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赵襄子打败智瑶后,为何没有想办法独吞晋国,是人性的问题还是客观条件的不允许?

回答
赵襄子在灭掉智瑶,消灭了智氏这一劲敌后,确实面临着一个关键的选择:是试图独吞晋国,还是与其他卿族共同瓜分晋国的势力。他最终选择了后者,与韩、魏两家共同瓜分了晋国,并最终导致了三家分晋的结局。这背后,并非简单的“人性”或“客观条件不允许”可以一言蔽之,而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

首先,让我们审视一下“独吞晋国”的难度和风险:

强大的政治和军事惯性: 晋国虽然内斗频繁,但其作为周朝最早的封国之一,拥有悠久的政治传统和庞大的国家机器。即使智氏被灭,晋国依然是一个拥有军队、官僚体系、以及各地士族支持的庞大实体。赵襄子即使战胜了智瑶,也并非拥有了整个晋国。晋国的政治结构是封建式的,权力分散在多个卿族手中。赵襄子此时的实力,虽然强于其他任何单一卿族,但要一下子将所有这些分散的权力都集中到自己手中,难度极大。这就像一个巨人倒下了,但其身体的各个部分仍然有自己的生命力,需要一点点地去整合,而不是立即就能被另一个人完全掌握。

其他卿族的联合反制: 当智氏被灭,实力格局发生巨变时,韩、魏两家不可能坐视赵氏一家独大。他们的生存和发展,就建立在与其他卿族力量相对平衡的基础上。如果赵襄子试图吞并晋国,韩、魏必然会联合起来反对,甚至联合其他的杂姓卿族一起对抗赵氏。这会立刻将赵襄子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要知道,赵襄子能消灭智瑶,很大程度上也是依靠了韩、魏的联合。如果他背弃了这个联盟,很快就会尝到被反噬的滋味。

“合法性”的真空: 晋国公室虽然已经衰微,但名义上依然是天子所封的诸侯。赵襄子即使有能力消灭智氏,也需要一个“合法性”的理由来整合晋国的权力。直接吞并,将意味着他要取代晋侯的地位,这在当时的礼法和政治观念下是极其危险的信号,容易被天下诸侯视为“篡不忠”,招致周天子的谴责和讨伐,更不用说来自其他晋国卿族的攻击。

赵氏自身的局限性: 赵氏虽然强大,但也并非无懈可击。长期的内斗消耗了赵氏不少元气,其内部也可能存在着不稳的因素。赵襄子能否有足够的力量和资源,同时消化掉智氏的旧部和势力,并压制住其他卿族的反弹,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强行吞并,可能会导致内部崩塌,或者引发更长期的内乱,最终得不偿失。

那么,赵襄子为何选择了与韩、魏分晋呢?这更是一种基于现实利益和风险评估的战略选择:

“利益均沾”的政治智慧: 灭掉智氏后,晋国力量的天平发生了显著变化。赵襄子与韩、魏联手,才得以消灭智氏。在瓜分智氏的土地和权力时,采取“利益均沾”的原则,将智氏的封地和资源分给韩、魏,既能巩固与他们的盟友关系,也能让他们满意,从而避免他们转而与赵氏为敌。这是一种现实的政治策略,用眼前的“让利”换取长期的稳定和安全。

为未来的扩张奠定基础: 三家分晋,虽然表面上是国家的分裂,但从赵氏自身的角度看,却是一种战略性的“化整为零”。原本晋国是一个庞大且复杂的整体,赵氏要整合整个晋国,难度巨大且风险极高。而分而治之,将晋国分解为三个相对较小的、但各自独立的国家后,赵氏可以集中力量经营好自己的赵国。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赵国可以逐步发展壮大,积累实力,为将来与其他两国争夺霸权、最终统一(如果这是他们的目标的话)打下坚实的基础。与其冒着被围攻的风险去吞下整个晋国,不如先稳固自己,再图他日。

