做你做,东西我们是要抢的,人我们也要杀。” 这则史料告诉我们,当一伙暴徒进入了一座繁华的城镇,他们期待着什么,他们要什么。我们并不必指责这些人。我们生活在一个秩序的世界里,路上的人很美,我们不去碰,店里的东西很好,我们不去拿,是因为良知,也是因为法律与惩罚就在那里——我们对之已然有某种理解。但当大规模暴乱或战斗发生之后,情势变了。对于起兵反叛,或投入战场的人们来说,自己已经豁出去了,命也已经不要了——所有的法度、秩序都不再适用了,“我要我想要的,其他我不管”。

对于这些“杀红眼”了的人们来讲,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约束他们,抢掠、杀人,从心所欲。自己的生命早就不要了,社会的规范那算什么。这样的部众是很难约束的。很少有统帅可以控制住他们。李自成不行,黄巢也不行。

我们换一个例子。赵匡胤陈桥兵变的时候,他要先和大家说好:

太祖揽辔谓诸将曰:「我有号令,尔能从乎?」皆下马曰:「唯命。」太祖曰:「太后、主上,吾皆北面事之,汝辈不得惊犯;大臣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廷府库、士庶之家,不得侵掠。用令有重赏,违即孥戮汝。」

他知道,他的大军一旦进城,就有可能失去控制——如此多的武人,看到如此多的财货美人摆在面前,尽在自己的掌握。会发生什么,这很难说。赵匡胤预见到了这点,他要和大家说好。然而,如果我们只觉得赵匡胤于百姓有一种同情,我们就太幼稚了。这个过程中,赵匡胤其实在考验自己的属下:“你们到底是服从我?还是要以我的名义抢掠财货美人?” 如果是后者,他知道自己只是众人欲望裹挟下的一个棋子;如果是前者,他知道,他的权威已然建立,可以追求天下霸业了。

约束部曲真的很难。另一个例子也许更有说明里。赵匡胤让曹彬去征江南,临行:

以匣剑授彬曰:副将而下,不用命者斩之。

赵匡胤要曹彬做到,进城之后,秋毫无犯——李自成希望自己的部将做到的事情。太祖说完,当时在场的副将们都很害怕——“潘美等皆失色”“(李)汉琼等皆股栗畏慑”。他们为什么要害怕呢?仅仅是史家的修辞,还是说他们已经有了一些自己的算盘?我们不知道。按理说,曹彬有恃无恐,可以约束自己的部队了。但事实不是这样的:

城垂克,彬忽称疾不视事,诸将皆来问疾。彬曰:「余之疾非药石 所能愈,惟须诸公诚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杀一人,则自愈矣。」诸将许诺,共焚香为誓。

曹彬玩了一个心眼。他说自己病了。对于眼巴巴地盼着入城的诸将来说,这就是在说:这城我不打了。“什么?不打了?那我们的好处呢?” 武人们会说。就在这时候,曹彬要求这些人与他“焚香为誓”,答应他入城以后绝不乱来。武人们同意了。曹彬知道,一旦杀红了眼,太祖的尚方宝剑都挡不住这些将规范抛诸脑后的武人。需要与他们有别一种约束,一种更加切近也更容易体会到的约束:我们在神像前,再做一次约定——彼时的许多武人,信佛。

现在,我们回到题主的问题,这问题很好。其实我们可以这样问:众人是如何被组织、约束起来的?

似乎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权威的建立——它可以以很多方式建立起来,我们按下不表;一种则是集体的欲望、甚至无意识的欲望。黄巢、李自成,乃至洪秀全的军队属于后一种,黄巢李自成洪秀全只是这种欲望裹挟下的符号化的领袖。在这些欲望与冲动面前,他们就只是微不足道的个人。因之,只有当他们的部曲不断的杀人的时候,他们身边才会聚集起更多的部曲,才会有人,表面上忠于他们。

更进一步说,诸如某某阶级的局限性、某某人目光短浅之类的说法,其实毫无意义。“得民心者得天下”,也是一种说辞。得天下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们爱百姓,而是他们能用权威将暴力组织起来,指向自己所指的地方而不是任由其泛滥。换而言之,如何在乌合之众中建立个人的威权,这是一个更好的问题。

我想起我朝太祖。我的祖父和我说,他随军攻入济南的时候,满街都是尸体。解放军就住在街上,在尸体间吃饭睡觉,一天又一天。尸体来不及清走,每天散发着恶臭,他他们依然在这里驻扎。没有一个人搬到民房里去住,即使那民房已经空了。间或还有金条、首饰,没有人在意,也没有人有心去清点——直到他负责的团队,开始统计城里剩余的物资,大家才开始上缴。

我小的时候觉得,这真是仁义之师啊,我为之深深的触动——现在依然如此。但现在,我还意识到了一点:这支军队中已然建立的权威实在太可怕了,它可以压制住人群中最原始最可怕的欲望与冲动,这样的权威也用来做许多其他的事情。

我朝太祖啊,他的国史,真是读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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