避免过度的外部压力: 如果赵襄子执意独吞晋国,必然会引起其他诸侯国,尤其是周边的强国(如齐、楚)的警觉和担忧。他们可能会联合起来,趁晋国混乱之际干涉,甚至出兵讨伐。分晋之后,晋国的实力被分散,成为三个中等国家,对其他大国的威胁性大大降低,反而为赵国自身的发展创造了更宽松的外部环境。

人性并非绝对的贪婪或无私: 从“人性”的角度来说,赵襄子或许有扩张领土、追求权力的欲望。但同时,他也要面对现实的约束和后果。没有人性能完全脱离客观条件而存在。一个理智的政治家,会在欲望和风险之间做出权衡。赵襄子并非昏君,他能够准确地评估自己的实力和局势,做出最符合赵氏长远利益的选择。与其说他“不想”独吞,不如说他“不能”或“不适合”在当时独吞。他的选择,体现的是一种在复杂政治博弈中的生存智慧和战略眼光,而非简单的“人性的缺失”。

总而言之,赵襄子之所以没有独吞晋国,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客观上,晋国庞大的政治结构、其他卿族的联合反制、以及“合法性”的真空,使得他难以在短期内完成对整个晋国的有效控制和整合。而赵氏自身的实力和内部情况,也未必能够支撑起如此庞大的野心。

主观上,赵襄子作为一位政治家,展现出了其战略眼光和现实主义。他选择与韩、魏共同瓜分晋国,是一种“利益均沾”的政治智慧,能够巩固盟友关系,避免敌对。同时,这也是一种“化整为零”的战略布局,为赵氏日后独立发展、积累实力、最终在争霸的道路上占据优势奠定了基础。这并非人性的“弱点”,而是对复杂政治局势的清晰判断和最优解的选择。他用一种“风险控制”的方式,实现了赵氏利益的最大化,为后来三家分晋,并最终由韩、赵、魏三国继续春秋时期的争霸拉开了序幕。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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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文一篇,总的意思是说,晋阳之战是被韩魏两家操控在手里的,他们要的就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结果。智、赵两家斗得越狠他们越开心,最后看见谁撑不住了就帮一把,赢了的那家留下半条命就行,想要灭其他两家,那是没有可能的。

以下原文:

古人在叙述晋阳之战的故事时,大都将叙述重点倾注到了战争的两个主角身上,对韩、魏两个家族却着墨不多。这就给人造成一个印象,似乎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只是无足轻重的花絮和陪衬,他们在这场战争中所持有的态度,自然也鲜有人关心了。甚至有的时候——与智瑶前后矛盾的人设一样——史料对于他们的描写,还充满了让人费解的矛盾。

比如在智瑶前去索邑时,韩、魏两家的智囊段规、任章早就提出了“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变”“释以天下图知氏”的既定方略,表明他们从一开始就已经将智瑶视为敌人。

可当晋阳之战开始以后,他们的做法便和智瑶一样,突然间智商全部掉线。眼看着晋阳城已经无力支撑,他们却从来都没有想过要背叛智瑶,非要等到智瑶说出不靠谱的话,等张孟谈上门来言说利害,才下定决心转投赵氏。他们的这些举动,如果不是著史之人有意为之的话,那我们也就只能说他们是真的蠢了。

与风头正劲的老牌世家比起来,韩、魏两个家族虽出道晚、资历浅、资本积累也不够丰厚,但作为经历了上百年流血冲突存活下来的强卿家族,作为对这场战争胜负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两方势力,他们不可能就像小白一样完全没有自己的立场,其所持有的态度也显然不应该被轻易地忽略。

因此要想搞明白他们为什么会在关键时刻叛智投赵,就必须弄明白一个问题:在这场至关重要的世纪大战中,他们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站在我们今天的视角回看历史,晋国被三分似乎是一件顺利成章的事情,我们可以有无数的理由去为历史发展的合理性做出解释。然而正如身处当今世界的我们总会对未来感到迷茫一样,身处历史现场的人们也未必能够看得清楚他们所处时代的发展脉络。

公元前544年,也即晋平公在位的第十四年,有吴国公子季札(又称延陵季子)周游上国,分别到访了鲁、齐、郑、卫、晋等国。在晋国时,他对诸卿家族进行了一轮友好访谈,其间与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相谈甚欢,因而留下谶语,说“晋国其萃于三族乎!”

对于季札的预言,人们大多都持怀疑态度,认为这些都是根据战国时的现实政治局面做出的修正。相对来说,银雀山竹简《吴问》中孙武所做出的预言,似乎更能反映当时国际社会的普遍认识。

根据简文记载,阖闾对晋国的政治走向很感兴趣,他向孙武询问:“晋国的六卿谁会最先走向灭亡,谁又能活到最后呢?”

孙武给出的答案很明确:“范氏、中行氏最先灭亡,智氏为次,韩、魏再次,而赵氏则会笑到最后,成为晋国的主人。”

孙武主要依据的是当时六卿各异的经济制度:范氏中行氏采取传统的小亩制,以一百六十步为一亩;智氏稍作改良,以一百八十步为一亩;韩、魏改革的步子更大一些,以二百步为一亩;而赵氏则最为大胆,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

在税率相同的情况下,亩制越小,财富便越容易集中到主家手中,从而造成国富民贫的局面。与此同时,公家越是富有,花钱的时候就越是管不住手脚,难免就会多养门客、“冀功数战”,令百姓更加疲敝。由此而论,亩制最大的赵氏,若是能够一直执行当前的制度,自然会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这个逻辑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姑且不论,需要注意的是,在孙武的预言中,他从来都没有季札所谓“萃于三族”的概念,而是认为“赵毋失其故法,晋国归焉。”

同样的判断在晋国诸卿的对话中也能找到踪迹。

比如东阳内战爆发时,梁婴父在劝谏智跞时曾说过这么一句话:“不杀安于,使终为政于赵氏,赵氏必得晋国。”

又如晋阳之战中,张孟谈密见韩、魏主君时也说:“臣闻唇亡则齿寒,今知伯帅二国之君伐赵,赵将亡矣,亡则二君为之次矣。”

也就是说,无论是身处局中的晋国卿士,还是隔岸观火的国际政治观察家,几乎所有人都在以齐国田氏独大为样板预测晋国政局的演变逻辑,笃定最终的结果必然是走向一家独大的局面,这对于韩、魏两家来说无异于是一个冗长而残酷的噩梦。

在当时四卿共存、两强相争的格局下,无论以何种口径来判断,这个最后的胜利者都只能是在智氏和赵氏之中二选一,以韩、魏两家微薄的实力,想要成为最后赢家的几率实在太过于渺茫。而在战争结束后,无论是哪一方取得胜利,他们也都难逃“二君为之次”的命运,这种前景实在是太令人悲观了。这个时候,假如你是韩、魏的主君,而你也对这种判断深信不疑,你会怎么做呢?

从务实的角度来看,他们最先想到的应该是鸵鸟战术,也即尽可能地让两个强家保持均势,维持割据共存的总体态势。只不过“树欲静而风不止”,处于风口浪尖的智、赵两家内心恐怕比他们还要焦虑,尤其是在智瑶的强力推动下,战争的爆发已经是迟早的事了。

在已知战争不可避免的情况下,韩、魏两家也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隔岸观火谋求自保。然而可惜的是,智瑶连这样的机会也不给他们,因为他深知,韩、魏两家尽管弱小,可智氏也没有强大到可以忽略他们的地步。尤其是当他想到四十年前的那场战乱,赵氏之所以能够在重重围困下迅速翻盘,靠的就是局外势力的干预,便更是不能任由两家置身事外。要想避免重蹈范氏、中行氏的覆辙,在开战之前就必须要将韩、魏这两股势力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韩、魏两家原本就对智氏心存顾虑,智氏对韩、魏也并非全然放心,这就使得智氏与韩、魏之间的联盟从根本上就缺乏牢靠的基础。在双方各怀鬼胎的情形之下,我们大可以设想一下,当智瑶提出让韩虎、魏驹带兵讨伐赵氏时,双方的心理状态究竟是什么样子。

对于韩、魏来讲,家族主君亲身犯险,对于战场上可能遭遇的种种后果都要有充分的预估。他们不仅要保障君主在战场上的人身安全,更要为整个家族的长续发展准备好应急的预案。

因此,在跟随智瑶前往讨伐赵氏的时候,他们不会倾尽全力,而是会“设守而后行”,将大部分的武装力量留在都城。只要他们在外围保持了足够的军事存在,便会使智瑶投鼠忌器,不敢对他们的主君轻举妄动。

与此同时,他们也不得不将最坏的情形纳入考虑范围。也即万一主君在战场上遭遇不测,太子也要在家臣的拥护下尽快即位,并迅速动员所有力量展开反击,确保其家族基业不会因战场上的异动而出现致命的危机。

对于智瑶来说也是一样,他有充分的理由对韩、魏主君的忠诚感到怀疑。只要两家存在被赵氏策反的可能,那么他们带来的人员在联军中占比越大,将来可能诱发的风险便越不可控。站在智瑶的立场上,他也不希望对方投入太多的兵力——最理想的情况,是让韩虎、魏驹孤身前来,像人质一样留在军中,保证他们不会在后方搞破坏就足够了——这恐怕才是他强拉韩、魏两家参与围城的真实目的。

但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的心态总是会发生变化的。尤其是当他们看到在洪水的冲刷之下,赵氏越来越虚弱疲惫的时候,韩虎和魏驹对未来的担忧便愈发强烈。经过长久的思虑和讨论之后,一个大胆的想法便开始浮现了出来:

既然无法维持现状,那就改变规则。

没错,在人们过去的认知当中,晋国的政治似乎只有沿着四进三、三进二、二进一的路径按部就班地向前推进。可如果我们换一个思路,为这场永不停歇的的晋级赛画一个休止符,未来的道路是不是就更清晰了呢?

这个时候,谁的道德情操更为高尚,谁在道义上更加站得住脚,谁给出的条件最为丰厚……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真正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才能让战争的胜利者真正地放低身段,接受一个他们起初没有想过的方案呢?或者我们可以换一个问法,对于韩、魏两家来说,他们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胜利者?是一个凯歌高奏的全胜者,还是一个满目疮痍的惨胜者呢?

毫无疑问,他们会选择后者。

战争最好的结局是一败一伤,任何一方笑着赢得战争,都不会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

也就是说,作为这场博弈游戏的参与者,先帮助智瑶围困晋阳,随后再等待时机渔翁得利,是韩、魏两家主动选择的结果。当赵无恤看到“城中巢居而处,悬釜而炊,财食将尽,士卒病羸”而感到绝望的时候,也正是韩、魏两家实施计划的最佳时机。这与智瑶是不是贪婪不仁、骄横跋扈,张孟谈有没有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这个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智瑶那些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举动,便更容易理解了。比如他对待韩、魏主君的态度。在智囊一再提醒下,为什么他还是对韩虎、魏驹深信不疑,以至于将谋臣的建议和盘托出呢?

问题的答案实际上很明确:智瑶对两家主君可能存在的反叛情绪心知肚明,这些并不需要智果、郗疵的提醒。但问题是,如果智瑶真的一时冲动杀掉了两家主君,不出意外的话,已经摩拳擦掌备战三年的韩魏大军,定然会在新主的带领下倾巢出动。智瑶哪怕再张狂,也不敢说自己以一敌三就一定能取得胜利。

这也就意味着,在韩、魏两家的积极谋划下,原本作为优势的人质策略,此时反而成为掣肘智瑶的力量,使得他无论如何也不敢到两家的主君大开杀戒。不仅如此,为了缓解对方的紧张情绪,让他们死心塌地地跟着自己围困晋阳,他还向韩、魏两家开出了足够丰厚的条件,并一再表示自己会信守承诺,这也是他故意将智果、郗疵的话透露出来的原因所在。

站在智瑶的立场上,自己的这些表现可以说是诚意满满,对方不可能不买账、不领情。但问题是,个人扮演的角色不同,所处的位置不同,看待问题的方式也会大相径庭。

如果单纯地站在战争的角度,智瑶的部署不可谓不周密。在向赵氏宣战之前,他率先发动了舆论战,以不尊奉公室、不礼让同僚的罪证,将赵氏彻底孤立起来。战争开始后不久,他又放弃了围城作战,选择水灌晋阳的方式,试图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战争的胜利。

作为一名军事统帅,一名家族亦或是国家的治理者,尽可能减少己方在战争中的损耗,减少战争对百姓生产生活造成影响,这些都是负责任的做法,也是明智的选择,并无可指摘之处。

但是,政治博弈显然要比单纯的军事、经济问题更为复杂,也最让人感到难以捉摸。那些让智瑶引以为傲的战术布局,在韩、魏两家看来恰恰是危险的信号。当智瑶站在汾河的大堤上,满心欢喜地欣赏着自己的杰作,并为将来的美好图景展开想象的时候,或许并没有意识到,他在战术上取得的胜利,恰恰也是战略上失势的重要标志。

智瑶因为一时在战场上取得的优势,将自己锁死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之中,如此作茧自缚,恐怕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范围。这个时候,赵无恤那种近乎自残式的示弱,恰恰就获得了韩、魏两家的青睐,成为他赢得战争胜利的终极法宝。这样的结果,恐怕是任谁都难以预料的。

《罗辑思维》有一期节目曾讲过这么一段话:“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总觉得人可以选择战略。但在真实的历史场景中,往往是反过来的,是战略在选择合适的执行人。”

智瑶遇到的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困境。他之所以会在在错误的时间,以错误的方式,发动一场在后来看起来完全错误的战争,是由于他被放置在了一个进退维谷的位置,这与他的智谋是否高明、道德品行是否高尚都没有太大的关联。

晋阳之战爆发之时,范氏、中行氏之乱已经过去了近四十年,一场新的冲突也早已蓄势待发。所谓一山不容二虎,作为晋国政治舞台上两个超级强权,智氏和赵氏之间迟早会有一战,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仅仅智氏有消灭赵氏的冲动,赵氏也同样有清除智氏的强烈意愿,这种日益临近的战争威胁,让所有人都感到焦虑不安。

在这种强烈焦虑情绪的驱使下,智瑶为了毕其功于一役,只能选择在自己权势最为强盛的时候,集合一切有利条件,发动对赵氏的战争。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将赵无恤放在了智瑶的位置上,他未必就能够放弃优势地位,任由这种足以颠覆宗族的威胁持续下去。

然而,无论是谁最先挑起战争,他们的选择都会触发韩、魏两家的自我保护机制,促使他们通过战争的方式重新塑造一个理想的政治模型,以使得这场战争的胜利者更容易接受“三家分晋”的新选项。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赵无恤没有坐在执政的位置上,不必像智瑶那样承担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同时误打误撞地成了韩、魏两家的“天命之选”,这或许也是一种运气吧!

因此,晋阳之战表面上看是两个强者之间的战争,然而细察其根本,整场战争的进度和节奏却是掌握在两个弱者的手中。这场战争与其说这是一场力量的搏杀,倒不如说是智氏、赵氏的独存战略,与韩、魏两家共存战略之间的高维对决。处于强势的两家,谁能够放弃原有战略,主动向共存的战略靠拢,谁就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两个看起来对政局最缺乏影响力的家族,成了决定战争胜负真正的主宰。其结果,不仅改变了整场战争的结果,更对后来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样的战略智慧和操作手法,恐怕才是韩、魏这两个经历了血与火洗礼的政治世家在乱局中所应有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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